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冠疫情下的世界体系划分 -- 范进中举

二，

写在前面的话

这篇是整理有关初稿加上在本周末和朋友临时碰头后的讨论内容。从初稿我试图从写出历史比较中对比的平衡感，但是中国历代财税我资料积累多，取材也因为新冠带来的时代拐点有了更多感触。因此能写的地方可大可小，可宏观可细。但是到罗马财政这块，不要说挂一漏万，就是能与我能选择的材料与打磨的心得比较中国部分，对抗比较中的平衡基本无从谈起。希望以后的琢磨中能填补这个遗憾。

还是引用一个已经吵翻了朋友的观点来开篇，他的观点是观念史观决定观念，观念决定史观而史观决定你对材料的取舍。因此，任何一部历史书，都是价值观取舍的产物，不存在主观上的中立。

说到经济，实际是一个近现代观念。而在今天通行的古代史观中，近现代的经济范畴中的核心比如成本利润及其相关并不存在古代世界大多数时间。但是，从顾准的希腊罗马史观影响下的中国学人观点，我们说的古希腊罗马尤其是本段落提及的经济范畴下的罗马商品经济范畴，请关注本系列的河友从从到尾都不要忽视，我无论说秦汉或者希罗都是从秦汉现代性与希罗现代性的角度出发来阐述这样的观点。新技术时代下，尤其是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中体现旺盛生命力的当前时代，秦汉时代构建的郡县制与希腊罗马体系延伸出的现代条约国家体系为什么必然终结。

秦汉的现代性，恰好因为一个朋友从事秦汉竹简整理过程中的阐述不久后。福山的新书，也直接导出这个观点。接下来的叙述中，从现代经济观点去构架一部中国秦汉以来财政史梗概个中错漏还请谅解。

承接第一篇的哲学时代视角，中国文明的早熟在我眼里基于维持大一统的郡县机制。从郡县机制延伸出的围绕中央集权体制下的财税变迁。这里先要补充的部分是，承接商鞅变法以降确立的耕战国家治理核心理念。到中国古代扩张第一波扩张周期结束前，所谓财政变迁，无不围绕足兵足食展开。看到这里还请在后面的文字中不断比照前面观念部分中秦汉的现代性与古代史观非现代经济特种的部分来切入。我这里作为财政史观切分的两个拐点，简述如下。中晚唐时期的杨炎两税制与千年之后的雍正财税改革。（梗概写与正文，细节叙述在篇后，因为涉及内容极多，写在正文容易跑题）从大结构叙事中稍微在秦汉之前的财税内容可以延伸的是，春秋战国时代形成了围绕贵族与王族共治前提当下的军事分封等级制度。既，封建采邑制度中经济利益与军事动员能力的挂钩。秦汉的郡县制，终结的是秦朝之前的贵族分封制度下，围绕封建皇权集中的不只是军事动员的能力还有相关支撑军事动员下的财税再分配能力。其实到杨炎两税制改革之前，无论军政财税怎么调整机制，基本围绕着全国户籍制度体现的生产能力来完成再分配。大白话就是，按照人头与挂钩人头的土地产出安排赋税兵役与徭役。而导致裴炎的两税制改革，这里简述为安史之乱后全国人口迁徙下，捆绑户籍的府兵制彻底瓦解。由于大量逃籍人口的存在，两税制改革开始在此后千年走向根据预估郡县安排下的各行政单位配置财税再分配。这里插一个话题并在后面附篇部分将要从细节展开的部分。有明一代，从朱元璋开国到朱棣调整，延续元代开始的对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的打压。尽管在朱瞻基时代，基于缓和帝国内部矛盾的需要把江南各省税收从帝国税收总比例的40%降到25%。即使如此受益于工商业与对外贸易的扩张时期，宣德时代十年间每年财税能保持10%的递增速度，不要说在中国财政历史罕见在古代世界财政历史上也不多见。要知道伊丽莎白时代之后，英国财政百年间增速也不过维持在1%与2之间。这里举明朝的例子，就是在说裴炎两税制的特点。到清代中期，基于此前历史积累的财税经历代博弈早已问题重重。加上，到雍正朝当时围绕中国国防动员的需求雍正改革的核心之一摊丁入亩官绅一体交纳税负就是在两税制基础上加征人头税。这个机制，延续至今直到本届政府重启两税制再分配安排。对应，是信息时代下人口迁徙中原有基于固定户籍的财税安排已经不适应新时期发展的需要。当下又恰逢新冠冲击下加速了世界再分配格局的进程。围绕财税核心的再分配改革， 正在当下。

本篇说的罗马是指在三次布匿战争中胜出后的罗马一直到五贤帝时代的终结这段罗马全盛时代。话说，在三次布匿战争期间对那之后的罗马，开了两个先河，一个设置西西里行省开创了新治理模式。另一个，是打破罗马传统在三次马其顿战争后兼并马其顿把马其顿确立为后面罗马通行的行省治理模式的滥觞。两件事看起来是一件事，建立行省制度。但是两件事微妙区别在于，前者还是罗马此前古老共和国体制的衍生与个，而后者是打破传统习俗开了制度创新的先河。在《罗马帝国主义》一书中是这样记载的，在最初的马其顿征服战争前，由于当时的罗马并没有立法约定以小自耕农为主要兵源的罗马共和国在自身安全需要之外为他国打仗。但是因为历史积累中罗马有同盟受到威胁的战争义务。因此，此前罗马在基于自身安全外作战，只有对应盟友的威胁是合法的开战理由。而为了对马其顿开战，大西庇阿巧妙利用当时罗马词汇中盟友和朋友的模糊边界。在马其顿展开罗马第一次非基于自身与同盟安全需要的征服战争。

话说，大西庇阿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些和围绕财政话题的罗马有何关联。这关联，恰恰是决定性的甚至对我们今天的世界同样有着借鉴意义。之前提过，罗马第一个创设行省制度的是西西里，随后在征服迦太基的战争中西班牙和其他部分地区陆续建设为行省。由于行省境内多数居民并不自动享有罗马公民权，而作为行省最高负责人的总督可以在自行享有治安与作战等动员权力中拥有对战利品的支配权。这种权力往往使得罗马行省总督成为一夜暴富的捷径。比如债台高筑的凯撒，就通过在高卢总督的统治期间在战争中获得巨额财富并掌握了忠诚于自己的军团最终走向权力巅峰的。好闲话少说，回到行省对罗马财政的影响。以西西里行省建立后为例，西西里行省在罗马总督支配之下后，骤然间罗马充斥的大量廉价（劫掠所得）谷物，这些廉价的谷物随着罗马的不断对外征服，最终导致罗马本地自耕农种植谷物无利可图。加上，海外征服的不断扩张，曾经以自耕农为核心兵源的罗马军制，在士兵海外长期作战中无法回家务农以及回家务农中因无利可图陷入债务恶心循环最终走向破产。而长期服役中产生的职业士兵与军官团，以及不断扩大的破产自耕农群体最终导致了马略改革的诞生。对应马略改革的滥觞，就起自大西庇阿为什么要开启新的对外战争的理由：巨大的战争红利。这些红利有多大，我现在手头的资料可做佐证的就有在奥古斯都时期铸币资料其中金币铸造数量是银币的一倍还多。如果没有可观的战利品做补充，我是不会相信罗马的金矿可以扩张到银矿数量倍数的地步的。

从狭义的角度看罗马财政，就是说罗马的税收。这部分，无论是共和国时期还是罗马走向帝制的全盛时期。罗马公民承担的税务负担的确很少。共和国早期，罗马共和国公民税收一般除了基于土地的财产税外，就是对到特定年龄不婚男女（包括寡妇）征税，税务负担都是财产5%。此外，罗马公民要承担的税务义务就是俗称血税的兵役，还有类似我们徭役的各种服务公共设施的劳作。到罗马的海外扩张期，随着海外领地的增加以及罗马化在地中海各征服地区的推行。设置道路关卡征收税收就是一种通行的做法。同样，在输入罗马的重要口岸对输入商品征收关税以补贴罗马财政所用。而说到财政的大头，结合上一章节，到罗马帝国时期的全盛时代，罗马财政来源分别来自，罗马全境（包含亚平宁半岛罗马及其盟友领土），公共行省与归属皇帝的直属（征服）行省。行省扩张对全盛时期罗马重要，仅仅以凯撒时期为例，凯撒时期的平均国家岁入是尼禄时代覆灭后在战乱中重建罗马的弗拉维王朝平均年收入的三分之一。这其中，在奥古斯都时期吞并的埃及及其东地中海行省功不可没。而埃及在之后一度供应了整个帝国80%的商品粮供应。对地中海各行省盘剥在罗马全盛时代财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说到这里回到本篇正题也就是去年动写文字的初衷，从历代财政看国家文明兴衰。回到罗马的兴衰，我理解大致围绕财政有这样的脉络。在马略改革后，军队向职业化迈进。这种职业化在今天就是从募兵制改为佣兵制，这种制度对罗马后来的历史最大的改变就是军团士兵与军官的忠诚从对共和国转向发军饷的军团指挥官。那么在直到奥古斯都开启的帝制时代，靠军队拥戴登上权力巅峰的罗马皇帝们靠什么维持军阀不作乱。靠的是给予罗马士兵的优惠奖励。从土地到直接奖励金钱。（前三头同盟成立起因就是，罗马元老院多次拒绝给庞培的士兵优惠补偿方案有关法案的通过）前面提及皇帝的直属行省，其所得很大一部分就用于补偿老兵。这个策略直到五贤帝时代结束这个结束，后面会单独说。从马略苏拉滥觞，到前三头拥兵自重入主罗马政治中枢，最后以奥古斯都凭借武力开启罗马帝制时代。直到五贤帝时代的罗马全盛期，但凡有作为的罗马皇帝首先他是一个军头然后才是一个有所作为的政治领袖。这样的格局，直到罗马帝国的覆灭都没有改变。

最后写古罗马财政的破产，有人举卡拉卡拉给予罗马全境公民权例大意是当罗马全境获得公民权，那么愿意为获得罗马公民权而当兵的人骤然减少。进而导致蛮族当兵镇守边疆为惯例。一旦，罗马中央财政不足以支撑老兵的预期，从禁卫军频繁更换皇帝到边疆重将入主罗马。最终，罗马帝国的分裂在于在罗马全境能支付给老兵足够退役补偿或者能筹集支付这笔开支同时能贿买全罗马其他将军们的城市唯有罗马和君士坦丁。这样的恶性循环，最终在戴克里先遏制物价改革失败后，一度罗马的物价因为货币贬值上涨了1.5万倍。至此，罗马走向分裂已经无可挽回。而从五贤帝时期到罗马分裂中间的拐点，我能补充的是安东尼瘟疫对罗马盛世的直接打击。“安东尼瘟疫”是指在公元2世纪中期（公元164—180年），一起袭击了安东尼统治下的罗马帝国的伤寒、天花、麻疹以及中毒性休克综合症等多种瘟疫事件。传染病夺走了两位罗马帝王的生命。第一位是维鲁斯（Lucius Verus），于169年染病而死，第二位是他的继承人马可•奥勒略•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做帝王做到180年，也因被传染难逃厄运。据罗马史学家迪奥卡称，当时罗马一天就有2千人因染病而死，相当于被传染人数的四分之一。估计总死亡人数高达5百万。在有些地方，瘟疫造成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大大削弱了罗马兵力。从这次新冠疫情对中国乃至发达国家的冲击看。安东尼瘟疫事件，不仅在于其蔓延至包括地中海沿岸的各繁荣地区最终遍及罗马腹地。更在于，可以预见范围仅罗马境内因骤然间的人流物流的减少带来的经济损失。这里能插一句话的就是，最近有友人开始研究汉末大瘟疫方向的课题。因此，我们在前几年有关讨论中涉及这样一个话题：既丝绸之路因为安东尼大问题与汉末大瘟疫几乎同时重创东西方互为贸易终端的两个大帝国。其影响，引申出财政问题背后的下一个问题---政治资源再分配中的历史周期史观。

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