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西方的人物和组织（3）：审判基辛格（一） -- CHS1

【导读】

基辛格有一种将政治个人化的倾向。他的政策直接蓄意导致了成千上万不知名者的死亡，但也会直接对付某些不听话的个人：施奈德将军，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谢赫·穆吉布·拉赫曼。正如我们不止一次瞥见的那样，基辛格对地区化复仇情有独钟。这两种倾向似乎在一桩案件中达成了一致：绑架并谋杀埃利亚斯·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计划——德梅特拉科普洛斯是一位反对希腊独裁军政府的流亡记者。

【译文】

【译注：“湿活”即wet job，间谍/特工谋杀或暗杀的委婉说法，暗示有流血之嫌。】

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基辛格有一种将政治个人化的倾向。他的政策直接蓄意导致了成千上万不知名者的死亡，但也会直接对付某些不听话的个人：施奈德将军，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谢赫·穆吉布·拉赫曼。正如我们不止一次瞥见的那样，基辛格对地区化复仇情有独钟。

这两种倾向似乎在一桩案件中达成了一致：绑架并谋杀埃利亚斯·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计划。德梅特拉科普洛斯是一位杰出的希腊记者，在1967至1974年间，他在反对破坏家园的独裁统治方面做出了无以伦比的贡献。那些年间，他在华盛顿特区安了家，在一家广受尊敬的华尔街公司做顾问维持生计。不计其数的参议员、国会议员、国会工作人员、外交官和记者都证实，他一个人开展了非凡的巡回游说和信息运动，强烈反对篡夺雅典政权的军事暴徒。由于该军政府得到了华盛顿强大利益集团的同情，德梅特拉科普洛斯被迫双线作战，并树了一些极具影响力的敌人。

1974年希腊独裁政权垮台后，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看到了雅典秘密警察的档案，证实了他长期以来的怀疑：曾经有过不止一次绑架和消灭他的尝试。希腊中央情报局（KYP）掌握的文件显示，当时的独裁者乔治斯·帕帕佐普洛斯（Georgios Papadopoulos）和安全部副部长迈克尔·鲁福加利斯（Michael Roufougalis）多次联系驻华盛顿的希腊军事代表，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邮件上盖有“COSMIC：绝密”（希腊最高安全级别）字样的通信涉及大量阴谋。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看到德梅特拉科波洛斯被从华盛顿抓住，遣返回国。在华盛顿进行暗杀行动或许有些不妥；此外，在将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处死之前似乎有必要对他进行审讯。一个建议是用希腊民航客机偷运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另一个是把他送上一架希腊军用飞机；还有一个建议是把他送上海军潜艇。如果不是现有记录证实了军政府领导人的不理智和疯狂，人们可能会认为其中至少三分之一的计划是幻想，根本不值得一看。

在这些COSMIC电报中，有一句话尤其引人注目：

为了找出这种“合作”指的是什么，德梅特拉科普洛斯于1976年聘用了一名律师——华盛顿的多布罗弗尔、奥克斯、杰布哈特和司考尔律师事务所的威廉·多布罗弗尔（William A. Dobrovir），并根据《信息自由法案》和《隐私法案》提起了诉讼。他从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务院以及司法部和五角大楼获得了数百份文件。其中一部分表明其副本已提交给当时归亨利·基辛格管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但从这一来源索取文件的请求并未奏效。正如前面提到的，基辛格离任时把自己的文件当成了人质——他把它们复印，归类为“私人文件”，送到了国会图书馆，条件是必须秘密保管。因此，无论德梅特拉科普洛斯试图利用法律从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到任何东西，他都撞上了石墙。但在1977年3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终于对不断提出的法律倡议作出了反应，它们公布了存放这些有关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文件的主要“计算机索引”。他浏览这些索引时，注意力极其自然地被以下内容所吸引了：

“唔，你不是每天都能在政府文件里读到自己的死讯的。”我采访德梅特拉科普洛斯时，他这样说道。他的律师肯定会同意——他给基辛格写了许多信，要索引所提到的文件副本。而基辛格几年来一直拒绝回复德梅特拉科波洛斯的律师。当他最终作出答复时，只是由他自己的律师写道：

当然，“已经努力”是一种模糊的说法，可以用来描述最敷衍了事的查询。因此，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基辛格是否知道、是否赞同、是否参与了外国独裁者进行绑架、折磨和处决的计划所依赖的“美国政府各部门的合作”？

我们从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开始：为什么像基辛格这样有地位的人会知道或者关心一个孤单的持不同政见的记者的存在？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记录显示，基辛格非常清楚德梅特拉科普洛斯是谁，而且恨他。实际上，1956年，当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在布列塔尼大酒店为这位客座教授举办午宴时，他们在雅典见过面。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在所有警告和抵制军事干预希腊政治的人当中，德梅特拉科普洛斯一直是个中翘楚。中情局通常赞成这种干预，并和计划进行干预的人保持密切联系。1963年11月，中情局局长约翰·麦科恩（John McCone）签署了一份内部文件，要求提供“任何可用于拒绝[德梅特拉科普洛斯]之后入境美国的实质性负面数据”。当时还没有这种负面消息，因此政变发生后，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得以到华盛顿特区定居，并开始了他的流亡运动。

他的运动开端可真是吉星高照——他提供了1968年尼克松和阿格纽（Agnew）竞选活动的负面消息。这场竞选运动本已经严重被越南和平谈判的泄密玷污，结果它还接受了来自希腊军事独裁政权的非法捐赠。这笔钱来自 KYP 的迈克尔·鲁福加利斯，由极端保守的希腊裔美国商人托马斯·帕帕斯（Thomas Pappas）以现金形式交给了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涉及金额为549,000美元，以当时的标准来看是一笔可观的数额。收受这一捐赠的行为是双重非法的：一方面，外国政府（和通常情况下的外国人）禁止提供竞选捐款，另一方面，考虑到KYP接受了中央情报局的补贴，存在着进一步的危险：即美国情报资金回流到美国的政治进程中——这直接违反了中情局自己的章程。

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向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拉里·奥布赖恩（Larry O'Brien）提交了他的调查结果，奥布赖恩呼吁对帕帕斯的活动以及尼克松—阿格纽竞选团队与雅典军政府之间打得火热的关系进行调查。许多历史学家推测，尼克松和米切尔派出的窃贼在夜色掩护下进入奥布赖恩的水门办公室时，或许就是在寻找这一具有巨大破坏潜力的“希腊联系”的有关证据。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个重要事实的支持：尼克松政府为窃贼寻找“封口费”时，它求助的是托马斯·帕帕斯。

埃利亚斯·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对这个罪恶的秘密的危险知识，以及他不断在国会山和媒体上进行游说，反对尼克松和基辛格在雅典的附庸政权，引起了负面的关注。他后来起诉了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从而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成功这样做的人——并得到两个机构的书面承认，它们拥有他的“非负面消息”。在诉讼过程中，他还得到了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William Webster）的承认：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在以下日期间受到了“范围相当广泛的”监视：1967年11月9日至1969年10月2日；1971年8月25日至1973年3月14日；1974年2月19日至10月24日。

德梅特拉科普洛斯本人并不知道这种监视的确切范围，但他不止一次发现自己被政府的巨手掠过。1971年9月7日，他在华盛顿最时髦的赛马俱乐部与尼克松的头号心腹默里·乔蒂纳（Murray Chotiner）共进午餐，后者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放过帕帕斯。你可能会有麻烦，可能会被驱逐出境。这种政治不明智。你知道汤姆·帕帕斯是总统的朋友。”下个月，也就是1971年10月27日，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和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在无忧宫共进午餐，帕帕斯本人直接从邻桌走过来威胁他，帕帕斯告诉他和诺瓦克，自己可以给任何想调查他的人制造麻烦。在此前的7月12日，德梅特拉科普洛斯曾在由纽约州国会议员本杰明·罗森塔尔（Benjamin Rosenthal）主持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欧洲小组委员会上，就帕帕斯对美国外交政策与雅典独裁政权之间的相互影响作证。在他的口头证词被打印出来之前，一名司法部律师就来到了小组委员会办公室，要求提供一份证词副本。因此，德梅特拉科普洛斯于9月17日就帕帕斯的活动向同一小组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他的书面证词最后写道：“最后，我已向小组委员会单独提交了我认为有用的书面证据。”罗兰·埃文斯（Rowland Evans）和罗伯特·诺瓦克在他们的联合专栏中写道，这份证词“在尼克松政府里引起了极度紧张”。

随后，德梅特拉科普洛斯收到了路易丝·戈尔（Louise Gore）的一封信。戈尔女士此后作为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的表姐和华盛顿（阿尔·戈尔就是在华盛顿长大的）费尔法克斯酒店（Fairfax Hotel）的所有者而愈加闻名于世。但当时她完全靠自己就已经非常有名：她既是马里兰州的共和党州参议员，又是将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介绍给理查德·尼克松的女人。她是司法部长米切尔的密友，并曾被任命为尼克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就住在她的酒店的一间公寓里，邻居中有许多国会议员及政界人士。他自1959年来就一直是她的朋友。1972年1月24日，她写信给他：

参加午宴的包括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乔治•布什（George Bush）和其他许多外交官。司法部长在这种场合、而且在和传奇女主人珀尔·梅斯塔同坐一桌的情况下缺乏克制和圆滑，显然表明他相当愤怒，甚至达到了暴怒。

我提到这一背景，是为了表明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受到了监视，他掌握的情报对尼克松—基辛格的一位重要客户造成了极大损害，而且他的身份对华盛顿和雅典的当权者来说都是众所周知的。时任美国驻雅典大使亨利·塔斯卡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密友，对独裁政权持非常宽容的态度。（他后来在国会的一次非公开会议上作证说，他提前就知道1968年希腊秘密警察向尼克松竞选团队支付报酬的事。）1971年7月，就在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在罗森塔尔国会议员的小组委员会面前作证后不久，塔斯卡从雅典发来了一份长达四页的秘密电报。开头是这样的：

这无疑对待德梅特拉科普洛斯非常认真。最后几段也是如此：

这份电报是按照大使惯例发给了国务卿威廉·罗杰斯，但它也发给了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这是极不寻常的。正如我们所见，米切尔是唯一一位在亨利·基辛格的四十委员会任职的司法部长。

国务院适时敦促司法部针对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尽一切可能，看能否制造一个外国特工案件，或在此事上制造一个任何类型的案件”。当然，正如后来承认的那样，这些调查毫无结果，因为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影响力并非来自任何邪恶的来源或关系。当他说希腊独裁政权践踏了他的社会，使用了审查制度和酷刑，威胁了塞浦路斯，并在华盛顿买到了政治影响力时，他说的是强有力的事实。尼克松本人在1973年5月23日水门事件后的一盘白宫录音带中证实了军政府与帕帕斯和塔斯卡之间的联系。当时他正在和他著名的机要秘书罗斯·玛丽·伍兹（Rose Mary Woods）谈话：

这个独裁政权在1970年6月取消了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希腊国籍，所以他是个无国籍人士，只有一份薄薄的文件给予他离境后重新进入美国的许可。当他失明的父亲于1970年12月在雅典孤独地死于肺炎时，这一事实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德梅特拉科普洛斯企图获准通过安全通行证或自由通行证回家，并得到了许多国会朋友的支持。其中犹他州参议员弗兰克·莫斯（Frank E. Moss）、北达科他州参议员昆廷·伯迪克（Quentin N. Burdick）和阿拉斯加州参议员迈克·格拉韦尔（Mike Gravel）都在一封12月11日写给希腊政府和塔斯卡大使的信上签了名。参议员肯尼迪和富尔布赖特也对此表达了个人关注。

雅典政权和塔斯卡都没有做出直接回复，但是在12月20日，也就是老人没见到独生儿子便过世的四天之后，参议员莫斯、伯迪克和格拉韦尔收到了一份希腊驻华盛顿大使馆发来的电报，告诉他们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应该亲自向大使馆提出申请——对于一个护照和公民身份刚刚被独裁政权取消的人来说，这真是个奇怪的要求。与此同时，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在家中接到了肯尼迪参议员的电话，建议他即便收到希腊方面提供的安全通行方案，也都不要接受。根据我们现在已知的为他的“失踪”准备的计划之一，如果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出现在军政府的大使馆，很可能已经被拘留和绑架了。当然，如果没有美国情报官员的某种“合作”，这样的计划是极难实施的。

驻雅典的塔斯卡大使和在国务院的基辛格副手约瑟夫·西斯科（Joseph Sisco）之间的往来电报解密显示，肯尼迪参议员的疑虑是有充分理由的。在一份日期为1970年12月14日由西斯科发给塔斯卡的电报中，大使被告知：

塔斯卡同意这一特别声明，并补充表示格拉韦尔参议员有可能参加老伊利亚斯·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葬礼，大使这样写道：

这种说法有荒谬的一面——德梅特拉科普洛斯从没有过任何宣传或实施暴力的记录——也有邪恶的一面。这里只是在暗示某种借口：军政府可能需要一个陷阱或者掩盖一次“失踪”。整个通信都散发着大使馆和国务院的“优先事项”的恶臭，反映了他们对当选的美国参议员的蔑视、对异议的厌恶，以及满足一群希腊匪徒的需要——这群匪徒现在正在服无期徒刑。

现在再看看经过多年诉讼之后才从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里吐出来的计算机索引吧。该文件的日期是1970年12月18日，似乎是要通知莫斯、伯迪克和格拉韦尔参议员，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在雅典的一所监狱里结束了生命。这是个应急计划吗？还是个掩饰计划？只要基辛格博士继续顽固地保持沉默，并保持对他的“私人”国家文件的控制，我们就不可能确定。

1970年，德梅特拉科普洛斯避开了为他所设的陷阱，继续进行他的一连串旨在诋毁希腊军政府和让其美国朋友难堪的泄密和披露行为。他还警告人们军政府在塞浦路斯独立问题上的企图以及美国对这一政策的漠不关心——或是共谋。他就这么成了亨利·基辛格的烦恼之源。在1974年10月提交给杰拉尔德·福特总统的一份简报的备忘录中，提到了关于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我们档案中的负面消息”、关于他的“负面的盲目备忘录 ”，以及关于他的“长篇基辛格备忘录”。同样，尽管律师们不断要求，基辛格仍然拒绝回答任何有关这些文件下落的问题，也拒绝透露文件的任何内容。而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却要求联邦调查局搜集任何可以用来抹黑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信息，根据已解密的文件，在1972年至1974年间，联邦调查局向基辛格提供了诽谤性的虚假材料，称德梅特拉科普洛斯与一名现已过世的妇女有浪漫关系，并称他与一位他从没遇见过的男人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之间同样有浪漫关系。

这似乎并不重要，但我们看到了希腊军政府驻华盛顿特区大使康斯坦丁·帕纳约塔科斯（Constantine Panayotakos）的回忆录，该大使于1974年2月到任，他后来在名为《防御一线》（In the First Line of Defense）的回忆录写道：

帕纳约塔科斯大使后来在一封信（这封信现在在我手里）中详细写道，他直接了解一个从华盛顿绑架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计划。他的证词得到了一份由哈拉兰博斯·帕帕多普洛斯（Charalambos Papadopoulos）签名的宣誓书的证实（这份宣誓书也在我手里）。在1974年5月底或6月初，帕帕多普洛斯先生是希腊大使馆的政治参赞——是大使馆的第三人物，他受到帕纳约塔科斯大使和武官助理索迪里斯·尤尼斯（Sotiris Yiounis）陆军中校的邀请，在附近的赛马俱乐部用午餐。午餐时，尤尼斯提出了绑架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问题——要在弗吉尼亚的一个港口将他偷运上一条希腊北约潜艇。

时任希腊驻巴基斯坦大使帕帕多普洛斯在宣誓书中表示，他当时得到保证，亨利·基辛格完全知道这一计划中的行动。此时，由于希腊军政府在塞浦路斯犯下的累累罪行，距离它的垮台只有几个星期了。自从独裁政权垮台以来，已经发现了更多有关这一军政府暗杀计划的证据——哪怕只是雅典方面的阴谋证据。但这个计划没有得到华盛顿的“理解”是无法执行的。人们也试图挖掘出更多华盛顿方面的细节。1975年，参议员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和詹姆斯·阿布雷兹克（James Abourezk）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唐·爱德华兹众议员（Don Edwards）支持下，要求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参议员将绑架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阴谋纳入他著名的美国情报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中。但基辛格亲自出面干预了丘奇的工作——这一点先由《纽约时报》进行报道，然后由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证实，基辛格以严重但并未具体说明的国家安全问题为由终止了这方面的调查。

这看起来或许有点荒诞不经，但我们确实知道，基辛格正在对德梅特拉科普洛斯（以及亨利·塔斯卡大使）进行报复；我们确实知道，基辛格参与了与希腊军政府的高层勾结，而且事先知道暗杀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阴谋；我们也确实知道，他利用美国驻智利大使馆走私武器以雇凶杀害勒内·施奈德将军。那个案子的托辞也是说雇佣杀手“只是”企图绑架他。

因此，第一次在这里得以完整讲述的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故事作为初步证据，表明亨利·基辛格至少知道一个要在华盛顿特区绑架、审问、几乎确定要杀害一位平民、一位记者的计划。为了洗清这一嫌疑，为了解释在自己的档案中提到德梅特拉科普洛斯之死的神秘信息，基辛格只需让人最终得以查阅这些档案——或者需要法院传票即可查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