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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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很高兴今天能来这里。请允许我用一条刚刚想到的有趣联系来开场。今天到场的台下听众让我回想起了我本人的共产主义少年时光。当年我在斯洛文尼亚的时候，不仅要在工厂里做工，每天还要接受好几个小时的意识形态教育。吃午饭的时候总有人冲着我们高谈阔论，败坏我们的胃口，宣讲的内容无非是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斐然之类。现在我觉得我又回到了当年，只不过高谈阔论的人变成了我。因此为了答谢刚才主持人对我的捧场介绍，我要说请各位自便，不要因为我在台上说话就吓得你们不敢在台下玩电脑。这样我感觉也能好一些。

我之前想过今天来这里干什么。当然我不打算把我这本书的梗概复述一遍，因为那也太傲慢了。我知道某些人真有这么不要脸。某些诗人真敢将自己的作品当成经典。他们掀开自己的书，挑出一段来读，然后说：“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作者想要表达什么。”不，解读我这本书的最恰当辩证方式就是与书中主题反向而行，不要关注暴力，而是要关注暴力会与什么事物产生反应。这些事物通常都是日常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都是日常的意识形态。听我这么说，你们的第一反应或许是“我们不是已经超越意识形态了吗？依然相信伟大事业之类说辞的老派马克思主义者难道不是在1990年就已经灭绝了吗？”不，我希望说服大家相信，意识形态绝不仅仅只是一套强加于某个社会的宏大世界观，而且还是一片由无数伦理、政治与社会偏见交织而成的复杂网络。就算我们觉察不到它们的存在，它们也依然决定着我们的行为方式以及构建着我们的生活。

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呢？接下来这个故事你们或许都知道，但我实在忍不住再复述一遍，因为这个故事太应景了。你们还记得吗？五年多以前海湾战争爆发的时候，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接受过一场很不顺利的采访。他想要解释萨达姆为什么是个危险人物，于是说出了一段著名的排比句，传达了一整套知识理论。他主张这世上存在已知的已知，也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例如我们知道萨达姆是伊拉克的一把手；其次还有已知的未知，也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并不知道的东西，例如我知道大楼门前停着不少汽车，但我不知道究竟停了多少辆，而且我知道自己不知道；再次还有未知的未知，也就是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比方说萨达姆藏匿了多少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属于已知的未知，但是萨达姆可能还掌握着某些更加秘密的武器，我们甚至从一开始就没有意识到这些武器的存在，这就是更加极端的未知。

对于他这套说辞我抱有以下主张：只要你略微会一点结构分析，就能一眼看穿这段话还没说透。这里还缺少了第四种分类。已知的已知，已知的未知，未知的未知，还缺少了一个最有趣的类别，也就是未知的已知，即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知道的事物。这就是作用于无意识的意识形态。无声的偏见决定了我们的行为与反应，而我们置身其中的日常生活又包含了太多的此类偏见，以至于我们根本意识不到我们其实很熟悉这些偏见。我想这正是美国在伊拉克陷入大麻烦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伊拉克藏着什么你们不知道的秘密，而是因为美军与美国政府根本不知道他们早就知道了什么。一整套无意识的政治与军事偏见决定了他们的行为。

我再举一个例子。很抱歉我又要老话重提，希望你们都没听过接下来的段子。这个段子对我的名声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但我依然认为放在这里非常合适。已知的未知的实例之一就是西方文明的马桶结构。这简直是意识形态的最纯粹体现。有人会说你疯了吗？这里哪来的意识形态？我简单说说我的分析。西方有三种基本的马桶造型。首先是法式马桶，污水洞位于后面，所以拉出来的大便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消失在下水道里。其次是德式马桶，污水洞在前面，所以大便会呈现在人们眼前。检查大便简直是德国人的日常仪式。我不开玩笑，如今在德国依然有50%的马桶是这个结构。每天早晨德国人都要检查一下自己的大便是否有异样。艾瑞卡.琼在《飞行的恐惧》一书中评论道：“能造出这种马桶的国家难怪也能修建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后还有英美式或者说盎格鲁－撒克逊式马桶，马桶池里盛满了水，大便可以飘浮在里面。

这个现象历来令我非常着迷，我问过上述各国的建筑师朋友：“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全都试图从实用主义角度来回答我。例如德国人就说：“检查自己的大便不是天经地义的事么？”法国人说：“大便这么臭，当然要赶紧处理掉。”英美两国的人则说：“用水淹没大便自然就没异味了。”但是显然这个问题并不能在实用主义层面得到彻底解决。于是我又问了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关于这个法-德-盎萨文明三角，我们早就知道什么？二百年前，也就是黑格尔与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许多哲学家都接受了所谓的欧洲文明三角理念，并且认为这三个国家是欧洲基本结构的脊梁。每个国家都代表了一条政治原则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氛围。德国在政治上偏保守，社会氛围推崇文化，是一个充满了诗人与思想家的国度。法国在政治上主张革命，社会氛围高度政治化。盎萨圈子更偏向自由中间派，主张实用主义，社会氛围看重经济发展。然后我就想明白了，这就是关键。法国主张革命，所以要立刻消灭大便；盎萨重实际，让大便先漂一会儿以观后效；德国人喜欢形而上学，非得把大便看个仔细。我向各位建筑师们表达了我的想法，他们一致同意尽管听上去很扯淡，但这是唯一一项能够彻底解释马桶结构这一低俗话题的理论。

我的观点大家现在应该很清楚了，我不仅只想讲一个低俗笑话而已。即便是最基本最低俗的事物，在分析这一事物的结构时也能联系上——我不打算使用世界观这个词——对待文明的基本态度。马桶绝不是一个仅仅具有实用性的物体。这一类意识形态才是我最大的兴趣所在，因为这一套文化偏见塑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你甚至都不必完全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尤其是在如今这个各种有趣现象层出不穷的所谓“犬儒主义时代”。我们今天应当怎样应对意识形态呢？我想大家都听过量子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的一则轶事。有一次玻尔的朋友来到他在丹麦的乡间别墅拜访他。这位同样是科学家的朋友看见玻尔家门口的门框上挂着一块马蹄铁。我不知道美国这边是什么习俗，但是在欧洲，门口高挂马蹄铁是驱逐恶灵的迷信做法。这位朋友惊讶地询问玻尔：“你疯了吗？你挂这玩意干什么？你不是科学家吗？你还信这个？”玻尔答道：“我当然没疯，我当然是科学家，我当然不信这玩意。”朋友又问道：“既然不信那你挂什么？”玻尔给出了一条绝妙的回答：“我当然不信，但是有人告诉我不管我信不信这玩意都管用。”（笑声）

这就是意识形态在现今世界的功能。我们都是什么都不信的犬儒主义者，但是我们依然要依赖意识形态，就算你并不信。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生活在一个犬儒的时代。犬儒二字在这里指的倒不是通常意义上坏人操纵他人的意思，而是有着更加精细的含义。我们一方面施行信仰，另一方面又不像过去那样相信这些信仰。今天的情况尤其如此。意识形态的传统形象如下：你在公开场合主张一套明确的信仰，并且在私下里表示：“其实我也不信这一套，我没那么疯。”今天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私密与公开已经掉了个个。

今天的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呢？莫非只是某种模糊的灵修享乐主义吗？今天我们已经不再主张自我牺牲了。今天的意识形态似乎是某种大杂烩，内容包括忠于自我与实现潜能之类的套话。但是我主张我们实际相信的东西要比我们宣称自己相信的东西要多得多，我们也远比看上起更加顺从。这其中存在着巨大的张力，一方面是明确的信仰或者说信仰缺失，另一方面则是——借用伟大的美国哲学家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说法——由未知的已知组成的错综复杂的陷网。我希望今天时间够用，因为最后我想谈一下莎拉.佩林现象。不过这一现象轻易无法得到理解，如果事先不讲清楚——当然不是马桶，马桶可以先放一放了。

请允许我向前走一小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另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我曾经就这个现象写过文章，而且这一现象也指向与刚才的讨论相同的方向。我的朋友、奥地利哲学家罗伯特.普法勒提出了一个精彩的概念，叫做互消性。一般来说，我们喜欢操纵他人，让他人代替我们主动做事。普法勒则发现了一个远远更加神秘的相反现象，并且将其称作互消性，具体来说就是我们还会将自己的被动反应也强加到他者身上。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也是美国文化对全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电视情景喜剧里的罐头笑声。让你在音轨当中听到笑声的用意并不像某些巴浦洛夫流派的心理学家们所设想的那样是为了刺激你自动笑出来，而是为了让电视机替你笑出来，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藏传佛教发明了转经筒，筒上写好经文，然后用手拿着转，或者干脆让风吹着转，然后你就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撸管也无所谓，因为从客观层面来说你已经祈祷过了。某个晚上你精疲力尽的回到家里，打开电视，放一段搭配罐头笑声的愚蠢喜剧。你本人甚至都不用笑出来，但是到了剧目结尾你依然感到神清气爽，就好像自己已经畅快笑过了一样。真正的谜团在于这一现象的机制究竟是什么。

我的主张是这一现象的机制与信仰是一致的。我们并不相信，而是需要别人替我们相信。各种仪式的原理都是这样的。以圣诞老人为例，父母们当然会说“我们又不疯，我们只是假装相信圣诞老人而已，为的是不让孩子们失望。”可是我敢打包票，你要是问问孩子们的话，他们也会说“我们又不疯，我们只是假装相信圣诞老人而已，为的是不让父母们失望，还为了能拿到礼物。”没有人必须相信不可，只有在每一个实际存在的个人都假设其他人相信的前提下信仰才能生效。曾任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曾被问及“你是否相信上帝？”她当然不信。讽刺的是，以色列一提到约旦河西岸地区就说“这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土地”，与此同时以色列又是全世界无神论者占比最高的国家。根据我读到的统计数据，60%到70%的以色列犹太人都不信神。梅厄的回答是：“我相信犹太人民，而犹太人民相信上帝。”但是关键在于并没有哪个犹太人个体必须相信上帝不可，只不过每个犹太人都必须唤起这个幽灵。

因此最可怕的事情并不是你意识到自己不信，而是你发现别人——或者说你的信仰的守护者们——不信。若是你们对文学略有所知，应该还记得电影《纯真年代》的结尾——以下我姑且用演员的名字来表述——丹尼尔.戴.刘易斯的儿子告诉他，他的亡妻薇诺娜.瑞德早就知道他与米歇尔.菲佛出轨，但是假装不知道。一旦他知道这一点之后，他与米歇尔.菲佛的恋情就崩溃了。我认为相信别人也像自己一样相信是比自己直接相信更加根本的人性需求，我们需要相信其他人的纯真得到了保护。

那么这些偏见如何生效呢？有时要比看上去复杂得多。两三个月之前我在哈佛大学作报告。报告结束后校方请我们吃饭。像这样的工作餐是学术会议最烦人的部分。我们一桌子坐了十个人，负责协调的年长教授起身说道：“既然我们全都彼此不认识，请每一位都自我介绍一下，说明自己的名字、职务、著作、研究领域以及性取向。”最后这一条把我吓了一跳。我这位敏感的欧洲人当场差点跟他翻脸。但是我不想一味抨击美国人，因为这只是美国与欧洲的裁量标准有所不同而已。我想起了去年夏天一位美国朋友来欧洲看我的情况。当时我带他去了斯洛文尼亚的海滩。即便在共产党执政时期，斯洛文尼亚的文化风气与性文化也非常自由化。因此就像过去二十年的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斯洛文尼亚海滩上的大部分女性都没有穿胸罩。所有人都觉得这一景象天经地义熟视无睹。在美国，我被告知这一做法不算特别正常，甚至会遭到逮捕。我这位朋友也是个左派自由主义者，但是却被海滩上的景象吓成了自闭，简直就像遭受了性骚扰一样，事后精神恍惚了很久。我不认为裁量意味着压迫，对待此类裁量标准差异的最佳方式或许能通过你们美国的作家戈尔.维达尔的一则轶事来体现。维达尔是个双性恋，因此有一次接受电视采访时有人问他：“你的第一次性体验对象是男性还是女性呢？”他答道：“我当时太客气了，没好意思问人家。”（笑声）我认为这才是最恰当的态度。

我再多说一点我这人为什么招人恨，不仅右派恨我，左派圈子当中也有不少人恨我。在全球化将各种文化混杂在一起的今天，我觉得我们必须抛弃自由派看待多元文化杂糅的观点：“我们必须相互理解。”首先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彻底相互理解，因为我主张我们甚至无法彻底理解自己。我们并不是完全孤立并且彻底认识自己的实体。自由派总喜欢投身于这项永无止境的任务：“他们的文化当中还有我不能充分理解的因素。”我的想法恰好相反。我不打算理解所有其他愚蠢的文化，我一个人犯蠢就足够了。我们需要一套裁量标准来告诉我们，如何礼貌且真诚地相互忽视。假设我住在一座多种族混居的大楼里，我并不打算理解所有人。我只希望其他人能以非种族主义的方式和善对待我，我也愿意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人。我认为这种恰当的距离感非常重要。

更进一步说，我认为就算我们当真这么做了，也不会错过任何真正深刻的东西。“我当真理解你吗？”从心理分析角度来说，应对这个问题的最佳反问是“你当真理解你自己吗？”我认为另一套多元文化后现代迷思就是“我们都是自己讲给自己听的故事”。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宣讲了伟大的自由派格言：“最基本的自由就是讲述你自己的故事的自由。”这种态度的最佳表达是另一条广为人知且貌似深刻的格言。我很讨厌这条格言，我认为它是错的。这句主张宽容的格言是：“敌人只是一个具有我们暂且没有听到的故事的人。”听上去好深刻啊。假如你对我而言只是个外国人，那么我就会将你视作无法沟通的敌人。然后我听到了各种关于你的梦想与恐惧的无聊细节，尽管我对此并不关心，却还是会突然意识到：“啊，你和我一样也是人啊！”这也太无聊了，就像蝙蝠侠电影一样是最纯粹的意识形态体现。你们注意到了吗？最近的超级英雄电影——例如蝙蝠侠、超人与蜘蛛侠之类——一直在强调这些角色已经不再是扁平的卡通英雄了。我们看到了超级英雄的焦虑与恐惧，就好像这样一来电影就变得更加深刻了一样。不，这依然是最纯粹的意识形态。

为什么这么说？在我们欧洲那边——当然我们的政治正确问题比美国更严重——有一种名叫真人图书馆的做法，例如在冰岛与英国都有这种做法。地方当局会花钱聘请性取向、宗教与种族等方面的少数派去多数派的家庭里做客，与他们共度夜晚，讲述自己的生活。这种做法的指导思想正在于此：只要你了解了某人的内在生活，这个人就再也不能成为你的敌人了。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说法的确成立，我也完全支持，但是不能超过限度。限度是什么？假如我们用具体的名字来替换泛化的“某人”，这话还能说吗？“哦，希特勒之所以是我们的敌人，仅仅因为我们还没准备好去倾听他的故事。”不，希特勒与其他许多人的确是敌人。希特勒的确讲述过他自己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是谎言。有趣且悲剧的是，我们很难接受心理分析的洞见。我曾讽刺地将这一洞见称作X档案式洞见：真相在外界。真相不在你讲给自己的故事里。你讲给自己的故事基本上是个谎言，作用是帮助你应对糟糕的生活。我们可以看看全世界最糟糕的几个国家——当然“最糟糕”三个字用起来或许不太公道，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犯下重大罪行且理直气壮的国家——看看它们用怎样的故事为自己辩护。

这又是一个非常激进的结论。请允许我为大家呈现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来自欧洲，另一个来自远东。《美丽新世界》的作者阿道司.赫胥黎写过一本名叫《灰衣主教》的书，书中主角名叫皮埃尔.约瑟夫，此人是枢机主教黎塞留的心腹。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他相当于黎塞留的国务卿兼外交部长。此人在政坛的所作所为简直是头怪物。为了拯救法国，他毁了整个欧洲。三十年战争明明爆发在新教与天主教势力之间，他却让天主教法国与新教瑞典结盟对抗天主教哈布斯堡奥地利，从而提前扼杀了德国统一的可能性。此人冷血无情，酷刑折磨，下毒暗杀，无所不为。如果我们非得提问“谁要为希特勒的崛起负根本责任”这么愚蠢的问题，那么此人大概是最佳答案，因为纳粹崛起的根本因素在于德国统一的延迟。总而言之这是个坏人。令赫胥黎大感兴趣的是，每天晚上完成了当天的肮脏政治活动之后，这位皮埃尔.约瑟夫还会撰写极其优美的神秘主义沉思散文。他与教会当中的多名女性信众保持着长期书信往来，相互交换修行心得感悟。谜团在于，约瑟夫的文章无论怎么看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你无法对其嗤之以鼻。这一点令赫胥黎大惑不解。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既是冷酷的阴谋家又具有真诚深刻的精神体验呢？赫胥黎的答案是责备基督教，认为基督教对于十字架之路的痴迷为此类政治操纵行径打开了门户。

于是赫胥黎将目光投向了东方。那边的情况会不会好一点呢？关于这个话题我本人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布莱恩.维多利亚的《战争当中的禅宗》（Zen at War）——作者本人也是一位佛教僧侣——书中研究了日本禅宗佛教团体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军事扩张与侵华战争期间的表现。作者的研究结果令人心寒：除了少数三五家门派之外，日本佛教界不仅完全支持日本对外侵略，甚至还为其提供了理论辩护。真正吓人的是，书中收录了一位禅宗理论大家的文章。在座的年轻人可能没听过铃木大拙这个名字，但是此人当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嬉皮士时代一度非常出名。那时候他出名靠的是介绍佛教传统，但是在三十年代他的文章内容却略有不同。他将日本侵华称作“爱的工作”，并且声称中国人应当懂得杀戮是爱之精神的火花。此外铃木大拙还更进一步主张日本士兵应当进行自我心理训练，从而能够毫无心理负担地杀人。他笔下生花地描写了如何借助破除我执的佛教理论来实现这一点。如果不能破除我执，依然将自己视为能动的实体，那么杀人肯定会带来心理创伤。因为是“我”将刀剑插进了别人的身体里。但是经过佛教开悟之后，杀人者的视角就会发生转变。你变成了观察者，看着自己的刀剑在空气当中划过，然后你的敌人不知怎的就被你砍倒了。杀人过程遭到了非人性化。铃木大拙甚至主张对于没有时间冥想的一般人来说，接受军训是破除我执实现开悟的最简单方式。一旦你能做到军官下令“开枪”就不假思索地开枪，那么你就破除了我执。

为了避免误解，我要明确表达我的结论。我绝对不打算主张全套日本佛教都是军国主义的伪装。真正困难的事情在于接受以下事实：就像皮埃尔.约瑟夫一样，铃木大拙的冥想沉思也是绝对发自肺腑的真材实料。但是这一点并不足以阻止他为军国主义张目。由此可见，真理并不存在于内在生活与我们告诉自己的神秘故事当中。我甚至忍不住想发表一条更激进的心理分析主张：我们的内在生活，我们讲给自己听的故事，我们未来应对日常生活而构建的叙事，其实就是最低层面的意识形态，是某种类似保护罩的存在。

请允许我再进一步。所有这些没有明文规定的裁量规则究竟如何运作？这里的情况就有些令人意外了。考虑一下审查机制吧。我们来看看硬核色情片这个门类。假设你不幸地看过硬核色情片，尤其是完整的全时长影片，那你或许会认为这些影片没有遭到审查，因为该看的不该看的人家都让你看了。但是对于一部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长度的影片来说，仅仅包含性爱场面是不够的，还必须包括最基本限度的剧情，从而为性爱场景提供叙事正当性。那么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剧情总是多么愚蠢可笑呢？我年轻时看过一部片，剧情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脸红：家庭主妇一个人在家呆着，修下水道的工人上门服务，堵住了厨房里的漏洞，然后家庭主妇就说：“可是我还有一个洞要堵……”我主张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剧情，不是因为拍片的人们愚蠢。事实上此类剧情的功能恰恰正是审查。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你想看个精光，代价就是让人家破坏掉你的情感投入，无法享受吸引人的故事。法国女导演凯瑟琳.布雷亚曾经拍过一部《罗曼史》，试图做到两全其美，一方面具有严肃动人的剧情，一方面又具有毫不掩饰的性爱场景。但是这部影片始终未能打入主流市场。

有些批评家这样反驳我：“你是不是疯了？你也太落伍了，水管工套路四十年前就过时了。”于是我问道：“那么如今最时兴什么？”却原来如今最时兴的拍片套路甚至更加糟糕，叫做纯主观性爱（Gonzo sex），简直就像软广告新闻一样恶劣。这种片子里的摄像机也会参与到动作当中，这一来他们甚至都懒得假装自己还是个故事了。摄像师会直接给演员下令做出怎样的动作。女演员还会一边冲着镜头微笑一边询问摄像师自己干得怎么样。我觉得这简直是审查的极致体现。他们甚至就连最少量的叙事都害怕。在这个层面，裁量规则就全都暴露出来了。

意识形态最令我着迷的一点在于，明确说明的内容与心照不宣的内容之间永远存在着紧张的相互拉扯。你理应知道这种张力的存在，但是却不能公开说明。这是一切习俗的奥妙所在，也是社会上人与人共存的关键。而意识形态则根植其中。无论你想打入怎样的社交圈子，都要了解规则。大到国家，小到公司乃至班级，无不如此。但是仅仅了解规则还不够，你还要了解元规则，也就是如何应对这些规则的规则。换言之，有些规则禁止你做某事，但是假如你当真遵循这些规则，那你就是个社交白痴。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偷偷摸摸地把这些事办了。在我的国家——我当然不是说美国在这方面就好到哪里去，不过我们那边更公开一些——共产主义体系明文禁止腐败，换句话说你要想走门路的话必须清楚其中的潜规则，例如想让医生将你的体检时间提前两三个月，需要塞给人家的好处费大约是两三百德国马克。性压抑规则尤其如此——不准乱搞男女关系，不过如果你是男性，那么偷着搞一下也未尝不可。在这里，禁令的功能就是遭到违反。

远远更有趣的另一点在于，有些规则允许甚至勾引你行使某些自由，前提是你自觉放弃这些自由。这种现象比你想象的更加常见。我在日本的时候有朋友告诉我，他们的工作合同一般批给他们每年四十天年假，但是全都用上是很不礼貌的行为，一般每人每年至多只能申请二十天年假。于是我就问他们，为什么合同里不干脆规定年假就是二十天。他们理直气壮地教训我是个白痴，不懂得人情事理。他们是正确的。我给你一项好处，而你回绝掉这项好处，你我之间就建立了基本联系。你对我客气，我欠你人情。许多日常仪式不都是这样的吗？我不知道美国这边怎么样，在我的国家，假设我是有钱人，你是穷人，我请你吃饭，显然该我买单。但是即便在美国，付钱的时候依然免不了客套推让一番。你至少也要略微坚持作一下主动付账的样子，“我来吧，我来吧。”尽管我们两个全都知道你这是在作假，但这是真心实意的作假。

道歉的情况也差不多。我有一位论敌兼私交朱迪斯.巴特勒。有一次我开玩笑开过了火，非常粗鲁地冒犯了她。我想知道她的一位朋友是不是像她一样也是女同，但是我问出来的话却是——现在复述这句话依然令我感到羞耻——“她是不是也和你一样是个败坏堕落的臭婊子？”后来我打电话给她道歉：“朱迪斯，我没想到自己能说出这种话来，我的品味太糟糕了，实在对不起。”她很和善地回答道：“听着斯拉沃热，你没什么需要道歉的地方。”你发现这段对话的吊诡之处了吗？她之所以能说“你没什么需要道歉的地方”，是因为之前我道歉过了。这正是正常的逻辑。我要是坚持不道歉，她肯定会觉得受到了冒犯。反过来说，如果她大大咧咧的表示“很好，我接受你的道歉，下次别这么干了”，那么我也多少会觉得受到了冒犯。我向她提供了道歉，她表示我不必道歉，这正是此类社交规范的运作方式。在这里，某项事物不仅遭到了禁止，而且公开表明这一禁止的行为也遭到了禁止。

我的许多书研究的都是这个问题。比方说斯大林主义就是个非常神秘的现象。一方面斯大林政权无情地杀死了上百万人，另一方面该政权又极其敏感，注重维持外观。假设我们正在1937年的莫斯科中央委员会会议室里，我是斯大林，刚刚做完报告，全体鼓掌。然后你突然站起来说：“斯大林同志，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你说得完全错了。”那么第二天你就要人间蒸发。但是我们再假设另一种情况，假设如此发疯的另有其人，此人坐下之后你又站起来对他说：“你疯了吗？我们可不能跟斯大林同志这么说话！我们决不能攻击他！”那么你少不了要比那个疯子更早一步人间蒸发。不仅批评斯大林是遭到禁止的行为，公开指明批评斯大林遭到禁止更是遭到禁止的行为，因为这一禁止完全依靠所有人的心照不宣才得以生效。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优秀而又天真——我这里使用“天真”二字是褒义——的好莱坞左翼电影，1988年约翰.卡朋特拍摄的《极度空间》，这部影片表达了一个十分天真的妄想症主题。一个普通人得到了一副神奇的太阳镜，带上之后他看到了日常信息背后的意识形态真相。比方说广场海报上写着“来某某地旅游，享受美好蜜月假期”，可是等他戴上眼镜之后再看，海报上的图画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命令：“繁殖、服从、享受，消费，不要思考。”简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梦想，将社会秩序赤裸裸地揭露给人看。不过更有趣的是，今天的公共宣传实际上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天真的实用主义宣传，你之所以会受到引诱去购买某物，是因为该事物的质量与用处。好比说你要买一辆路虎，宣传就会说这是最好最结实的车，车内宽敞，油耗很低，等等。下一层是消费主义宣传，主张要与别人看齐。这一层强调的是拥有一辆路虎意味着怎样的社会地位。你买车不是因为你需要用车，而是为了体现身份。但是我认为这还不算完，今天还存在第三层既不属于实用主义也不属于地位象征的宣传，而是——尤其是对“自我”世代的年轻人们来说——指向了你的潜能。这层宣传主张路虎能让你活出真我，让你得到自由。不幸的是，尽管我非常支持环保议题，但我还是要说所谓有机食物大致逃不脱第三层宣传的范围。明明有色泽鲜红完美无瑕的化肥苹果，你为什么非得去买价钱贵一倍还有虫眼的有机苹果呢？我不认为你真心相信有机苹果能够显著地更有益健康，我也不认为你买有机苹果是为了炫耀。我认为最主要原因是为了自我感觉良好：地球有危险，我作为理性的消费者尽了一份力量，等等。

在这样的条件下，意识形态的插入是隐蔽的。但是往往我们会遇到相反的情况，明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明确的命令，但是戴上神奇眼镜之后看到的却是贿赂。意识形态文本会在字里行间用物欲享受之类的内容拉拢你。比方说纳粹德国，不戴眼镜的话我们看到的信息是为国牺牲，反对堕落乱交与犹太悖德，效忠国家，等等。戴上眼镜之后呢？“做这件事，假装做那件事，完了之后咱们找几个犹太人揍一顿解解闷，再玩点更带劲的……”总之就是各种下流内容。又比如说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南方某个淳朴——淳朴二字当然是讽刺用法——的小镇，官方信息当然是基督教价值与爱国主义之类，可是戴上眼镜之后再看：“请踊跃加入三K党，每周末有强奸黑皮妞与火烧黑鬼等等娱乐活动。”在牺牲与爱国之类的官方信息之下，意识形态总是在试图塞给你些许好处。不过我不打算深入分析这一点如何影响了今天的民族主义，因为我的时间不多了。再进一步，我们在报纸电视上都见过令人恶心的操纵手段，例如在星巴克咖啡馆里贴着海报，画面上有个嘴唇干裂的小孩死盯着你。下面的配字写着“你知不知道一杯卡布奇诺的价钱就能救这孩子的命？”戴上眼镜再看呢？“不要进行政治思考，忘记贫困的根源，花一点小钱买一个良心平安。”我主张我们进行慈善捐款不是为了帮助他们，甚至都不仅只是为了自我感觉良好，而是为了保持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最后我简单说两句有关莎拉.佩林的问题。就像孟德斯鸠借助《波斯人信札》来分析法国政局一样，我姑且也可以扮演一个天真的波斯观察家来分析美国政局。我认为就算不动用心理分析手段，共和党传达给选民的信息也是很明确的：变化，变化，变化。当然，跟在奥巴马阵营后面重复人家说过的话很容易，但是共和党所谓的变化究竟是什么呢？在美国的政治语境里，大致意味着减税，削减华盛顿的国内权力，更强硬的外交政策，等等。但是过去二十年共和党不是一直都在这么说吗？变化在哪里呢？但我认为这恰恰正是他们所要传达的信息。用法国人的谚语来说：“小修小补，维护大局不动。”

这种双层特性还有更阴险的体现。看看莎拉.佩林吧，普普通通的小城姑娘，为普通人的怒火代言，对抗华盛顿的腐败。但我认为她实际传达的信息要精细得多：“你们很愤怒，我们也很愤怒。但是我们不能指望让你们这帮人来治理国家。我们在这里玩耍一下，好让专家们在暗室里真正治理国家。”当初小布什竞选的时候，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他的暗室专家卡尔.罗夫。所以我想对约翰.麦凯恩说：“我不管你这人是否真诚，只要告诉我你的卡尔.罗夫是谁就行了。”总之，要想真正理解共和党的信息——民主党或许也差不多，但是我现在不想趟这趟浑水——就绝不能局限于字面。我这里绝没有高阴谋论的意思。不，他们的信息背后全都撑着更加实用主义的深层信息。

就我看来，莎拉.佩林确实带来了某些新气象。此前的高级女性政客全都是——我这里用的不是专业术语，而是含糊的比喻——全都是阳具化的女性。她们试图模仿男性，乃至比男性看上去更加强硬。从英吉拉.甘地到玛格丽特.撒切尔无不如此。而佩林身为女性，一方面能像男性一样咄咄逼人讽刺挖苦，其犀利程度足以阉割掉对手的气势，暴露对方的虚伪无能，另一方面又没有放弃一丝一毫的女性气质。佩林不打算玩“老娘比爷们更爷们”的游戏。不，她以某种神奇的方式将女性气质的三个层次统一在了一起。她的形象是什么？首先是母亲，其次是教师，最后显然还是性幻想对象。她本着讽刺的确定性将这三者高明地化为一体，不是为了在辩论当中有所助益，而是作为周边袭扰的策略来嘲笑社区组织者们。这是女性气质嘲笑男性阳具权威的最佳表现。我觉得民主党还没找到应对这一手段的真正方式。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只是廉价的心理分析，但不幸的是人们的意识的确在这一层面起作用。对于民主党当前的做法，我有些话不好意思公开说：巴拉克.奥巴马面容瘦削，还长着一对大耳朵，这副形象或多或少有点弱气。我认为这一点要归咎于女权主义。如今的民主党太过受制于政治正确的女权主义，以至于根本没想到一名女性居然还可以通过强烈主张自己的女性特质来赢得权力。简直就好像共和党在民主党自己的地盘里打败了他们。根据这个逻辑，有些事情应该左派去做，可是却只有右派才能做好，例如只有尼克松才能实现中美建交。

当然话又说回来，佩林的的形象也是伪装，我丝毫不相信她是真材实料。昨天我听她在采访中讨论俄国问题，显然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说什么。但是这并无所谓。我们不应该低估意识形态的作用。我觉得民主党在这方面或许有点天真，因为他们总是重复如下信条：我们要讨论真正的根源与真正的议题。我的论点并不是我们应当进行廉价的心理分析，挖掘俄狄浦斯情结之类的玩意，而是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来研究信息：信息存在于传播形式当中。你说话的方式可以传达出与你说话的内容不一致的信息，前者可以削弱后者。这就是我看不上所谓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地方，倒不是说他们奉行原教旨，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假货。我本人最“欣赏”的一位是吉米.斯沃加特（Jimmy Swaggart）。我不幸地看过一场他的电视布道，这人传播的正式信息是基督教价值、悔罪、对抗自我主义与享乐主义。但是他的节目风格根本就是他本人的自恋情绪大爆发。他表达信息的方式削弱了他的信息，但是却未必会削弱你们的理解，或许反而会增强。我说太多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