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回回民族问题研究 （无图修正版） -- 山川悠远

[/B]第十九章 统战理论对回族民族理论的影响[/B]

为什么统战部及其直属部门民宗委里面充斥大量伊斯兰教徒和半教徒？为什么一个无神论政党要鼓励自己的党员从事宗教活动？为什么有些地方的民宗委甚至成为了伊斯兰教的代言人，积极推广宗教？

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那样，这是民族理论的缺陷导致的。中共的回族民族理论，是个无任何科学精神的唯心主义理论。而中共舍弃当年同时期那么多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融合理论而不用，却单单采用这种起自中国的穆斯林教徒的唯心主义理论，究其根本原因是统战理论对民族理论的骑劫，以及对一切民族和宗教在共产主义实现后终将烟消云散之乌托邦理论的满满自信。

中共革命的三大法宝第一条就是统一战线

统战被誉为中共革命的三大法宝，可见其重要性。统战也确实在国共内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的统战工作在大革命时期就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可以视作中共的第一次统战实践。以后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工作重点，统战工作有着不同的名称，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文革后的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理论的基石是团结起来对抗大家共同的强大敌人。中共进行的统战，从建党开始一直到文革开始前，从各个时期统战的名称，就可以反映出中共和被统战对象的共同敌人是谁。统战除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敌人是北洋政府之外，后来的统战，蒋介石集团作为大家共同敌人这一原则是一直没变的。那么显然衡量是否是被统战对象的标准，必然是对蒋介石集团的态度如何。即使与中共的另外一个敌人日本人不共戴天，但一旦投入蒋介石的怀抱，那么他就失去了统战价值。中共秘密全歼了东北抗联出身的抗日将领赵侗的率领的几百名东北学生兵，连女兵都不放过，俘虏全部用刺刀捅死，就是一个例证（备注：赵侗部队被埋伏，乃至被消灭，有时代背景，国民党暗中鼓动毫无政治概念一心抗日的赵彤往火坑里跳，也不能说一点责任没有，只能说赵侗的死是国家民族的悲剧，只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在中华大地上再发生）。所以反蒋介石集团是中共自诞生起至文革前，统战的最重要前提。随着解放全中国指日可待，1948年9月统战部正式成立的，标志着中共的所谓统战理论正独登上历史舞台。解放后统战部召集一众更专业的学者发明了一整套所谓统战理论，而统战理论里面就包含民族和宗教统战。而广为人知的民宗委就是统战部的直属单位。可见统战理论是民族和宗教理论的根基。

其实统战不是什么新发明的理论，也谈不上包含如何深奥的道理，古而有之。通俗点讲就是“特殊时期同床异梦的弱小群体，为生存和发展下去而团结在一起，目的是集中力量打倒大家共同的强大敌人”。简而言之就是让自己的朋友多多的，而对手的朋友少少的。即使发展出一套纷繁复杂的所谓统战理论，绕来绕去，本质上也跳不过去这句话，但如何决定谁是共同的敌人，这不是统战理论应该关心的事情，换句话说，统战跟马列阶级敌人理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统战不过是自古以来权谋之术的一种形式而已，对中共而言，统战的目的只是为中共最后的胜利保驾护航，仅此而已。

如果谈到统战实例，战国时代苏秦和张仪的“合纵连横”算一个典型的例子。为对抗秦国，苏秦游说六国合力抗秦，最后顺利达成统一战线，苏秦身兼六国国相，使得“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各国心怀鬼胎龌龊不断，加上秦国张仪以“连横”策略捣乱，导致“合纵”瓦解，而最终被逐个击破。近代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苏联为了在远东拖住日本，强力军援国民政府抗日。然而在面对德国这个更具威胁的对手的时候，苏联出卖中国利益，以承认满洲国为条件换取日方的和平和对外蒙古独立地位的支持，1941年4月与日本达成了有效期5年的《苏日中立条约》。随着德国纳粹的覆灭，苏联撕毁《苏日中立条约》，1945年进入中国东北直接攻击日本关东军。虽然苏联和日本是国与国的关系，但多少也反应出统战的特质。

声明

与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的中立条约的精神一致，为确保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郑重声明：

苏联誓言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誓言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莫斯科，1941年4月13日

苏联政府代表 V. 莫洛托夫

日本政府代表 松冈洋右 建川美次

实际上只要看看历史，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我们就会很轻易注意到，虽然过程有千差万别，但有一个时间线是永远存在的：先联合而后瓦解。第一个阶段，为了应付来自最强大敌人的威胁，为了生存，在中短期内，各方求同存异紧密团结起来。第二阶段，统一战线在那个共同敌人逐渐失势、攻守易位的过程中，渐渐自己也走向瓦解。原因很简单，共同战线的一方，除非内部融合为一体，否则同床异梦的各方之间，矛盾必然爆发，最终形成敌我，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可见统战是随着情况变化，敌人变化，战略目标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统战是为实施者的总体战略目标服务的，而把战略目标直接定义为统战，很容易演化为，为了团结而团结，为了统战而统战，有要把所有政治势力都纳为统战对象的冲动，显然到了这一步，就是本末倒置的一种认识。

那么针对中共对伊斯兰的统战，他们的统战与被统战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延安时代开始到1958年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为止。此阶段中共与伊斯兰教团合作的基础就是所谓反抗共同的敌人——蒋介石集团。蒋介石集团由于不承认回族，不承认“回民”的称呼，只承认“信回教的汉族人”的说法，而受到伊斯兰教团的猛烈抨击。中共为了与伊斯兰教徒们达成统一战线反蒋，直接抛出回回民族理论，明确承认以教立族原则，使得回族成为一个新民族，但对所谓回族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真教团假民族的事实却视而不见，并且积极扶持伊斯兰教，同时帮助他们组织自治政府和伊斯兰武装。当然中共组织的伊斯兰自治政府和伊斯兰军队顶多算半伊斯兰化的机构和军队，但至少它们确确实实在中共的体制内存在过，并且一直被现在的回族精英视作伊斯兰内嵌于中国共产党体制的榜样，甚至试图今天在各地重建。只要百度一下，现在有多少热情讴歌延安时代中共对伊斯兰政策的文章和论文，就明白了，很清晰的逻辑。

而当民国这个强敌被击破，国共攻守易位之后，同盟军的内部纷争就随之而来，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即着手削弱内部穆斯林军队的宗教属性，直至将宗教军队最终解散。而伊斯兰自治政府的神权性质则给与彻底的压制，虽然解放伊始中共依旧任用了一些宗教人士担任地方领导。1957年开始反右和对回族党员进行整风，宣示了党正式开始和穆斯林开始分道扬镳。

1958年至文革结束为第二个阶段，伊斯兰与中共同盟军的关系，在全民共产族的纲领指导下走到了尽头，伊斯兰被彻底抛弃，虽然伊斯兰反应强烈，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毫无用处。沙甸叛乱就是中国穆斯林的一种最极端表达，而沙甸平叛则是中共与伊斯兰势不两立的一种宣示。197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被撤消。1975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被撤销。而统战部从1966年就开始处于瘫痪状态，这种瘫痪贯穿了整个文革，也就意味着在中共看来统战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被团结的民主党派也好，少数民族也好，宗教也好，都必须退出历史舞台，给共产主义让路，从而彻底完成了一个典型而完整的斗争状态下的两阶段统战过程——先联合和瓦解。

文革后，1976年统战部开始恢复工作，乌兰夫出任统战部部长。这标志着统战理论又重新走到了前台，成为中共统战进程进入第三阶段的一个标志。在这个阶段中，面对共产理论实践的失败，虽然中共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伊斯兰的落后性和危险性，知道族教绑定和让教徒入党的荒谬性，为了安抚伊斯兰，能够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建设环境，依然重新扛起了与伊斯兰结盟的大旗，并积极推动错误的民族宗教理论和政策，继续默认族教绑定，继续默认党员信教，积极推动伊斯兰在文化、教育，经济和法律等方面扩张，当然有进就有退，汉族和其他非穆斯林民族的利益、世俗的价值观，就这样为了讨宗教欢心而被牺牲掉了。

那么文革后的统一战线和文革前的是一回事情吗？显然不是。

文革后的爱国统一战线其实和中共以前的统战，体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虽然中共自己自称是拨乱反正，只是回到了建国初的概念。但是显然统战的基石“共同敌人”变化了，文革后的敌人第一次从实实在的政治团体——蒋介石集团，变为了一个模糊而抽象的概念：“贫穷”和“落后”，同样“打倒蒋介石集团夺取政权”这个有明确考量标准的目标，也改变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之类的模糊之语。

在社会主一些模糊抽象的 概念“贫穷”和“落后”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 邓小平，理论务虚会，1979年3月

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 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邓小平，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 ，1979年6月15日

新时期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联盟。 从国内关系说，现在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再存在，过去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也就不存在了。社会主义的工 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翁。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是所有这些 人的共同利益和根本愿望。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发展和巩固了。同时，新时期的统一战线还包括广 大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包括一切热爱祖国的人们。只要赞成统一祖国，即使并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 也要团结。我国的历史经验证明，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能团结极为广泛的阶级、阶层和人们。只要台湾当局同意换上五 星红旗，连蒋经国这些人也可以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我们国家就会出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为了广泛团结一切爱 国力量，为了有利于争取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遵照中央的指示，现阶段统一战线应称为革命的爱国的统 一战线，它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切爱国者的广泛联盟。这里所说的爱国者，包括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 统一的爱国者。这样，就可以把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都联合起来，充分体现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提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不是一般名称的变动，而是反映了国内阶级状况和整个形势的根本变化。中央指出：现在 最大的统一战线，是台湾归回祖国、统一祖国的问题。统一战线的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不是窄有利。我们应当认真学 习和领会中央的指示精神，使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发展和扩大。我们不能只看到过去所 熟悉的原有的工作对象，还要放宽视野，着眼于台湾归回祖国，着眼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邓小平，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 （1979年9月）

文革以后如何迅速团结社会各方显然是中共优先要考虑的问题。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摆脱贫穷来作为粘结剂，建成统一战线，迅速回归正常的发展之路必然成为首选。为了维系统一战线，让已经“上过一次当”的统战对象放弃顾虑，统战概念中的“共同敌人”被虚化了、抽象化了，这种抽象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将第一阶段的同盟期无限延长，固化解放初期形成的统一战线形式，让统一战线内的被团结对象放心，向他们保证不会再发生文革那样翻脸不认人的情况。这实际上已经不是战乱时期严格意义上的统战，而是和平时期的政治联盟。但不可否认这个策略在短时间对拨乱反正，凝聚人心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这个态度的战略目标必须明确，这么做只是为了短期内缓解矛盾，稳定社会，稳定人心，以便进行现代化建设，其本质上是为了稳定政局而进行的同盟。可显然从长远角度上看，在一个国家内，没有标准，将一堆同床异梦、对国家民族都没有一个统一认识的人攒在一起，掩耳盗铃般地忽略统战第二阶段“决裂”，以唯心主义的态度对待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期待能够长期组成某种程度上的联合政府。可是这种明显带有乌托邦性质的模式能走多远，肯定是存在疑问的。

如上面所述，现阶段的统战概念已经脱离了战争时代你死我活斗争的合纵策略，而进入了和平时期的执政政治同盟阶段，应当说由于时代背景、战略目标完全起了变化，文革后的所谓统一战线和解放前的统一战线在理论上已经根本不是一回事情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在于，新时期的政治联盟要求摆脱僵化的阶级斗争理论，把消灭阶级敌人为目标而进行统战，变为只对国家民族有着共同认识，共同价值观的群体进行统战，显然政治联盟要求比统战更严格。

然而不幸的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理论的指导下，文革后的统战理论并没有升级，而只是将时钟调回到了1957年。忽略时代背景的变化，依然刻板地沿用解放前的统战理论，没有更严格的统战标准，反而实施了更为宽松的统战标准，为后面的很多问题带来了认识混乱。

统战在国共内战阶段之所以重要，一是中共可以借机把反蒋势力纠结在一起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二是可以得到很多情报。解放前民族和宗教只是中间的一小部分，民族和宗教真正摆上台面是建国初期的民族识别，自治区划分。至1958年反地方民族主义之前，统战部的重心由于全国取得胜利，开始向“理藩院“方向转移，而最重要的两条任务则渐渐淡出历史舞台。文革后，总目标的变化，则意味着统战理论的根基发生了变化，不说国际，单说国内，民主党派经过文革整肃已经不足为虑，只有民族宗教领域，统战工作还大有可为。只是统战需要统战部的专家们找一个新的基石，于是他们祭起了文革前理论中的”反对大汉主义“，虽然统战部的专家们没有明确说出来，但是以汉民族主义为敌成为中共和少数民族以及宗教结盟的基础有目共睹。可是中共对这个决定将要带来的后果，显然没有任何考量。

如果说清朝的理藩院只是接洽藩属的普通机构，那么新中国的统战部权力则要大得多，如果打一个或许不那么恰当的比喻，统战部的要求是理藩院尚书直接入主军机处，进入国家决策的最核心领域。建国初期，李维汉强烈要求各级政府建立统战机构，并赋予统战部门实权的要求，基本上就这种思路的反应。当然他的这种要求建立类似“二中央”的企图，是在文革以后才开始被逐渐得势起来的。

在反对大汉主义的大旗下，统战部门打着少数民族要“高看一等，厚爱一层”的旗号，选择的同盟军的标准极端宽泛，只要不是汉族，只要不是汉族的宗教，都是统战对象。这里就有伊斯兰这个对中华文明不认可，热衷当阿拉伯伊斯兰代治者的外来文明。在新时期统战原则的指导下，中共不仅不对伊斯兰进行改造和监管，而且继续奉行延安时代的政策，支持伊斯兰，默认族教绑定，给与教团特权和资源。对待回族党员，默认他们可以继续从事宗教活动，默认他们横跨在有神论宗教和无神论马列中间。其实原因说得再天花乱坠，目的也只有一个，牺牲汉族利益，牺牲国家利益，只是为了讨好教团以换取支持而已。这就是为了统战而统战带来的最大弊病。而伊斯兰这个传统上自带政治属性的宗教怎么能抵御得住用执政党给的资源，发展壮大自己的政治实力和野心呢？！没有解决国家和民族的统一认识，一厢情愿以为富裕生活能解决一切，认为摸着石头能够过河，只能有一个结果，就是这个同盟军体系必须靠国家暴力机关维持。随着被团结对象要求的逐渐增多，中华文明被侵蚀，维持稳定的成本必然也逐渐飙升。同时伊斯兰这个阿拉伯的外来文明正是借助中共给与他们的机会，渗透中共体制，将民宗委和统战部和平演变为推行伊斯兰的大本营，扩大势力，其路线图必然是谋划自治，实施教法，成立地方武装，这种统战最终会给整个国家民族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

文革后统战理论的前提是每个同盟军都要听党的话，无私为社会主义或者说为党做贡献，而最终所有国民将整合成一个国族——社会主义族。首先这就依然是典型的革命浪漫主义，文革建设共产族的低端版本，可是明显低估了民族宗教的顽固性，56个民族，56个民族文化，要听谁的？向谁融合？这都解决不了，谈什么形成一个社会主义族。尤其是伊斯兰是族教绑定的封闭群体？怎么融合它？要所有非穆斯林中国人都研习伊斯兰吗？其实想想，为什么现在反泛伊斯兰反泛清真的呼声如此之高，不正是政府大力推动所有国民遵循伊斯兰教规造成的吗？其次这些被团结对象如果真的做到融合这一点，他们还会有存在下去的必要吗？他们还有要求特权的基础吗？所以就算没有异志也要表现出同床异梦的态度，必然是各个同盟军生存下去的唯一选择。当然那种真正同床异梦的就更别不用说了。可见文革后，不加变革的照搬革命时期的理论政策，显然思考不足。统战策略作为战争年代的一个特殊权谋策略，作为单独部门，到了和平年代已经渐渐失去其作用，执政联盟与所谓战乱时期的统战概念差别是巨大的，所以统战最好的去处是应该要渐渐离开政治舞台。秦灭六国之后，是否要成立个部门专门研究如何给六国贵族和六国平民特殊政策？要尊重他们的文字，尊重他们度量衡，抨击统一度量衡，就是大秦民族主义，倘若秦始皇这么做，估计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这个逻辑简单得一望便知。

那么当国家统一之后，和平时期的所谓对内对外统战到底应该是怎样一种情况呢？首先对外的统战，应该是外交部下的统战策略，对内的统战，也就是对民族的统战对宗教的统战，应当是民政部下的统战。可是统战部的成立，让这个部门变成了万金油，哪里都能插得上一手，统战部下的外交，统战部下的民政民族政策，统战部下的教育政策，显然这种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部门已经不符合时代的需求，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机构与其他部门职能重叠，为了维护部门利益和生存，必然大力在其他部门内嵌自己的势力，要求在其他部门职责范围内分给自己一杯羹。而它如果要想分得一杯羹，则必须突出被统战对象的诉求，久而久之，统战部必然沦为被统战对象在体制内的代言人，成为被统战对象的一份子，这就是为了统战而统战造成的必然后果，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必然结果。而在现实中，我们经常能见到的某些为伊斯兰开疆辟土的地方级民宗委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典型例子。对台对港统战工作的失败则是另外两个更生动的例子。

因此和平时期，统战部门如果不是以融合为战略目标，以宣扬中华文明（汉文明）为战略目标，尤其连最基本的公民平等的概念也抛弃了，非要在国家内部整出几个统战对象，搞特殊对待，贵族化他们，明显这样的部门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第二十章 文革后少数民族统战理论简论

以抗战时期中共对回族的统战为起点，至今中共对回族的民族统战理论经历了支持，毁灭，再支持的过程。而在最后一个阶段，由于创建共产族的失败，对民族统战一下失去了主要战略目标，从而彻底放弃融合的构想，专注反对“大汉主义”，以汉和非汉作为统战的衡量标准，实际上已经沦为为了统战而统战。

自此，前一阶段苏式马列民族理论中的巨大漏洞，一下显示出了惊人的破坏力，维护伊斯兰，扩张伊斯兰占据了对回统战的主导地位。教徒或者半教徒被持续引进党内，阿拉伯/波斯侨民的概念被疯狂灌输给党员和群众，发展至今持这种侨民观念的中高级官员也不在少数，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打上了伊斯兰的烙印，造成伊斯兰与马列无神论政党联合执政的既成事实。随着半教徒或教徒在体制内人数的增长，政治地位愈加巩固，政治实力也与日俱增，至今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现有的封闭区域，而是开始打起了绿色中华的主意。可见文革后的对回统战理论已经彻底走上了歧路。将实现目标的辅助手段“团结”替代目标“共产族”成为新的战略目标，客观上形成了一套以维护伊斯兰、推广伊斯兰的统战政策和制度。2000年以后，在大中小学校各级机关强推清真食堂，推广宗教清真食品，推广清真航线，推广清真专用设施，封闭社区，驱逐猪肉等等，本质就是强迫全民实践伊斯兰的宗教活动，这是伊斯兰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达到的高度。

于是这里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回族是以教立族，所以伊斯兰主义者才能打着民族的旗号扩展宗教，也正是因为如此，所谓泛伊斯兰问题的本质其实就是民族问题，那么回族统战理论是少数民族问题中的特列吗？显然，回族不是特例。

统战部的统战对象包含很多，不仅仅只包括民族问题。但是不可否认，自解放以后，民族统战逐渐成为统战部门的最主要工作重点。实际上在“某个宗教是某个民族属性”原则的指导下，宗教统战实际上也演化成了民族统战，即我前面说过的“民族为本，宗教为表”。

民族统战的部门就是统战部下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委）。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1949年成立，简称中央民委，后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1966年开始统战部开始陷入瘫痪，1970年统战部下属机构民委被认为完成了历史使命被撤消。1978年整个统战部包括民委被重建，直到今天。

文革结束前的统战在共产族的大帽子下，虽然其基本理论和政策在李维汉的策划下已经基本定型，但其作为实现共产主义辅助手段的定位是明确的。文革结束以后，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无限期延长，虚化后，统战的“团结”、“分权”、“让利”、“民族自治”和“构建推广少民民族文化”等等，这些本来为实现全民共产族之共产主义而发明出来糊弄人的理论一下从配角变成了主角。那么从1978年重建到今天，民委在民族领域的成绩如何呢？

所谓汉族虽然每每占据宣传画的中间位置，但是就形象而言，建国以来就从没有过民族特点

文革以后被认为已经完成历史使命而予以撤销的国家民委，被重新恢复。虽然失去了共产族的目标，但是团结各个少数民族，打击压迫汉民族的民族意识、压制以汉文明为核心的华夷之辨，这个为创建新民族“共产族”服务的手段却保留了下来。其内容主要包含：全方位打压汉族的民族意识，全方位扶持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少数民族中高考加分；分封少数民族民族区域；在少数民族地区重点招录少数民族干部；给予少民经济特权政治特权；支持所谓少民民族文化，民族文字，以及扶持宗教文化等等，在各个方面按照汉族和非汉族血统区别对待，给与少数民族特权。

与扶持所谓少数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汉民族的儒家思想则给与了无情的打击。儒家思想虽然中共自称有所继承，但其敌视态度是有目共睹的。敬天法祖是儒家最重要的教义之一，祭拜祖先的风俗是汉族人最典型的民族文化代表，现在已经基本消失殆尽，保留下来的，也多打着移风易俗的旗号给与破坏，比较典型的就是消灭汉族人的祠堂。对所谓汉族人的民间信仰，也是严防死守，如强制拆扒土地庙的行为等等。

宗祠被以移风易俗的名义，勒令修改为文化礼堂

江苏高邮以破除封建迷信的名义，26天捣毁了辖区近6000座土地庙

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少数民族的所谓民族风俗习惯却得到了极大的尊重，以至于没有风俗习惯要创造风俗习惯，已经汉化的要倒退回去，如早已汉化又被异化出去的壮族，不但找拾到自己所谓丢失多年的信仰，还将自己的血统规划为了泰国的泰族人，即所谓壮泰同源。至于宗教就更不必说。少民的宗教是瑰丽的民族文化遗产，要给与保护，要予以发扬，与汉民族民间信仰的窘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敢壮山在2002年成为壮族布洛陀信仰圣山之前，这个小庙里供奉的是不是布洛陀而是玉帝

姑且我们不去讨论现代科学精神与封建迷信的关系，仅仅观察这种以简单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区别对待，就很明显不符合现代理念上的公平公正。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举动对中国是以汉族为基础的汉文明国家这一事实发起了严重挑战。汉文明海纳百川的融合进程被生生逆转。压制汉族的民族意识和文化，却强化少数的民族意识，客观也形成了对汉族的全面民族歧视。中共自己的政治口号“（对少民）高看一等，厚爱一层”，为汉族在中国所处的贱民地位作了一个最佳注脚。可是当汉族连所谓1/56分之一的民族权益都享受不到的时候，某些自以为高于所有民族的汉族共产族，却称感受不到这种歧视和蔑视。“我们都炎黄子孙”、“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成了破坏民族团结的话语，那么当统战部跟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大谈所谓共同的汉民族民族利益的时候，大谈“我们都炎黄子孙”的时候，他们自己难道没感觉到脸红吗？他们难道认为香港人台湾人海外侨胞都是聋子瞎子，看不到汉人在大陆的尴尬境遇吗？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所谓自我感觉没有了民族属性的汉族共产族在少数民族眼里丢失了民族属性了吗？显然没有，他们依然是汉族人。而且在少民看来这些高高在上的共产族也成为汉族欺压少民的又一个铁证。

” “我们都炎黄子孙 ”的说法破坏民族团结

壮族是由汉化的土著和汉族边疆移民构成的一个群体，在70年代初外国学者就认为这个团体因为汉化严重，已经不用再作为单独民族进行研究。但壮族不仅重新立族，而且现在正大张旗鼓地推行建国以后发明出来的所谓拉丁化的壮语，而这种标准壮语的发音只是公认的14种壮语方言里面的一种。

广西政府机构全部加配所谓拉丁壮文，其读音与汉语明显渊源极深

同时壮族学者不顾壮族早已汉化的信仰，重新发掘所谓壮族宗教，即所谓布洛陀文化（布洛陀即僮（壮）族化的盘古），2002年将壮族供奉玉帝，观音，关公的敢壮山考证为布洛陀圣山，将汉式神仙全部请了出去。为了更加突出自己的民族特点，壮族学的专家们更下了一个连泰国人都瞠目结舌的结论，僮（壮）族人和泰国人同源。而壮族专家的这个结论却惹恼了傣族人，因为如果壮泰同源如果成立，旧有的泰族的迁移历史就要重写，傣族人这个真正的泰族大约就只能当壮族的小弟了。不过这种不满并不妨碍傣族人打出自己所谓的民族旗帜三色明月旗，这个三色明月旗是有明确政治含义的，就是所有中泰缅的所有泰族人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国家（据说已经整改）。

2016年泰历新年德宏地方政府组织的欢庆活动，群众大规模打出所谓民族旗——三色明月旗

原伊斯兰协会会长陈广元一边喊着爱国爱教，却在面对“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发生战争时，你支持谁？”的问题时，大言不惭地说他要支持正义的一方。清真食品管理条例，清真认证标准，以及前一段时间某些人鼓噪清真食品法和宗教法，无不显示伊斯兰锋芒毕露的野心。伊斯兰这样明显心怀异志，以鸠占鹊巢为最终目的的统战对象，在现实中得到了政府的全方位支持，不能不说是十分荒诞的事情。四川凉山的彝族（云南彝族与凉山彝族实际上不是一个民族）本起源自印度的土著达罗毗荼人，却考证出来自己在中国有万年的历史。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本是记录现代社会中的一段丑陋历史，结果现在变成了凉山彝族的朝圣之地。与袭击歼灭红军游击队有莫大联系的小叶丹，摇身一变成为革命的同路人。而2019年发生的的彝族某县要恢复奴隶制下的法律制度“德古”更是给民族宗教领域乱象填上了浓重一笔。

彝族要恢复奴隶制下的法律制度

文革后，在各个少数民族都在强化自己的民族意识，强化自己的民族文化，争取更大政治权力的时候，国家民委这个政府中负责少数民族工作的部门，在体制内做得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立法，为民族自决，民族自治保驾护航，以换取少数民族对统战部的支持。如1979年版刑法对宗教信仰和所谓的少数民族习惯做出了如下规定：

第一百四十七条 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正当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又如198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为少数民族实现民族自决，成立苏联式的弱化版加盟共和国留下了很多伏笔。最近一段时间要求深化民族自治法，赋予民族自治区域更大权力的声音甚是喧嚣，而在各个大学研究机构，大批所谓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研究著作密集发表，都是国家民委打算细化民族法律，固化少数民族既得利益，固化特殊地位，固化民族地盘的代表。

被统战少数民族，肆无忌惮的追求自己的利益，强调民族差异，文化差异，毫无顾忌地与我们传统的汉文明国家概念背道而驰。而国家民委则成为被统战对象们在体制内的代言人和保护者。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国家民委的另外一个角色是代表中共利益处理少数民族事宜的机构，它本应该是中华文明（汉文明）的代言人，它本应该促进融合，推广中华文明（汉文明），从而最终构建一个民族——中华民族，才是它的明确职责。可是它在这方面做了什么呢？恐怕什么都没有，即使最基本的概念，中华民族如果作为一个民族的名称，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至今大家也依然是糊涂着。

当然站在博弈论的角度上说，站在部门利益的角度上说，国家民委成为少民的代言人是必然的结果。这个部门的生存依赖团结对象的存在，依赖于团结对象的诸多诉求。这注定它有与团结对象主动绑定的冲动，也注定它根本没愿望改变现状，也根本不希望少数民族融进汉文明。文革中，当所谓全民共产族实现，没有了民族之后，它被裁撤的命运，一定令它记忆犹新。说白一点，山头越多，山头的实力越强，民宗委获得利益也就越大。它不仅代表各个同盟军与政府谈判，还作为党的代表和政府的代表与少民代表谈判，它即是裁判员又是参赛双方的运动员，当然对它而言利益最大化是必然选择。这种体制上的漏洞直接催生了今天的乱象。又由于统战部是正部级单位，可以使得他有机会推动自己的代理人进入其他任何部门，更进一步导致情况恶化，比如教育部民族司就是统战部民宗委在教育部内的代理人。

通过以上简单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共文革后的统战理论目的与解放初期不同，解放后中共不过想组建一个过渡性的执政联盟，社会主义改造和共产主义实现后，它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可是共产主义成为水中花镜中月的时候，问题出现了。执政联盟被恢复了，但出现了一个和解放前不同的大前提，解放前由于需要团结起来抵御共同的实体敌人，所以大家对未来国家民族的认识是否统一并不太在意。而和平时期执政联盟的前提，则需要这个联盟内的所有政治势力必须拥有统一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而恰恰这点上，出了问题。一个已经失败的共产族概念依然放在主神位上，但实际上它已经没有丝毫凝聚作用。同盟成员对国家民族概念的认同与国家的基石汉族的认识并不一样，正是因为如此，中共统战推动的同盟已经变成了用功利二字维持的一个表面繁荣的松散邦联。而对于新的问题新的情况，有关人员放弃思考，抱着已经破产的共产乌托邦民族理论当门面，在实际操作中只要求被团结方表示一下支持社会主义建设，意思意思，就算拿到了被团结的入场卷，然而对于少数民族借机发展自己的政治空间，利益空间，则睁一眼闭一眼，可以说统战部门的理论家们完全处于一种怠政状态中。而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个所谓的多元一体理论，这么多年了，“一体”是什么？凝聚力是什么？始终就没谈清楚，可见这个理论无外乎为这种怠政状态打掩护罢了。不过这里我就不过多扩展，因为这是下一个系列“民族问题研究”的主要议题。

自然各种势力也不会放弃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比如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区，哪怕聚居人口20%都不到，就成了少数民族的专属地盘，可中国的任何角落不应该是全体国民的土地吗？少数民族在考学考公务员中的特权来自民族和来自血统，这是一个法制国家应有的状态吗？伊斯兰教义中国权是属于安拉的，中国伊斯兰批判这个经文了吗？倘若没有，为什么让它成为同盟军，培养它，壮大它。难道是为了让它夺权？

「今日国权是谁的？」「是独一至尊的真主的。」古兰经 40: 16

统一战线中同盟各方中的一些势力对整个国家，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态度，明显与大家默认的国家民族该概念不同。而统战部却为了这些心怀远大抱负的政治势力的生存和发展费劲心力，显然已经背离了创建这个部门时候的初衷。成为了依附于这些团结对象身上生存的部门，成为团结对象在政府中代言人，为团结对象争取特权、争取利益，维护对主体民族的逆向歧视的机制。这种短视的策略对社会带来的损害是巨大的，80年代的动乱，2000年以后边陲的暴乱和暴恐无一不是这个策略的后果。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个人认为统战部这个战争时代留下的遗迹，在法制社会中，应该逐渐淡出政府部门系统，将其职能分散给其他实体部门。例如民族宗教事务就应该归属到民政部下面去，是民政部门指导民族统战，而不是民族统战指导民政。而民族工作的宗旨一定是促进民族融合，促进中华文明（汉文明），而不是培育对付汉族的少数民族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