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逮捕“四人帮”那点事 -- 孟词宗

江青关押在秦城监狱内一幢单独的两层小楼里。这幢楼只关押江青一人。江青住在底层的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屋里有卫生间，也有书桌、椅子、床。

她可以看书，也可以看报。

房门上设有观察洞，狱警通过观察洞监视着江青的一举一动。

已经四年多没有公开露面的江青，在两名女法警的押送下，走出法庭的候审室，站到了被告席上。

江青是梳洗打扮了一番才出庭的。她的目光是傲慢的。据云，在出庭前，她为自己下了三条“决心”：

一、永远保持英雄形象，保持革命者应有的志气；

二、绝不向修正主义者低头；

三、坚持真理，不认罪、不怕死。

据副庭长伍修全回忆：在开庭之前，“我们还到关押江青等人的秦城监狱，在不被他们知道的情况下，一一观察了这些即将受审的主犯。记得我那次看到江青时，她正坐在床铺上，用手不住地摩平自己裤子上的褶纹，看来她一方面是感到很无聊，一方面还是有点穷讲究，坐牢也不忘打扮。她每次出庭前都要梳梳头，衣服尽量穿得整齐些，时刻不失她的‘戏子'本色。”（注：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江青说：“我身体不好，易忘，易激动；有时候感情一激动会说不出话来。因此想请个顾问，在法庭上好有人替我说话。我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同顾问商量。”

她得到的答复是：“无法替你请‘顾问'，但是你可以请律师。作为辩护律师，对于委托辩护的被告人提出的问题，只要与案子有关，都会作出答复，这也可以说是起了‘顾问'的作用。”于是，江青要求请律师。

请谁当她的律师呢？

江青自己提出了三个人：

第一个是史良。江青说，史良是大律师，又是女的，比较合适。

江青得到这样的答复：“史良现在不是律师，年事已高，她不可能出庭为你辩护。”

第二个是刘大坚。

江青说，过去毛主席接见他时，她见过他。

其实，江青把他的名字记错了，他叫刘大杰，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这时，刘大杰已经去世，无法担任江青的辩护律师。

第三个是周建人。

周建人，鲁迅之弟。江青在提出周建人之后，马上又自己加以否定：“哦，周建人年纪也大了，恐怕不行。”

江青无法自己指定律师，就要求特别法庭为她请律师。

特别法庭经过研究，决定为江青请两位律师：一位是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特别法庭辩护组组长张思之，另一位是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刑法专家朱华荣。

江青一开口，就露出了她的“本色”：“两位律师的简介，我都看了。两位都是很有名的律师，这很好。不过，我知道你们很可能是邓小平、叶剑英派来的。虽说这样，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党内斗争嘛……”

张思之律师听到这里，不客气地打断了江青的话：“现在不是‘党内斗争'的问题，你是作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被起诉！”

江青马上反驳：“我是反革命？可笑！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才是反革命！他们要起诉我，我倒要起诉他们呢！他们在1976年10月6日，突然袭击，把我逮捕，把我扔进地下室，扔在地上六七个小时没人管我，这是非法绑架……”

这么一来，变成律师与江青进行“法庭辩论”了。

朱华荣律师一看，这样下去，双方会僵持，就转移了话题，问江青有什么不清楚的法律问题，需要他们帮助解答。

于是，江青向他们提出一连串问题：什么叫公诉？公诉她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朱华荣律师一一作了答复。

江青听罢，说道：“按照宪法、国法、党纪，我都没有罪！我请你们，是要你们替我跟邓小平、叶剑英辩，不是让你们代表他们跟我辩。你们要好好学习《五·一六通知》，好好学习《十六条》，好好学习《九大政治报告》……”

张思之律师明确向她指出：“律师要看什么文件，律师自会安排。现在的问题是，你要不要请律师？”

江青说要考虑一下。这样，她结束了与两位律师的谈话。

过了一会儿，江青告诉监管人员：“那个姓张的律师，我不要；我先要那个姓朱的律师吧。”后来，法庭加派了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傅志仁律师，和朱华荣律师一起，担任江青的辩护律师。

你们不敢做我的代言人，那就不能作我的律师！

1980年11月22日，朱华荣律师和傅志仁律师去秦城监狱与江青谈话。

这一回，江青见了两位律师，没有鞠躬，却亲自给两位律师沏了茶，表示敬意。

江青拿出起诉书，上面写满她的批语。江青说：“起诉书完全否定了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违背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江青指着那些批语说：“你们要根据我的意见，批驳起诉书，为我进行辩护，作为我的代言人。”

朱律师向江青指出：“律师只能按照事实和法律维护被告人的合法利益，但是不能做代言人。”

她说：“你们也是那边的人！你们不敢做我的代言人，那就不能作我的律师！”

这样，江青拒聘了律师。

江青：我被华国锋非法绑架 扔地下室六七个小时

　　“林彪事件”后，父亲才又重新主持军委工作。还是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说：“叶帅一个女儿还在监狱里关着，就是延安出生的那个……”毛说：“一个孩子关她做什么！”我（叶向真）这才被放了出来。

　　因为被关在单人牢房，我出来时几乎连话都不会讲了，人也变得十分迟钝。父亲看见我时非常激动，他问我的身体状况如何，我却木木愣愣回答不清楚，好不容易说了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听了我的话，父亲眼圈发红，眼睛湿润了，他说：“不！是爸爸连累了你们。”

　　父亲分头与华国锋、汪东兴谈话，3个人经过多次精心缜密的策划安排，商定好了如何实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具体计划。他们定于10月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主持和见证，由中央警卫局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江青等分别抓了起来。

　　就这样，没响一枪，没流一滴血，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驱逐出了历史舞台。

　　程冠军：您是叶帅讲话稿的起草人，请您回忆一下讲话稿的起草过程。首先请问，叶帅讲话稿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凌孜：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最受欢迎和讨论最热烈的有两个讲话，一个是邓小平的，一个是叶帅的。

其实叶帅的讲话等于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和定性，这也是他的讲话的意义所在。那时，“文革”刚刚结束，由于处于一个思想转弯过程，一直没有对“文革”进行最终的定性。

如果一直没有明确定性，我们的党和国家怎么向前走，就成了问题。

按照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人们对“文革”的彻底否定还有个转弯的过程，也就是说一下子彻底否定“文革”不可能。

另外，对于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文革”而彻底否定他。如何正确看待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如何正视他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这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如果我们对“文革”不敢碰，改革开放就无从谈起。

经过十年“文革”的破坏，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因此，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文革”问题不容回避，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就要敢于碰“文革”，敢于彻底否定“文革”，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政治挂帅”，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程冠军：叶帅的讲话稿为什么不让秘书起草呢？您是在什么背景下为叶帅起草这篇讲话稿的？

　　凌孜：当时，父亲身边没有专门的文字秘书，那个时期，他的讲话稿都是胡耀邦组织党校的同志来处理，有时候也找胡乔木和邓力群，但相对比较少。那是1978年秋，我正在301医院实习，正好陪父亲住在西山2号院的家里。当时，听父亲讲，邓小平的讲话稿最初是胡乔木起草的，邓小平对胡起草的讲话稿不满意，最后与胡耀邦商定让于光远负责起草。

父亲的稿子最初是胡耀邦安排中央党校的人负责起草，初稿拿来一看，内容空洞，父亲不满意，就对我说：“向真，党校给我写的讲话稿不行，全是空话、报纸上的话，你帮我重新写一稿。”爸爸把原稿交给我，我看了也是直摇头。

这篇稿子恨不得把当时报纸上的一些东西全拿过来，言之无物，太一般了。

　　这是我为父亲起草的唯一一篇讲话稿。当时，如果我二哥叶选宁在的话，父亲肯定就找他写了。那时跟着爸爸住在西山2号院的除了我，还有弟弟叶选廉，以及我叔叔的儿子叶选基。叶选基比我大半岁，解放后他跟随我的叔叔叶道英从香港回国后一直跟着我家生活。我过去也没有写过政治类的文章，我之所以能写这类的文章，还得益于在“文革”期间写大字报的锻炼。“文革”中我虽然也坐过牢，但后来看也是因祸得福，不然我还不会写政治类的文章。

　　凌孜：叶帅的讲话稿共分三个部分，一是领导班子问题；二是发扬民主与法制，重点是法制问题；三是勤奋学习、解放思想，这是对领导干部的要求。

解放思想的实质问题首先是解决“文革”问题，“文革”发生的根源就是脱离民主集中制，不解决“文革”问题，不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解放思想就是一句空话。父亲给我讲了讲话稿要表述的意思，他说：“向真，你对前面要有一个总结，不能光提口号。”我听得出来，爸爸所说的“对前面要有一个总结”就是要总结“文革”，否定“文革”，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同时，叶帅还特别提出了法制，我跟他讨论后，支持他这个说法。

粉碎“四人帮”后，要实现拨乱反正，没有民主法制不行。改革开放之后，父亲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主持通过了很多法律，为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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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由于“四人帮”的迫害，文珊被迫离开了北京，离开了父亲。

这个应该是某大学，现在网上找不到了，只说她是某公司高管。只说被迫害，呵呵。

男孩子大概率是叶选廉这个花花公子。消息也很少了。

苏丹丹与叶选廉相逢于军队之中，那时候的苏丹丹是解放军队伍里的报幕员，而后嫁给了叶选廉，在成为中华医药会会长后随叶选廉南下至香港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