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教育的现实问题 -- 天空不空

1944年秋，吉拉斯和铁托、爱德华·卡德尔、亚历山大·兰科维奇等南共中央领导人以及康斯坦丁·科查·波波维奇、佩科·达普切维奇等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主要将领与苏联驻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团长科尔涅耶夫将军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谈。

鉴于苏联红军进入南斯拉夫，不久便发生多起侵犯居民利益的不法行为，在会晤中，吉拉斯以尖锐的言词指出：“我们的敌人正利用这事来反对我们，并把红军士兵的暴行与英国军官的行为相对比，英国军官倒没有这样过分。”提请科尔涅耶夫注意某些苏联士兵和军官的有损于红军威信的不轨举动。

1945年4月，吉拉斯和铁托率领南斯拉夫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与苏联签署了有效期为20年的《苏南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以及有关贸易协定，同时也是为了弥合双方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所出现的争执。

1947年9月，卡德尔和吉拉斯作为南共代表出席苏、波、捷、匈、保、罗、南、法、意等欧洲九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在波兰召开的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此时，南苏关系已日趋紧张。1948年1月，据称斯大林亲自提名由吉拉斯率领代表团去苏联，以便协调两国政府对阿尔巴尼亚的政策。吉拉斯、斯韦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泰波、科查·波波维奇等代表团成员从贝尔格莱德乘火车经罗马尼亚抵达莫斯科。此次访苏以及同斯大林的会见，给吉拉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深了对苏联的不满情绪。

1948年苏南冲突期间，他是铁托的主要助手，起草了南共答复情报局的文稿。1948年6月28日，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布加勒斯特会议（南共未出席）通过了《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并宣布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开除出情报局。当天晚上，吉拉斯起草对情报局决议的答复稿。次日，即6月29日，铁托主持召开南共中央全会，通过了这一措词尖锐的文件，拒绝情报局的指控，重申对自己领导人的信任。

南共中央机关报《战斗报》同时刊载了情报局和南共中央的两个文件，让人民群众作出判断。

1952年11月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南斯拉夫共产党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吉拉斯当选为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负责思想宣传工作。1953年1月26日当选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副总统，1953年12月25日当选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联邦国民议会主席。这一时期，他成为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被视为铁托的接班人。

1953年10月以后，吉拉斯同铁托等领导人在如何改革南斯拉夫政党体制、摆脱苏联模式的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

1953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布里俄尼岛举行（布里俄尼全会），南共联盟六届二中全会谴责官僚主义的同时，更加强调了思想自由化的危害，指出各种假冒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思想自由的名义下流行起来，造成了个别共产党员政治敏锐性减弱，并提出了要“经常把一切妨碍共产主义者联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团结的分子清洗出来”。

对此，吉拉斯认为铁托是在开民主化改革的倒车。

吉拉斯在1953年10月和1954年初在《战斗报》和《新思想》杂志上发表一系列署名文章，在批判斯大林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势力和发扬民主的幌子下，要求取消“党的垄断”，实行多党竞争，成立像“辩论俱乐部”、“自由人同盟”之类的组织。在这一系列文章中，吉拉斯首先把矛头对准了南共联盟内部的官僚主义，认为官僚主义是南斯拉夫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主要的威胁。官僚主义已经扩散到了南共联盟和国家的所有组织机构中；更重要的是，它产生于社会主义体制本身，是“处于社会主义的现实目的，每天都出现的力量”。

他说“像现在这样的共产主义者联盟”，是民主的主要障碍，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列宁主义式的党和国家（以党为基础的独裁政权）已经过时了”，“此刻所需要的是党对社会生活垄断的削弱”，“党、青年工作者和其他方面的专职工作人员是多余的，他们构成了一个官僚主义制度”。他要求把“官僚主义的形式改变成为真正民主的形式”即改变南共联盟的性质，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

1954年1月10日，铁托主持召开了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在关于吉拉斯的问题上与南共联盟其他领导人统一了意见。会议决议指出：鉴于吉拉斯的观点已经在党员、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中央执委会决定召开一次非常全会来讨论吉拉斯的问题。会议还指出，吉拉斯的观点只是其个人观点，并且与其他中央执委的观点相抵触，与南共联盟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相抵触。

1954年1月16—17日召开了铁托主持的南共联盟六届三中（非常）全会，全会严厉地批判吉拉斯的错误。铁托指责吉拉斯把本应只能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讨论的、事关南共联盟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问题交给了非党员群众讨论，严重脱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取消共产主义者联盟和破坏纪律，是要使我们党的统一和我国的统一遭受巨大的损失”。

卡德尔把吉拉斯的错误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是错误地估计了南斯拉夫的阶级关系，认为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已经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工人阶级“不仅是已经不再需要，而且也根本没有了”。

二是把社会主义民主制简化为自由讨论。从本质上看，吉拉斯的民主观是庸俗的无政府主义，而这种无政府主义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危害比官僚主义更大。

三是根据自己的想象夸大了官僚主义的力量。吉拉斯对官僚主义的分析不是依据南斯拉夫的社会发展状况，而是把苏联的公式简单地转套到南斯拉夫。

康斯坦丁·科查·波波维奇

1948年8月，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长阿·约万诺维奇上将、总参谋部政治部副主任布·佩特里切维奇少将、炮兵学院的弗·达普切维奇上校因拥护“情报局决议”叛逃，结果，约万诺维奇在边境被民兵巡逻队击毙，其他两人先后被捕，并军事法庭判处20年徒刑，在苏联高等军事院校学习的南斯拉夫军官中有一批人拒绝回国，许多亲苏的军官被捕，人民军内部出现了严重不稳的现象。

波波维奇接掌总参谋部后，依靠其在军队中的崇高威望维持了人民军的稳定。在反对外部势力对南斯拉夫内部事务的干涉，在南人民军的建设和反对苏联压力的斗争起了突出作用。

1953年1月27日波波维奇卸任军职并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