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请大家讲一讲亲历或耳闻的身边三年大饥荒时饿死人的故事 -- 淡淡忧伤

有摄影能力的饿不着，也不敢拍罢了

本地党史资料，直到61年8月还有上万浮肿干瘦病人

老家村饿死率15%左右，还有浮肿抢救过来的

有些东西100周年生日前不提是一回事，但硬是颠倒是非不好。即使删除封权严重，相关资料太多了

天涯的，被删除和全面封杀的部分——

以前搜到的部分——

舒同不认为没有粮食，1959年3月8日，舒同在发表了《当前人民公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其中写道：当前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在1958年粮食大丰收以后的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除了灾区以外，全省各地几乎普遍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荒，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他还坚信原来浮夸报上来的产量，认为是生产队、农民瞒产私分。因为毛泽东对广东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经验作过批示，2月28日发表在《经济消息》上，题《是粮食问题还是思想问题》。舒同作为封疆大吏，不应是不行的。省委总结了惠民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舒同亲自对这个经验作了批示，从而在全省开展了以反瞒产私分为内容的两条道路斗争与社会主义教育。各社队，村庄，都翻箱倒柜，搜查粮食。

谭启龙1959年4月11日从济宁给舒同的信：

　　……很多妇女、小孩提篮子挖麦苗,有的树皮也剥光了。牲畜毛猪大量死亡，农具破坏非常严重，单县原有牲畜44532头，死亡10669头，占24％，原有农具58784件，破坏36446件，占62％。据地委初步统计，最近三个月非正常死亡1200多人（我看不止此数），已发现弃子卖婴58起，单县仅三个月非正常死亡253人，蔡堂一个公社死亡153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6人。曹县一个县外逃4万多人（全地区外逃跑34万人），他们在外面流浪，有的半途饿死，有的自杀，有的晕倒在河里淹死，有的躺在大街上叫喊救命。据了解，仅在河南开封就死亡62人，情景之惨，令人难忍；影响之坏，无法估计。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67万多人，单县4月上旬水肿病达53000多人，黄后楼一、二排32户260人，患病的达227人，占81％，很多人卧床不起，有的大小便不通，有的肚皮肿裂了口。巨野县刘官屯村共3000多人，有一半以上水肿病，干部还扣着粮食不发。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1960年12月23日下午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说：由于饥饿，民兵训练工作不得不停止，1960年征兵工作也不得不推迟。有些连排干部家属，在部队驻地乞讨，有一位军官家属对丈夫说：“这种年头你顾不了我，我顾不了你，把孩子送给人家，咱们各奔前程吧！”一个战士全家讨饭去东北，父亲临走时去部队，父子见面后抱头痛哭了一场。有一个排长全家死得只剩下一个小弟弟。一个连队一个时期接到15份电报，其中13份报告家里饿死了人。

赵健民在一次发言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65万人，外流109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

卫生部报告，1959年“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比较广。其中山东最为严重，1月至4月10日，发生肿病人77．9万多人。死亡618人，仅4月1日至10日，即发生肿病人17．3万人。”

1961年春，山东农村粮食情况：到1961年4月20日，全省农村口粮尚有22.2亿斤（其中农村留下的口粮还有15.78亿斤，国家返销6.41亿斤）。从4月21日到麦收的几十天内每人平均口粮6两多一点（16进位，6两相当于10进位的3.75两）。其中5两（相当于10进位的3.125两）和不足5两的占农村人口的30.9％。口粮不足5两的县有：即墨，胶县，平原，枣庄等。要知道，这不足5两粮食还包括地瓜干在内。扣除各级干部多吃多占，到农民手中已经不多了。而这点粮食是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农民每天热量的唯一来源（那时没有油，没有副食）。这已经挨饿的第三个年头了。

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只有5200万，从1954年到1957年，山东每年新增人口100万，以1957年为基数，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寿张县一个村庄没有生小孩的。王成怀同志向舒同汇报说淄博地区死了11万人。他还满不在乎，说安徽、江苏也死了许多人，不值得大惊小怪。

196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免去舒同职务，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书记。1960年12月中旬，山东省委扩大会议和五级干部会议，集中揭发批判舒同的错误。山东省档案馆保存有这次会议的全部材料。曾希圣作了长篇发言，指出：“舒同的错误应由他自己负责，与党中央领导毫无关系。”……

（杨继绳： 以上材料主要摘自曾希圣1960年10年12月16日在山东省五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存山东省档案馆。《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山东省档案馆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书也有记载

网上有人说——舒同的品质俺到知道点，实在垃圾。80年代，这玩意摇身为书法家，老婆做经纪人，到处胡写乱花，一个字1500元，大概是大学毕业生的2年工资。他老婆的策略是到一处先免费给实权人物写几个字，这些地方官员就出1500元/字让他给管辖范围的宾馆，楼堂馆所题字。

再看这篇新闻——捐赠书法艺术不拿1分钱——舒同夫人王云飞谈舒同书法艺术 可惜出处资料没了

http://www.cnarts.net/cweb/news/readnews.asp?id=75694

章丘“黄河事件”:难以抹去的痛苦记忆章丘“黄河事件”:难以抹去的痛苦记忆

http://epaper.qlwb.com.cn/qlwb/content/20140718/ArticelE15003FM.htm

“　　1958年底,地瓜“丰收”,大量的地瓜没有办法储存,只好全部挖沟存在了地下。哪知当时天寒地冻,冰冻三尺,地瓜全部腐烂,老百姓的口粮成了大问题。1959年初,章丘县黄河公社的许多村子断了口粮,老百姓饥寒交迫,饿死了许多人。”

报道部分有误，本地党史资料，58年就饿死了几百个

回忆舒同同志在章丘的一年

http://www.cnepaper.com/jrzq/resfile/2014-08-03/04/803JRZQA04JRZQ04C_h.pdf

回忆舒同同志在章丘的一年

“有时是到集市上（这时刚刚恢复了集市， 这是一九六一年春天刘少奇同志提出的 “三自”， 即农民要有自留地， 企业要自负盈亏， 农村要有自由市场）看看， 但他从来不语， 用手一指干菜叶子， 随从的同志就问多少钱一斤？答一块五； 再指胡萝卜， 问后， 答一块三………… （当时正常价才 3 分钱）

”

“那时老百姓都知道山东叫舒同给治坏了， 章丘叫郭林（县委第一书记）给治坏了， 时下郭林下放水寨公社任书记， 他背着粪筐走在辛庄北的田野时， 见一社员， 郭问：“大爷这灾情怎么样啊？” 那社员说，“都叫郭林这婊子生的给治坏了！”郭说：“大爷你别骂， 我就是郭林， 咱们谈谈”， 那人一听便跑了”

《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档案馆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书，记载了舒同在山东期间“极左”的一面。

反右派中舒同忠实执行毛泽东的反右路线。本来1957年反右已结束了，他又创造性的发明了“整风补课”多打了许多人。在省直机关54个厅局中，有补课任务的厅局有47个，受到重点补课的厅局级干部占21.55%、处级干部占14.17%、县委委员一级的占12.9%、共打右派34800余人、开除党籍11900余人，1980年全部“改正”，一个右派都没有。

它闺女洗涤的——回忆我的父亲舒同：马背书法家的从政之路

口述｜舒均均 整理｜程诉

2011年11月09日13:55 来源：《文史参考

“1959年6月，为了解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父亲决定下生产队当社员，我们一家人都跟着去了农村，父亲带着我们参加收割，住在农家院子，吃的农家菜炒鸡蛋、玉米饼什么的，现在想想，肯定是受到了优待，真正的农民吃不上这样好的饭菜。父亲说：“我要亲自收一亩麦子过过秤，看能产多少粮！”，他亲自收了一亩麦田，这一亩地算出来竟产出了3000多斤粮食，父亲很高兴，觉得这下可是掌握了实际情况了，可他不知道自己被骗了——下面的人在脱粒机里预先装了2000多斤粮食！父亲是知识分子出身，并非农业上的行家里手，也就被蒙了过去。”

李锐女儿李南央在《童年琐忆》（原载《老照片》第53辑）中，记述1962年春节她在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何伟家渡寒假的经历。

何伯伯住的省委大院有前后两个院儿，前院是办公区，后院是宿舍区，前后院都有解放军站岗。他住的是两层独立小楼，好大好大，地面是木地板。我一人住了间客房。吃饭的屋子就像个小食堂，一面墙是落地的玻璃窗，厨房也很大，炒菜的灶是那种饭馆用的大土灶，火又大又冲，有专门的厨师。顿顿饭都是山珍海味。记得上的一道鱼，下边铺着一层脆脆的干粉丝，上边的鱼煎得焦黄焦黄，被一种味道极鲜美的汁盖着，色香味都诱人。早上每人一杯牛奶，配一个煎鸡蛋，对于在学校整整饿了一学期，即使回家也很少能吃到牛奶和鸡蛋的我，省委大院的生活就是天堂。第二天早上再看到煎鸡蛋泡牛奶，我不知该吃还是不该吃。看到何伯伯一家人仍如往常一样地吃，我也就吃了。我还几乎天天晚上看戏，不是京剧就是豫剧，我们总是坐在最好的位子上，记得剧院里总是冷清的，没几个观众，往往看完戏回家时，何伯伯的麻将局还没有散呢。中国新年那几天伙食更是好，顿顿好菜，主食花样也是好几种。回来后听从河南探亲回来的蔡阿姨提起，河南的饥民发生过抢国家粮库的事情，军队开了枪，打死了人。

吴芝圃检讨大跃进饿死人：我欠河南人民的债还不清

2014年05月21日13:54 党史文苑 收藏本文

http://history.sina.com.cn/bk/jgcqs/2014-05-21/135491353.shtml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06年第23期 原题为：吴芝圃与大跃进

1962年1月，吴芝圃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58、59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 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曾数次心痛地向人表示：“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1966年，毛泽东看了吴芝圃的检查报告后，指示他不要再作检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