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谈谈文化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转发） -- Ryansh

党内资产阶级这个概念乍看起来似乎不符合马克思对于阶级的经典定义，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按照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来区分阶级的。

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了公有制，怎么会产生一个党内资产阶级呢？包括学界也有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按思想来划分阶级的做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那么，这个概念到底该如何来理解呢？

事实上，由于前两节所提到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资产阶级法权的继续存在，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存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土壤。但是，由于个人不允许拥有生产资料，城乡的广大小生产者虽然拥有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但在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下也很难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真正有可能发展为新资产阶级的，必然只能是实际掌握生产资料的人。由于列宁的先锋队理论，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事实上掌握着国家的一切政治经济权利。因此，真正管理、领导企业和生产建设的，是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由于干部特权制度的建立，由于缺乏工人阶级对“先锋队”的民主监督，这个干部阶层逐渐发展为高居于劳动者之上的新的统治阶级。他们不仅在事实上掌握、管理着生产资料，决定着生产和分配的一切重要事务，而且还能通过手中的特权，将大量的非法利益据为己有，他们不但在一般的生活资料上，而且在包括一切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占据绝对优势，他们的这些特权不但惠及亲友，且与党外的各种投机分子相勾结，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特殊利益的特权阶级。他们重新将工人农民变为剥削的对象，他们与工人、农民的矛盾已经发展为阶级矛盾，很多工厂、企业名义上是社会主义的，是无产阶级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因为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阶级和马

克思主义者手里。官僚特权阶层对于生产资料的事实上的所有权，其实仅仅只差一个处分权而已。

因此，为了最后在法律上使自己摆脱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束缚，使社会主义国家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就必须要取得对党和国家发展方向的决定权，而要取得这种决定权，他们就必然提出和赞成各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但实际上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理论、方针、政策，一条党内修正主义路线就这样形成了。毛泽东把他们称作资产阶级，包括把一些知识分子称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事实上并不是从严格意义上当下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来讲的，而是指，他们的特殊利益，以及他们所主张的道路，在客观上代表着资本主义发展方向，按照他们的道路走下去，必然要使资产阶级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因而，他们在事实上代表了未来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其实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一个特殊语境，他指向未来，而不是当下。

下面我们分几个层面来论述党内资产阶级的问题。

首先这里不得不提一个概念，叫做民主革命同盟军。我们知道，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为了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相区分，毛泽东又把前者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时间上来说，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革命。民主革命的任务，叫做反帝反封建，后来又将革命对象总结为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个革命，本来应该是由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来领导的，只是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不了，所以才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因此，虽然它是由共产党来领导的，但性质上它仍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自 1921 年中共成立以后，大量加入中共参加这一革命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赞成民主革命，也就是赞成反帝反封建，但是却未必赞成社会主义。或者即使赞成，也认为社会主义是很遥远将来的事情。目前只要把帝国主义赶跑了，让中国民族独立了，实行土地革命把封建地主阶级消灭了，革命就算完成了。所以，把地分给农民，他们基本都赞成，但是要搞社会主义合作化，很多人就不赞成了。打倒国民党，打倒美帝，他们赞成，但是你要限制什么资产阶级法权，要缩小三大差别，防止两极分化，要反对物质刺激，钞票挂帅，总之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未必有多少人赞成。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参加革命，想参加的就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因此这样的一大批人，他们从资格上来讲都是老革命，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和认同是很缺乏的，毛泽东把这些人就叫做“民主革命同盟军”。也就是说，民主革命阶段，他们是要革命的，但到了社会主义阶段，他们就不要革命了。这是党内资产阶级或者说走资派产生的历史根源。

但这还只是建国以前的老党员、高级干部的情况，事实上中共绝大多数党员都是建国以后入党的，这些新党员的思想情况则更为复杂。建国初期对旧政权的绝大多数人员实行了“包下来”的政策，谁当政就吃谁的饭的投机主义分子比比皆是，他们更是未必有什么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他们的思想、工作方法、价值观都大量的带有旧社会的痕迹，建国后很多新党员也同样是“组织上入党，但思想上并未入党。”

党内一批领导人认为，建国以后，他们理所应当打江山者坐江山，中共应该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更是不存在什么太大的阶级矛盾了，应该集中力量治理国家，发展生产。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说，“建立新中国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句话从我们今天的眼光看起来，即使不说是套话，也充其量就是勉励大家不要骄傲自满，不要学李自成，这个所谓的“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显然只是一种比喻，当年的很多领导人也是这么看的。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毛所说的“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真的不是虚指，而是实指。

因为毛泽东真的认为，革命才刚刚开始。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过去中国革命依靠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取得了革命胜利，现在整个中国在世界革命的意义上不过是一块更大的根据地，过去是国内的阶级斗争，未来则要发展为国际的阶级斗争，要把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在世界范围内再现。比如他就说过亚非拉相当于农村，欧美就相当于城市，就是要继续搞农村包围城市，实行国际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是个民族主义者，这其实完全是误解。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就对这个问题有过准确的研究，他认为：

毛泽东对民族和国家的概念的理解是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说法不同的。毛泽东通常更喜欢用“人民”这个字眼儿来说明他的利益所在和追求的本质。比如说他的军队是“人民军队”，说他的政权是“人民政权”，说他的国家是“人民共和

国”等等。而他在这里所讲的“人民”，其实仍是建立在阶级概念基础上的，即是指“下等劳动人民”。因此，“人民军队”、“人民政权”通常又可以称之为“革命军队”和“革命政权”。

当苏联 1947 年批判南斯拉夫之后，当“民族主义”一词成了专指那些只考虑本民族利益，自私自利，不讲国际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用语之后，中国共产党人也毫不犹豫地批判起这个概念来了，毛泽东更是力图脱出民族这个狭窄的范围。毛泽东相信，民族也好，国家也好，都是要按阶级来划分的，只有无产阶级的利益，才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

因为无产阶级到底是国际的，是负有世界革命重大使命的，中国的无产阶级仅仅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爱自己的国家是不够的，即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吾爱中华，尤爱阶级。

什么是毛泽东所理解的“国际主义”？概括成一句话，就是“革命时外援，胜利时援外”。这里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革命的过程中，首先是要外部援助而不是去援助外国，但它在胜利之后，就应当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援助外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义务。（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对于这样的思想，党内绝大多数领导人同样是不理解的。他们绝大多数仍然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者。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主张应当以中国的国家利益，其实就是民族利己主义作为进行外交活动的原则，反对和帝修反搞的太紧张，主张缓和，主张对外援助要减少。这些主张都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和毛泽东的冲突，他认为这些观点代表了一套修正主义的对外路线。乃至于毛泽东后来总结就说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的对内纲领，三和一少是修正主义的对外纲领。“共产党人是干革命的，如果不革命，那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坚持革命立场，反对修正主义，是天经地义。”（见《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而在国内方面，建国初期的几年，毛泽东很快否定了中央很多领导人一心要搞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也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领导全国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这些改造对象都并不是指向党内那些领导干部自己，所以他们大体上还是跟进的，除了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与毛产生了比较激烈的交锋。合作化问题，其实就是毛泽东和正在形成中的党内资产阶级的第一次交锋。

那么，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是不是国内阶级斗争就该结束了呢？在党内大多数人看来，正是如此。其实包括毛本人，对此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想认识。

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他在 56 年到 57 年初这段时间是比较乐观的。他认为，中国的镇压反革命比较彻底，三大改造又已经顺利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了，虽然有一部分人人还在，心不死，但是已经翻不起大浪了。这个时候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毛泽东还不无自豪的对比匈牙利和中国的情况说，匈牙利就是因为镇压反革命不彻底，差点造成反革命复辟，而中国情况则不同，中国镇压反革命比较彻底，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为了改善党的工作作风而展开的整风运动，毛泽东是非常乐观的，所谓的引蛇出洞，反而是在事后为了证明毛有先见之明，由官方故意建构出来的说法。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引蛇出洞，相反是过于自信。直到发现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大量反革命言论出现以后，毛在不得不部署反击的情况下，才主张先诱敌深入，报纸上继续不论什么言论都发，让右派充分暴露自己，然后来一个反击。但这个部署并不是在邀请党外帮助整风的一开始就有的。

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有如下一段话：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改造。阶级斗争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

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实，这段话并不是在原始讲话稿中就有的，而是在反右运动以后，在毛泽东重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以后，才把这段话给加进去的。但是直到这时，毛泽东也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定位在党内，而仍然认为是在党外。这是因为，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逐步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我们上面已经谈了党内资产阶级形成的历史因素，但是最重要的还在于现实的因素。1949 年以后，由于缺乏经验，我国的整套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是在大量借鉴苏联的基础上建立的，有很多东西干脆就是照搬的，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规模庞大而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特权制度。毛泽东对这套苏式体制存在天然反感，但一方面这只是一种感情上的对立，并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也并没有认为这套体制会产生出新的党内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毛自己也还在摸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体制。因此，在 1949-1956 年，是我国苏式体制的全面建立阶段，各级官僚初步享受到了等级森严的特权体系带来的巨大利益，开始形成一个既得利益共同体，也即党内资产阶级的初步形成阶段。

1957 年反右运动，到 1962 年，是党内资产阶级逐渐形成自己的集体意识，逐步暴露并被被毛泽东所察觉的阶段。在反右运动时，毛泽东还把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视为复辟的主要危险之一，但正是在这次运动中，由于各级官僚在之前的整风中受到各种批评的很大冲击，他们就迅速把这次反右运动作为自己打击报复的手段，凡是跟自己作过对的，都打成右派分子，造成右派分子像雪

球一样越滚越大，通过这种手段，官僚特权阶层建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右派分子的帽子像达摩克利斯之剑，让所有下级和民众不敢对自己提出批评和质疑。谁反对他们，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因之，随之而来的大跃进产生了更大的恶果。

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内资产阶级，一开始疯狂地煽动极左风气，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甚至要取消家庭。毛泽东本人固然对大跃进的发动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发现问题并出来纠左的也是他，而其他中央领导，则无视毛的纠左，继续进行左的煽动，在造成严重的恶果后，这些人又瞬间从极左变成了极右，之前是要迅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则直接连社会主义都要放弃了，他们这时候开始极力渲染黑

暗形势，主张包产到户向单干倒退。各级官僚的胡作非为在大跃进中得到了集中的暴露，尤其是在农村，很多社队领导人简直成了土皇帝，打着党的旗号肆意欺压农民，有的滥用私刑对不满者实行吊打。甚至还有农村干部将自己吃剩的骨头扔给农民吃这种事情。在城市中，工人阶级与当权派的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广大群众与党内资产阶级的矛盾迅速激化。

1963 年到 1966 年，是毛泽东与党内资产阶级展开反复较量，并最终决定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彻底解决问题的阶段。经过大跃进期间的大暴露，毛泽东已经认定，将来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不在党外，而在党内。特别是在中苏论战期间，毛泽东经过对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观察，更是坚信了这一点。如果不及时加以改变，中国就会重蹈苏联党变修、国变色的覆辙。在当时，他认为农村的

问题相对更大。因此，以农村为重点，展开了四清运动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毛泽东 1964 年 12 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这部分行使政治特权的当权者忽左忽右，形左实右，欺压群众。是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的政治基础，甚至可能成为各个层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段时期内，毛泽东与刘邓等人在各方面道路问题上的矛盾逐渐趋于公开化，他对于修正主义复辟的担忧日甚一日。继而又发现，刘少奇等人搞四清的方法又是形左实右的，搞大兵团会战，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基层干部往死里整，毛泽东越来越觉得，基层的问题主要还是些多吃多占，修正主义主要的根子是在上层，在中央。刘少奇

集中这么多人在县以下搞，看起来很“左”，实际上是保护走资派。在这段时期，毛泽东谈论修正主义复辟的语气越来越严重：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决不能依靠他们。”

“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

“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在文革开始以后，他又曾总结说：

“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因此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

“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很可能是法西斯专政。”

“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总之，毛泽东认为，党内资产阶级不论是在经济基础，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建构起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是复辟资本主义最大的现实危险，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完成了复辟。由于他们都处于当权地位，因此毛泽东将他们称作“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所执行的路线，就叫做“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他认定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都混进了一大批走资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各省市和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因此毛泽东决心撇开党政体系，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夺回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