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谈点7000人大会和毛一封信 -- 真历啊

今年在香港出版的《戚本禹回忆录》中间，披露了一个重要史实：

1961年，彭真等人在北京畅观楼秘密设立审查小组，试图通过审查中央文件和报章报道，搜集毛泽东在大跃进中间的错误言论，预备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发难，结果未能如愿，只查到刘邓等人竭力主张高指标和浮夸风的事实。彭真等人的预期目标未能实现；更为倒霉的是，这一秘密行动在文革初期被北京市委内部官员揭发出来了，后来被冠名为“畅观楼黑会”受到群众的强烈批判，视为刘邓彭等小集团反对毛主席的铁证。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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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写过畅观楼。那是先前，只能在外边看一看，不能进去，仅是描述外观而已。而这一次，听说它已经开放了，仅限于周末，于是赶快跑来看参观。

畅观楼这个名字，一般人不太关注。我（薛仲迪）还算是比较有心吧，文革动乱初期，从一张小报上，记住了“畅观楼”这个名字。

在“七千人大会”之前，应该是六十年代初，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受中央书记处的委托，召集了各方面的人物，在这开了一次会，因地取名，称作“畅观楼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对中央自大跃进以来的各类通知文件，进行系统的整理，从中总结经验教训，然后上交给中央；实际上是一种反思，对工作中的失误进行总结。

文革伊始，这次“畅观楼”的会议，被判定为反革命的黑会，说它是为“收集反党材料”。因此被拿来批判，成为“畅观楼事件”，而彭真成了黑帮的头子。

2016.6.14.午后随笔

○毛主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

○中央书记处委托彭真在北京组织一个班子，查阅1958年以来中央书记处批发的中央有关部委上报的文件

○大家是“你方歌罢我登场”，轮流到畅观楼查阅文件，发表看法

○我们这些人毕竟党龄比较长，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个个都是战战兢兢工作，夹着尾巴做人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畅观楼事件”遭到“革命大批判”，成为北京市委的十大罪状之一

宋汝棼，时任北京市委工业基建委员会主任。

　　“文革”初期，大字报、红卫兵小报、《北京日报》连篇累牍地对这次会议进行“革命大批判”，这次会议一下子变成了“畅观楼反革命事件”，成了以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的又一大罪状。“文革”结束后，“畅观楼事件”不见于正史，海外某些出版物，大多是根据“革命大批判”材料写的。

“畅观楼事件”究竟是一次反革命事件，还是一项正常工作，成了遗留的历史谜团。

　　当年参与“畅观楼事件”的同志多数已经去世，我作为一个还活着的亲身参与这一事件的人，愿意将所了解的情况写下来，免得若干年以后，以讹传讹的记述反而以假乱真。

（一）

　　畅观楼原本是清皇朝的一个王府，现在位于北京动物园内，“畅观楼事件”发生的时候，那个地方还很幽静。“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对“畅观楼事件”进行“革命大批判”，畅观楼一时间出了名。

　　“畅观楼事件”就发生在畅观楼，时间是1961年12月。这一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大搞实事求是，“畅观楼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出现了严重困难。中央领导同志头脑逐渐清醒下来，开始在一系列会议上总结教训。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同时总结各地整风整社试点的经验。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实行方针、政策，要有一种方法。你们有很好的方针、政策，而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就等于没有。”1961年1月中旬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提出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这标志着党在经济建设领域的指导思想再次转向纠正“左”的错误，从主观主义转向实事求是。

　　1961年5、6月间，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未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11年，先要总结经验。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即第二次庐山会议）在庐山召开，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在会上讲“对社会主义，我们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与有关人员谈话时，多次谈到要大搞调查研究，总结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以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他感慨地说，他有三大志愿：一是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以便多做调查研究，了解实情，不做官僚主义者；二是骑马到长江、黄河两岸进行实地考察；三是写一本书，把自己的一生写进去，把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人民去评论。邓小平作为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总书记，在会上也表示中央书记处要负主要的责任。

　　1961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准备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通知指出：1958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

　　根据中央通知的精神，为了准备七千人大会，总结1958年以来中央方针政策的经验教训，中央书记处决定委托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同志，在北京组织一个班子，查阅1958年以来中央书记处批发的中央有关部委上报的文件。于是在1961年12月，北京市委组织、召集了一些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借畅观楼执行中央交办的任务。这就是“畅观楼事件”的由来。

（二）

　　1961年12月，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项子明，在畅观楼召集市委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要大家查阅1958年以来中央书记处批发给北京市的由中央有关部委上报的文件，以及少量的北京市委转发给下面区、县的文件。根据会议的通知，北京市领导机关各口都要派人参加。我当时是北京市委工业基建委员会主任，作为基建口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据我的记忆，当时来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各口的副职领导，个别人还带了一个助手。现在能记起名字的，除项子明以外，还有市农办主任常浦、市委文化部副部长韦明、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市委工业部副部长陆禹、市计委副主任万一。

　　项子明在会上说，这件事是由中央书记处交办的，具体做法是把文件中认为有问题的段落摘录下来，待汇总以后上交中央书记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参加会议的同志就开始工作。不过，当时大家并不是每天都在这里工作，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大摊子事要做。具体的做法当时称之为“流水席”，各口参加这项工作的人“随叫随到”，看完指定的文件，做一个正式的发言以后，就可以回去了。我当时大部分时间还在抓基本建设工作，只是被叫到时才到畅观楼去，查阅摘录文件。

　　项子明对参加会议的人传达中央指示，说的是让大家把中央报告中各自认为有问题的段落摘录下来，并对相关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要求大家畅所欲言。但是，无论是在非正式发言的时候，还是在正式发言和做摘录的时候，大家都还是很谨慎，主要是根据当时中央坚决纠正“五风”的精神，对中央报告中一些浮夸和高指标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将其中的一些段落摘录下来。参加查阅文件的同志虽然也提出过一些批评，比如，对谭震林，说他压指标，说北京是锅底；对新华社，说乱放卫星。但这些批评都还是在中央纠正“五风”的范围之内，当时就公认的，并不尖锐，对党中央、毛主席更没有讲任何看法。毕竟我们这些人的党龄都比较长，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而且又刚刚经历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个个都是战战兢兢工作，夹着尾巴做人，即使有一些比较尖锐的意见，也不肯、不敢在会议上表露，而且当时我们对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很崇拜，认为毛主席过去是正确的，今后也必然是正确的，现在出现的一些困难，是下面执行中出了偏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三面红旗”的决策还是正确的。

　　畅观楼会议的正式会期是九天。九天的时间里，大家是“你方歌罢我登场”，轮流到畅观楼查阅文件，发表看法。北京市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对大家的发言，无论是非正式的讨论，还是正式的发言，都做了记录。正式会议结束以后，有关工作人员对摘录的文件进行了整理汇总，时间稍微长一点，大概是十几天。这样，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完成了中央交托的任务。

　　北京市委把查阅文件摘录下来的段落汇总以后，写了一个报告，上交中央书记处，同时也给北京市委的有关部门发了一份。我当时所在的市委工业基建委员会就得到一份，我看了以后，由基建委员会办公室存档。该报告分农业、工业、基建、财税、城市人民公社、教育6个方面，共有29项110多条，近2万字，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大家摘要的文件和发言，为七千人大会的准备工作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畅观楼事件”的经过大体上就是这样。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次普普通通的一次会议，居然会成为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的一大罪状。

（三）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以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虽然已经“顷刻瓦解”、“一朝覆亡”，但这个“反党集团”到底有哪些反党罪行，老百姓并不清楚。不少人认为，《二月提纲》毕竟是出在中央的问题，《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也只能说是写文章的人的问题。因此，制造出一个为作反对毛主席的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做准备，背着毛主席，攻击毛主席的事件，就变得十分必要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畅观楼事件”遭到“革命大批判”，成了以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的十大罪状之一。

　　1967年春，我已沦为“黑帮”，被专政将近一年了。白天在单位挨斗、接待外调、写交待材料、扫厕所，晚上还可以回家。一天晚上，小儿子慌慌张张回家说：“爸爸，坏啦，动物园畅观楼办了一个展览，里面的会议桌上摆着‘黑帮’的名牌，还画了漫画像，也有爸爸的名牌和漫画像。”原来，小儿子到畅观楼参观过了。

　　其实，《北京日报》、红卫兵小报和许许多多的大字报，已经连篇累牍对“畅观楼事件”进行“革命大批判”了。我已经多次为此被批斗，专案组严令我彻底交待参加这个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罪行。

　　对“畅观楼事件”进行“革命大批判”期间，各种揭发材料很多，姑且举出一例。1967年4月，当时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首都红卫兵组织散发了一份《畅观楼反革命事件》的揭发材料。该材料宣称：1961年11月，在刘少奇、邓小平的庇护下，由彭真亲自授意，刘仁等指挥，带领市委内部各部委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西郊公园畅观楼密室“审查”中央发至县级以上的文件和毛主席的党内讲话、批示，其直接目的是收集反党材料，企图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配合“刘、邓黑司令部”，向毛主席猖狂进攻，妄图一举把毛主席推下台来，实行其反革命政变阴谋。这就是耸人听闻的“畅观楼反革命事件”。

　　根据各种揭发材料，以及对我的“逼供”，可以清楚地知道策划者为了制造“畅观楼反革命事件”，确实费尽了心机，他们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指责的：

　　第一，捏造查阅文件的范围。

根据项子明布置的要求，查阅的是中央书记处批发的中央有关部委上报的文件，以及少量北京市转发给所属区、县的文件。

这个查阅范围可以由参加会议的同志证明，也可以由当时在会上分发文件的同志证明，查阅以后汇总上报的文件更可以证明。中央书记处存有这份汇总上报文件，从北京市委的档案里也可以找到，北京市委有关部委的办公室也有存档。

但策划者却一口咬定，这次会议查阅的是“中央发至县级以上的文件和毛主席的党内讲话、批示”。

对查阅范围的这种篡改，真是用心险恶。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这样一篡改，讲成是查阅了毛主席的党内谈话和毛主席批发的中央文件，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在当时，背着毛主席，审查毛主席的讲话，从中找出问题，加以攻击，显然是居心叵测，足以证明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干这件事，是阴谋反对毛主席，为以后“作秘密报告做准备”。

　　第二，捏造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

“革命大批判”文章里专门有一章，叫做“群魔乱舞”，说畅观楼会议上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历史上凡是犯了路线错误，都不能自己纠正”，说会上攻击“总路线”是违反了经济规律，攻击“大跃进”是万马折腾，攻击人民公社办早了。

其实，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言论，查阅一下上报给中央书记处的汇总文件和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所做的会议发言记录，就可以一目了然，但是策划者偏偏要对已经被隔离审查的“黑帮”进行逼供。谁坚持实事求是，谁就是“顽固不化”，就是抗拒，就得从严。

1974年夏天，在我获得解放之前，专案组给我看我的审查结论草稿，仍然说我在畅观楼会议上“散布了一些错误言论”。我坚决不同意，同专案组争执得很激烈。但是专案组不予理睬，硬是在审查结论中保留了这句话。

　　第三，捏造“畅观楼事件”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畅观楼当年是个幽静之地，挑选这个地方不过是为了工作不受干扰罢了。但是，“革命大批判”却绘声绘色地将这次会议讲成是“行动诡秘”、“策划于密室”，极力把这次会议诬陷成阴谋行动。其实，这件事并不难查清。会议的内容因为当时不允许随便向外传，知道的人确实不多，但畅观楼会议本身，知道的人很多，比如我在畅观楼查阅文件，工业基建委员会的许多同志都知道，一问就清楚了。

畅观楼会议

1961年12月，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项子明，在畅观楼召集市委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要大家查阅1958年以来中央书记处批发给北京市的由中央有关部委上报的文件，以及少量的北京市委转发给所属区、县的文件。

根据会议的通知，北京市领导机关各口都要派人参加。

当时来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各口的副职领导，个别人还带了一个助手。除项子明以外，还有市委工业基建委员会主任宋汝棼、市农办主任常浦、市委文化部副部长韦明、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市委工业部副部长陆禹、市计委副主任万一等。

项子明在会上说，这件事是由中央书记处交办的，具体做法是把文件中你们认为有问题的段落摘录下来，待汇总以后上交中央书记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参加会议的同志就开始工作。不过，当时这些人并不是每天都在这里工作，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大摊子事要做。具体的做法当时称之为“流水席”，各口参加这项工作的人“随叫随到”，看完指定的文件，做一个正式的发言以后，就可以回去了。一般来讲，这些人大部分时间还在抓本职工作，只是被叫到时才到畅观楼去，查阅摘录文件。

项子明对参加会议的人传达中央指示，说的是让大家把中央报告中各自认为有问题的段落摘录下来，并对相关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要求大家畅所欲言。

但是，无论是在非正式发言的时候，还是在正式发言和做摘录的时候，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还是很谨慎，主要是根据当时中央坚决纠正“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的精神，对中央报告中一些浮夸和高指标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将其中的一些段落摘录下来。

参加查阅文件的同志虽然也提出过一些批评，比如，对谭震林，说他压指标，说北京是锅底；对新华社有意见，乱放“卫星”。

但是这些批评都还是在中央纠正“五风”的范围之内，当时就公认的，并不尖锐，对党中央、毛主席更没有谈任何看法。

毕竟这些人的党龄都比较长，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而且又刚刚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个个都是战战兢兢工作，即使有一些比较尖锐的意见，也不肯、不敢在会议上表露。

而且当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很厉害，大家普遍认为毛主席过去是正确的，今后也必然是正确的，现在出现一些困难，是下面执行中出了偏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三面红旗”的决策还是正确的。

畅观楼会议的正式会期是9天。9天的时间里，参加会议的同志是“你方歌罢我登场”，轮流到畅观楼查阅文件，发表看法。北京市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对大家的发言，无论是非正式的讨论，还是正式的发言，都做了记录。正式会议结束以后，有关工作人员对摘录的文件进行了整理汇总，时间稍微长一点，大概是十几天。这样，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在畅观楼完成了中央交托的任务。

北京市委把查阅文件摘录下来的段落汇总以后，写了一个报告，上交中央书记处，同时也给北京市委的有关部门发了一份。该报告分农业、工业、基建、财税、城市人民公社、教育6个方面，共有29项110多条，近2万字，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大家的文件摘要和发言，对七千人大会的准备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七千人大会前夕，当时前台的刘少奇与邓小平责成书记处的彭真组织一个班子，集中住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查阅大跃进以来中央下发的文件，看其中提出过哪些不切实际的“左”倾口号，提出过哪些不切实际的根本无法完成的高指标，制定过哪些不切实际的损害群众利益的政策，名曰“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进行总结，主要是检查缺点和和吸取教训”，但彭真一不留神说了实话：要冷静地研究“三面红旗究竟是红旗？还是灰旗？白旗？”

检查缺点和吸取教训可以，但组织一批人马，集中在一起，整天查阅大跃进以来中央下发的文件，事务的性质就变了，这是要查中央最高决策错误的责任，从而证明路线完全错了就很有趣了。

刘少奇从意识形态入手，在“七千人大会”与“四清运动”中公开自己与毛的党内矛盾分歧，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争取党员干部支持。

由于经过长时间的窃听准备与畅观楼中央决策纠责，在“七千人大会”上唱主角的刘少奇是有备而来。报告的基调是“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难，还是相当严峻的”、“各方面的工作正在不断地改”，“七千人大会”最后开成了“出气会”。

但刘少奇拒绝与毛分担责任，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擅自取消“苏联逼债”这一条，将“1958年以来，中央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放在第一的位置上，大讲什么“天灾是一片，人祸是一国，要记取这个教训。刘少奇突破了毛主席的关于缺点与成绩的“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并借湖南农民之口说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关于“三面红旗”，刘少奇还讲到，“三面红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要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原来是现在不取消，将来要取消。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对毛泽东和邓小平有一个“正帅和副帅”的说法。境外有的出版物和国内有的人言之凿凿地认定：毛泽东是“大跃进”运动的“正帅”，邓小平是“大跃进”运动的“副帅”。言外之意，“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当然是“正副帅”的责任了。我们查阅了“正副帅”说法的由来，搞清楚原来是毛泽东在1959年4月上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讲的。八届七中全会可是纠正“大跃进”错误的会呀，毛泽东是让邓小平当他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左”的错误的“副帅”啊！“大跃进”运动的副帅与纠正“大跃进”运动错误的副帅，差别何其大！

　　在1959年举行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到权力要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时，诙谐而富有深意地说：“我这个人的名字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他还对邓小平说：“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文薛庆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