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金预定于9月10日星期五前往联合国拜见戈德堡大使，他为这次会面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准备。他的顾问们吹嘘说，他们设在纽约的研究委员会终于顺利运作了起来。他们知道金与戈德堡的会面由约翰逊总统发起，双方必将进行重要讨论，所以他们紧赶慢赶终于及时汇编完成了一套有关越南政策的材料。贝亚德.拉斯廷在报告当中纳入了从佛教流亡者释一行到法国军事学者伯纳德.法尔（Bernard Fall）等等立场各异的信息来源。为了拓宽视野，安德鲁.杨安排了两位既报道过越南局势也报道过美国民权运动的外国记者——瑞典人斯文.奥斯特（Sven Oste）和意大利记者弗里奥.科伦坡（Furio Colombo）——请他们陪同金在会面期间进行情况简报。杨还从金的邻居与朋友文森特.哈丁（Vincent Harding）那里获得了研究论文，哈丁是斯佩尔曼学院的教授，此前被征召参加朝鲜战争，之后成为了门诺教派的和平牧师。金很熟悉越南历史的背景主题，因为他深入研究过非洲反殖民主义运动，此外法国在亚洲的统治就像美国的种族隔离一样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源自“本土”的自由斗争贯穿了三大洲的共同苦难，共同发出了一条让金感同身受的信息。他认为这其中源自美国的线索尤其值得向戈德堡勾画一番。

1908年，也就是林登.约翰逊出生的那一年，一位命中注定要干大事的十几岁越南学生初次走上了政治舞台。当时越南农民正在发动针对殖民徭役的示威，他主动请缨将示威者的诉求翻译成了法语。武装人员挥舞警棍冲散了抗议人群，他也挨了一顿打。这位少年原本就读于阮朝首都顺化的国子监中学，此事过后学校开除了他，法国情报部门也以颠覆罪名对他展开了追踪，于是他偷偷爬上一条前往外国港口的货轮，就此流亡海外，整整三十年未曾返回越南。起初他到处打零工，在波士顿帕克楼酒店当过帮厨，在纽约布鲁克林当过男仆，在巴黎当过助理糕点师，借此磨炼出了流利使用七种语言的能力。1919年，这位逃亡者自称阮爱国，租了一套体面的西装礼帽，代表越南人民向一战之后聚集在巴黎参加和会的各国代表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尽管阮爱国援引了伍德罗.威尔逊举世闻名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当中的民族自决权主张，但是此时他还并未要求越南独立，只想为集会与言论自由之类的传统民主自由寻求保护，还希望结束法国殖民当局对于酒精与鸦片的可鄙垄断。参会各大强权国家不仅没有给出令他满意的回复，而且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的存在。但是法国秘密警察确实重新注意到了他，迫使他逃离法国，再度踏上了颠沛流离的道路，时而发动革命，时而身陷囹圄，时而得到共产国际反殖民主义局的支持。1940年，日本侵略者迅速制服了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想象一下，”一位越南农民后来回忆说。“法国就像我们一样变成了殖民地！”），阮爱国趁机策划了南圻起义，却因为发动时间过早而一败涂地，数百名起义领导人与参与者遭到处决，其中包括他的前妻阮氏明开。此后阮爱国在越南与中国边境的山洞里建立了越南独立党以及一支小规模游击队，有效地骚扰牵制了日本占领军，在敌后战场赢得了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的尊敬与配合。广岛长崎核爆迫使日本投降之后，阮爱国更名胡志明，平生第一次走进首都河内，并且宣布越南仿照美国模式成为了独立国家。

二十年后金向戈德堡强调的正是这一历史时刻。1945年8月19日，即长崎核爆之后的第十天，大量人群聚集在了河内总督官邸以及河内卫戍军营门外。诚然，占领军的枪炮曾经夺去过许多越南平民的生命，但是这部分血债远远够不上聚集人群的全部复仇动机。更狠毒的是，日本指挥官和维希法国行政官员还曾经大量征用本就稀缺的稻米并且强迫稻农大面积改种黄麻以充军用。在此前六个月，越南足足饿死了一百五十万人，占越南总人口的10%，北部省份的情况尤其严重。当时越南的日军与法军仍然控制着军队与重武器，但是却不知道应当如何应对来自遥远的东京的投降消息。在紧张的对峙中，越共领导人劝说两支外国驻军放下武器并且承诺让他们安全离开越南，崭新的越共旗帜很快就在河内升起。接下来十天越南经历了一场没怎么流血的革命，全国各地的人们纷纷拆除了殖民与日占时期的公共标志，征用了占领者留下的建筑与聊胜于无的公用设施。到了第十天，胡志明邀请美国战情局指挥官阿基米德.“艾尔”.帕蒂少校（Archimedes “Al” Patti）共进晚餐，并且恳请少校最后一次审查了他即将发表的公开宣言。第二天9月2日，胡志明站在巴亭广场的一座木制平台上用越南语开始讲话，平台下方是一片旗帜、面孔、灯笼与旗帜的海洋。他首先开宗明义地指出“造物主赋予我们某些不可侵犯的权利”，并且解释说“这些不朽的话语”来自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然后他将美国革命者针对英国暴政的批判转变成了越南人民针对法国殖民恶行的控诉：“他们建造的监狱多于学校。他们无情地杀害了我们的爱国者。他们……把我们敲骨吸髓，让我们的人民经受了最黑暗的苦难，还摧残了我们的土地。”话说至此，胡志明从讲稿上抬起目光，注视着台下的听众：“同胞们，你们听清楚了吗？”巴亭广场上的人群——有人说现场有一百万人，有人说是四十万，此外在西贡以及全国各地也都有规模相当的人们正在收听广播——齐声叫好。“出于上述原因，”胡志明最后说，“我们……向世界庄严宣布，越南有权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而且事实上它已经是这样一个国家了。”

金凭借着令人不得不服的详实资料总结了美国与越南的历史纠葛。他的顾问贝亚德.拉斯廷、安德鲁.杨、伯纳德.李以及哈里.瓦赫特尔都赞许地注意到，金提供的许多信息戈德堡从来都没听说过。大使打破了令他很不习惯的沉默，向金提出了关键问题：美国应该怎样应对胡志明？二战档案当中记录了不少前战情局官员的主张，认为胡志明的内心是一个杰斐逊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不过金并未采取这一辩护立场，他试图说服戈德堡相信胡志明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如果说他是共产主义者，那也很可能是像南斯拉夫铁托元帅那样特立独行并且愿意进行务实改革的共产主义者。胡志明曾经援引过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罗斯福的大西洋宪章以及美国长期以来的反殖民主义传统，因为他需要通过结盟来维持平衡，唯此才能在地缘政治无比严酷的亚洲生存下去。中国已经压制了越南整整一千年，而胡志明的苏共支持者约瑟夫.斯大林甚至在他于1945年成立政府之后四年多的时间里都懒得给予正式承认。此外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际，中华民国政府的将军们还曾经率领大军进入越南，名义上前来受降，实际上却在这个虚弱的新生国家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气得胡志明痛骂这帮人都是“蝗虫”。若干年后中共派来援越抗法的将军们则命令越南的全部时钟都要回拨一个小时从而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

最紧迫的是，胡志明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以防止法国在战后重新实行殖民统治。在1945年9月2日的独立演说中，他发誓他的人民将超越恐惧、软弱以及对于前任主人根深蒂固的顺从：“如果法国人再次入侵我们的国家，我们发誓，我们既不会在他们的军队中服役，也不会为他们工作或者向他们出售食物，更不会为他们带路！” 仅仅十天后，英国军队就进入了越南南部，增援并且重新武装了法国留守人员，从而维护欧洲人对于这片土地的控制。眼看着既是盟国又是对手的英国再次揭露了法国的军事脆弱，戴高乐总统深感颜面无光。于是他粗暴地催促雅克.菲利普.勒克莱尔将军赶紧发兵清剿共匪。“你的任务是在河内重建法国主权，我对于你还没有这样做感到惊讶。”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胡志明展开了防御性的谈判，想要为越南在法兰西联邦内部谋求妥协地位。他徒劳地寻求一份能够承诺让越南在未来实现独立的协议，甚至哪怕仅仅在协议里提一下独立二字也好。（“如果我听信这些胡言乱语，”戴高乐给勒克莱尔发了电报，“很快法兰西就将不再拥有帝国。”） 勒克莱尔的继任者让.艾蒂安.瓦卢伊将军于1946年11月23日上午炮击了港口城市海防，据一位上岸的法国海军上将统计，这轮炮击造成了“不超过”六千名越南人死亡，而刚刚成立一年的越南政府很快又退回了丛林洞穴。

金告诉戈德堡，在随后八年的抗法战争当中，美国最终资助了法军战争总开销的四分之三。但是处于劣势的越南人还是在1954年围攻奠边府并且赢得了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在法军旗帜下共有74000名士兵死亡，交战双方的死亡人数达到了一百万，其中包括二十五万平民。自那时起三届美国总统都曾经代替法国努力维护南越，从而避免他们所谓的冷战共产主义接管。胡志明的追随者也在努力完成他们所谓的独立革命战争。

金建议双方进行会谈，通过谈判而不是武力来解决尖锐的冲突。戈德堡认为会谈是自己的专长，并且秘密地暗示他同意金的呼吁，即暂停轰炸以促进会谈。金对于胡志明在美国撤军前拒绝谈判感到不安。他建议戈德堡可以结束美国拒绝与共产主义组织谈判的政策——尤其是应该主动接触毛泽东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鼓励胡志明坐上谈判桌。戈德堡在助手们的附议下回答说美国不可能直接与中国谈判，因为美国不承认毛泽东政府，而且自从1949年以来一直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金则认为拒绝接触亚洲的主导力量殊为不智，尤其是因为美国官员明明都认为越南听命于北京，“不管怎么说，八亿中国人不会因为我们拒绝承认他们的存在就凭空消失。”

哈里.瓦赫特尔从律师的角度研究了1954年日内瓦协议，由此认为正在进行的越南统一战争似乎在更大程度上源自越南人的自行推动而不是共产主义大国的赞助。尽管苏联与中国都对资本主义美国深恶痛绝，但是两国也都在日内瓦向胡志明施压，要求他做出让步，以至于胡志明在日内瓦的所得远远赶不上他的军队从土崩瓦解的法国殖民者那里赢来的战果。瓦赫特尔认为，将越南“暂时”划分为共产主义北方和非共产主义南方有助于化解拥核超级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但是冷战阵营划分并不能解释越南农民对于胡志明或者说“胡伯伯”的忠诚。甚至就连理查德.拉塞尔参议员——约翰逊总统在军事问题上的坚定支持者——也刚刚在全国电视上承认胡志明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敌人”，因为他将在越南全境的公平选举当中获胜。因此瓦赫特尔认为胡志明在南越境内的支持者也应该被纳入谈判，以此保护美国的利益。他问道：“为什么您不能和越共谈一谈？”

戈德堡在这个微妙的问题上支支吾吾。他回答说：“我们没说过不和他们谈，但我们也没说过我们会谈。” 这次会面持续了七十分钟，然后戈德堡暂且告退，将精力转向了克什米尔危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军队正在当地发生冲突。临走之前他摆出一副积极姿态，感谢金在共同的民权事业当中的领导作用，表示对他自己的对话能力充满信心。在听取了顾问们的激烈辩论之后，金决定向等在外面的联合国记者团开诚布公。他概述了自己提出的“不可想象的”建议，既暂停轰炸，与越共会谈，以及让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简而言之，”他告诉记者们，“我的请求是我们要通过谈判解决这场非常困难、痛苦且可怕的冲突。”

这番话引起了地震一般的反应，并且当场就显露了迹象。戈德堡马上冲出克什米尔会议室，面向同一位电视记者发表了讲话：“我们不会被强迫离开南越。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觊觎那里的任何基地。我们不打算谋求任何领土。”他还表示有关方面已经收到了金的解决想法，但是并未进一步作出回应。接下来不出几个小时，金就听说有好几位民权同事斥责他不该危险地“干涉”外交事务，然后参议员托马斯.多德（Thomas Dodd）也在华盛顿才用类似的措辞谴责金“无理取闹，与绥靖主义势力结盟”。多德不仅怒火中烧，而且迫不及待。由于参议院在周五下午已经休会，他等不到周一在会场上发言就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多德首先为自己披上了种族平权斗士的衣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在南方打民权官司的时候，金博士还是个孩子”*——然后又表示金关于越南问题的提议“将使我今后无法以同样的尊重看待马丁.路德.金博士”，这让他感到格外悲伤。他还指控金“完全没有能力谈论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金博士自作主张地破坏了总统的政策，这样做是彻头彻尾的傲慢。”

*【多德在法律界更加著名的事迹是参与了纽伦堡审判的控方团队，并且指控赫尔曼.戈林命令雷纳德.海因里希发动了大屠杀。】

9月12日星期天，金召开了一次紧急电话会议。“我想请你们所有这些杰出的美国智者传授一点高见，”他故作轻松地调侃道。

“拍马屁对你没好处，”斯坦利.利维森挖苦了他一句。电话线上有五六个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顾问，无一例外全都遭到了窃听，利维森自然不能免俗。

金立即承认他没想到自己释放的信号居然会引发如此激烈的政治痉挛：“我相信是林登.约翰逊让多德这么说的。”金开始痛苦地重新审视自己在刚刚过去的夏天与总统的直接谈话究竟意味着什么。他曾经一厢情愿地希望约翰逊总统在越南问题上的私人苦恼意味着总统对于和谈的想法抱有开放态度，但是这种希望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来自约翰逊的旁敲侧击，将金当成了越南战争的公开反对者。在如今的金看来，两天前的联合国会谈无非是一个引蛇出洞的陷阱，为得就是让他自行暴露他在越南问题上的异议。另一方面，金又认为戈德堡并不是直截了当地要求他保持政治忠诚的最佳信使，相比之下多德才是更加精明有效的人选。金意识到，许多人可能都会认为多德的声明很合理并且“认为马丁这次确实走得太远了。就连一部分黑人都会这样说。”然而金却在多德身上看到了参议院当中“联邦调查局最强有力的支持者”，这些人恢复了通过人身攻击执法的秘密威胁。当初金获得诺贝尔奖之前，J.埃德加.胡佛痛骂他是“臭名昭著的骗子”，眼下金再度讨论了联邦调查局自行其是的可能性，但是这一次他同时还感觉到了来自白宫的政治策划。

“我真的没有力气一边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另一边还要继续民权斗争，”金告诉顾问们。联邦调查局迅速将他的表态汇报给了白宫。金表示如果他的带头异议能够产生效果，他将继续“做一个少数派”，但他认为交战各方——包括胡志明以及中共代表周恩来——都不会对他的谈判呼吁作出积极回应，“所以我必须设法优雅地抽身而退。”

群情激奋的员工们随即开展了为金的立场辩护的宣传活动。哈利.瓦赫特尔早已安排了与《纽约时报》编辑部的午餐。安德鲁.杨认为可以劝说不少参议员与著名宗教人士——包括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撰写文章支持金。贝亚德.拉斯廷报告说，包括非学委的鲍勃.摩西在内的众多运动领袖全都支持金的立场。工会领导人克利夫兰.罗宾逊（Cleveland Robinson）报告说，城市联盟的惠特尼.杨告诉《纽约客》杂志，他“不会像马丁那样假装自己好似上帝”，因此并不乐意质疑约翰逊总统的决策。罗宾逊认为：“我毫不怀疑他被政府戳了几下。”他恳求金允许他与惠特尼.杨以及其他人当面对质，因为他们散布了关于金的动机的“恶毒”暗示。金警告说，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最多可能会捍卫他的言论自由，断然不可能认同他关于越南或中国的想法。此外对于新闻学很有研究的金还警告各位顾问，战争批评本质上是个人行为。换句话说，身为民权领袖的金是全体黑人的代表，身为反战少数派的金却仅仅只是个孤家寡人。这一点有可能引发主流媒体面对黑人时的潜在傲慢：“一旦新闻界对你采取负面立场，再想让他们支持你就不容易了。”他还预言，以他本人的人格来为他的反战立场辩护“不会有多少用处”。

顾问们一致认为，越南谈判应该由金的代理人而不是他本人出面推动。没有参加戈德堡会面的斯坦利.利维森和克拉伦斯.琼斯私下里批评瓦赫特尔和拉斯廷不该让金在会谈末尾建议美国承认中共政府。这项建议在实际层面上确实很合理，但是在政治层面上却相当“疯狂”，并且在头条新闻当中完全取代了越南议题——“金博士希望赤色中国加入联合国”——幸运的是，金的这一理念此时仍然被限制在报纸背版，否则影响必然更加恶劣。在电话会议上，利维森的意见占了上风。他主张卡死宣传，从而减少金在越南问题上的曝光率。接下来金首先在《时代周刊》董事会面前采用了利维森的策略。他拒绝解释、修改或者撤销他的提议，面对质疑也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木然表示他已经发表了对于越南问题的全部看法，接下来将会回到民权领域。

戈德堡会面在未来几周都成为了金的心病。“我应该在这次演讲当中表示我们在越南犯下了多大错误吗？”他在一条被窃听的电话线上询问利维森。“我认为应当有人指出我们犯下了多大的错误，只是我不知道这个人该不该是我。” 利维森提醒他，这一决策是集体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马丁，我们刚刚讨论过这个问题”——金表示同意。10月5日，一份措辞含混的公开声明悄悄撤销了他向包括胡志明在内的世界主要领导人发送和平信函的承诺。金郑重声明，“与越南局势有关的某些因素”——包括联合国为了安抚克什米尔交战国所发挥的“创造性作用”——“表明这一次我不再有必要采取我所决定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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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又有两场迅捷的风暴为约翰逊政府与民权阵营之间的政治联盟蒙上了阴影，金则在无意当中将强度较弱的那场风暴推迟了六天。副总统汉弗莱在最后一刻向他发来了一份晚宴邀请，金则表示自己最近无暇赴宴，至少也要等到他能抽空赶赴华盛顿的最近一个时间窗口。（基于窃听录音，联邦调查局官员认为这次关于交际日程的交流其实是金抛出的“闭门羹”，用调查局的惯用话术来表示就是“他针对政府高级官员采取高压态度的又一个例子”。）在这六天里，金首先前往南卡罗来纳州博福特附近的圣海伦娜岛，参加了在贵格会潘恩中心举行的为期一周的领导大会员工务虚会，巩固了对于非暴力的基本承诺。曾经帮助纳什维尔学生筹备静坐示威的甘地主义巡回指导员詹姆斯.劳森牧师主持了大型跨种族研讨会。民权斗争眼下正处于吊诡的历史时刻，一面是应接不暇的胜利，另一面是原始凶残的威胁；一部又一部民权法律已经得到通过，与此同时例如乔纳森.丹尼尔斯和乔治.梅特卡夫这样的民权倡导者仍然还在惨遭毒手。当前各项事务的轻重缓急引发了参会人员的激烈辩论。非暴力原则对于疲惫厌战的民权实践者而言究竟具有哪些局限性？民权斗争的目标即将进一步涵盖北方城市以及外国战争，非暴力原则对于这些新目标来说又有什么局限性？金与参会人员坐在折叠椅上围成一圈唱歌，一方面沉浸在会场气氛当中，但是同时又忍不住告诉别人，他在疲累的时候真心希望能主持一座与民权运动毫不相关的教堂。

汉弗莱副总统的晚宴在9月21日星期二举行，主要民权团体的负责人登上了他的哈尼.菲茨号游艇参加晚餐巡游。黑人周刊《黑玉》宣称：“历史上第一次”，种族融合的领导层有机会“沾一沾行政权力的光彩并且与之交换意见”。杂志记者后来查到了晚宴的菜单，菜品包括烤牛肉，“上面搭配着桃子酥饼”。游船将会沿着波托马克河顺流而下抵达华盛顿总统的老家弗农山庄然后折返。巡游刚开始的时候船上乘员的拘谨礼仪倒也颇为符合巡游路线的爱国主义主题。金和惠特尼.杨掩饰了二人在越南问题上针锋相对的紧张关系。安德鲁.杨谨慎地询问副总统，戈德堡会议是否败坏了金在约翰逊眼中的形象，汉弗莱向他保证绝无此事。用餐过后，乘员们开始了正式讨论。汉弗莱概述了目前摆在合作伙伴们面前的历史任务，宗种委主任弗洛伊德.麦基西克（Floyd McKissick）则抱怨大型民权法律的执行缓慢。接下来的辩论题目围绕着对于现状的看法展开。新增联邦登记选民如今达到了四万三千人，有些人认为这个数字表明民权工作进展神速，也有人认为这点变化微不足道，仅仅局限在十几个县的范围内；在南方和边境各州的几千个学区中，现在只剩下一百个学区尚未提交取消种族隔离的计划，有人认为这是原则性的突破，因为地方官员主动放弃了种族隔离，也有人认为这仅仅只是种族隔离地方当局为了暂避锋芒而采取的伪装，迄今为止能够勇敢面对“自由选择”式种族融合的学生仅仅只是极少数。

麦基斯克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演讲，抨击其他人的分析全都不切实际。这段演讲的主题是他得知自己的女儿在最近一次示威当中遭到殴打的经过。麦基斯克本人刚刚离开博加鲁萨的某座监狱，他指出联邦调查局探员在民权工作者遭到袭击时依然只会被动观察，并没有多少改变。汉弗莱的助手威利.布兰顿（Wiley Branton）反驳称，这都怪民权团体仍在采用吹嘘进步的新闻稿来削弱人们对于迫切需求的认识，对此协进会的约翰.莫塞尔（John Morsell）激烈地表示反对，他的同事们则意识到两人之间存在着长期宿怨。布朗顿之前担任过亚特兰大选民教育项目的基金会主任，当时他曾经私下指责莫塞尔的协进会夸大了选民登记数字，从而提高协进会在可用资金当中的分配份额。接下来白宫的少数族裔政治专家路易斯.马丁（Louis Martin）进一步激怒了他的民权同僚，他要求他们不仅要为政府提供解决方案，还要应对外部的要求。不久前莫伊尼汉关于破碎黑人家庭的报告轰动一时，许多机构都受到了影响。马丁表示这些机构急切地想要知道民权领袖对此提出了什么措施。这个话题愈发加剧了争论的激烈程度，有人斥责莫伊尼汉报告是在转移视线，也有人坚称报告只是挑明了丑陋的事实。

华盛顿著名的协进会说客克拉伦斯.米切尔愤怒地站起来，手指布朗顿斥责道：“你也是有色人种，你应该在工作当中代表我们，而不是反对我们。” 布兰顿反唇相讥称米切尔今后休想继续虚报协进会的实际业绩从而蒙骗政府官员。其他旁观者也纷纷因为这场贴近政府的角色转换而相互指责起来。布兰顿虽说有黑人血统，但是肤色很浅，所以米切尔骂他忘本；而米切尔平日里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国会为协进会表功，所以布兰顿骂他吹牛——两人都骂到了彼此的痛处。一位匿名参与者声称他们吵得不可开交，“叛徒”一词不绝于耳，“几乎要掀翻游船”。

第二天，约翰逊总统将汉弗莱叫到白宫，迫使他签署了一份令他毫无思想准备的备忘录，其中以汉弗莱自己的口吻建议他应当被免除民权事务方面的职务，就此剥夺了副总统在平等权利方面的协调责任。从白宫回来的汉弗莱一头雾水并且大为震惊。威利.布朗顿勉强接受了承接相关工作的调动，为的是避免汉弗莱公开辞职造成的尴尬局面。记者们很快就对这次政变的效用提出了质疑，当事人与学者们则对政变的动机大惑不解。有人认为汉弗莱的降职损害了民权，也有人认为白宫企图提升民权工作的重要性，使其今后免于与缺乏权力的副总统办公室多做纠缠，特别是由于约翰逊认为汉弗莱能力不济。还有人诊断说，这只是再次体现了约翰逊玩弄权术的残酷嗜好。民权领袖们一开始都忍不住往最坏处去想，后来发现有证据表明总统此举已经计划了几个礼拜，这才略微安下心来。眼看着白人政治顶点的领导层也难免撕扯纠结乱作一团，民权领袖们多少感到了些许安慰。与此同时，他们身为少数族裔的情绪也不安地转移到了一个更大的鱼缸里。除了约翰.莫塞尔和克拉伦斯.米切尔之外，汉弗莱晚宴的全体客人们都签署了一封十月休战信，寄给《黑玉》杂志的出版商。鉴于当时只有《黑玉》书面报道了这次巡游晚宴，休战信的作用就是尽量避免晚宴上的不体面细节泄露出去。金与惠特尼.杨尤其小心翼翼地否认了“游艇上到处都在讨论越南问题”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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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的一则新闻泄露导致了更大的麻烦。《芝加哥论坛报》在这一天高兴地宣布，芝加哥获得了“绿灯放行”，可以领取根据最新《中小学教育法》分配的第一批联邦资金，共计3100万美元，将会补充全市学校预算的近10%。这则新闻首先在华盛顿引发了恐慌，因为教育部官员们很清楚芝加哥甚至还没有提交资金申请。他们担心这次过早宣布是威利斯督学的伎俩，企图不顾法律规定也要得到这笔钱。已经在民间流传的文件准确地表明，威利斯已经指定了200万美元用于购买更多的威利斯大客车，即主要用于少数族裔学生的移动教室。这笔钱一旦到位，华盛顿必将因为补贴了事实种族隔离的最有争议象征而陷入丑闻。为了防止地方当局顺水推舟，教育专员弗朗西斯.科佩尔立刻于9月30日通知威利斯与伊利诺伊州的总督学，关于芝加哥拨款的决定将被推迟，直到教育部审查过了他们提交的种族融合计划之后再说。科佩尔在通知当中并没有提到关于威利斯打算把钱花在两个富裕学区的报道，尽管这一做法确实违反了教育法。不过他引用了艾尔.拉比与芝加哥民权阵营在七月提出的关于“芝加哥学校系统当中违反《民权法案》第六章的歧视行为”的未决投诉。显然，科佩尔正在寻求一个站得住脚的解决方案，从而解决这两部新法律之下的责任。他催促威利斯安排会议“以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威利斯非但没有妥协，反而变本加厉地更进了一步。他在10月2日召集记者，披露了来自科佩尔的“专制、骇人且充满威胁的”通知，并且声称这是审判之前的非法惩罚，还希望科佩尔的信“可以提醒公众注意来自联邦教育办公室的任性与专制之举”，而政治闪电事实上也确实在闪。芝加哥众议员罗曼.普西斯基（Roman Pucinski）不出几小时就宣布，如果像科佩尔这样“任意独裁”的滥用职权行为能够成立，那么他领导的教育小组委员会将永远不会再向任何其他教育拨款项目批准“哪怕一分钱”。10月3日，在纽约的一个喜庆场合，戴利市长把林登.约翰逊拉到私密之处疯狂咆哮了一通，痛斥联邦政府不该侮辱芝加哥。事后的员工简报拼命向约翰逊保证，教育办公室与戴利之间没有争执，戴利也“从来都不喜欢威利斯”，但是憋了一肚子气的总统依然认定自己的下属千不该万不该捅出这么大的篓子，将戴利与他本人一齐推进相互纠缠的公开窘境，而且事先不用说向他请示，就连通报都没跟他说一声。到了10月4日下午，约翰逊的特使在芝加哥达成协议，“恢复”了3100万美元的教育拨款，同时将芝加哥民权阵营关于实际种族隔离问题的未决投诉从华盛顿转交给当地学校董事会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不出所料*。普西斯基欢呼胜利，科佩尔则被打入了冷宫。“我当时毫无希望，”事后他坦言道。“我很快就被取代了。”

*【1965年12月，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在私下里吐槽芝加哥学校董事会的第一次自我研究：“这份报告——用最客气的话来说——水平太低。”1967年1月董事会又做出了第二次尝试，这次的报告勉强承认，不少芝加哥学校的政策都无法通过“不包括种族的因素”来解释。此时科佩尔的继任者哈罗德-豪二世（Harold Howe II）公开表示，北方学校的实际种族隔离现象“超出了《民权法案》的明确管辖范围”。】

艾尔.拉比在这几天里的心情从欣喜若狂坠落到了彻底绝望。一开始他还称赞科佩尔的推迟拨款通知（“我感觉很好”）是朝着创建“一个将使全体芝加哥人感到自豪的学校系统”迈出的奇迹般的第一步，没想到仅仅三天过后自己就要谴责“赤裸政治权力的无耻展示”抢先消解了联邦政府制约芝加哥当局的手段。10月8日，他冷静地与金一起参加了由二百名活动家参加的扩大会议，为新一年的芝加哥运动制定战略。拉比同意将斗争目标扩大到贫困学校之外，包括工作稀缺、住房简陋以及家庭困境。詹姆斯.贝弗尔抨击了受害者也要为自身处境的停滞不前承担共谋责任：“如果黑人不能在十五个月内打破一个贫民窟，他们将会永远无法脱身。” C.T.维维安劝告芝加哥的运动组织者们广泛传播经受过纪律与牺牲的净化的斗争方法：“非暴力是应对社会变革的唯一光荣方式。因为如果我们是错误的，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会受到伤害；而如果我们是正确的，将会更多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在金看来，芝加哥民权运动的主要障碍体现在两个人身上，分别是戴利市长与J.H.杰克逊牧师。前者控制着一台在黑人的大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庞大政治机器，后者身为树大根深的守旧派教士自从1961年就将身为民权新秀的金赶出了黑人浸信会的主导组织。金重申了非暴力原则的心理承诺：“我不认为戴利市长是敌人。”如同塞尔玛运动之前一年那样，他再次通过类比《圣经》当中的无畏探子来宣扬希望，这些探子曾经发现强大势力阻挡了通往迦南的道路，但是却并未因此而气馁。他喊道：“这里有巨人，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拥有自由的土地。”

到了十一月，与领导大会兵合一处的芝加哥民权阵营将会发起数百次社区集会与持续的研讨会，还会组织十五个类别的外联讨论组，其中包括西班牙裔讨论组、帮派成员讨论组乃至“郊区主妇”讨论组。贝弗尔每天都会露面几次，穿着灯芯绒西装，剃着光头，带着标志性的犹太教圆顶小帽，胳膊下面夹着一本列夫.托尔斯泰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针对各种宏大主题——例如贫民窟的本质与组织方式——进行激烈的演讲。根据警方监视人员不甘不愿的汇报，这些演讲甚至赢得了现场白人商业领袖的掌声。有人怀疑运动策略能否在北方城市发挥作用，金正面回应了这些消极看法。他认为批评者高估了黑人仇恨或者分离主义的力量；要想发起一场持续有效的运动，而不是——就像至今仍然还在贬低南方民权运动的批评者们所声称的那样——通过暴动或者其他方式制造噪音，远比想象当中更加困难。金告诉北方的活动者们：“在南方，我们经受过难以置信的嘲弄、嘲笑与辱骂。一百个政治评论家恨不得把非暴力运动早早送进坟墓。”

到了十二月，运动组织者与志愿者共同组成的混合网络内部将会显现紧张关系。有些芝加哥本地运动参与者认为金的员工们看轻了他们多年来对于当地学校状况的调查工作。另一些人认为金和他的副手们口才确实不俗，但是缺乏具体目标。安德鲁.杨援引伯明翰和塞尔玛的历史经验，劝告人们对于动荡的社会实验保持耐心，他认为随着芝加哥民权运动在冬天不断蓄力，来年春天这座城市必然会迎来一轮动荡：“当草地变绿时，我们必须将人马送上街头。”金承诺北方民权运动将会呈现“新的亮点”，但他并没有宣传一个明显的疏漏。鉴于芝加哥运动赢得全国支持的前景受到越南战争的威胁——姑且不考虑约翰逊总统与戴利市长之间的私人关系完全有可能提前截断这一前景——金决定改换策略，将芝加哥运动构建成为一场针对本地决策的地方化斗争。因此他没有像从前那样敲响号召全国的战鼓，没有呼吁全国各地的人民“挺身奋起，活出开国信条的真正含义”。自从投身民权事业以来，金一直走的是当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基于宪法论证反对奴隶制的传统路线。在芝加哥的种族正义运动当中，金却并不打算追求全体美国公民对于芝加哥当地局势的决定性干预。对于他来说这还是头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