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金从旧金山出发，途经洛杉矶和亚特兰大，在底特律停留了一段时间。此前密歇根州长乔治.罗姆尼宣布为维奥拉.柳佐举行哀悼大会，星期二是悼念活动的第二天，当天的主要活动内容是一场高级安魂弥撒，这也正是金在底特律驻留的原因。四十名摄影记者拍下了金与其他社会要人出席葬礼的场面。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沃尔特.路泽与他的竞争对手、卡车司机联合会主席詹姆斯.R.霍法罕见地共同亮相。之后当人群跟随在维奥拉.柳佐的枫木棺材后面走出圣母无玷之心教堂时，一位记者尖锐地指出，《我们必胜》这首退场赞美诗“很快就消失了，因为现场很少有人知道歌词。”

金和伯纳德.李提前离开了安魂弥撒现场，搭乘正午航班飞往纽约肯尼迪机场。联邦调查局监视人员在机场大门看到贝亚德.拉斯廷和哈里.瓦赫特尔迎接了二人，并且催促他们参加下午在曼哈顿举行的演讲以及晚上在长岛大颈区贝斯埃尔寺举行的活动。金的精神状态让他的顾问们感到震惊，以至于瓦赫特尔希望他去看心理医生。金在境遇的高峰与低谷总是很容易抑郁。塞尔玛运动高潮结束后的失落感与尽快扩大民权运动规模的压力迎头相撞，致使此刻的金从骨头里往外散发着疲惫，整个人都陷入了瘫痪。他承认眼下自己无法辨别事务的轻重缓急。顾问们发现他仍然随身带着他曾答应要送给维奥拉.柳佐的亲属们的纪念品，并没有送出去。在安魂弥撒现场有人将他介绍给了霍法，霍法当即向领导大会捐赠了两万五千美元。但是金的情绪依然不高，因为卡车司机工会主席痛苦地表示他不愿意支持抵制阿拉巴马州产品的呼吁。这项挫折远比意外之财更令他焦躁激动。

瓦赫特尔把金的慰问信转发给了安东尼.柳佐，并附上一张纸条表示金太难过了，不能亲自送信上门。另一方面，拉斯廷巧妙地将金从抵制策略当中抽了出来。私下里他认为这项策略“非常愚蠢”。3月31日星期三，在前往巴尔的摩的途中，拉斯廷指责急躁的员工们——主要是贝弗尔——不应该以金的名义宣布一项利用塞尔玛游行势头改造阿拉巴马州的激进计划。(贝弗尔说：“除非华莱士州长对自由请愿书采取积极行动，否则我们希望联邦政府来到这里主持黑人选民登记，并且赶走违宪的当前州政府。”) 金感到有必要在《与媒体见面》节目中支持抵制活动，这也引起了一阵批评。白宫发表了一份不支持的声明。《纽约时报》认为该提议“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不可行”。社论直截了当地指出，金的政治目标“当然令人钦佩，但它们不仅可以、而且也应该通过合法有序的方式来实现。”其他报纸谴责这种想法是“报复性的”而且“十分危险”。民权领袖惠特尼.杨是主打商业的全国城市联盟的执行董事，他的反对意见认为，针对一个州的商业抵制将会迫使工会与企业的民权支持者违反与其他方面签订的合法合同。领导大会在巴尔的摩勋爵酒店召开为期一周的会议期间，广播布道者所罗门.米肖（Solomon Michaux）在酒店周围拉起了一条纠察线，抗议这种经济武器将会“使得阿拉巴马州成千上万的黑人失去工作，被迫领取救济。”

压不住的贝弗尔谴责了抵制行动的批评者们，还讥讽惠特尼.杨无非是套着衣衫的人偶模特，“两美元的脑袋上戴着五十美元的帽子”。但是当抵制运动的执行工作在议程上一再推迟时，就连他也意识到了致命的迹象。安德鲁.杨建议领导大会将非暴力运动从塞尔玛带入北方城市，正如金本人所建议的那样。领导大会理事会不情愿地批准了这一建议，随即引发了一场激烈争执。南方布道人委员会对于试图扩展到北方地区感到忧虑，因为他们在那里没有教会基地，而且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北方各州根深蒂固，对于竞争性的抢夺地盘一再表示过不满。贝弗尔想知道，与无权投票的南方佃农的困境相比，城里的黑人能有什么麻烦。其他人则强调了一个新的领导大会计划，即与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以及小说家拉尔夫.埃里森等杰出顾问合作，通过对话而非抗议来解决种族冲突的根源。拉斯廷赞成关注经济正义问题，*但他强调采取渐进方式来维护民权运动来之不易的联盟。他警告说全国大部分地区眼下依然将种族问题视为南方特有的严重不公正问题，过快的观点转变必定会疏远北方的支持者，包括新闻界。这反过来又会破坏联邦政府支持种族平等的历史性动员——“自1867年以来的第一次”。“我们决不能分裂我们第一次得到的东西，”拉斯廷警告领导大会董事会。“在这个国家，没有任何社会运动可以不依靠核心白人中产阶级作为盟友而取得成功。”

*【拉斯廷在三月早些时候宣称：“即使明天黑人全都变成了白人，他们仍然会受困于失业与无业。”他创立了A.菲利普.伦道夫研究所，旨在与贫困作斗争。】

何西阿.威廉姆斯抓住拉斯廷的论点来宣传他自己的夏季社区组织与政治教育项目，首字母缩写为SCOPE。该活动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引进两千名大学生，在这一年夏天帮助南方黑土带一百二十个县的黑人进行选民登记。金祝福了这个计划，领导大会理事会也因此更加衷心地接受了SCOPE方案而不是阿拉巴马州产品抵制行动。这一点表明贝弗尔的草率提议已经损害了他作为一名创造性战略家的地位，对于现场员工的控制权随即转到了威廉姆斯手里。领导大会的核心骨干大都有刚愎自用的毛病，现场员工控制权的易手更是激化了贝弗尔与威廉姆斯这两位死对头之间的相互指责。威廉姆斯指控贝弗尔试图依赖宏大计划来回避非暴力个人见证；贝弗尔则反驳称威廉姆斯对于非暴力的理解过于迟钝，而且SCOPE提案无非模仿了前一年非学委的密西西比夏季项目。威廉姆斯抱怨说贝弗尔一直在金的行政班子内部给自己拆台。威廉姆斯的追随者预言他的奉献将会带来奇迹，而其他人则担心他行事霸蛮。在巴尔的摩，威廉姆斯大大咧咧地告诉负责柳佐案的联邦调查局探员，他把塞尔玛游行的所有交通记录留在了停在亚特兰大机场某处的一辆租来的汽车后备箱里。他回避了探员们随后的问询请求，声称联邦调查局只会碍事。最后他用一句临别赠言甩脱了坚持要与他谈一谈：他表示自己手下的员工一夜之间从三个人跃升成为了三十一个人，因此现在“我比胡佛、金、约翰逊或者其他任何人都要忙。”

来自世界舞台的压力绷紧了这个浸透布道坛民间习俗的组织。理事会成员仍然习惯性地迟到，许多人在向领导大会提供个人捐款时都要进行以自我为中心的长时间布道。安德鲁.杨报告说金在伦敦、越南、甚至南非都被视为和平缔造者，与此同时从弗吉尼亚到佛罗里达的理事会成员却抱怨自己在塞尔玛运动当中遭到了忽视。亚特兰大的罗兰.史密斯牧师（Roland Smith）建议在危机期间增派员工以保持民权项目现场与理事会的联络。华盛顿的沃尔特.方特洛伊警告说不要把投票权法案的通过视为理所当然。历史学家劳伦斯.雷迪克敦促大家支持即将启动的“启蒙计划”，这是一项帮助贫困儿童学习的联邦试验计划。肯塔基州的D.E.金牧师想知道黑人何时才有资格加入南方各州的国民警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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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打断了会议进程，提出了一项个人要求，希望各位理事“认真仔细地考虑领导大会主席的继任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为他正式指定一位继承人，在他死后接手这个组织。金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不知道有谁能比拉尔夫.阿博纳西更彻底地表达我的想法。”这番话吓得理事会成员们一个个张口结舌。各位擅长葬礼演说的教士们纷纷回避了金的要求，转而谈起了如何修改领导大会的章程。理事会成员们平时经常宣扬死亡临近——金没有直接抛出“死亡”一词，而是委婉且谨慎地表示自己可能遭遇“某些现实的实际情况”——这次却躲进了实务讨论的庇护之下，例如阿博纳西是否应该继续担任领导大会的财务主管。金老爹则将针对阿博纳西的怨恨转化成了一段关于金钱问题的慷慨陈词。他斥责他的同工们多年来消极无为，一直没能保证他的四位孙辈与儿媳柯瑞塔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享有财务安全。万一他亲爱的儿子、年仅三十六岁的全家顶梁柱在最近几天就被仇恨夺去性命，留在身后的孤儿寡母必然受穷。

在紧急召开的小组会议上，过度紧张的理事会成员们狂热地讨论起了金为众人带来的病态惊吓。许多人都知道一个半公开的秘密：金的精神状态在塞尔玛运动之前并不太好。自从去年十二月的诺贝尔奖之旅以来，自从他意识到胡佛的联邦调查局正在利用他的私生活录音勒索他并且迫使他自杀以来，金就一直处于抑郁之中。尽管金也曾下定决心要弃绝见不得光的减压手段，从而减少民权运动陷入丑闻的风险——他在一部分朋友面前无地自容彻底坦白，在另一部分朋友面前长吁短叹自我厌恶，在所有人面前都指天发誓今后必定洁身自好——但是此时他却早已故态复萌，再次屈服在了恶习脚下。即便在塞尔玛游行前后二十天的激烈漩涡当中，金也依然设法找到了一位时髦却又低调的黑人新情妇陪同自己一起旅行。像她这样能够来去自由地穿越肤色分界线的高级陪同专门服务身份显赫的——往往也是富有的——男性。金在兴头上玩得越狂野，事后的自我谴责就越凶狠，他的个人生活也越发恶化。金很清楚自己的事业多么脆弱，也很清楚自己的恶习让民权事业蒙受了多么大的风险，但是他恪守誓言的努力却遭受了尖锐的失败。除此之外，他的家庭生活也变得越发不适起来。过去五年间，金夫妇在亚特兰大一直租房居住。柯瑞塔非常希望能有一栋属于自己的住宅，并且看中了一座小型别墅，只需一万美元就能拿下。交纳首付款的最后期限是四月底，但是金却始终反对买房。金认为自己并非仅仅是黑人的代言人，还要为所有的穷人谋求福利，因此即使是这么一栋小屋对于他来说也依然过于奢侈，令他无法安然自处。金摒弃物质享受与小资产阶级追求的生活态度令柯瑞塔十分难受，尤其是因为丈夫一年到头奔波在外，将自己与孩子们留在逼仄的住所。在她看来，她的丈夫是一位“被自己的良心活活吞噬”的人，因此经常因为“心头满载负疚”而行事乖张。她将这一切都容忍了下来。

在巴尔的摩，《非裔美国人报》用整整一期的篇幅报道了这次领导大会会议，将其视为震撼人心的新闻，并且精确到分钟地报道了这一光辉耀眼的公共事件——红衣主教劳伦斯.希恩（Lawrence Sheehan）在晚上9点41分致词，6分钟后全体与会人员为金老爹起立鼓掌，阿博纳西在10点13分入场。相比之下，当地主流报纸《巴尔的摩太阳报》仅仅在背页上适度地报道了这一过程，旁边还报道了当地理发学校涉嫌欺诈案的逮捕情况。在私下里，C.K.斯蒂尔牧师告诫金不该在没有事先通知理事会会的情况下就推出选定的继承人，反对阿博纳西的小派别也在蠢蠢欲动。金的贴身班子的员工们大都将设立继承人的想法视为阿博纳西与金之间的表面休战。他们看到阿博纳西在奥斯陆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妒意大发，吓得金不知所措。阿博纳西在典礼期间要求获得与金平等的皇家待遇，颁奖结束后又闹着要求奖金必须分给自己一半，尽管金决定将全部奖金悉数捐献。从那时起，金就不得不苦苦乞求他这位闷闷不乐的同工参加塞尔玛运动。贴身员工们并不因为金使用继位主席这样一个空洞头衔来安抚阿博纳西而气恼，因为这样做是金的权利，更何况只有一厢情愿之辈才会认为领导大会在金死后仍然能继续存在下去。真正令他们不解的是金与阿博纳西在个人层面上的羁绊为何如此牢固。拉斯廷贬损阿博纳西一脑子浆糊，平时只会作秀。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认，要是没有阿博纳西陪着，金在监狱里“就连十五分钟”都忍耐不下去。杨、伯纳德.李以及其他人则赞赏阿博纳西是一位富有天赋的布道人，通过黑人教会的基本身份与金捆绑在一起。金拥有阿博纳西所具有的全部生猛饥饿感，另一方面他本人还痴迷于顽固且缺陷横生的人性。这两股力量的相互冲突与制衡塑造了金这个人。两者的结合使得他的预言之声成为了一尊火力全开的熔炉。在平静状态下，金的声音则显示出了惊人的广度与诱人的善良本性，还掺着些许抑郁色彩。

金的助手们完全期待他像往常一样再一次挑起重担，再一次演好那个不可或缺并且只有他才能演好的角色。有几位助手认定金的个人绝望与忏悔折磨其实很有必要，因为这样能让他重新获得在民权运动当中公开牺牲的内生动力。还有几位顾问催促金趁热打铁赶快开展下一步行动。只有一个人认为他们应该放过金。“我们是什么人？”哈里.瓦赫特尔律师质问同事们，“我们有什么资格声称马丁必须继续强撑下去，无论代价几何？”

理事会再次召开会议，通过了确立阿博纳西作为领导大会继任者的传承计划。用弗雷德.夏特沃斯的话来说：“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保护他的象征意义。”他敦促同工们团结起来支持金。新的动议批准了为金家提供保险与养老金福利的决策。何西阿.威廉姆斯建议庆祝一下阿博纳西的生日。更大胆的成员要求金每年都应当强制度假休养身心，并通过了一项决议由领导大会来支付度假费用。拉尔夫与胡安妮塔.阿博纳西夫妇也得到了同样的休假待遇。

离开巴尔的摩时，痛苦的金找上了斯坦利.利维森，询问他对塞尔玛之后的世界的看法。

“亲爱的马丁，”利维森在回信一开头写道。严格来说他仍然在已故肯尼迪总统的要求下流亡在金的世界之外。尽管金在几周前才刚刚宣布了单方面的“赦令”，但瓦赫特尔和其他人已经慢慢地适应了利维森完全归队的局面。虽说他们可以想象这位好友是一个受到苏联影响的叛国代理人，一心想要破坏美国的自由，但是美国政府的反应居然是阴鸷且蹩脚地企图阻止他为金志愿服务，着实非常荒谬。对他们来说，这种分离只有对于那些赤裸裸地崇拜胡佛的人们来说才有意义。但是他们依然极其谨慎地行事，因为胡佛在肯尼迪遇害之后依然留任。在他们的视线之外，胡佛继续保持着政治攻势，他命令联邦调查局办公室搜索未来的SCOPE工作人员的颠覆背景，还要查明金是否曾不止一次访问过高地人中心。“如果我们能获得信息，推翻金最近在《与媒体见面》上的说法，”胡佛指示说，“我们将有可能发动反情报打击。”

自1963年底遭到放逐以来，利维森一直在大量阅读，以此弥补长期致力于为金筹款以及其他实际服务的时间。他试图通过学习古典政治文学——例如塞万提斯、左拉、雨果和托尔斯泰——来弥补通识教育方面的不足。他参观了曼哈顿的健身房，观察柔术这一格斗界的“温柔技艺”，并且将其作为非暴力的隐喻。他甚至还分析了好几部流行电影，把汉弗莱.鲍嘉在《越陷越深》中面对凶残黑帮的陈述作为座右铭。“你们买不到我，你们也吓不倒我。”他新近最喜欢的作家是维克多.雨果，因为雨果能够用简洁的语言概括“强大”的事件，例如雨果声称滑铁卢是“宇宙的一个转折点”。

“塞尔玛的意义比伯明翰更大，尽管范围更小，”利维森写道，“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白人和黑人第一次加入了前往南方深处朝圣的斗争。”他认为伯明翰让数百万人“从纸面上的支持决议转向了用心同情”，而塞尔玛则动员了“美国的真正横断面”。利维森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继续写道：“在蒙哥马利机场，我震惊地发现那么多参与者的面容都如此陌生。他们不是长期承诺的白人自由主义者与黑人。他们是来自一切信仰与一切阶层的新兴力量……从商人到和平主义激进分子无所不有。”

利维森称赞“约翰逊总统的宏伟演讲”是民众意愿的重要且必要的表达，但是他坚持认为历史的驱动力属于民权运动，而且民权运动的“领导权属于你。”塞尔玛的势头使得金成为了“这个国家最强大的人物之一——现在你不仅是黑人的领袖，而且还是数百万白人的运动领袖。”他着重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或许是想使金摆脱诱人却又不留余地的谦虚，利维森认为这是金的缺陷之一。他经常主张金“太谦虚”，但却远非缺乏安全感。接下来利维森提出了一贯不留情面的批评：“在我看来，提议[抵制阿拉巴马州产品]的方式过于随意，而且还让外人觉得这就是你的核心方案，这两点都让我感到深深的不安……这并不是行动的最佳选择，而且从争取投票权的斗争当中催生出经济斗争也不符合逻辑。”相比之下，他勾勒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内战期间与之后做出的历史性选择，认为这才是更健全的路径。

“你所领导的运动是目前这个国家唯一的运动，它唤起了这个国家更精细的民主本能，”利维森断言道。为了解释原因，他强调了民权运动的方法：“塞尔玛运动证明了非暴力直接行动的力量甚至比任何人已经充分认识到的还要强大。如果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宣传，认为塞尔玛是野蛮和恐怖主义的可怕表现，我们就错了。当局的态度相当克制。暴力的程度虽然令人震惊且吃惊，但是并不广泛。”相比之下伯明翰的暴力——更不用说过去几十年的奇观式私刑——要糟糕得多。塞尔玛的力量来自于非暴力斗争手段经年累月沉淀下来的激励与鼓舞。非暴力唤起了勇气。只要得到长期持续与精心设计，非暴力几乎会不可阻挡地建设出广泛政治参与的局面。“有人问一个黑人是否认为他们会赢，”利维森告诉金，“他回答说，‘我们一开始就赢了。’这话说得很深刻。”

另一方面，利维森也在努力克服非暴力的局限性。他可以将非暴力理念的“更精细民主本能”追溯到成千上万名实践者身上。他们冒着风险承受暴力打击却不肯还手，如此纪律严明的见证行为肯定了大胆的美国理论，即人民用不着强加的统治者或者监护人也能实现自我管理。非暴力示威者本着近乎超人的忍耐力以及对于共同人性的相应信念，邀请他们的压迫者加入开国元勋们创建的政治平等契约。他们像最初的爱国者一样挑战等级与家世，以求改变“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尽管利维森并不缺乏平衡持中的智慧，但他毕竟不是预言家。他给金的信低估了塞尔玛作为分水岭的意义。他预言了种族隔离代表的“农业利益”将被推翻，但没能预言南方阳光带将会因此迎来怎样的繁荣奇迹。他乐观地认为这场运动可以“在改变贫民窟的生存状况等等方面走得更远”，但他没能预见到自由理念在种族与经济领域之外必然激起的涟漪。一旦释放出来，平等与非暴力力量的理论就会在传统权威领域产生广泛共鸣。如果说当前的人们可以在维奥拉.柳佐与乔纳森.丹尼尔斯这两位塞尔玛朝圣者的非凡传奇当中窥见民权运动的深厚潜力，那么今后从祭坛与卧室再到遥远国家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都将感受到民权运动的广泛影响。来自民权运动的约束性能量将会改变文化与炉灶，其影响将会使得民权领袖们自己都感到震惊，就像最初的美国开国者被自己建立的国家吓到那样——叮当作响的金钱主导了看上去很美的民主制度，惯于拳脚相向的选民们甚至能将选票投给一柄扫帚，以至于乔治.华盛顿尖刻地指出，他担心自己退休后美国将会出现民主过度的局面。超出想象的变化很快就变得司空见惯起来。在民权运动的激励下，1972年辛辛那提的一名学生将被按立为犹太教两千年来的第一位女拉比。“我们必须面对生活的现实，”莫里斯.艾森德拉斯拉比告诉他在美国希伯来教会联盟的董事会，“女性已经到来，她们不会离开。”

利维森更没有预料到反对民权精神的逆向思维将会多么壮大。在民权运动的内部与外部，正当非暴力政治不可阻挡的势头开始产生持久成就的同时，这一理念也正在逐渐淡出学术界与公众的关注。正如金在他的蒙哥马利演讲中所警告的那样，针对近期历史的修正主义再叙述将会致使非暴力民主的希望降到最低，同时又放大了伴随这一理念的恐惧。战争——即使是失败且自相矛盾的战争——将会再次成为衡量自由的共同标准。面对即将到来的动荡时代，美国人将会在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谓的“人类对于王权政府的自然倾向”当中寻求庇护。全新的社会共识最终将会促使美国人将人民政府这一概念视作与自由纠缠不清的祸端而不是实现自由的不稳定工具。民权里程碑的反对者们也将会像凤凰涅槃那样完善自己的统治手段，变得更加无机可乘。

但是这一切都是后话，眼下的金只想好好休息几天。他带着利维森的长信来到牙买加度假。他的来日无几，其中还充满了凶险的政治漩涡，利维森的谏言对于他来说是极其难得的慰藉。前方的所有曲折都将是1965年3月非暴力运动十年高峰的结果或者后果。尽管金的阳寿仅剩三年，但是这些结果与后果却将会在他身后继续塑造下一个世纪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