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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邓小平究竟改革了什么? -- 响水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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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也不能这么说啊,华西村书记吴仁宝是因为搞工业当江阴书记

之后被赶下来了,一路到底啊。

注:黑省领导在当年是抵抗包产的农业强省之一。

 苏在兴和他的一村两“制”

  从1956年来到新合村,到1968年当上村支书。现年68岁的苏在兴,历经数不清的村支部改选,在村支书的位置上已经坐了37年。

  修路40公里、挖沟修渠200公里、栽种树木150垧地,全村固定资产1200万元,经过三十多年的积累,苏在兴带领村民走上了康庄路。

  从带领村民大搞机械化,走统分结合的一村两“制”路线,到获得全国劳模、省特级劳模、省级劳模、连续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在领导新合村一步一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苏在兴个人也得到了无数的荣誉。

  新合村如何走上了一村两“制”的独特道路?9月28日,记者(以下简称记)与新合村的当家人苏在兴(以下简称苏)进行了一番对话。

  记:国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新合为何选择了集体经营和联产承包并行的一村两“制”?

  苏:我首先要说明,一村两“制”的“制”,不是制度的“制”,是生产责任制的“制”。

  1982年,农村改革大潮席卷全国,“大帮轰”几乎在一夜间变为“大包干”。这时新合村机械化已经颇具规模,固定资产和集体积累达200多万元。分了,觉得可惜;不分,又怕上级不答应。反复研究中央农村改革文件,我忽然发现了“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尊重群众意愿”、“不搞一刀切”……把文件翻译过来,意思就是只要得民心顺民意,乐意咋地就咋地。我就想,经营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何必一刀切呢?何不来个一村两“制”?把想法跟支部和村民一说,结果形成了愿意集体承包的留下来,不愿意集体承包的可以家庭承包的方案。就这样,新合在全国农村改革中首创一村两“制”。

记:一村两“制”实行后效果如何?

苏:实行的第一年只有一家分出去,到了4年后的1986年,有一半农户分离出去。到了第五年,由于集体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不但没人再从集体分离出去,反而有65户重返集体承包。集体部分由于人合心,地连片,可以搞机械化大农业,人集中在一起,可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结果集体积累越来越多,现在,固定资产积累已经达到了1200万元,从春种、夏服、秋收、冬藏,全部实现了机械化,这几年集体人均纯收入3000元,加上副业的收入,人年均纯收入接近4000元。

  记:新合村集体经济的成功,您觉得关键在于什么?

  苏:首先是党的政策好,再就是有个团结干事的班子。党给了好政策,才让我们摸索出一村两“制”的模式,在此基础上发展到今天。光有政策还不行,还要有人利用好政策,调动起人的积极性,切实为老百姓办实事,所以团结实干的领导班子也很重要。我们对领导干部有几个要求:不做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短命蠢官;不做胸无大志、无所作为、明哲保身的长命滑官;做动脑实干的“傻”官。此外,我们在集体积累的基础上推出的教育、医疗等一系列福利措施,也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动力。

  记:既然新合村的集体经济发展这么好,是不是就没有什么不足呢?

  苏:我们也有解决不了的难题,那就是分配不合理。因为活有轻重、脏净之分,虽然我们设法打破这种不公平,但还是有很多人干活嫌累,分钱嫌少,认为啥事都不合理。可以说,分配不合理是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另外,因为是集体经济,就不可避免有人浑水摸鱼、偷奸耍滑,而且很多方面由村里集体领导,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也很难调动。

  记:既然这样,如何维持集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苏:主要是在干部队伍的建设上下功夫,干部队伍团结、务实、干实事,就能带领大家往前走。对干部我们有几点要求:一、干部必须有威信。有权必须有威,有威必须有信,有信才能有威。又因为劳动创造财富,所以干部必须参加劳动。二、经济上要清廉。清廉才有威信,清廉与否与威信树立息息相关。三、办事要公道。四、管事不怕得罪人。五、会抓生产。一切落到最后,就是要会抓生产。干部有了这些,管理起来就好说了。

  专家眼中的“新合模式”

  历经30余年的发展,新合村在老支书苏在兴的带领下,坚持集体经营的联合体和联产承包并行的独特一村两“制”,在这种独特的模式下,占1350口人2/3的联合体集体经济,获得了稳健而快速的发展。在农业生产以承包经营为主的今天,如何评价新合村的特立独行?是新合村的集体经济有其特别的优势,还是苏在兴的个人威望造就了这种模式?这种逆潮流的模式有何局限性,今后的发展前景如何?带着疑问,记者采访了相关的经济学、社会学专家。

  焦方义(教授、经济学博士、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按照经济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比如家庭联产承包,就是结合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生产力情况。在早期的集体经济下,干多干少收入一样,劳动者内在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由此造成农业生产连年徘徊不前。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把劳动与物质利益挂钩,实现多劳多得,从而把劳动者内在的积极性、潜能调动起来。

  当然,并非集体经济一定搞不好,如果能解决好收入分配的问题,实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集体经济还是有其优越性的。新合村的集体经济之所以很兴旺,就是摒弃了改革开放前集体经济的弊端,发挥其在社会保障、集体办教育、集体福利、社会互助等方面的优势,给了农民安全感。其次,带头人的思想观念、组织领导能力、思维的超前性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集体经济比较成功的地方,一般来说都有一个这样的带头人,比如江苏华西村有吴仁宝、河南南街村有王宏斌,新合村集体经济的成功,与苏在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赵瑞政(研究员、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新合村一村两“制”现象是在新形势下农村经营管理的一个特殊现象。黑格尔曾经说过,存在就是合理。这么多年来,新合村发展得非常好,苏在兴本人也获得了很多荣誉,并且是两届全国人大代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它的合理性。

  同时,存在的合理性也应该是变动的,“新合模式”走了这么多年,尽管在现在看来,新合村摒弃了过去那种“大锅饭”、“大帮轰”式的分配平均主义的集体经济,采用了适应社会发展的管理模式,在分配机制上发生了变化,但是目前看来,新合村还没有摆脱靠土地吃饭的单一模式。新合村走农业机械化道路,节约了生产力,但是也暴露出新的问题:剩余的生产力怎么办?新合村除了土地之外,没有其他固定的产业,所以,就形成了剩余的生产力干一些并不重要的事情,以此来打发上班的日子。集体经济的壮大,不能小富即安,应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如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从粮食深加工上做文章等,这样,剩余生产力也就有了用武之地。

  新合村之所以走到今天,是与苏在兴的个人魅力和努力分不开的,与村民对苏在兴的绝对尊重和绝对依赖不可分割。但是苏在兴毕竟年岁大了,他的思维和观念也有局限性,所以,新合村人应该打破对苏在兴的个人迷信,广招贤才,引进能人,不能使新合村大好的光景因为苏在兴的退休而“退休”。

  

  越过乌裕尔河进入依安县城,位于西南的新合村便只有30多公里的路程。

  路旁的防护林,郁郁葱葱。汽车驶上宽约8米的村级水泥路,陪同者不无兴奋地说:“新合村的路,比其它很多村子的路要宽1米;路边这些直径二三十公分的树木都已成材。自从1968年苏在兴出任新合村党支部书记以来,他就领着村民大规模植树造林,40年种植了十几万公顷!”

  正好用这个时间在村中转转。来到村机械库,一排排的农机具赫然而立。一位师傅从拖拉机下探头介绍说,目前村里有大型联合收割机7台,拖拉机60余台、汽车5台,还有各种配套农机具80多台(件),从澳大利亚以每台20万元的价格购进的5台自动浇灌机,旱能灌、涝能排。从春种到秋收,新合村基本实现了机械化。

1982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风行,而当时的黑龙江省委领导不太赞成一家一户单干,认为根据北大荒的特殊情况,应该搞大机械大农业。

  次年,这位领导调走,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席卷黑龙江省,很多机械化水平极高的国营农场被分田到户,有些大机械也被拆散,你一堆零件我几个轮胎地拿回了家。依安县当然也不例外。

  

  苏在兴彻夜难眠:当时新合村已有链轨拖拉机和胶轮拖拉机各四五台,还有相当数量的配套农机具,村集体经济已经初具规模,如果分成一家一户,不仅多年的心血付水东流,而且土地分割后,客观上必然阻碍各种生产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大型农机也无法使用,农业现代化还从哪儿谈起呢?

  但毕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改革的方向,不分,能通得过吗?

  后来,苏在兴想到,可以先搞“一村两制”,他忐忑不安地把新合村的改革方案呈报给县委。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方案很快被县委批准了。

  自1971年起,村集体先后投资70多万元办学校,建起了36间标准化校舍、实验室,使村小学晋升为省级标准化学校;此外,还对全村学生实行9年免学费、免书费、免杂费的“三免”义务教育。

  “平均每年为学生免费的数额高达10余万元,这也使小学入学率年年达到100%,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始终居全县各村之首

新合村党支部、村委会,紧接着提出扩大小麦种植面积,从此狠抓机械化,年年购买拖拉机。

逐渐地,机耕地占到全村耕地面积的60%%。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合人却天天有馒头吃,群众乐得合不上嘴儿。

  村党支部、村委会随着每一个决策的正确出台,不仅仅带领大家走出了困境,同时树立了权威,也使得广大村民提高了组织观念,统一了思想,鼓足了干劲儿。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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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拒绝实行包产到户,1980年9月她被调任晋中果树研究所副所长。(本ID说法并不是调任,是政审之后大级别降级,因为她之前是中央委员!!!!)

  郭凤莲哭了,从此默默地离开了为之奋斗了17年的大寨。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83)号文件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曾经硕果累累的大寨,开始被《山西日报》、《人民日报》等媒体点名批判。

  郭凤莲被调离后的第二年,大寨村开始试行生产责任制,但是由于不少党员群众的反对,1982年又回了头。

  直到1983年大寨村才下放了自留地。与此同时,大寨村换了4任支书,可是无论人们怎样努力,都无法再使大寨勇立潮头。

  大寨人怀念光辉岁月中的郭凤莲,希望她能够重新带领大寨人走出新的精彩。

  1991年11月15日,在群众的呼吁声中,离开了11年的郭凤莲被任命为昔阳县委常委、大寨村第8任党支部书记。再次回来的她已经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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