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张其昀《思想领导与精神动员》讨论之一 -- 包子1971

蔡元培讨论之二：拥护社会进步的反共狂徒？拎不清的高尔察克将军、“辣手书生”今何在？（一组对话）

A:

蔡元培这种政治人物，算是挺正常的“救国革命家”嘛，他懂得要利用一些“进步力量”，去改变阶级社会的某些政治要素。

B:

我觉得蔡校长应该归入“秩序党”中的自由主义者？

C:

我觉得有点像体制内自由派？不管怎么样，21世纪的中国自由派是把蔡元培当作正面的民国理想人物的。

A:

蔡元培或者说清末民初的革命党人，他们的某种特色，就是要推陈出新，给群众树立新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准则，让社会做出一些跟上时代的进步。同时，他们很讨厌强化阶级斗争的左翼革命。

20年代的中国革命期间，布哈林把蔡元培这类人当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最终却发现他们在社会关系的问题上，对共产主义采取的是绝对的不妥协态度，导致布哈林主导的“政治赎买”政策，即拉住他心目中的“国民党激进派”以便扩大革命阵营，遭到巨大失败，工农大众被他心目中的“国民党激进派”杀的血流成河。

D:

回过头看，20年代布哈林等人沿着第二国际的实践惯性，把亚非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当做欧战前的旧式左翼妥协派了。这一惯性，恐怕来自“工农群众天然属于我们左派”的思维习惯。而在20年代，资本主义为了生存下去，正在诞生擅长鼓动群众、能够接纳社会进步而坚决抗拒工人革命的各种街头力量。某种角度上，蔡元培也是这类力量的一份子，虽然他距离“街头鼓动家”的形象有点远。

A:

蔡元培确实代表了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革新派，具有坚韧的战斗精神，敢于彻底的贯彻政治信条。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处境，对资本主义的危机，对工人阶级的崛起，有敏锐的嗅觉，相比一般意义的改良主义者，这些忠于信仰的革新派，能够更大胆地利用和消灭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共产党。蔡元培，陈公博，吴稚晖，我感觉都是这种果敢的革新派。

反而是陈炯明这种民初的军阀政客，困于一些旧式的官场博弈思维，不太能及时放开手与左翼革命彻底对抗。当然，陈某人不怕屠杀工农，就像吴佩孚也不怕杀人。但他们对即将到来的革命洪水缺乏认识。而蔡元培、吴稚晖就不同了，他们更加敢说敢做，更愿意在社会、群众、理论和革命领导权问题上，与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展开全面较量，既能放下身段去利用赤色分子，也随时准备杀光他们。

要指出的是，蔡、吴代表的资产阶级革新派，认为政权的“不道德”会让他们的革新努力陷入覆灭。在他们看来，这种“不道德”表现在上下压制、政令不行、黑金政治以及分赃不均上。很多时候资产阶级革新派喜欢用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旗号装点自己，因为这类崭新的旗号引人联想的“道德性”，很有利于展开资产阶级专政前提下的革新运动。

D:

你的描述让我想起“看到野蛮人到了大门口，拍案而起拯救文明”的有产阶级志士，比如高尔察克将军。高将军是体制内官僚，但并非政客。他与蔡元培的区别是什么？

B:

蔡元培在五四之前努力办教育，显然是为了培养“新人”。欧战之后，他很注意群众运动，属于跟得上时代的人。他强调道德的完善，想让中国社会跟上资本主义前进的步伐，但不能颠覆现有的财产关系。

确实，他是当时民国统治者能涌现出来的，最优秀的革新派了。

A:

1917年以前，高尔察克对革命危机的现状认识不足。他是后知后觉的反革命，导致所有努力总是慢一拍。蔡元培更类似高尔察克成为“最高执政官”以后，管辖的那群叫嚣杀光赤匪的社会革命党议员、激进派部长以及左翼工会官僚。一定程度上，沙俄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与帝国官僚是泾渭分明的关系，导致工人革命发生时，他们难以立即整合起来反扑工人。

作为清末民初的活动家，蔡元培是跨界的，早就尝过通过暴力变更政权获得国家影响。他并不惧怕用铁拳头打破现实。辛亥之后政治革新的继续推进，也是他把阶级利益与个人利益统一起来的现实方式。至于1927年清洗共产主义群众，这是为了确保政治革新不失控，避免革新的矛头指向自己。

说到底，“革新、进步”的旗帜，对蔡元培等人具有明确的含义，即刷新秩序的同时保存秩序。而对社会大众来说，“革新、进步”的本质是让他们摆脱剥削压迫。面对积极起来的工农，蔡元培那一群人的优势在于一开始就懂得“革新”旗帜的目标在哪里，就像掌握了一张完整的地图，可以在需要的时刻愚弄和葬送寻找出路的群众。

D:

回到21世纪的资本主义全胜地区，可以说看不到哪个资产阶级活动家想走群众运动这条路。在“办教育、培训干部”这一点上，乡建运动的铁老帅与蔡校长有相似之处。但从铁帅二十年实践来看，他显然比蔡元培保守许多，在思想界打的旗号也是“告别百年激进”。这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口号，或许暗示了蓬勃向上的资本主义秩序，暂时还不需要蔡元培类型的辣手书生出来擎天保驾……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