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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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斯学监的合同到期时间是1965年8月31日，但是他却主动提出还想再续约四年。5月27日这天，教育委员会就是否与威利斯续约一事进行了投票表决。戴利市长任命的三名委员会成员事先声称不赞成续约，可是真到了投票的时候却都投出了赞成票，致使续约事宜得以通过。这一变故为接下来的抗议奠定了基础。报道此事的头版新闻再度唤起了宛如痉挛发作一般的愤怒。芝加哥协进会领导层率先发难，连夜呼吁针对公立学校进行前所未有的五天罢课抵制。反对者立即指责他们忽视了民权联盟当中大约三十个其他团体。《黑玉》杂志报道说，联盟领导人怀疑“通常很有法律意识的芝加哥有色人种协进会”急于发动战术升级，可是之前协进会却一直嘲笑这种战术的效力正在减弱，往往适得其反，还是针对学校儿童的剥削。金的助手詹姆斯.贝弗尔也从阿拉巴马州赶来，警告领导核心小组不要在尚未制定战略的情况下白白做出牺牲。此外还有人愤怒地蔑视任何针对教育领域“傀儡”的进一步抗议，认为这样做纯属空耗精力的误导。他们倒要看看民权联盟究竟敢不敢直接攻击势力深厚的戴利市长本人。激烈的夜间会议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最终陷入了僵局，各方面的责备声都变得越发响亮起来。“芝加哥的民权力量是美国的笑柄！”6月5日，即约翰逊总统在霍华德大学发表演讲之后的第二天晚上，一位联盟代表喊道。

6月7日星期一晚上，受挫的联盟领导人艾尔.拉比（Al Raby）离开了停滞不前的联盟核心会议，在人行道上进行了一次小型的“祈祷示威”，要求重新考虑威利斯的合同，致使他平生第一次被送进了监狱。在他第二天获准保释之前，市政府的律师获得了法院禁令，禁止所有附属于市政府的民权团体参与罢课。于是学生们在6月10日自行组织了罢课活动，人数估计在六万以上。拉比则带领一批接到禁令的成年人在士兵球场体育馆另行集结，然后沿着触犯禁令的边缘开始了一段长途游行，游行路线紧贴着发动罢课的学校区域，一路上还有不少同情的行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这些人一起涌入市中心的街道，在市政厅门前的车流当中一起跪了下来。戴利市长在6月11日上午之前宣布今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游行。几个小时后，依然还在坚持的剩余游行人群在格兰特公园周边被警察封锁，拉比要求队伍就地举行静坐示威，警察拖走了252名最坚定的游行人员。其中包括1961年自由骑行的设计师詹姆斯.法默，他是二十多年前在芝加哥成立宗教种族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论坛报》称这次事件是该市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大规模逮捕”。

“这个人是谁？”戴利市长一怒之下问道。这个问题引起了媒体的询问与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艾尔.拉比出生在芝加哥，父母分别来自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他们在一战移民潮期间相遇。1935年拉比两岁时，他的父亲在大萧条时代的邮车上担任警卫任务，任职期间死于阑尾炎。尽管哥哥姐姐也曾轮流照顾他，但是拉比还是在四年级时辍学离校，在潘兴酒店附近逃学擦鞋。后来他参军入伍，军旅生活让他认识到了最低文化水平与社会经验的局限性。于是退伍之后他加入了补习小学，坐在儿童专用的小号课桌后面恶补文化课，此外还上了五年夜校。正所谓功夫不负苦心人，1960年他考取了教师证书。后来他的一位同事因为支持韦伯诉讼案而被解雇。为了支持她，拉比成为了种族融合学校教师组织的特许成员。每当有弱势教师因为推进种族融合而被抓出来杀鸡儆猴，该组织就会发动针对这些个案的联合抗议，因此很快就在民权阵营内部崭露头角。拉比任职于芝加哥劳德尔区的赫斯中学，他曾向学校董事会坦言，“你们不认为这些孩子可以被拯救，但是我知道他们可以。”为了回应6月11日的大规模逮捕，第二天拉比又率领196人一起来到州街与麦迪逊街的交叉口——“世界上最繁忙的十字路口”——举行示威，结果全体参与者都被戴上了手铐，其中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被拘留，对于芝加哥监狱的恶劣名声充满了忧虑。他们当中包括几位修女和理查德.莫里斯罗（Richard Morrisroe），他是入职第二年的牧师，其母亲从爱尔兰凯里郡移民来到美国，移民之前是一名家庭教师。拉比、莫里斯罗以及前后两天被捕的448名囚犯当中的许多人都参加过三个月前的塞尔玛运动，并且汲取了那场运动的催化经验。他们也曾响应金的号召长途跋涉来到布朗礼拜堂，也曾在“柏林墙”分界绳边上守夜。这一次他们反过来向金发出了邀请，希望金能在芝加哥召集一场非暴力运动。

金承诺在当年夏天给拉比一个答复。此时他仍然麻烦缠身，而且还要到处赶场。他原本的行程安排是先在英国赫尔的威尔伯福斯学院发表毕业演讲，然后在6月13日赶回美国，在纽约汉普斯特德大学发表演讲。但是在威尔伯福斯演讲之后，新闻界却缠着他追问他对于共产主义的看法，其他人则针对他的手下员工提出了更多的抱怨——最近贝弗尔在大西洋城的普世教会研讨会上随口说了一句玛利亚可能不是处女，可能是经由一名罗马士兵怀上了耶稣，这番暴论吓坏了在场的各派教士。应付这些诘问与责难拖慢了金的行程，以至于当他终于姗姗来迟地赶到达汉普斯特德时，学校负责人已经开始心烦意乱地寻找替代他的发言人选了。金原定的下一站是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但是赶到俄亥俄州之后他却因为车马劳顿而睡过了头，错过了为他颁发荣誉学位的环节，只得匆忙套上毕业袍在最后一刻登上演讲台。此前金来过一次欧柏林学院，那次听众们提交了太多问题，金没有时间一一作答。这一回校方在上次那批问题当中随机挑选了几个。尽管学校收到了死亡威胁并且遭到封锁，但是当天挑出来的第一个问题还是带来了一丝令人忍俊不禁的轻松气息：一位孩童想知道“您对家庭作业怎么看？”但是社会大环境很快就在这所由废奴主义者建立的传统自由主义学校当中掀起了全新的焦虑感。“仅仅口头主张我们不能发动战争是不够的，”金面向欧柏林的听众们重现了他的诺贝尔奖演讲。“我们必须热爱和平，并为之作出牺牲。”现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被广泛解释为针对刚开始的越南战争的异议——掌声之下则涌动着另一股尊敬却又不安的暗流，指向了与金一起接受荣誉学位的国务卿迪安.拉斯克。

同一周金在俄亥俄州还要进行另一场毕业演讲——这次是在在柯瑞塔的母校安蒂奥克学院——趁着两场演讲之间的短暂间隙，金在亚特兰大向大约三百名SCOPE志愿者发出指示，让他们在南方五十个农村县展开活动。SCOPE的首席培训师和战地指挥官何西阿.威廉姆斯向志愿者们介绍了贝亚德.拉斯廷，拉斯廷又详细介绍了贝弗尔与金。贝弗尔认为：“黑人已经见识了白人的美国拿着白人的自由都做了些什么，因此非常担心。”他宣扬通过“不可阻挡的善意”来解救非暴力。金采取了混合战术路线。在公开场合，他强调了SCOPE夏季任务的优先级别，从而优雅地脱离了他此前宣布的抵制阿拉巴马州产品的行动。私下里他又敦促大部分白人志愿者谨慎行事，要求他们避免受伤和镇压的风险，因为新的投票法很快就会减少这种风险。他试图激励他们实现更大的可能性，并且宣称他们遇到的新选民将会从南方向外界传递自由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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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的帮助下，囚犯艾尔.拉比设法向密西西比发出了一封电报：“芝加哥民权运动从第11警察局向我们在杰克逊监狱的兄弟姐妹们问好。”6月15日，这封电报与非学委主席约翰.刘易斯以及二百名入狱志愿者一起到达了密西西比州。此前已经有将近五百人因为前往州议会大厦游行而入狱，并且被锁在一圈特殊的栅栏里过了一夜，刘易斯带来的人马很快就在监狱里与他们汇合了。密西西比州首府的拖网式大规模逮捕很快就登上了头版新闻，报道当中充满了沉默的游行者被警方恶意对待的细节，一看就令人蹙眉——押运游行者的车辆不是警车，而是运送垃圾的卡车；关押游行者的地点也不是监狱，而是密州畜牧集市的牛马圈；不少游行者都遭到殴打，不得不住院治疗；更有甚者，全体参与本次逮捕行动的警察都用电工胶带遮挡住了警徽号码。（密西西比州公路巡逻队副队长查尔斯.马克思（Charles Marx）公开声称使用胶带是一种预防性习惯：“自从61年的自由乘车运动开始之后，我们就一直这样做。”）尽管如此，记者们还是对这个缺乏新鲜感的故事渐渐失去了兴趣，部分原因在于这其中的政治背景实在过于复杂。密西西比州的立法机构正在悄悄地废除十几条阻碍黑人投票的法律——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悔恨或者让步，而是为了奠定战术基础，以便日后来一招反客为主。如果联邦投票法的内容与州投票法多有重叠，那么州立法机关就可以声称联邦投票法无谓地侵占了州政府的权力并且将其架空。至于州投票法是否能得到执行，联邦政府说了就不算了。为了抗议这一轮“潜行式”修法，密州自民党的运动组织者匆忙地将重新部署的支持者召集到了杰克逊，这才有了这一轮大规模逮捕。入狱志愿者的家人们自然全都放心不下。两年前在威诺那监狱里与范妮.卢.哈默一起惨遭殴打的青少年朱恩.约翰逊被她姥姥从格林伍德派到杰克逊去打探她母亲出了什么事，结果她本人也进了监狱，之后发现自己与母亲成了狱友。还有一对身在纽约的白人父母写信给女儿——她自从自由之夏以来一直留在密西西比州担任民权志愿者——说他们绞尽脑汁向朋友们撒谎，以免不得不解释她现在为什么要坐牢。密州自民党主席劳伦斯.古耶特紧急给金发去求助电报：“速来密州杰克逊，现在。”一位来自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的牧师获准进入畜牧市场了解情况，正好赶上警方以消毒的名义开动“熏蒸机”冲着畜栏里的囚犯们喷出滚滚毒烟，呛得他几乎当场窒息。他与宗种委的两位教会同工一起在第二天赶到华盛顿，在国会简报会上作证：“我们检查的这处场所在我们看来只能称之为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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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南越的最新一届政府——也是最后一届文官政府——遭到了颠覆，以阮高祺副元帅为首的军政府掌握了权力。在美国国务院官员看来，这位佩戴着珍珠柄手枪的军官“绝对是最底层的渣滓”。第二天，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发来一份机密电报，指出南越显露出了令人不安的军事崩溃迹象。“因此，我们正在接近法国人当年在此地用武的后期阶段所面临的那种战争。”这一警报加强了威斯特摩兰要求美国全面救援的全新“重磅炸弹”呼吁。四月份的时候美国政府还认为只需适量增兵——那时开始派遣的援军此时仍在不断赶赴越南，只是尚未宣布而已*——就足以应付越南局势，或者按照麦克纳马拉的话来说“足以保护我们免于灾难”。这番计算在当时看来已经很严苛了，但是威斯特摩兰的呼吁干脆将这套算计也盖了过去。逐步累积且有待决定的增兵请求如果得到批准，那么美国在越南的兵力将会在1965年从原本的33000人增加到175000人，而且就这样还不算完。威斯特摩兰在电报中主张，“现已制定进一步计划，这样如果有必要的话，以及在有必要的时候，还能部署更强大的兵力。”约翰逊对此哀叹不已。另一方面，约翰逊还谴责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希望既愚蠢又不现实。他向参议员伯奇.贝赫（Birch Bayh）吐露道，对于美方提出的和谈意向，“北越那边刚刚表示，‘去你妈的吧’，这是他们的原话。而且我不怪他们！当初我以1500万张[选票]击败了戈德华特，那时候我也肯定不会把我的一半内阁交给戈德华特，是吧？现在轮到他们正在获胜了——他们为什么要谈？”一周后，他对麦克纳马拉咆哮道，专家们未能制定出任何可行的越战战略，“他们只会祈祷与大喘气，在季风期间坚持下去，希望对面会先一步放弃。我不相信对面会放弃。”

*【麦克纳马拉警告说，消息“可能会开始泄露，因为从今天开始在大约八周之内将15000至16000人与450架直升机运送到10000英里之外是一项相当大的行动。”】

6月21日晚上，麦克乔治.邦迪在国家电视台就越战问题进行了辩论，弥补了他在五月教学示威上的缺席。他的对手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此人虽然并未明确主张美国应该撤军，但是也拒绝为冷战的失败与非共产主义政权治下越南人的命运直接承担责任。就像许多其他批评家和政治家一样——这些人日后都难免遭受耍滑头搅混水的指控——他主张美国通过“面子”外交进行最低限度的干预。邦迪指责摩根索的发言无非是在“发泄他先天的悲观情绪”，并且引用了摩根索早年间的失败预测，比如马歇尔计划将会失败，又比如肯尼迪政府无法阻止老挝的共产主义政权。摩根索回答说：“我可能在老挝问题上大错特错，但这并不能证明我在越南问题上也大错特错。”话说至此摩根索被迫采取了守势。尽管白宫内部针对越战的怀疑意见十分充足，但是这些意见非但没能在论战当中成为他的助力，反而变成了扎在他身上的一根根签子。

约翰逊总统并不关心辩论嘉宾们是否认为邦迪赢得了这场对决，而是完全专注于辩论本身的影响。邦迪无视了直接与间接的警告，非得参加公开辩论不可，约翰逊对此极为愤怒，因为邦迪的坦率态度将政府推向了政治雷区。“我反对白宫人员参加辩论，”约翰逊不容置喙地告诉邦迪。“我反对我们煽动辩论，我反对我们召开辩论，我反对我们鼓励辩论，我反对我们为辩论鼓掌。” 他警告说，正式辩论为日后的类似辩论开创了先例，也造成了要求政府公开事实的压力。总统还谈到了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主战派众议院委员会主席：“我不希望你向孟德尔.里弗斯（Mendel Rivers）报告。”他提醒邦迪，许多像里弗斯一样的人都会将任何不利的军情报告视为全面战争的呼吁。（甚至就连一贯温和的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拉尔德.福特在接到约翰逊关于最近空袭的秘密通知之后也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反应。“我们是否使用了常规武器？”） 总统认为，白宫员工与一位教授（“留着胡子……不负责任的家伙”）进行辩论将会致使白宫更难抵挡向民选代表详细披露战况的压力。他建议邦迪好好学习一下麦克纳马拉交代给里弗斯的那句拐弯抹角、全无细节的越南预言——“我对于某些事情的了解在你之上”——还认为邦迪参加电视辩论无异于以下犯上。比尔.莫耶斯像往常一样躲开了总统两三次火山爆发式的大发雷霆，但最终还是服从了总统的要求。他怯生生地前去告诉邦迪，“总统让我解雇你。”他们达成了平静的协议，邦迪将在今年年底前离开政府。

围绕越南问题相互矛盾的压力致使约翰逊叫苦不迭。他对麦克纳马拉说：“读了所有这些建议之后我都要抑郁了。”中央情报局的局势评估十分惨淡：“如果我们在这个季风季节（比如说到10月）成功地没有输掉战争，那么将会赢得安顿下来长期作战的机会。”副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 Ball）宣称，约翰逊面临着“最后的明确机会”，还来得及阻止美国“漂向一场没有人想要的重大战争”，并且在大量秘密文件当中再次提出了他的请求。“无论我们部署多少十万白人外国（美国）军队，都没有人能够向你保证我们一定能击败越共，甚至无法保证我们能迫使他们按照我们的条件坐到谈判桌前……一旦我们遭受大量伤亡，我们将会开启一个几乎不可逆转的进程……我认为比起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更有可能遭受羞辱——即使我们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同样是在国务院，麦克乔治.邦迪的弟弟威廉了解到鲍尔一直在孤独探索如何让美国的各个盟国接受“止损”之后经受了“一场小型个人危机”，并且几乎与鲍尔达成共识，但是他“仍然不能接受美国提前撤军的想法”。相反，威廉.邦迪给约翰逊总统献上了一则奉行“中间道路”的建议，即以不增兵为前提在越南坚持下去。国务卿拉斯克虽然仍然不愿意接受美国的战斗，但还是急忙向白宫发出了一份苦恼的说明，表示他自己的高级助手正在试探性地考虑撤军问题。他警告说，在越南的失败会威胁到美国对于全世界的和平承诺，从而“将会导致我们的毁灭，至少也几乎肯定会导致灾难性的战争。”拉斯克与麦克纳马拉一起主张要限制鲍尔的主张传播开来，决不能使其传入白宫，因为这是“极其危险”的知识。

越共在6月24日宣布处决了一名被俘的陆军中士哈罗德.G.贝内特（Harold G. Bennett），并在第二天炸毁了西贡的一家水上餐厅。此时的麦克乔治.邦迪虽然名义上还是国家安全顾问，但是已经秘密沦为了即将离职的跛脚鸭，现在的处境就好比被摆上了飞速旋转的离心机。尽管如此，他依然还在努力构建理性的选择。初步的分歧已经使他疏远了两位富有影响力的新闻界朋友：沃尔特.李普曼认为他正在支持战争并且欺骗世人，乔.阿尔索普则认为他可耻地胆小怕事。（邦迪向约翰逊总统抱怨道：“根据我对他[阿尔索普]的了解，不管他前往任何可能流血的地方，都会抱怨血还流得不够多。这就是他面对宇宙的姿态。”）在政府内部，邦迪和麦克纳马拉都在抑制着对于彼此立场的惊诧与失望。邦迪认为麦克纳马拉建议的增兵计划“草率到愚蠢的地步”，对此麦克纳马拉感到震惊，尤其是因为邦迪居然在同一份备忘录中提出改用核威胁来替代派遣军队；麦克纳马拉提议向韦斯特摩兰派遣44个战斗营，尽管军方一致认为他们无法取得比僵局更好的结果，邦迪也只得勉强掩饰了对于这项建议的震惊。他写道：“在全体棕色人种要么反对我们要么作壁上观的情况下，我们陷入一场白人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接下来他质问总统：“更残酷的是，我们是否要投入20万人来掩护最终的撤军？维持我们当前的局面岂不是更好？”

7月2日上午，意见相左的两派人马当着总统的面进行了最后摊牌。在这次会议之前几分钟，约翰逊打电话给前总统艾森豪威尔，询问这位全国最受尊敬的将军（也是共和党人）将部队限制在越南空军基地周围的飞地内是否明智。艾森豪威尔确认了军方的建议：一旦“呼吁使用武力”，这种防御态势就失去了意义。“你认为我们真的能在那里打败越共吗？”约翰逊问道。在艾森豪威尔听来，现任总统的语气很平淡。他鼓励约翰逊继续保持战斗攻势，下定决心不能被赶出美国帮助建立的自由国家。然后约翰逊把争论不休的顾问们召集到内阁会议室——麦克纳马拉、鲍尔、拉斯克、邦迪——进行了长达近两个小时的交叉质询，最后命令他们搜天挖地也要找到替代方案。散会之后，总统一家四口走进曾经为肯尼迪总统举办葬礼的圣马修大教堂，参加了一场在白宫日程表当中被标为高度保密的个人活动——“严格禁止记录”。很快，约翰逊一家就面无表情、两眼含泪地走出了教堂，唯独缺少了与他们一起进门的小女儿露西。随后一则简短公告让全国媒体大吃一惊：露西.约翰逊在接受洗礼后完成了平生第一次告解，就此皈依了天主教。伯德夫人在日记中痛苦地记录道：“我忍不住想，进门的时候是我们四个，出门的时候却只剩下了我们仨。”

7月2日这天是露西的十八岁生日，也标志着约翰逊在1955年心脏病发作险些猝死的十周年，以及他签署1964年《民权法案》的一周年。根据《民权法案》规定，7月2日是关于公平就业的第七章的生效日期。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投入工作当天，协进会法律辩护基金的律师们就向委员会提出了476份就业歧视投诉。最终令委员会感到遗憾的是，这些律师最初的主攻目标是南方的造纸厂和纺织厂，可是这些工厂眼下大都很不景气，经营状况每况愈下，这一局面显著妨碍了企业合规。不过另一方面律师们也针对全国级别的雇主与工会当中的种族歧视现象提出了投诉——他们的目标包括通用汽车公司、联合碳化物公司以及美国钢铁公司这样的大公司，他们针对的种族歧视做法则五花八门，不乏外界罕有听闻的冷僻措施，例如执行种族隔离的工资窗口，又比如只许白人参加的的工作场所圣经课程。委员会开张的最初一年半时间里还会收到另外一万四千份，将这个新建委员会压得不堪重负。由于缺乏执法权，委员会的五位调解员在这段时间内仅仅成功调解了一百一十起投诉，并且将十五起投诉转交给司法部进入诉讼程序，涉及的问题包括需要证明雇佣员工时的歧视性“心理状态”，以及任何具体补救措施的合法性——从正面来说，目前法律规定的最低限度黑人工作岗位的数量是否足够？从反面来说，假如某家企业的黑人岗位数量超过了最低限度，是否存在强行规定指标的违法行为？大多数早期案件直到1970年之后仍处于诉讼阶段，但是协进会的律师还是在1968年初赢得了奎乐斯诉菲利普.莫里斯案（Quarles v.Philip Morris）。为了消除种族隔离，烟草工会解散了各地黑人分会并且将会员转入白人总会。随后一家联邦上诉法院裁定，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与整合之后的工会必须允许黑人会员的工龄转入以前的全白人部门，使得入职多年的黑人雇员免于承担“自杀之跃”式晋升的额外风险，换句话说就是被安排到新近实现种族融合并且最容易被裁撤的职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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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7月2日，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旨在强调美国对于劳动力种族融合的新承诺。在一片喧嚣的会场上，有一个问题突然暂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那么性别问题呢？”

“这个问题我可是太有话说了，”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Jr. ）回答道。“我完全支持。”他俏皮地暗示自己的工作职责不会妨碍他的个人生活，同时也回避了提问者关于《民权法案》第七章同样禁止就业性别歧视的提醒。

说到性别平等与种族平等之间的关系，几乎所有的记者都与罗斯福一样茫然，尽管有几家报纸确实警告说，任何性别改革都会为打破黑人种姓限制的艰巨任务扯后腿。《纽约时报》详细介绍了通过采访律师收集到的一系列离奇的“可能影响”：“行政人员培训项目将不得不向女性开放，此前她们几乎普遍被排除在这些项目之外；理发店老板必须准备好接受那些想要挥舞剃刀与剪刀的妇女的工作申请。”《新共和国》杂志更是直言不讳地建议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不要认真对待“众议院会场的恶作剧”。（当初南方议员在最后一刻抛出性别平等议题，企图打着骑士精神的幌子扼杀《民权法案》，但却失败了。)

一些报纸需要新法律的敦促来消除种族隔离的招聘广告（“招募佣工——有色人种”）。与此同时各地报纸仍然按性别划分招聘广告（“招募佣工——女性”。主要是招聘护士、打字员以及个人助理）。甚至最清醒的报纸也在嘲笑性别修正案。《时代周刊》和《华尔街日报》都在头版发表了关于潜在的“兔男郎问题”的报道，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说，假如就业不按照性别划分，那么难免会出现“一位身材走形、膝盖有节疤的‘兔男郎’在花花公子俱乐部为一群目瞪口呆的商人端酒倒水。”《时代周刊》的另一则新闻嘲弄了一群为了获得传统男性工作而巨型集会的妇女——“阿梅利亚.布鲁默夫人（她最早引入了灯笼裤这款女装）肯定会为她们感到骄傲”——还有一篇戏谑社论建议国会不妨“直接废除性别本身”。

在未来几十年内，几乎全部美国劳动力都将会逐步取消种族与性别的限制。但是洋溢在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内部的阳刚的姿态却妨碍了员工们看清这一前景。“在这个委员会当中有些人认为不应该要求任何男性配备男秘书，”员工主任很快向媒体宣布，“而我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