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新冠疫情与中国右派的暴起和陨落 -- 关原食神

新冠疫情与中国右派的暴起和陨落

作者：红色多瑙河

转载自世界军事论坛 （https://www.wforum.com/wmf/bbsviewer.php?trd_id=461484）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是中国人用来形容暴起骤亡之物的俗语。在新冠疫情爆发、散播和控制的过程中，中国的右派（自由派）曾一度掌握了国内舆论的主动权。但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社会矛盾的错误判断、对自身力量的过高估计，以及其与广大群众利益的根本性冲突，使他们失去了可以推动对其有利的社会变化的时机。现在中国的右派处在一个进攻没有力量，撤退又不甘心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不久将会揭晓。

一、右派在新冠疫情中舆论工作的基本思路

在新冠病毒爆发之初（一月初），右派对此并不敏感，只有零星的讨论和例行公事的报道。右派的舆论机器是和国家抗疫工作同时动员起来的（一月下旬）。在最初的十天里，由于抗疫工作缺乏经验、地方官员颟顸无能、以及公立医疗机构被私有化大大削弱，武汉出现了医疗资源紧张、群众普遍不满的状况。此时右派的工作重点一方面在于夸大武汉当地的无序状况，制造大量人员死亡的谣言，另一方面在于制造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信息通达、医疗系统无所不能的假象。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利用李文亮医生的悲剧，制造李文亮怀孕妻子病亡以及其所属医院“抢救死人”的谣言。其直接目的是在民众中促成这样一种普遍印象：之所以发达国家没有爆发（也不会爆发）疫情， 是因为他们的制度乃至“文明”比中国优越。换句话说，就是突出西方没病且不会有病，中国有病而且必然有病。

当疫情开始得到稳步控制的时候（二月下旬），民众朴素的民族自豪感也随之调动起来，千万人在线监工火神山医院就是集中表现。此时的右派，看见“崩溃”无望，就把舆论工作的重点转向了中国抗疫手段的严酷性，比如频繁突出强制隔离的非人道特征等。这一时期右派舆论工作的目的是抹杀抗疫工作的胜利，夸大抗议的代价。就是要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以“侵犯人权”为代价进行的抗疫，即使胜利也是得不偿失。方方的“没有胜利，只有结束”就是典型例证。

进入三月中旬以后，中国的疫情逐渐得到控制，而部分发达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等出现了迅速爆发的趋势，右派在前两个阶段舆论工作的现实基础不复存在。在经过了几天的迷茫之后，他们舆论工作的重心就是宣传中国是病毒的发源地，因此要为其他国家的损失负责。其中，宣传向各国捐赠救灾物资“赎罪”，以及配合个别右派政客要挟中国豁免债务就是典型。

简单总结一下，第一阶段其宣传的意识形态底色是西方优越论，第二阶段是强硬手段抗疫得不偿失论，第三阶段是“中国病毒”原罪论。其中，右派在一月底二月初之时（第一阶段）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一度占领了道义制高点。但是随着疫情本身的发展，不仅其宣传所仰赖的事实逐渐消失，其宣传的理论也逐渐向毫无保留地向逆向种族主义靠拢，同时其宣传手段也日益极端化、幼稚化、扭曲化。逐渐丧失了原有的群众同情，并且激起了大量有着朴素正义感的民众的不满。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右派会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呢？这要从中国右派的基本状况说起。

二、当今中国右派及基本结构

今日中国的右派是啸聚在新自由主义和逆向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政治现象，其人员构成包含下述三个部分。

右派的阶级基础是那些主张毫无节制地进行私有化、市场化和去管制的私营资本集团。这些资本集团的所有者和其上层代理人构成了右派的上层。该集团对跨国资本存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依附关系（俗称“买办”），其经济政治行为的直接目的是加速新自由主义“改革”，压低工资、攫取国有资产、获取高利润和更大的政治权力。

右派的意识形态代表是“公知”。他们要么是大学文科系统的右派教授，要么是“资深媒体人”，要么是“文化产业”的专业掮客。他们构成了右派的中层，其基本经济行为是攀附右派上层某些派系，直接充当意识形态打手；或者通过推动某些经济政治变革而牟利。在本次疫情中最“大放异彩”的就是方方。

构成右派底层的是部分小资产阶级。他们当中较为“高端”的部分，即与全球化和跨国企业有密切关联者，希望通过推动经济改革，突破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壁垒，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发达国家，从而实现发达国家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准。其“中端”部分则通过投机社会运动，并时刻准备在有利时期将自己政治威望打包卖给某个资本集团。在经济增长减缓的时期，一部分被甩出正式就业部门、生活水平接近无产阶级的边缘化小资产阶级，由于“阶层跃升”无望也加入了右派小资的队伍。他们构成了目前右派底层中的“低端”部分，也是右派中人数最多，最不稳定，最不能接受右派传统政治理念，逆向种族主义和法西斯倾向最明显的部分。高端和中端右派小资产阶级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微博和知乎，低端右派小资产阶级则主要是混迹于海外论坛（如品葱）和社交媒体上的所谓“恨国党”。

就是这样一个泥沙俱下的草台班子，在疫情造成的混乱中一度掌握了中国的舆论主动权。也同样是因为它们本质上是缺乏政治远见、情绪淹没策略、且根本上敌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草台班子，他们迅速失去了舆论主动权，并且陷入了人人喊打的境地。

三、为什么右派的舆论攻势会失败

具体而言，右派上层梦想中的毫无节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无法缓解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首先，以医疗和教育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会大大增加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造成劳动力质量乃至数量的下降，破坏资本积累的条件。其次，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使国家丧失对投资的直接调控能力，进一步削弱政府面对未来经济危机时的治理能力。第三，金融行业的开放和去管制将中国金融市场直接置于金融投机的危险之中。因此，毫无节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是部分私营资本集团为了局部的和短期的利益，牺牲本阶级全局长远利益的行为，是统治阶级失去了历史使命感和统治信心的集中表现。本次疫情中，右派上层一方面通过其掌控的商业媒体进行舆论鼓噪，另一方面直接动员地产界豪强亲自操刀上阵，无疑反映了右派精英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的特征。

右派中层文人对其自身在民众中的威望做出了严重误判。中国的“公知”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八十年代初考入大学的“河殇”一代文人，另一类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达到巅峰的二十一世纪初出现的网络公知。这两类人共同的特点是一方面极其蔑视中国劳动人民，否定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如《软埋》）；另一方面，在面对西方时极度自卑，仿佛西方世界的每个毛孔都散发着主宰世界的神性（如《民主的细节》）。他们完全无法理解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人民自发对国内外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他们在舆论工作中仍然把认知水平和民族自信已经有明显提升的民众当成是任其摆布的蝼蚁猪狗。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方方把所有质疑她的人都称为是“极左”。表面暴躁的方方内心是极度恐惧和困惑的，她不能理解为什么读者居然敢不被她感动，她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年轻人居然敢反对她。因此她只好搜肠刮肚地掏出了“极左”这个有挑衅性又能带给她些许安全感的词汇。而易中天的“与方方站在一起就和‘人’站在一起”也毫无疑问地宣示，右派文人根本不把绝大多数民众当“人”看，自然绝不会尊重一般人的人权和自由。

底层右派是各种谣言和舆论攻势的生产车间。关于李文亮医生、封城期间的强力政策、以及关于世卫组织的谣言都能看到中国右派分子学习香港排华暴徒和台湾“政战机关”的影子。这些谣言的典型特征，就是编造极端情况（抢救已经去世的李文亮），塑造一个为政绩不择手段的“完美暴政”的形象，通过配图和漫画等勾起民众对中国的一切的强力厌恶。右派的这种反复动员极端情感的宣传方式是典型的法西斯宣传手段。该手段在运用初期，尤其是事实发展对右派有利时确实实现了冲击性的效果。但是，反复动员造成的情感疲劳以及右派预言的不断破产，迅速消耗了舆论攻势的能量，并激起越来越大的反感。以至于新世纪出生的年轻人自发做出了质量远高于右派宣传材料的文艺作品并取得了正面舆论交锋的胜利。但是，多数出身边缘化小资的底层右派舆论工作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事实上与绝大多数群众的生活是隔绝的，在他们的论坛上，他们通过抱团取暖来相互慰藉，这种精神避难所的生活方式，强化了他们的自卑自恨倾向，事实上剥夺了他们做出正确政治判断的能力。面对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开始超越他们的对手，他们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他们中的一部分甚至幻想，只要彻底羞辱亵渎“小粉红”的民族自尊，就可以打败“小粉红”。所以，当他们意得志满地开始宣传中国应当为病毒“赎罪”的时候，他们就宣布了和劳动群众的决裂，完成了彻底的舆论自杀。

四、结论

本质上讲，右派舆论工作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他们既站在了普通中国劳动群众的对立面，又没有能力在政治上彻底压倒劳动群众。这对矛盾是他们解决不了的，前者是由右派的根本利益决定的，他们不想改变；后者是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决定的，他们不能改变。这对矛盾将会继续反复挤压右派的舆论工作、政治行动，最后碾碎右派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