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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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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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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星期六,金在北方测试了另一个潜在的民权运动地点,也就是芝加哥。他在芝加哥举行的由二百二十名神职人员参加的跨宗教早餐会上宣称:“如果你想让一项运动取得进展,就必须得到布道人的支持。”共有六十名白人参加了这次启动仪式,其中有许多赶在安息日礼拜之前聚集在此的犹太人,包括保守派犹太教堂协会的全国主席、KAM圣堂的雅各布.温斯坦拉比(Jacob Weinstein),他刚刚参加了一个赶赴西贡的跨宗教考察团,当天带来了写给金的越南和平请愿书。前来参会的黑人都是当地浸信会的少数派成员,他们至今依然不肯服从橄榄山浸信会的J.H.杰克逊牧师。这位“黑人教皇”在1961年将金称为叛教者,并且将金以及两千名支持民权的牧师一起赶出了全国浸信会大会。对于那些熟悉布道坛政治的隐秘世界的观察家们来说,芝加哥的杰克逊牧师是一座令人生畏的障碍,因为他与戴利市长一起行使着得到事实证明的、机器一般的权力。

金劝说在座的宗教领袖们为当前的事业“牺牲身体和灵魂”,然后在警察的护送和记者的跟踪下匆匆坐上了开往芝加哥南区卡佛公园的三辆汽车——比原计划晚了一个小时。警笛声很快响起,促使领导大会的先遣演讲者——阿博纳西、贝弗尔、民权教师多萝西.科顿、弗雷德.夏特沃斯——向前方的集会走去。这几个人又发动了一批热场的自由歌者。金到场之后登上一辆平板卡车,围绕事实种族隔离的挑战发表了二十分钟讲话:“在美国的任何地方,黑人都不自由。”接下来金走访了第48街与州街路口的一块砖铺操场,艾尔.拉比在前往此地的途中带着一位社区领袖向金简要介绍了罗伯特.泰勒住宅项目。操场上聚集了第二批五百名群众。穿着制服的小童子军等待着传递捐款桶。

金坐在三辆车的领头车里,依次赶赴了接下来的八个演讲站点,在天黑前驶过了186英里的城市街道。在此期间他的顾问贝亚德.拉斯廷十分难得地一直陪在他身边。拉斯廷从来都是一个很会逗乐的人,总是操着一口高亢的加勒比海口音一边耍活宝一边分析战术难题,凭借自身经验为金排解着混乱的压力。他在北方城市从事非暴力活动已有二十多年,很清楚哈林区代表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用来束缚金在城市地盘上展开竞争的霸蛮方法。1960年,鲍威尔拿着拉斯廷的同性恋身份当做把柄,迫使他离开了金的顾问团队。拉斯廷的工作经历遍及四个大洲,因此他的全球视野也有助于金在遥远战争导致的混乱滑坡当中诠释非暴力运动。不到一个月之前,金曾经支持过前往越南的跨宗教特派团。“让我赞扬你们……美国必须愿意与所有各方进行谈判……我们的枪支炸弹并不能证明我们热爱民主,只能证明我们仍然相信强权即真理。”这份电报确实作用不小,地位崇高的世界教会理事会主席、威斯巴登的马丁.尼莫勒牧师(“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的随行出访也显著壮大了访问团的声势,但是温斯坦拉比告诉金,最值得一提的还要数金的非暴力教官詹姆斯.劳森——十四名代表中唯一的黑人——因为他“赋予了我们很大的威信,为我们打开了许多大门”。访问团在越南的最主要发现是结识了一位释一行禅师,此人曾给金写了一封关于佛僧自焚意义的信。他认为这些耸人听闻的焚身大火并不是出于绝望、自杀乃至暴力的行为。大乘佛教憎恶自我毁灭,但是同时又教导人们生命不朽。待受戒众在正式受戒成为僧侣时都要在头顶烧戒疤以示虔诚。自焚只是更加极端地表达了越南民族超越战争虚无主义并且获得救赎的建设性希望。释一行写道:“倘若某人在经历烈火焚身的痛楚时依然还要说些什么,那么此人的话语必定伴随着最彻底的勇气、坦率、决心和真诚。”

拉斯廷一贯头脑灵活,善于学习借鉴其他文化当中的非暴力因素。但是就连他也感到这封信理解起来十分吃力。释一行在信中承认,“火焰见证”对于西方基督教的良知来说想必很难理解。而且跨信仰代表团还现实地发现南越与北越政府也为僧人自焚给出了截然对立的理由——南越声称自焚受到了共产主义煽动,北越声称自焚是为了抗议反动统治——双方都将这一行为锁定在了传统恐怖当中。然而释一行却有另一番话想与美国客人说。此前他研究过阿拉巴马州的反种姓非暴力运动,发现多种宗教信仰都在其中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一回他挑战美国客人在越南践行一下佛教信仰:来自任何方面的战争都是比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甚至殖民主义更大的邪恶。他们应该“不允许美国的政治与经济学说被剥夺其精神要素。”他在写给金的信中引用了一位基督教神学家的个人呼吁:“你不能沉默,因为你已经在行动了;你之所以已经行动起来,是因为在你身上上帝也在行动——借用卡尔.巴特的说法。”

周六晚些时候,这场不间断的芝加哥接力赛在友谊浸信会结束——这座位于劳戴尔的气派教堂曾经是俄裔犹太移民的安设柯尼塞特以色列会堂。周日上午,金先后在两座教堂布道,之后抱怨自己感到筋疲力尽。于是自由歌手们临时加唱了一个小时,从而让金得以喘息,因为他的车队在当天下午还要走访六个站点。在查塔姆的一个购物中心,然后在卡鲁梅特公园,他敦促大批中产阶级人群记住他们身后那些挣扎在绝望贫困当中的人们。“达维斯并非因为他是个百万富翁而下地狱,”金如是讲解路加福音中的寓言。“他下地狱是因为他在拉撒路身边漠然路过。”直到黄昏,在普拉斯基大道的斯卡切尔烧烤店外,金恳求听众与他一起游行。“星期一就休息一天吧,”他喊道。“你们都知道,反正咱们吃苦受累也挣不了多少钱。”金遣散了大部分随行人员,让他们四下分散招募游行参与者,希望能压制住媒体关于最近市中心的抗议活动不到一千人的嘲讽。他本人则冒险沿着密歇根湖岸向北走了十七英里,来到了美国最富裕的郊区之一温尼特卡村。身穿棕色衬衫的纳粹分子在绿地上拉起了纠察线,警方在收到炸弹威胁后设置了保护性围栏。这里的夜间集会汇聚了上万人,不过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唱任何自由歌曲。领导大会附属分会主任C.T.维维安牧师一直在用利用翻来覆去的布道词《美丽的美利坚》的合唱来吸引他们。金发表了近一个小时的讲话,主题是克服国内外恐惧仇恨的道德义务。在返回芝加哥的路上,精疲力竭的金瘫在车里宛如死人一般。突然他抛出一个问题,吓了维维安一跳:“你认为我在谈论越南时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吗?”

维维安嘀咕着搪塞了过去,然后笑了笑,意识到金又想看看手下员工毫无防备时的反应。平时金经常用这种方式来采样调查某一群人或者某座城市的态度。金放下了这个问题,维维安也趁机改变了话题。“我刚刚听说弗农.约翰斯去世了。”

金很受打击。“约翰斯去世了?你确定吗?”

维维安表示消息的确属实。作为金在蒙哥马利的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的前任牧师,弗农.约翰斯的生平充满了传奇色彩,就连他在几周之前的死讯也是起于流言,兴于事实,终于传说。据说这位老人在临终前不久突然平白无故地出现在霍华德大学著名的兰金教堂,蹬着一双没有鞋带的鞋子,脱稿发表了平生最后一次布道,题为“死亡的浪漫”,随即去向不明,直到他的遗体几周后被陌生人发现。这场布道留下了录音片段。“我几乎不敢说这个话题,但我用不了一秒钟就能向你证明这是真的,”约翰斯咆哮着结束了他的抒情思考。“除非一个人来到他想死的地方,否则他已经被生活痛打过了。”* 维维安知道金当天演讲模仿了1949年约翰斯那篇戏谑而又深刻的布道“死后的隔离”,采用了其中关于拉撒路和达维斯的主题。金与维维安都是约翰斯的老相识,他们在车上分享了大量关于约翰斯的纪念故事。约翰斯是一位性情暴躁的先知,生前热爱摆摊卖菜。当年德克斯特教会最富有且最骄傲的两个家庭喜结连理,约翰斯却在婚礼现场门外卖起了西瓜,既是为了祝福,也是为了训诫。

*【“因为他必须得死,如果你必须得做一件你不想做的事,而且这将是你做的最后一件事,那么你就被痛打了。因此与其害怕死亡,不如让我们向创作《死亡随想录》的年轻人学习。他不是一个老人,而是一个年轻人……我们应当通过每一天的生活来接近我们的坟墓,这样我们就可以让自己服从于平生遇到的最伟大的事件,然后我们的灵魂最终将会毫无挂碍地抛开身体,如同抛弃一根破旧的羽毛一样。阿门。”】

周一早些时候,金取消了一场原定活动。当芝加哥的记者们遇到金时,他刚刚走出医生的诊疗室,面色苍白,还发着烧。他告诉记者自己刚刚被诊断患上了支气管炎。“我需要休息,”他告诉他们,然后将当天余下活动的举办时间全都推后了两个小时。在密歇根湖畔的白金汉喷泉,金爬上一辆蓝色的卡车,向大约两万名咆哮躁动的游行者讲话。金回顾了半个世纪以来的黑人北上流亡史:“我们唱着《去芝加哥》,直到我们的人在芝加哥就像密西西比一样多。现在我们看到了结果。芝加哥并没有变成新的耶路撒冷.……而是一座急需救赎与改革的城市。”接下来金与艾尔.拉比、迪克.格雷戈里以及天主教种族间委员会的约翰.麦克德莫特一起,带领着与路面一样宽的步行人群在巴尔博路上前进了一个小时,经由州街、麦迪逊大道以及拉萨尔街来到市政厅门前。金在市政厅门前进行了正式祈祷,希望能得到“关于我们的任务的更伟大愿景”,并且发誓会在需要时回来,然后飞往克利夫兰参加下一场北方民权测试。匆忙赶回芝加哥的戴利市长巧妙地将自己与金的分歧降到了最低:“我们必须根除贫困,这一点不可能有异议。我们要让使社区摆脱贫民窟,要在任何地方消除歧视和隔离,还要提高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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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星期一,约翰逊连续第六天召开了关于越南问题的内阁会议。会后新闻秘书莫耶斯低声向总统请求,就算会议内容要保密,至少可以公布一下参会人员的姓名。但是约翰逊否决了这一要求。他咆哮着说记者们只会更加顽固地追问关于这些的线索。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紧张局势硬插进了当天的会场。从三月份开始,美军针对北越发动了代号“滚雷行动”的持续轰炸,到目前为止北越方面击落了五十五架美国飞机。照理说空袭难免承受战损,但是周末美军在距离河内东北部约四十英里处损失了一架F-4喷气式飞机,而且军事情报官员认为这是由苏联技术人员操作的新式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萨姆系统)造成的第一起伤亡。“你确定是俄国人干的吗?”约翰逊总统问道。拉斯克承认,在越南“杀死第一批俄国人”将会非常危险,但他与麦克纳马拉以及军事指挥官们都建议针对萨姆导弹阵地本身发动空袭,因为“您不能命令飞行员去轰炸,却不帮助他们返程。”

总统宣布休会,再次告诫参会人员要绝对保密,然后给他的朋友理查德.拉塞尔打了电话。“我们认为俄国人在操纵这些导弹,”他说。“但是我们不想谈论这个事。我们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一点。”新的防空导弹基地可以移动,因此更难击中。但是轰炸河内附近的永久阵地又会促使争斗不休的中国与苏联一致支持北越。约翰逊告诉拉塞尔,“根据我的判断,如果你轰炸河内,就会在十五分钟之内让他们全部参战。”他很警惕北越的战略。“我认为他们正试图诱使我们这么做。”

拉塞尔也没有讨论轰炸永久阵地的问题,而是谈起了是否轰炸移动阵地的当前选择。“好吧,我说就该动手,如果我们可以的话今晚就该将它们都干掉。但是我讨厌试图去寻找却错过目标。”他再次对约翰逊在整场战争当中的表现表示赞赏,特别是他预感到“这些该死的越南人”将会打着美军盟友的旗号躲在大后方,把战斗留给美国人。“天哪,这简直把我吓坏了,”拉塞尔承认道。

周一晚些时候,总统在内阁会议室重新召集了之前的参会人员。阿瑟.戈德堡在宣誓就任联合国大使数小时后要求总统向他保证,敌对超级大国的任何抽搐式举动都不会破坏外交解决的机会。中情局局长拉博恩报告说,苏联领导人“期待着我们主动出手”用炸弹来对付他们的导弹,因此很可能还有后招。克拉克.克利福德在戴维营向约翰逊总统论证了乔治.鲍尔的立场,敦促撤军以避免“我国的灾难”。但是随后他又在指挥决策遭到火力攻击的氛围当中推翻了自己原本的建议:“我们不会被赶出南越,我们可以通过干掉6号和7号向敌人展示我们的决心。”麦克纳马拉告诉总统,由这两个数字指定的可疑防空导弹阵地只是“半机动式”的,因此袭击得手的几率更高。

“干掉它们,”总统下令。当天晚上他给五角大楼战情室打了好几次电话——分别在周二凌晨1点、3点半和7点35分——询问任务报告,可是这些报告却让他的希望落了空。这次空袭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地面导弹击落了四十四架空袭飞机当中的六架,都是F-105,而且根据事后侦察显示,6号是一个假地点,而7号干脆是一块空地。邦迪得出结论,事先看到的移动防空导弹阵地“可能是DRV的陷阱”,DRV指的是越南民主共和国,也就是北越。

周二当天总统又参加了三次关于越南局势的秘密审议,第一次从上午8点40分开始。在休会期间,总统参加了合影留念,与他合影的人们包括意大利之子社团成员,新任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部长约翰.加德纳,以及一位从爱达荷州骑自行车来参加健身项目的童子军。接下来总统批准了对于马丁.路德.金感谢任命瑟古德.马歇尔的答复。(“我相信,是上帝派您在当前这样的时刻带领我们走出这片困难和痛苦的荒野,”金在路上口述的信中说。*)约翰逊还与哈里.杜鲁门通了电话,与亚伯.福塔斯会面了两个小时,并且签署了1965年《香烟标签法》,这项法律规定今后在每包出售的香烟上都要添加特定的健康警告。尽管有了旨在强调吸烟有害的强制措施,但是1966年的美国香烟消费量还是会上升到创纪录的5200亿根。由美国医学协会赞助的研究——从烟草公司拿到了将近两千万美元的资助——表明政府所谓的不良影响全都没有得到证实。相反,一个由诺贝尔奖得主领导的研究小组新近发表的论文发现经常吸烟有助于智力提高。诺奖得主、微生物学家、抗组胺药物的发明者丹尼尔.博韦告诉《时代周刊》:“让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并不打算依靠抽烟来创造天才。我们只想帮助天赋较差的人们更轻松地取得令人满意的精神和智力发展。”

*【约翰逊批准的回信当中这样写道:“您那优美而慷慨的言辞一如既往地成为了力量与慰藉的源泉。终结压迫并且治愈压迫带来的伤痕的斗争不可能轻而易举,但是您充满勇气的领导确实使得这场斗争容易了许多。在我们这个时代实现全体国民的彻底解放是我内心最珍视的事业,也是我国最重要的目标。没有任何其他事业——在我的总统任期内没有任何其他目标——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7月28日星期三,总统命令他的工作人员准备几条缓冲新闻,以便在中午时分宣布越南问题。全国讲话之前十二分钟,约翰逊亲自给亚伯.福塔斯打电话。“你的血压怎么样?”他腼腆地问道。

几十年后,越战历史学家斯坦利.卡诺(Stanley Karnow)写道,约翰逊总统“无法隐瞒他的决定,但他可以压抑音量。”传记作者罗伯特.达莱克(Robert Dallek)认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而不是在国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宣布扩大战争”,只透露了向越南派遣的十万新增部队当中的五万人,还表示可能很快就要派遣更多部队。尽管如此,在座无虚席的白宫东厅里,人们的期待还是凝结成了兴奋而又阴郁的一刻。总统宣称,无论前线距离美国多么遥远,无论缓解局势的希望多么强烈,都不应该“掩盖一个核心事实,即这确实是一场战争。”调查显示,当时全美国总共有2800万人正在看电视,只有4%的电视机播放的是其他节目。约翰逊认为:“一旦共产主义者们意识到——就像我们早就知道的那样——暴力不可能解决问题,那么和平解决自然就水到渠成了。”记者注意到,当他重提塞尔玛演讲时,伯德.约翰逊夫人捂着脸,几乎要哭了出来——“现在让我补充一则个人说明……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自从少年时代以来他就树立了人生目标,绝不愿看到这个目标“淹没在残酷战争的浪费性蹂躏当中……但我也知道,作为一名现实的公务员,只要还有人奉行仇恨与破坏,我们就必须有勇气去抵抗,否则我们将看到这一切——我们已经建立的一切,我们希望建立的一切,我们所有的自由梦想——一切的一切都将被征服的洪水冲走。这一幕同样不能发生。我们将坚守在越南。”

宣战演讲结束后,约翰逊总统不顾暗流汹涌,开始兴高采烈地开始处理其他事务。他介绍了他新近任命的美国之音主任,来自国家广播公司的新闻记者约翰.钱斯勒(John Chancellor)——“这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多数人都熟知他的面孔和思想”——还介绍了即将被任命的福塔斯大法官,并且将这项任命当做惊人的惊喜,甚至对他自己来说都是如此。

不等约翰逊回答完记者的问题,副总统汉弗莱就从“国会大厦这边坐满了参议员的房间里”打电话到椭圆形办公室,口述了一条信息:参议员们无一例外全都热情高涨。“如果他们每天都过圣诞节,我就再高兴不过了,”他补充说,“我的每个梦想都实现了。”总统本人心情振奋地重新投入了更对胃口的工作,敦促卡岑巴赫确保投票权立法闯过最后一关。另一项同时取得的胜利更是令他喜不自禁。“我们今天废除了14-B,”那天晚上他对阿瑟.戈德堡说。曾经身为资深劳工律师的戈德堡曾经告诉总统,塔夫特.哈特利法案的反工会条款永远坚不可摧,今天总统宽宏大度地原谅了他。“我把它加入信息,然后我用选票来支持它,”约翰逊吹嘘道。“我们今天通过了社会保障法。”

周四的《纽约时报》用三行大字标题传播了战争新闻,“约翰逊命令五万名士兵/前往越南并加倍征兵/再次敦促联合国寻求和平”。周围的头版报道的标题都很克制。一则标题是“国会中大多数人感到宽慰”,旁边还有“经济影响据称轻微”。《时代周刊》的社论基于总统的“重要”观点,即战争必须“控制在绝对必要的最低限度,从而向河内和北京证明军事侵略不值得”。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报道题为“预备役不动”。文章意识到总统拒绝发动预备役部队,从而避免国会审查这场分裂政坛且代价高昂的军事部署。相反,他要求每月增加一万八千名征召新兵。

正如约翰逊清楚知道的那样,强制征兵只能暂时提供政治上便利的兵员。但他最担心的是,坦率的动员会触动那些鹰派批评家,这些人会以为他打算打一场不受约束的战争。他对乔治.鲍尔说:“用不着操心校园里那些小混蛋的所作所为,真正需要认真对付的猛兽是这个国家的极端保守派。”同时约翰逊还抨击道,披露战况现实只会反过来帮助鸽派批评家。公开交流“只能给曼斯菲尔德与莫尔斯火上浇油”,他向艾森豪威尔抱怨,渴望自己的决策能得到各方的默许。他认为:“如果我们能让莫尔斯和福特主动闭嘴,那就好得多了。”为了尽量减少辩论,也为了尽量赢得附议,他以自己的权力主张承担了战争的重任。一项弹性十足的征兵法允许他通过安静的行政命令为越南征用人力,但代价是不可避免的抗议:任何这样的专制权力都不应该强迫美国年轻人以自由政府的名义杀人或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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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星期三,司法部长卡岑巴赫亟需与马丁.路德.金通话,但是金却像消失了一样无处可寻,就连素来业务过硬堪比传奇的白宫电话接线员也未能找到他。万般无奈的卡岑巴赫只得在晚上9点15分打电话向联邦调查局求助。副局长迪洛克得意洋洋地指出,不得不这么做的卡岑巴赫吞下了他对于联邦调查局监视方法的厌恶,承认他“迫切”需要帮助来找到金,与对方商讨关于投票权的“该死的法案”。迪洛克自然很清楚金在哪里,因为调查局探员一直在跟踪着金。在迪洛克的指示下,卡岑巴赫将电话打到了克利夫兰市喜来登酒店的9-B套房——金刚刚参加了市政厅的一次集会——双方随即谈判到深夜,主题是金关于人头税的声明应当如何措辞。除非众-参议院会议的主要代表——马萨诸塞州的哈罗德.多诺霍(Harold Donohue)和新泽西州的彼得.罗迪诺(Peter Rodino)——得到保证,即民权支持者愿意体面地撤退,不再支持众议院7月9日不顾约翰逊政府反对强行增加的反人头税修正案,否则投票权法案可能会继续受阻。卡岑巴赫同意接受妥协,放弃修正案,并且通过国会发布一项明确声明,指出尽管政府愿意让步,但是人头税的存在确实限制了投票权,并且指示司法部“立即提起”诉讼,使得基于人头税的限制投票行为在实际操作当中无效化。金则在第二天清晨之前同意卡岑巴赫可以引用他对于这一妥协的确切评价。这段评价如此结尾:“我相信,法案当中现有的人头税条款——在司法部长的积极行动下——将最终埋葬这一不公正的手段。”他还同意卡岑巴赫可以把最终颁布投票权法称为他的“首要目标”。

这场午夜交涉的消息很快就在华盛顿泄露了出去。南方参众议员全都大为惊骇,没想到司法部长居然在美国官方事务当中引用金这种人的言论,甚至“听从”金的命令。然而他们的愤怒反驳几乎没有改变投票结果,直到卡森巴赫在周四会议上将妥协方案引向众议院和参议院,他们的怒火才爆发出来。

金则再次投入了北方之旅的麻烦当中。离开芝加哥之后,他的支气管炎持续恶化,一度发烧到102度(39摄氏度)。在亚当.克莱顿.鲍威尔打来两个警告电话之后,他取消了纽约的行程,并且花了一天休息时间来处理几个不断恶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威胁着即将在伯明翰召开的领导大会全体会议。首先,他授权他的律师昌西.艾斯克里奇向一位黑人保释代理人索要被挪用的近40万美元保释金的利息。1963年伯明翰运动期间,市政府针对抗议种族隔离而被捕的年轻人们提起了一千多起刑事指控,领导大会依靠借款垫上了保释金。由于伯明翰方面仍然拒绝撤销指控,保释金一直由保释代理人代管,此刻这笔巨款面临着被代理人滥用乃至私吞的风险。接下来金调解了一场复杂的布道坛纠纷,这场纠纷致使他难以重访伯明翰运动的历史所在地,也就是第16街浸信会教堂。人们担心,如果金回来,教堂可能会再次被炸毁。同时会众们对于如何分配在世界各地筹集的教堂修复资金也有争执。此外金的同工弗雷德.夏特沃斯也因为作风霸道致使教会内部颇有微词。阿博纳西刚刚发了一封信,禁止第16街浸信会著名的运动唱诗班主任卡尔顿.里斯(Carlton Reese)参加领导大会的活动,直到他因为之前“不尊重”夏特沃斯而令人满意地道歉为止。阿博纳西还向里斯强调,“你和你的团体不能仅仅为了参加全体会议而为这些悖逆举动忏悔,而是必须将其当做永久性地服从于运动的行为。”

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忍不住调侃金,表示金最好远离哈莱姆区。他向记者宣布,“我告诉他去那些没有真正黑人领袖的城市,比如芝加哥、克利夫兰和华盛顿。”鲍威尔丰富多彩的贬低吸引了媒体的注意,挖苦了与金合作的黑人,并且促使费城的协进会分会主席塞西尔.B.摩尔(Cecil B. Moore)在进的民权运动之旅到达他的城市之前发出了脾气暴躁的信号。7月30日的《费城问询报》刊登了题为“摩尔抨击金博士的两天访问”的报道,声称摩尔谴责金是“不自觉的工具”,受到“绥靖者、社会攀附者与知识界的白人权力结构”的操纵,旨在贬低摩尔所谓的“我在黑人社区的地位”。这场摩擦立即产生了一份同情摩尔的联邦调查局报告,认为摩尔骚扰金的秘密计划并没有受到当地黑人的欢迎。仍然抱病且停滞在克利夫兰的金发来消息说,他不想将民权运动强加在费城,这一表态触动了当地针对摩尔的抗议。

7月30日星期五下午,约翰逊总统带着两架坐满国会议员的飞机飞越美国中心地带,来到了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然后乘坐车队前往独立城。人群在街道上排起了欢迎的长队。在杜鲁门图书馆礼堂举行的仪式上,前总统哈里.杜鲁门只作了简短的发言:“我很高兴活了这么久,并在今天见证了医疗保险法案的签署。”杜鲁门此时八十一岁,身体越来越虚弱。他在1945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三个月后——首次提出为美国老年人提供国家医疗保险。约翰逊称赞他激励了此后的艰苦斗争。新的法律使1900万美国人立即有资格获得医疗福利。作为社会保障的补充,它承诺随着时间的推移,要让老年本身超越原始的诅咒,不再沦为生命中最贫穷的阶段。约翰逊说:“美国老年人将不再被剥夺现代医学的治疗奇迹。疾病将不再粉碎摧毁他们毕生苦心积攒的储蓄……年轻的家庭再也不会看到他们自己的收入与希望遭到吞噬,仅仅因为他们在履行对父母叔婶的深刻道德义务。”

约翰逊当场签署了被称为医疗保障的社会保障修正案,使之成为法律。他将签字使用的第一支笔交给了贝丝.杜鲁门,第二支笔交给了杜鲁门本人,第三支笔给了副总统汉弗莱,因为副总统制定了几项修正案赢得通过所需的神秘条款(例如一项宗教豁免条款将老派阿米什人排除在外,因为他们认为健康保险有损于对于天意的信任),第四支笔交给了阿肯色州的威尔伯.米尔斯议员(Wilbur Mills),身为国会赋税委员会的主席,多年来米尔斯埋葬过许多部健康立法的提案,因为他觉得这些提案在财政上不可行。直到当年春天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游行期间,他的委员会首次打破了有组织的医疗团体的游说力量,为修正案搬开了一块绊脚石。约翰逊预见到,医生们将使他们的职责与全新的国家承诺相协调,因此在独立市,“以及其他一千多个像这样的城镇,身受病痛的男人和女人现在将会轻松许多。”他喜笑颜开,兴奋地与所有人紧紧握手,表示他不敢希望在公共生活当中还能有与此相比更甜蜜的斗争,也不会有任何领导行为比起今天这件事更能令人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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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星期日,佐治亚州阿美里克斯市持续发生的暴力事件吸引了媒体的注意。从一辆行驶汽车上扔出的玻璃瓶子将两名黑人男孩送进了医院,两名受害者分别是三岁和六岁。还有谣言说马丁.路德.金将会暂停北方之行来到此地视察。全国性报纸在头版刊登了一张教会长老们在晨祷前在第一卫理公会教堂的顶层台阶上一字排开的照片。他们的手臂交叉在一起,挡住了由领导大会员工威利.鲍登带领的种族融合六人礼拜小组。消防队长H.K.亨德森(H.K.Henderson)在阿美里克斯市第一浸信会教堂门外阻止了十几个人,并且表示:“你们是在浪费你我的时间。”在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也发生了种族融合团体的礼拜见证活动。尽管现场没有记者聚集,但是自从乔纳森.丹尼尔斯与格洛丽亚.拉里抵达圣保罗主教堂的那一刻起,某种无人注意的沉默就笼罩了现场。有一名事先接受过种族融合事件应对方法培训的引座员直接气哼哼地回了家,还有几个家庭在压低声音的前奏当中离开了。拉里和丹尼尔斯在靠近石砌圣殿中间的位置坐下,座位位于第四排。当他们起身领取圣保罗主教堂的第一份主日圣餐时,他们周围的人要么始终保持坐姿,要么起身之后又本着惊人的整齐划一坐了回去,只留下丹尼尔斯与拉里独自走向祭坛。

弗兰克.马修斯牧师匆匆忙忙地结束了当天礼拜之后赶紧为他的主教们写了一份报告,标题是 “12:30 PM”。他在报告当中指出,“这是第一次有黑人参加11:00 HC[圣餐],所以这绝对是一个‘危机情况'。”马修斯坦言,他打算把每月一次的管理委员会会议推迟两周,留出时间“让心烦意乱的人们的灵魂安静下来”。另外,圣保罗教堂的一名成员加内特.卡塞尔(Garnett Cassell)也急忙向教区报告了他自己对于本次礼拜仪式的描述。由于迟到,他一开始还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是注意到空气当中弥漫着沉重的气氛,然后他看见“这个穿着类似教士服装的白人男子护送一个黑人妇女,站在一边让她坐下,然后坐在她身边,他们都跪下来祈祷。就在那时,我明白了是什么让会众们感到如此不安,以至于足以让我感到气氛有异。”卡塞尔意识到,丹尼尔斯可以无休止地继续将黑人送进圣保罗教堂:“过去几个月以来,他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市的所有活动都是在耗费圣保罗教会的属灵开销。因此现在必须马上制止他。”在伯明翰,教区官员很快准备了答复,既主张教规规定信徒有权进行种族融合礼拜,又希望能依靠宽容赖磨灭这种“非常令人讨厌的”做法。卡彭特主教在给马修斯的信中说:“如果他[丹尼尔斯]在周边制造麻烦,我想我将不得不给他的主教写信,告诉他将此人带回神学院。”

星期一,拉里和丹尼尔斯继续在朗德斯县工作,当天是在老海尼维尔监狱的一个常规登记日。丹尼尔斯离开老监狱之后陪同一群家长走了一小段路来到法院广场,想了解为什么学校董事会拒绝了四十六个选择自由申请转入海尼维尔高中的黑人学生当中的四十一人。校长胡尔达.科尔曼在她的办公室门口堵住了丹尼尔斯,并且逐个接待了家长。

伯妮丝.约翰逊(Bernice Johnson)独自走进了科尔曼的办公室。她的丈夫是一名兼职布道人,最近同意开放友谊浸信会教堂作为海恩维尔的民权运动活动场地,但是满心恐惧的教会成员拆除了座椅,阻挠了第一次弥撒大会。约翰逊夫人亲自为他们三个最大的孩子——从玛拉基到撒母耳——提交了申请。科尔曼学监认为他们的测试结果太差,不适合在白人学校学习。于是伯妮丝亮出了与胡莱特、莉莉安.麦吉尔以及其他家长讨论过的理由。“朗德斯县的学校不好,”她告诉科尔曼。“这不是什么秘密,它们都很差劲。”,学校把黑人孩子赶到田里干活,而且不管学生们考试成绩如何都“让他们通过”。这就是父母希望转学的原因。在学监检查姓名和考试成绩时,她努力保持着情绪稳定。

等在外面的人能感到紧张的气氛被压缩在了肤色分界线上。朗德斯县的人们说,科尔曼提前一周关闭了黑人学校,因为《星期六晚邮报》上刊登了当地破旧不堪的罗伦小学的照片,说明了金在塞尔玛游行中通过崔克姆福克村的情况,这让他们感到非常尴尬。现在距离秋季新学期不到一个月,联邦教育办公室仍然没有批准罗伦小学的取消种族隔离计划——像这样没能获批的计划将近有两千项。当地的白人选民则极力反对哪怕是最低限度的让步。一小群充满敌意的白人聚集在等待的父母身边,要求知道这位显眼的外来者在海尼维尔做什么。

“我和我的朋友在一起,”丹尼尔斯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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