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回回民族问题研究 （无图修正版） -- 山川悠远

第十二章 回族创立的根本目是为了武装斗争需要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颁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三五宣言》），这是一个以民族自治，民族自决，甚至暗示可以以民族独立作为交换条件，请求与蒙古族民族主义者结盟以对付共同敌人的正式文件。隔年，即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发表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差不多是同一个思路。但是它与《三五宣言》相比，更进了一步。除了民族自治，民族自决，明确喊出了支持蒙回民族的独立运动，这虽然符合苏俄的民族理论，但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支持国内蒙古族和回民实施具有独立性质的自治，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分裂中国的手段，再加上什么土耳其苏联外蒙古中共一起来解放回民这种不着调的说辞，一方面落人口实，一方面也显示出中共缺乏专业学术人才，只知道囫囵吞枣，政治挂帅的意识形态。

日本人为分裂中国试图成立回回国 —— 抗日战争中的回族，徐浣桐

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

《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论点，就是中共正式承认回民是一个民族。而在宣言中并没有阐述任何理由。讲到这里就要简单介绍一下当时关于回族是否是一个民族的争议背景。

如前文所述，我们知道伊斯兰是个封闭的宗教，不仅指其思想的封闭，还指教团群体组织上的封闭，而民族概念正好被教徒用来当作封闭社团的托词。当然它的理论是相当具有迷惑性的，宗教和生活绑定之后，产生了以宗教教义为基础的宗教生活习惯，就此某些回民学者就一口咬定这是民族的特征，如回族学者金吉堂说：

“直接言之，今日回民之祖先，原来为外国 人。若分析言之，有叙利亚人、小亚细亚人、伊拉克人、伊思巴罕人、各部波斯人……此等庞杂 不同，风俗习尚，语言文字，服色，饮食，面貌，骨骼，都不同之外国人，因有共同之目的，相 率来中国居住，又因同属一教，信仰相同，对于教条之遵守罔不一致，然后经过长期间之结合， 同化，繁殖生息，而成回族。质言之，回族者，回教教义所支配而构成之民族也。”

但他的说法显然意见是有很大问题的，如民国回民将领白崇禧就说：

“过去常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回教徒可以单独构成一个民族，其实这是很错误的，因 为世界上无论哪一种宗教，都是普及于全人类的，而没有民族或国家的畛域之分……而回教流传 至今，全世界大多数民族间亦都有他的信徒，以中国而论，全国各地信教的汉满蒙回藏都有，如 青海是种族最复杂的省份，也是各方回教徒荟萃的地方，那里的回教徒有西藏人，有新疆人，有 蒙古人，有汉人，还有少数满洲人，可以说五族俱备了。如果把回教，看为是回族，不仅不合逻 辑，而且也把回教的精神，缩小成太狭窄了……”

即使在回族内部的政治精英和学者，反对之声也明显比赞成之声强有力得多，如西北三马之一的马鸿逵和著名回民学者傅统先都曾经明确表示：

“甘青宁的回教同胞，和新疆的缠头，绝不相同，并且宗教是宗教，民族是民族， 不能混为一谈。中国的人民，因信仰自由，信仰了回教，仍然是中华民族，并不因信教而变为阿 拉伯民族……”马鸿逵

“今日之回教徒谈中国回教时，每喜以回教与回族相 混。有人甚至于费尽精力以种种考据结果证明中国之回教徒非汉族而为回族......再由民族之实质而言，中国之回教徒，并无同一独创之语言，然吾人绝不能因同教所用 之中国语言中夹杂有若干宗教术语，或习惯用语，即认其为同语言，同文字。中国回教徒之血统 尤为混杂不一。有来自阿拉伯人者，有来自波斯人者，有来自小亚细亚诸国者，亦有汉人之改奉 伊斯兰者。由是而知中国回教徒有同一血统，毫无根据...... 今日中国之回教徒，系 中华民族之信奉伊斯兰者，或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及其他民族侨居中国而其一般之生活习惯已为汉人或未为汉人所同化之伊斯兰教徒。”《中国回教史》，傅统先

而民国政府显然支持后一种意见，即中国没有回族和回民，只有回教和汉族穆斯林。有人宣称孙中山承认过回族，首先我们前面的文章谈过孙中山那段所谓回族革命性最彻底的讲话是伪造的，其次退一步讲，假如孙中山的回族不单指缠回（维族等西域少数民族）也包括回回族，那么蒋介石政府搞汉族穆斯林就必须纠正民国国父的这种说法，可是显然蒋介石时代并没有任何文件谈这个问题。并且如果孙中山真承认回回是一个民族，中共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乃至到今天的各种文献学术论文居然没有利用这点攻击蒋介石，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所谓回族在民国时代就被认定肯定是恶劣地造伪。而在“回回是汉族穆斯林”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不仅回族被禁用，连回民一词也被禁用，例如民国的“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最后就被强迫改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

民国政府的这一态度必然被回民宗教势力和所谓伊斯兰民族主义份子所敌视。伊斯兰以阿拉伯最为高贵，阿拉伯后裔和汉族相比，显然是自降身价，强迫其承认为汉族穆斯林必然招致虔诚教徒的反对，是很自然的事情。如一九四七年，民国政府“第一次国民代表大会”，回回代表的正式名称是“回教代表”，其中受邀的中国伊斯兰教哲赫忍耶门宦沙沟门宦教主马震武表示拒绝，他说：

“我是回回，不去当生活习惯特殊的汉人代表。这是对回回的歧视，也是回回的耻辱，我不能出席。”

即使穆斯林内部的部分所谓世俗派的民族主义份子，对此也相当不满，我们如果仔细体会一下1934年白寿彝的话，就是发现，他的逻辑和现在部分穆斯林的是一样的，回教就等于回族，全体穆斯林是一个民族。

“民国建造，以五族共和相号召，回族（回教）被列为五族之一。不管 ‘回族’一词在现在是有如何不同的解释，但在那时似是指全部中国回教人说的。这是回教人第 一次在中国政治上，取得和非回教人同等的地位。”

——白寿彝，1934年 (备注：五族共和中的回指缠回，维吾尔族等新疆少数民族)

在明白了这一背景之后，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共在对民族宗教问题双眼一抹黑的情况下，热情讴歌少数民族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其根本原因就是以政治挂帅，拿着苏俄的民族理论，照本宣科，毫无科学精神随意创立新民族，鼓动所谓民族解放、民族自决，以及民族独立，目的只有一个：统战，背后的逻辑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当然众所周知中共为了统战在特殊时期说的一些话，其实当不得真，前篇的内蒙古就是一个例子。但是所谓对回民的民族识别却留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就是如果你不能实现共产主义消灭民族差异，将所有民族构建成一个共产族的话，那么在苏俄发明的这种民族国家体制里，你就必须承认回族的民族属性是伊斯兰宗教，回族自治区也必然带上伊斯兰宗教属性。在后文中我们将看到，这个在以教立族和在苏共民族国家架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回回民族”理论，怎么打补丁都对“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这个问题无可奈何，而事实也证明这个隐患在文革结束以后终于被引爆，直接导致今天的乱象。

第十三章 《回回民族问题》一座虚幻的丰碑

1936年5月中共发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从这个今天看来充满荒诞色彩的文献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共对民族问题根本没有任何研究，有的只是拿着苏联课本修修改改照猫画虎的能力。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迎合中国内地穆斯林的宗教自治情怀，利用他们反对民国政府民族政策的态度，团结教团和教徒，以期打倒共同的敌人——“民国政府” 。这份文件如果刨除掉荒诞不经的部分，留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结论： “回回”是一个民族。

但是为什么能够依据宗教信仰设立民族，这篇宣言除了政治宣传和一些不着边际的词句之外，没有给予任何解答。只是表示回族就是回族，中共才是回族真正的同路人，可以帮助回族获得民族自决和解放。当然中共显然也意识到自身民族理论的匮乏，可1936年刚到陕北没多久的中共百废待兴，也无暇顾及此事。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主管民族工作的部门，但大多以行政管理为主要职能，真正的理论研究工作要二年多以后才正式展开，1938年11月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下设蒙古族研究组和回族研究组两个研究组，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共的民族理论研究工作正式展开。

两个研究组的普通研究人员最初只有5人，最后增加到16人。从现有的文献看，回族研究组的研究人员主要包括牙含章、沈遐熙、秦毅和朱侠夫等人，由李维汉、贾拓夫和刘春三人直接领导。其中主要研究人员的背景如下：

牙含章（中共党员）精通汉藏文字，有古文造诣，1938年参加革命，解放后，发表了大量关于西藏和蒙古的学术著作。

沈遐熙（中共党员，回族），1938年参加革命，后在张家川担任清真寺经堂教育掌学、二阿訇，解放后担任过临夏回族自治州州长等职务，改开以后曾任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第五届会长。

沈遐熙这位老回族党员，建国伊始就踏上了朝觐之旅

秦毅（秦雨民，中共党员），中国早期的气象工作者，后投奔延安，1938年入党，由于其在兰州人脉广泛，所以他的主要任务是回兰州为研究组搜集文献。他最大的贡献是带回了《甘青宁史略》一套图书，共40册。100多万字。但由于他在兰州的背景，1940年4月他被派遣回兰州从事地下工作，离开了回族研究组。解放后任中国银行总行工会宣传部长，国务院内务部中国盲人福利会秘书主任、人事主任。

朱侠夫（中共党员），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入党，早年多参与农运和兵运等地下工作，到延安后担任过“延安中央民族学院”教育处副处长、中共米脂县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等职。建国后，担任过甘肃省委统战部部长，甘南工委书记，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委监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等职。

从回族研究组普通研究成员的学术背景，我们可以看出在学术研究工作领域中能提供实质性帮助的只有牙含章和沈遐熙两人，一个懂古文，一个有宗教背景。那么也就是说所谓回族研究的真正主力就是李维汉、贾拓夫和刘春这三位领导。这点从后来回族研究组发表文章的署名上，也可以很容易看出，正是此三人为主创人员。李维汉先后参与创作和发表了《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和《回回民族问题》等著作，刘春写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待回回的阴谋》和《什么是伊斯兰教》；贾拓夫则主要参与了1940年4月出版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的编写。最后的集大成之作是1941年4月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回回民族问题》，属于集体创作，主要的执笔人是刘春。

左起：李维汉、贾拓夫、刘春

李维汉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曾到法国勤工俭学，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抗战开始后，主要主管民族工作。贾拓夫曾入陕西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学习，但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未能毕业。贾拓夫为中共在陕北的高级政工干部，被毛主席誉为“陕北才子”。刘春曾在1932年考入上海震旦大学法语班，后又到新中国公学和江南学院学习过政治学和经济学，最后刘春于1934年考入在上海蒙藏学院蒙语班，但未能毕业即参加革命，1936年入党，到延安后一直专注在民宗领域，为蒙古族研究组和回族研究组研究骨干，解放后，刘春成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奠基人之一。

民国时代的师范教育和现在的师范教育概念不同，民国时代的师范教育是为家境不富裕的年青人提供现代化教育的主要场所，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毛主席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所以李维汉、贾拓夫在当时都可以称得上高级知识分子，但他们入党后基本从事的都是党的事务和宣传工作。此二人是耍笔杆子的马列专家，资深共产党员，党的高级干部。换句话说，对于如何运用马列阶级斗争理论去解读回族内外部矛盾冲突，如何把苏俄构建民族和民族国家的理论，直接套用到中国，他们的知识水平是绝对够用的。刘春1936年入党，1937年抵达延安，显然与李贾二人相比参加革命的资历太浅，从他的教育背景和到达延安前的经历上看不出他对马列和民族问题有如何深入的造诣，所以他的角色应该是在两位领导的指导下，利用笔头子比较硬的特点进行主要写作工作（刘春在来延安之前曾为“左联”工作）。这也大概就是他为什么是《回回民族问题》这本书主要执笔人的原因。那么刘春是否自学成才呢？刘春后来主要从事民族方面的教育和领导工作，是创建中央民族大学的重要人物。可在民族专业的学术领域方面，他的文章在《回回民族问题》之后却很罕见，可见在建国后，他的角色已经从当年李维汉和贾拓夫的第一秘书上升为当年李维汉和贾拓夫的把关领导角色。当然建国后，在民族问题方面也用不上他们这些半瓶子醋了，中共可以找到更专业的民族专家和历史专家来研究民族宗教问题了。例如在民国饱受白眼，被傅斯年喻为“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热衷搞民族差异民族识别的吴文藻和费孝通师徒两人就走到了前台，并最终由费孝通创造了一个所谓“多元一体”这个概念。当然吴文藻和费孝通师徒是后话，我们暂且放到一边。

在简单了解了当年在延安研究民族问题的主要人员的教育背景和履历背景之后，我们再把目光放回到《回回民族问题》这本书中的关键点上—— “回族是否是一个民族？”，这个看似简单但却涉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宏大专业问题。从李维汉、贾拓夫和刘春三人的教育背景和职业背景，他们配备的研究人员数量和质量，以及他们能够得到的文献数目上看，这个研究团队是否拥有足够的伊斯兰宗教知识，足够的历史知识和民族专业知识是存在疑问的。而且从《回回民族问题》这部被现代学者称为集思想之大成的著作上看，他们在这些方面确实存在短板。为什么这么说？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的研读一下这本被当代回族学者推崇备至的巨著。

当代中国，一般谈到回族的文章里，两个历史文献是一定会见到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回回民族问题》。1940年发表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是《回回民族问题》一书的提纲版本，出版时间比正文大约早了一年。这个提纲，全文5000余字，如果我们忽略所谓阶级斗争相关内容，如何进行统一战线的内容，以及一些关于未来的空头支票，只关注一下民族学学术方面的内容，就会发现，这份提纲实际上只给了两个简明扼要的结论而已：

一、回回民族现在还没有发展成为近代的民族，正处于发展进程中。

二、伊斯兰教是回回民族之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回族团结奋斗的神圣旗帜；但另一方面，它又成了回族文化发展与民族觉醒、阶级觉醒的障碍，回族内部与外部的黑暗势力利用它来作为巩固自己地位的工具。

第一条说回族是一个民族，但它又不是一个完整意义的民族，它正在孕育中。第二条说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特点。那么它们的问题在哪里？首先在中华文明的发展长河中，以汉族为中心向外辐射、向外融合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这就是所谓的海纳百川的道理。异族群体长期定居在中华汉族腹地，原因不是归化就是入侵，从来没有听说过在华夏腹地自然孕育出一个非汉族的新民族这种事情。而第二条以族教捆绑作为开头，又以拆分族教捆绑作为终点，这种文字游戏如何自圆其说，作者是不是自己也感觉有点挠头呢？！如果再从民族学人类学上看，除了宗教习惯，长相、大部分生活习俗、以及语言与汉族无异的群体如何能称为民族？这两个硬伤如何解释，我们只能研读一年以后出版的《回回民族问题》，看看是否能找到解答。

1941年4月《回回民族问题》出版，根据中共现在的自我评价，这篇著作是中共民族理论的里程碑，往小里说，它标志着回族作为一个新民族正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往大里说，是中共正式套用苏俄民族理论解读中国民族问题的首次尝试。

回回民族问题

但如果我们回想一下1936年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就会发现《回回民族问题》这篇著作距离中共承认回族是一个民族已经过去了近5年，也就是说“回民是一个民族”早已是中共的一个定论，那么“回民是否是一个民族”可以说就是一个命题作文，唯一能够指望的是，中共的研究人员能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虽然有些晚，也算有个交代。那么这份答卷到底答得如何，我们这就来进一步仔细分析一下这份考卷。

这部书大约九万字，共分九章，由于此书的重点是用阶级斗争的概念解释回族群体内外社会矛盾，进而进行统战，这与我们关注的民族问题无关，所以很多章节我们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只需抓住相关章节和其他章节的一些重点段落即可，其中第七章“回回问题是民族问题”为关键点。在研读过程中，作者如何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论证是我们关心的重点：

一、为什么回民是一个民族？

二、如果回族是民族，回族中的宗教特性如何处理？

对于“回族为什么是一个民族？”这个问题，《回回民族问题》主要从三个方面去论证。第一条回回不是汉人，因为他们祖先来自西域。第二个方面，回回民族不是汉化的异族。回回民族有异于汉族的共同心理，和社会结构，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伊斯兰是一套社会制度，而且回族也没有完全丢弃了自己的外来语言，清真寺中的回文班就是证明。第三条，虽然回族不满足斯大林给出的民族定义，缺乏民族定义的要素，但这因为回族还没进化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

第一条实际上是探讨血统。刘春这个血统论看似有道理，其实不值得一驳。明朝大规模的强制通婚导致中东回回人的脸部外来特征基本消失，最终结果就是回回人的脸型变成了典型的汉人脸庞。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复衣冠如唐制，禁胡服、胡语、胡姓名。” ——《国榷》

“洪武五年，令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婢。其色目钦察自相婚姻，不在此限。” ——《明会典》

又由于交通闭塞，回民中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逐渐消失而统一使用了汉语，其异域服饰也同样消失，全部中东中亚的生活习惯也消失无踪，面对以上种种事实视而不见，却强调历史中的某一点，显然失去了发展的观点和全局的观点，沦为诡辩之术。其实现代医学DNA研究也早已证明，所谓回族，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纯汉族人，大约是随教进去的。即使部分回族身上有百分比在个位数级别上的中东基因，但那张汉人的面孔应该已明确地说明了一切。好莱坞巨星基努李维斯有1/8的华人血统，但硬说他是中国人，恐怕只会贻笑大方吧。其实某些回族人一直强调自己身上的所谓中东血统，根本原因是阿拉伯血统在伊斯兰中是高贵的象征，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谈过，这里也就不在赘述了。

拥有华人血统的基努李维斯，是否为中国人？

第二条，作者关注的其实是文化影响问题。如果我们对伊斯兰不太了解，或许初看刘春的说法还似乎有些道理，但今天我们已经明白刘春文中给出的那些所谓证据，所谓部分生活习惯不同，所谓异于汉族的共同心理，不过是伊斯兰沙利亚法要求的生活和宗教高度绑定造成的后果，是生活被彻底宗教化了，而不是文中宣称的宗教世俗化后导致的民俗化。实际上在中原很多地方，很多回民除了不吃猪肉，连清真寺都不去了。如果伊斯兰是判断是否是回族的唯一标准，那么这部分脱离伊斯兰的回回人如何能算作回族？如果成了回族，他们什么时候应该回归伊斯兰？显然作者对这些问题并没有多想。

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也是中共自己的认知

在这部著作中，中共为了能贯彻族教捆绑，在论述其理论过程中频繁将宗教概念和民族概念互换互代，以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和近代伊斯兰学者所用的技巧如出一辙。中共的 “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的潜在逻辑是“族教绑定”，其实也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回族中的宗教特性如何处理？”，在中共的眼中，伊斯兰不是宗教，而是民族特性。同时这样的认定，延展出来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回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伊斯兰也第一次被一部分汉族精英认定为本土宗教，教徒被作为本土土著来对待。而伊斯兰就像天上掉馅饼一样，不仅族教捆绑得以实现，还终于获得了一个与本土文明平起平坐的权利！迈出了其实现中华代治者理想的坚实一步。

那么可以想见这个理论，倘若中共将来不能废除或者淡化回族这一概念，那么中共就必须承认回族的伊斯兰属性，按照苏俄民族理论的逻辑，这一决策会被贯彻到回族自治政府的执政理念中，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必然带有伊斯兰属性。那么此时我们就会发现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什么总是不由自主搞伊斯兰化的内在原因，一下就开始清晰起来了。

第三条是个很有意思的讨论，斯大林作为马列权威，苏式马列民族理论的主创者之一，他的观点可以说是不可挑战的。斯大林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回族明显不符合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那么如何将这个漏洞堵上，就成为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回族现阶段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民族，但正在进化为现代民族。

回族不是一个现代民族

上图是作者的论证过程，作者声称回族是个民族，但它又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同时回民还正处在进化成一个民族的过程中，可是书中作者还说回族也在进行着汉化。说句实话，这段文字，逻辑混乱，阅读困难，看似把人绕糊涂才是作者的真实目的。而且这个结论的潜台词就是中共不要融合，要的是各个独立的民族，即使是一个已经差不多融合为汉族的民族，党也要帮助它要倒退出去。这个反融合的潜意识，与中国传统的融合历史进程完全背道而驰，而且这一逻辑贯穿建国以后民族领域的方方面面，至今依然存在，依然是中共民族理论的主线。

其实如果我们把学术讨论放一边，来看看刘春的另外一段话，就会发现，现实主义的政治挂帅才是一切逻辑的根本。

回族是一个民族理论的逻辑：日本人的理论既然有实际效果，我们自然也可以借用

日本人搞以教立族，扶持回奸，想的是建立所谓回回国，进而肢解中国。而中共对此的态度则是：既然回族追求立族和自治的愿望如此强烈，被日本人利用，那我们何必非要坚守，同样承认了不就好了，这样就可以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了。可是这逻辑不就是暗示回回国是个选项吗！暗示中共支持宗教团体顶着民族的大帽子可以自决乃至独立吗！当然我不相信这是中共的本意，但功利如此，没有历史眼光，没有科学的态度，只见意识形态间的斗争，关注眼前利益，未见长远却是有目共睹的。

当我们看完《回回民族问题》的论证过程，除了第三条事关马列理论，前两条似乎都有点似成相识的感觉，不错即使到今天，中国宗教学者也依然是这个说法。那么为什么当年的马列专家要采用这套说辞呢？

我想原因有二，一是“回回是否是个民族”对马列专家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促成和回回宗教团体达成统一战线，至于将来，共产主义来了，什么都得灰飞烟灭。二是马列专家对伊斯兰根本不了解，采用了拿来主义，把当时伊斯兰学者的观点直接借用，比如明朝的常遇春，胡大海，沐英和蓝玉等都是回回也一并抄进了这本书（现在看，其实我们真不能嘲笑白寿彝，是中共自己的文件说明朝的将领都是回族的）。另外《回回民族问题》中引用大量当年的伊斯兰宗教杂志中的文章，能看到杂志名称有《回教大众》、《突崛》和《回教青年月报》等，说明在作者们为数不多的文献中，伊斯兰教宗教杂志为数众多。马列专家们既然唾弃所谓民国政府汉族穆斯林的说法，从这些宗教杂志中吸取营养也就毫不奇怪了。而且论证风格大多以长篇大论云里雾里为主，正如我们今天阅读某些宗教学者的文章一样，目的无非是把水搅浑，好乱中取胜，以便掩盖以族教绑定为理论基石而带来的逻辑漏洞。

虽然从学术角度上讲，《回回民族问题》的论证问题多多，但作为党的决议，这些理论被中共迅速转化为到政策，并贯彻到现实当中。

中共首先建立的自治（乡）区是1936年的“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可如果看看上面那些文献发表的时间，就可以知道，它与中共的回族理论无关，那不过是红军时代的老传统，组建当地农民政府的翻版。回民成为大地代治者后高涨的“革命”热情，一定给与中共极深的印象，可以想见对中共下决心把回族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加以利用起到了促进作用。第一个在中共回族理论指导下，成立的回族自治区是1942年的边区回民自治区。

毛主席为延安清真寺亲书的匾额

延安清真寺

1940年10月在党的全面支持下，边区出钱出地修建的第一座清真寺在延安建成，毛主席亲书清真寺三个大字作为贺礼，朱老总参与了开幕典礼。

边区回族学校中的中阿文对照课本

其后至1945年，整个边区政府共有修建了8座清真寺。1938年到1945年间，凡回民聚居区，都设立了回民小学。启用回民做老师，并请阿訇教授阿拉伯文和阿拉伯文宗教典籍。这7年间在边区内陆续办起了8所伊斯兰小学，1所伊斯兰公学。在延安一地，中共修了2座清真食堂，满足穆斯林的要求。同时承认回族聚居区为宗教领地，命令非穆斯林群众、党员和普通士兵在回民村庄禁止吸烟喝酒吃禁忌食品。

士兵严格遵守宗教禁忌

同时中共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可由于族教绑定的要求，导致从地方政府到正规部队，党直接命令这些盼望进步的回族年青人不能抛弃伊斯兰。这客观造成了穆斯林或者具有伊斯兰思想的人直接混进了党内。例如后来给沙甸平反的干将王连芳（经名奴哈）就回忆说，当时党给他的任务就是作为冀鲁边区回民支队的政委，不仅要带头吃清真，还要带领回族战士做礼拜。而且要给部队配备随军阿訇。王连芳把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记了一辈子，并作为为沙甸叛乱平反的重要证据反复提及。

回族党员也要参加宗教活动是一项政策

面对以上这些事实，会不会产生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除了部队礼拜，随军阿訇之外，似乎都是今天的故事，怎么又走回上了这条老路？这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这本被当今学者誉为历史丰碑的著作，看看从《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到《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再到《回回民族问题》背后的逻辑，做个简单的总结。

首先我们很明确的看出，回族的立族只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决定而已，所有的研究都是为政治挂帅服务的摆设而已。其背后的逻辑是简单的统战二分法，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其研究人员学术力量单薄，把舵者均为马列理论专家，其理论框架是现成的苏式民族理论，如何将其套用进中国的具体情况是工作重点。在整本书中除去阶级斗争理论，涉及民族学的问题，如“回族为什么是一个民族？”，论证简单粗糙，大多时候沦为诡辩之术，而且谁反对回族是一个民族，谁就被扣上大汉民族主义者的帽子，这根本不是学术讨论，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宣讲或传达更为合适。所以这本书说是丰碑有些言过其实，说它重要或许更准确点。这本书草率地强调以教立族和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直接导致了今天的乱象，其反对融合的潜台词，则完全是开了历史的倒车。如果回族是一个民族，那么伊斯兰必然是回族的民族属性，那么抽去伊斯兰这个宗教基石，这座无产者树立起来的所谓民族理论丰碑其实就是一座空中楼阁而已，可是加上伊斯兰这个宗教基石，中共自己难道不觉得荒唐吗！当然如果从伊斯兰的角度来说，这部著作如果称为中华伊斯兰的丰碑，或许更确切些。

然而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中共是伊斯兰的同路人这样一个结论，答案显然是明确的，不是。因为短期目标“统战”确实达成了，而且可以说相当成功。那么这个理论的缺陷，李维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知道吗？我想他们肯定知道，从后来的政策走向上看，培养不信教的回族早已是中共的长期目标。这个临时性政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短期的统战而已，将来的共产族里面不会有宗教的位置。然而他们大约没想到的是“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这句话会被当作金科玉律传承下去，最终让回民和回族精英走上了伊斯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毛病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