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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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查尔斯的成功相比，纳奇兹的非学委项目只能算是精疲力尽，支离破碎。1964年8月，非学委在当地建立的第一个自由之家遭到炸弹袭击，不过袭击者将炸弹送错了地方，结果炸毁了隔壁的建筑。此后派驻当地的非学委前哨人员每晚都不会在自由之家过夜，而是驻扎在少数几个愿意提供庇护的黑人家庭当中。鉴于枪支文化在密西西比州如此盛行，当地非学委员工也相应调整了工作策略，除非是在公共场所进行非暴力示威，否则并不拒绝接受武装保护。但是纳奇兹项目在非学委内部依然会遭到其他人的背后非议，因为这里的年轻员工囤积了一大批枪支，存放在一间用自由之夏捐款购买的小屋。为了警告亚当斯县强大的三K党团伙不要随意造次，他们在白人技师前来为自由之家安装电话的时候故意将好几支猎枪与步枪摆在了室内。纳奇兹项目的员工当中有一位安妮.珀尔.艾弗里（Annie Pearl Avery），她嗓音洪亮，之前是个洗碗工，也曾经是弗雷德.夏特沃斯的徒弟。她的民权斗争经验十分丰富，从奥尔巴尼到丹维尔进过好几次监狱，期间一直努力保持着非暴力状态。但是当她离开纳奇兹前往阿拉巴马州的时候也学会了在大腿内侧绑上一把手枪。

对于项目主管多里.拉德纳（Dorie Ladner）来说，枪支的存在抹杀了非学委能够用来与查尔斯.埃弗斯竞争的一项重要差别。此外密西西比州的跨种族员工骨干本来就是被强行凑在一起的团队，一直遭受着内部分歧的困扰，枪支的存在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分歧。在明尼苏达州接受教育的密西西比黑人比尔.瓦尔（Bill Ware）曾经作为和平队志愿者前往加纳，在那里接触到了泛非洲主义理论。他觉得这套信条擦亮了他的眼睛，如今也在非学委内部宣扬这道信条。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白人牧师的女儿玛丽.金（Mary King）则与丹尼斯.斯威尼一起逃离了纳奇兹，并且在加利福尼亚建立了短暂的婚姻。斯威尼来自斯坦福大学，一心想要成为一名政治理论家。两年来他选择在纳奇兹和麦库姆经营最受暴力迫害的民权项目，以此测试这种“对于民主的赤裸裸的肯定”。这段经历使他充满了忧郁。玛丽.金自己也很忧郁，她与白人义工汤姆.海登的妻子桑德拉（凯西）.海登一起在十一月发布了一份颇有影响力的宣言，其部分目的在于借助基于性别的团结来弥合民权运动内部正在发酵的裂痕之一——也就是黑人和白人女性之间的裂痕。她们写道：“在我们的社会当中，黑人的待遇和女性的待遇之间似乎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份宣言分析了某种普遍存在而且针对个人的“种姓制度”，因为性别不同于种族。少数族裔成员就算在主流社会遭到歧视，至少还能返回完全由同族构成的社群当中喘息片刻，而女性遭到歧视之后却几乎找不到完全由女性构成的社群。换句话说，“身为女性不是一种（就像民族主义那样）可以退出的状态。”，但是肤色各异的十五名纳奇兹非学委员工还是逐渐离开了这里。到了十月，他们当中的三个人——比尔.瓦尔、芝加哥的珍妮特.杰莫特（Janet Jemmott）和格林伍德的乔治.格林（George Greene）——移居到了阿拉巴马州的朗德斯县。

在塞拉斯.诺曼不在的情况下——他刚刚被征召入伍——阿拉巴马州的非学委员工聚集在一起面对紧急情况，例如有一处自由之家拖欠了11.66美元的水电费，刚刚接到停水停电通知。玛莎.普雷斯科德（Martha Prescod）向亚特兰大非学委总部讨要支持资金，得到的回复往往不是现金支援，而是要求他们进一步削减开支的含糊其辞。经费的极度匮乏迫使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规定，任何县级项目的每月开支都不能超过40美元，仅限于汽油、传单和房屋租金。此时非学委在密西西比州只有两辆普利茅斯牌汽车，用于运送与救援，分别留给了卡迈克尔与乔治.格林，因为他们俩的车技最为高超，其他同事还围绕这个话题进行过充满钦佩的讨论。斯科特.B.史密斯（Scott B. Smith）主要独自在巴布尔县工作。克里奥菲斯.霍布斯（Cleophus Hobbs）和安妮.珀尔.艾弗利（Annie Pearl Avery）负责步行前往黑尔县。唐纳德.休斯（Donald Hughes ）和辛西娅.华盛顿（Cynthia Washington）平分了威尔科克斯的工作。吉米.罗杰斯促使从事实地工作的同事们做出了一项承诺，即决心永远不为食物付钱。他们应该耐心地游走于农舍之间，凭借农户捐赠的食物果腹。

在整个黑土带，自从乔纳森.丹尼尔斯谋杀案与科尔曼审判以来，恐惧迫使黑人申请者赶往联邦登记点的速度下降到了早期的三分之一，但是黑人登记选民的累计总数依然在稳步上升并且逐渐接近白人人数，就算在朗德斯也已经达到了1328人对1900人。白人社会向黑人群体施加的压力也随之逐步上升，许多潜在黑人选民都收到了要将他们驱逐出家门的威胁。10月9日，非学委员工与其他民权团体一起在塔斯基吉童子军营地交流了关于如何保障当地黑人基本生存的主意，例如开设食品合作社与简陋的卫生诊所。阿拉巴马州的调查人员在营地里巡逻，拍摄档案照片，并且拒绝离开。来自莫比尔的布道人带来了一个因为参加民权运动而被家人嫌弃的问题男孩，需要民权组织为这个孩子安排寄养家庭，还得让他找一所学校重新入学。这项微妙而棘手的任务落到了弗朗西斯.沃尔特牧师身上。他接替了丹尼尔斯，继续从事由各个教会团体与美国会堂理事会赞助的跨教派事工*。领导大会的代表——包括阿尔伯特.特纳和哈罗德.米德布鲁克（Harold Middlebrook）——与非学委项目主管达成协议，在关键县的选民登记活动当中相互支援。他们一起动员黑人在十一月由美国农业部管理的农场委员会选举当中先行投票，因为这场选举的重要性相对较小，可以先拿来练练手。另一方面，尽管经过长时间的探讨，领导大会员工对于非学委提出的按县组建独立政党的建议依然不置可否。

*【作为一对在民权工作当中引人注目的白人夫妇，弗朗西斯和伊丽莎白-沃尔特决定他们无法“在感情上接受住在塞尔玛”。沃尔特住在大学城塔斯卡卢萨，每天从这里出发前往他负责的工作区域。在大学城，他的塞尔玛跨宗教项目将办公地点安置在了一家黑人殡仪馆。】

10月18日，一位领导大会信使报告说，金在亚特兰大的员工一致认为成立独立党派的想法在法律上以及政治上都很麻烦，将会耗费大量精力，于是非学委决定自行推进建党计划。听说了这一点的观察员当中包括格洛丽亚.拉里。自从丹尼尔斯的葬礼过后，她曾试图恢复返回伯克利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习，但是很快就不得不向系主任道歉并且退学，因为她越发感到文学研究无法填补内心空虚。退学之后她立刻乘车回到了塞尔玛。就在10月17日，拉里再一次溜进了圣保罗圣公会教堂，致使礼拜仪式悄无声息地暂停了下来。在一片痛苦的沉默当中，一位引座员悄悄地在拉里与另一位女性会众之间来回传话，后者希望不要让一个黑人与自己坐在同一张长椅上。一番交涉无果之后，引座员气冲冲地站在拉里身后通知会众们：“她不愿意动。”这句突如其来的声明吓得拉里当场站起来离开了圣堂。她渴望加入非学委，但是民权阵营里的朋友们更想知道为什么她仍然要往白人教堂里面硬闯。此时她几乎身无分文，只得四处搜刮，甚至看到经常不能按时发放的每月十美元非学委员工津贴也觉得眼馋。但是她发现自己与她称之为“关系型”的非学委精神略微不合拍。年轻的黑人民权老兵正在向内转向。在圣保罗教堂袒露情感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而且他们也不像领导大会那样担心成立独立的县级黑人政党会致使全国的民主党人与民权阵营离心离德。

10月20日，杀害维奥拉.柳佐的三K党徒科里.威尔金斯接受了重审。民权运动参与者们全都没有出庭旁听，唯一一个曾经出现在朗德斯县法院的黑人勒罗伊.莫顿也在出庭作证之后匆匆离开了法庭。他讲述了自己帮助柳佐将塞尔玛游行者运出蒙哥马利时如何遭受了夜间伏击并且幸免于难，但是辩方律师阿瑟.汉斯（Arthur Hanes）对于另一个问题更感兴趣。汉斯是上一任辩方律师、三K党大骑士马特.墨菲的葬礼抬棺人，在盘问阶段他语气诙谐地问道：“勒罗伊，作为运输负责人，与柳佐夫人做爱是你的职责之一吗？”萨加德法官阻止了辩方律师的无端暗示。汉斯是一位种族隔离立场强硬的前任伯明翰市长，曾经宁肯关闭城市公园也不肯施行种族融合，并且拒绝与黑人会面（“我不打算与他们见面，”他在1961年年底告诉媒体。”我不是只能打顺风仗的士兵，当敌人出现时，我不会放弃”）。尽管如此，汉斯在法庭上的做派依然远比墨菲更有绅士风度，其冷静的举止完全配得上他身为前任联邦调查局探员的身份。他将案情总结成了“两只山羊的寓言”，向陪审团娓娓道来。在这个寓言当中，被告被他描述成了背负整个国家的罪孽的替罪羊，而州政府的主要证人、联邦调查局线人加里.托马斯.罗则是背叛了三K党誓言与南方遗产、投靠了华盛顿的异教罗马帝国的奸细羊。“也许凶手来自洛杉矶的沃茨地区，”汉斯提议道。身为控方代表的里士满.弗劳尔斯则以朴实而又嘲讽的口吻批驳了辩方的离奇理论——柳佐死在自己的民权同伙的手里。倘若陪审员们当真认同这套理论，就必须相信行凶者是一个幽灵，神不知鬼不觉地借用、使用并且归还了伯明翰三K党徒持有的枪支。“绝对无可争议的是，这就是杀死那个女人的枪，”他拿着凶器宣布。在言辞激烈的结案陈词当中，弗劳尔斯凭着自己参加过南方邦联军的祖父的荣誉起誓，恳请陪审员们千万不要听任仇恨腐蚀了事实。说到情绪高亢之处，他干脆从《布莱克法律词典》当中扯下了定义“真实判决“的那一页，在陪审员面前撕得粉碎：“如果你们不给这个人定罪，那么你们还不如锁上法院，打开监狱，扔掉钥匙！”或许还有人觉得弗劳尔斯身为总检察长的技能与威望能够确保控方获胜——毕竟本案在五月时就曾以10比2的票数支持定罪——不过弗劳尔斯本人对于胜诉显然不抱多大指望：尽管置身于海尼维尔的法庭，但是他却雇佣了一名著名的神枪手来掩护自己。10月22日星期五，陪审团仅仅花了九十五分钟就宣告被起诉的枪手无罪。到了下一周周一，全国上下的激愤反响促使司法部宣布正式支持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针对阿拉巴马州全白人陪审团的诉讼。约翰逊总统也收到了来自司法部的战略备忘录，其中将南方法院的陪审员讨论室称作种族犯罪当中最难攻克的“恐怖屋”。南方全白人陪审团对于种族犯罪案件的裁决恰似一根“不间断的链条”，裁决结果总是十分一致且具有约束力，但是在几乎一切地区都被视为践踏正义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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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金在欧洲进行了短暂的巡回演讲。一路上他拜访了阿姆斯特丹的自由大学，拜访了旅居的蓝调钢琴家孟菲斯.斯利姆，觐见了荷兰的朱莉安娜女王，还在巴黎蒙马特区的海恩斯灵魂食品餐厅与柯瑞塔一起品尝了流传海外的家乡美食。他在巴黎得知了海尼维尔的判决，于是取消了下一步前往英国的行程，从而尽快赶回国内发动抗议。他告诉法国记者，如果对于这一势头不闻不问，那就等于接受了“凶徒私法的肇始”，民权法律很可能因此而失效。此时南方已经出现了新的“狩猎季节”保险杠贴纸，宣称在阿拉巴马州杀死种族融合主义者也不必受罚。金打算提前回国的预先消息引发了一条从朗德斯县转达到联邦调查局的详细威胁，即攻击者等待着杀死金“以及任何保护他的人”。

与金同行的安德鲁.杨告诉留在国内的斯坦利.利维森，很难缩短金的欧洲访问行程。金在欧洲每到一地，都会有无数支持者在街上排队向他索要签名。在这次欧洲访问的最后一天，金首先在巴黎美国教会举行的跨宗教仪式上面对不计其数的现场听众们发表布道，然后又前往互助之家礼堂发表了主题为“历经革命的世界当中的教会”的演讲。礼堂里坐满了五千听众，估计还有一万名观众在外面通过扩音器收听演讲。两处场合的听众们都热烈回应了金对于国际危机的讨论，例如北罗得西亚（日后的津巴布韦）的残留殖民主义分裂。杨认为这一点证明了金确实可以就越南问题发言并且找到愿意倾听的听众。此时的欧洲盛行着宗教大联合的精神，部分原因在于二十世纪唯一一场梵蒂冈会议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年度全体会议刚刚举行，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士们汇聚一堂，民权派神职人员借此机会积极参与了改革基督教教义对于犹太教看法的最后斗争。

10月15日，一个红衣主教委员会批准了另一份《我们的时代》（Nostra aetate）宣言草案。尽管如此，持续不懈的阴谋在那之后仍然沿着罗马城墙向外渗透。有传言说，谕令当中关于犹太人的主张将被修改，或者谕令的发布时间将会再次推迟。教皇保禄六世教皇的前任约翰二十三世曾经忏悔地承认道，两千年来的基督教教义对于纳粹大屠杀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但是保禄六世教皇本人在继续推进这一任务的时候却犹豫不决，让反犹派批评者们看到了可乘之机。在一个关键时刻，保禄六世亲口重复了一句关于“犹太人”对耶稣所犯罪行的经文抨击，声称犹太人“不仅不承认他，还与他作战，诽谤伤害他，最后杀害了他”。据报道，在教皇授意下，梵蒂冈的参会代表们从《信条》中删除了一项条款，该条款明确撤销了天主教会将犹太人描述为被上帝诅咒的“弑神者”的说法。一位交战党团的观察员写道，关键的几位红衣主教们“很晚才意识到，有些天主教徒的虔诚程度超过了经文训诫，他们对犹太人的蔑视与他们对基督的热爱完全是一体两面的关系。”针对这些人，美国红衣主教领导了恢复为犹太人开脱的信条条款的斗争，试图将这一条款作为教会内部最纯净的解毒剂，但是未获成功。另一些人反对说，“弑神”这个词难免让人想起昔日关于耶稣的人神二重性以及上帝是否可以被杀死的棘手异端理论；另一些人警告说，任何关于犹太教的正面声明都有可能引起穆斯林国家当中针对基督徒的暴乱。与此同时，亚伯拉罕.赫歇尔拉比亲自秘密奔赴梵蒂冈向保禄六世，恳请教皇不要添加一项单独的新条款，即通过让犹太人大规模皈依天主教来寻求与基督徒与犹太人的最终和解。他说他宁愿“死在奥斯威辛”也不愿放弃信仰，而且他对于基督教恩典的理解也并不支持他念诵消灭犹太教信仰的祷文。到了最后一刻，丑闻制造者干脆指控梵蒂冈改革派都是被犹太阴谋集团买通的爪牙。一本小册子甚至自豪地宣称“基督本人以及使徒约翰与保罗是最早的反犹主义者”。

10月28日，轿夫抬着教皇的轿子穿过人海一般的信众，进入圣彼得大教堂。教堂里坐满了气质神圣的主教，身着白色或者猩红色长袍。伴随着正反双方沸沸扬扬的异议，反对《我们的时代》的票数一溃千里，留下了一片很能说明问题的共识——2221票支持，88票反对。于是保禄六世正式颁布了关于“非基督教关系”的划时代新教导。改革的支持者们接受了有条件的声明：当年耶路撒冷圣殿祭司团迫害耶稣的行径“不能作为口实用来不加区别地指控当时活着的所有犹太人或者今天的犹太人”。宣言同时还宣布“教会铭记她与犹太人共享的遗产……谴责任何时候以及任何人针对犹太人的仇恨、迫害和反犹主义的表现”。宣言赞扬了保罗对于最早一代犹太人以及基督教内部的竞争对手们的经文建议：“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时代》摒弃了规定只有通过让犹太人皈依胜利的天主教才能实现最终和平的替代条款。取而代之的最终版本展望了一个“所有人都将以一个声音称呼主，‘同心合意地事奉祂’”的新时代。“同心合意”这句经文传达了一个身份独立而且并肩挺立的突破性形象。这一表述强调平等的地位，不带一丝支配性的权威。罗马教会在各方面都保持垂直状态，他们声称自己掌握唯一真理与更加优越的信仰，并且依赖坚定的君主制组织来维系。对于这样一个组织来说，与犹太人之间缔结横向联系是前所未有过的革命举措。这一举措对于教会管理与信仰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用政治来打比方，那就是从君为臣纲的专制垂直政府转换成了实验性质的自治水平政府，为建立在等级制度上的宗教引入了一丝民主气息。在十月这一个月里，美国向来自全世界的合法移民开放了公民身份，梵蒂冈也向耶稣的遗民开放了兄弟般的信仰。

许多人都高度赞扬了《我们的时代》，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主席莫里斯.艾布拉姆（Morris Abram）尤其称赞这份宣言是“1900年犹太教-基督教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然而尽管二战之后的基督教与犹太教都面临着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标志性事件包括死海古卷的现世以及纳粹大屠杀造成的持续惊愕——但是两种传统的追随者对于宣言意义的探究却都很缓慢。约瑟夫.索洛维契克拉比以及其他犹太权威人士继续禁止犹太教信徒与基督徒就宗教问题展开对话，认为这样做既不妥当又徒劳无益，而且非常不讲政治——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宗教讨论总会变成套在犹太人脖颈上的绞索。尽管如此，关于基督教与拉比犹太教平行历史发展的学术研究成果依然爆炸一般层出不穷。在这些学术成果的支持下，跨信仰交流的先驱们逐渐取得了以下共识：宗教文本的交流与诠释可以在各自坚持重大差异的前提下丰富所有人对于各自信仰的理解。2000年9月，美国的拉比与犹太学者们发表了《说真话》（Dabru Emet），这是犹太教对于《我们的时代》的第一次正式回应。他们提出了八项详细主张，第一条就是：“犹太人和基督徒崇拜同一个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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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罗马大公会议机制紧紧抓住自己的粗略授权来驯服古老敌意时，战争心理学又引发了全新的敌意。10月16日这个周末，全美各地零零散散的越战示威的总参与人数达到了十万余人。这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天主教和平主义者大卫.米勒（David Miller），此人对于自己的演说能力很缺乏信心，觉得自己无法仅凭口舌之能就将“正义战争理论“的紧急缺陷传达给纽约陆军招募中心门外的人群。于是紧张的米勒试图在足以吹灭火柴的大风中烧掉自己的征兵卡。最后他用打火机成功点着了火。米勒告诉记者，作为一个注册的依良心拒服兵役者，他希望通过让自己遭受不必要的惩罚来实施“重大政治行为”。最终米勒将要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而十月的抗议活动在他入狱之前很久就暴露了原始的政治神经。

第二天，《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莱斯顿斥责校园知识分子与“只会做梦的和平主义者”充满了自相矛盾的愚蠢：“他们不是在促进和平，而是在推迟和平。” 到了周一，迈克.曼斯菲尔德告诉参议院，他“对于某些示威者的照片感到震惊”，两党议员宛如合唱一般附和着他的严厉提醒：国会已经将“过去一个月内”故意污损征兵卡的行为定为非法。佐治亚州的参议员拉塞尔一方面承认自己先前反对战争，同时又宣布“现在已经过了讨论我们进入越南是否明智的时候了”——既然已经做出了出兵承诺，插上了战旗，“如果我们夹起尾巴逃跑”，美国的遗产就将岌岌可危。参议员迪尔森加入了拉塞尔的行列，呼吁迅速惩罚“那些哭哭啼啼的抗议年轻人”。在芝加哥，司法部长卡岑巴赫承诺调查和平团体的“叛国”行为。前副总统尼克松认为，在战时容忍对于敌人的安慰威胁到了全世界的言论自由。从胆囊手术中恢复过来的约翰逊总统发表声明，表示他惊讶于居然会有任何人会以“不符合国家利益的方式表达对于这个国家的感受”。《生活》杂志将反战人士称作“越南粉”，对于这些“慢性卖弄者”的“恼人喧嚣“表示不屑。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托马斯.库切尔（Thomas Kuchel）痛骂抗议者“恶毒、有毒且卑鄙”。公众的敌意如此广泛，以至于民主社会学生促进会的领导人保罗.布斯（Paul Booth）和卡尔.奥格莱斯比（Carl Oglesby）也呼吁反战群体采用“建设而非焚烧”的改良策略。

此后不久，一百名纽约宗教领袖签署了一份要求公开辩论的紧急呼吁。路德教会牧师理查德.J.诺伊豪斯（Richard J. Neuhaus）在10月25日联合国教堂中心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总统居然对异议感到惊讶，这令我们感到担忧。”诺伊豪斯与布鲁克林贝瑟尼浸信会的威廉.A.琼斯牧师一起警告说，最近来自“政府最高层”的压制抗议的努力有可能“颠覆忠诚的美国人试图保护的民主。” 当被问及是否会有更多的声明时，赫歇尔拉比自发地向记者保证，在越战期间联盟将组织起来并发挥作用，之后他又向惊愕的其他发言人捍卫了他的承诺。（他问道：“那么难道今天之后我们就结束了吗？难道我们应该心满意足地各自回家，听任战争继续下去？”） 赫歇尔鼓励新同事以先知先觉的方式见证反对“无所作为的邪恶”，他的用语让人想起他在塞尔玛之前对金的赞扬。*为了容纳拉比和妇女，这些临时凑在纽约的“教会人士”成立了关注越南教士组织。天主教会上层立刻命令两名神父退出这个新组织，并且将出身耶稣会的组织创始人之一丹尼尔.贝里根（Daniel Berrigan）驱逐到了南美。届时赫歇尔将会与诺伊豪斯一起抗议天主教高层对于普世良知的“伤害”。

*【赫歇尔曾经在拉比大会上这样介绍金：“单纯的知识或者信仰过于脆弱，无法治愈人与人之间的敌意，无法纠正人类自相残杀的倾向。唯一的补救办法是在个人层面做出牺牲，也就是放弃与摒弃例如偏见那样看似重要甚至合理的东西，为了更伟大的真理，为了上帝的缘故，去完成我尚且不理解的工作。”】

10月28日，原本计划在纽约弗利广场法院门外举行的反征兵仪式还没正式开始就堕落成了一片堪比爆炸现场的混乱，其中夹杂着嘲笑者、记者、斗殴者、愤怒的警察以及背弃非暴力原则的和平主义者——多萝西.戴将其称作“有史以来最悲惨的暴乱现场”。自从1934年创立天主教工人运动以来，这样的场景她已经见得多了。她和A.J.穆斯特一起以缺乏和平主义纪律为由取消了这次示威。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各种暴力事件充斥着当天的报纸头版。《纽约时报》周日的一篇报道曝光了某位宾夕法尼亚州三K党领袖隐瞒多年的犹太血统，报纸发行数小时后此人就选择了自行了断。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晦涩报道显示，在一次军队政变之后有数十万人被清洗死亡，受害者主要是中国移民。岘港空军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杀死了五十六名发动“人浪”攻击的越南游击队员，其中包括一名一开始被他们当做可口可乐小贩的十三岁侦察员；美军还抓获了一名八旬老妪，她随身挎着的香蕉篮内侧画有军事设施布局图。也是在10月31日那个星期天，网格坐标上的数字偏差导致“空中袭击者”轰炸机的飞行员错误地将白磷弹扔到了北越阵地附近的展鹏县，造成四十八名平民死亡。

11月2日早上，巴尔的摩市民诺曼.莫里森（Norman Morrison）在家中看到了关于展鹏县空袭的电视报道，接下来又吸纳了各种关于越南惨状的新闻。《I.F.斯通周报》的一篇报道引用了来自天主教会经营的德基难民村的一位法国神父的话，他说他目睹了七名越南教友死于凝固汽油弹——“那些被烧死的妇女儿童总是浮现在我眼前。”《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一封公开信责备沉默的美国人让官员相信“除了逃避征兵的懦夫与瘾君子，没有人反对越南战争。”莫里森的妻子安妮.莫里斯.威尔什（Anne Morrison Welsh）赞扬了这封信的反战口吻，可是莫里森却不以为然。他轻声细语地告诫妻子，他已经做过了公开信作者建议的所有事情——他的呼吁登上了报纸，他连续三天向白宫请愿，他给他的“同伴”神学院学生比尔.莫耶斯（两人在苏格兰爱丁堡曾有过短暂交集，后来莫里森的牧师身份从长老会转到了贵格会）寄去贴心的笔记，他向约翰逊本人提出和平请求（“我们每天都对世界上的黄种人犯下更多的罪行！”），信件落款是“一位有良心的公民”——但是一切全都毫无效果。这番讨论过后，安妮并未多想就离家出门去送在石路之友学校上学的儿女，五岁的克里斯蒂娜和六岁的本。莫里森则带着他们一岁的女儿艾米丽开车赶赴华盛顿，路上给家里寄了一封短信。“最亲爱的安妮：过去几周甚至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祈祷，只希望有人告诉我必须做什么。今天早上我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明悟了。1955年8月的那个星期五晚上我清楚意识到你将成为我的妻子，此刻我的意识就像那时一样清楚。你要知道我爱你，但是我也必须为神父村的孩子们采取行动。”

日后一名交通警察这样回忆了莫里森的最后时刻：这位交警正在五角大楼的波托马克河入口外面执勤，看到一个带着婴儿的男人沿着围墙花园的低矮护栏走过来，然后此人身上突然射出了十五英尺高的火焰。见此情景许多人从停车场冲了出来，其中有一位陆军少校声称“当时他简直就是一根火炬。”人们在莫里森的遗骸附近发现了一件哈里斯斜纹软呢大衣、一加仑煤油罐以及一个神色平静安然无恙的婴儿——也就是莫里森家的小女儿艾米丽。《黑玉》记者拍到了救援护士克罗雷塔.琼斯（Cloretta Jones）将她搂在怀里的镜头。巨大的头条新闻铺天盖地——“巴尔的摩贵格会教士携婴儿自焚”——《纽约时报》随后用两篇报道介绍了这位可敬的石路公谊会（成立于1782年）已故受薪领导人，发现他的崇拜者全都惊骇万分，但是没有发现任何背景信息能表明莫里森有精神问题。此前他仅仅卷入过一次有新闻价值的活动，即1963年在巴尔的摩一个种族隔离游乐园里与一批全国知名的神职人员一起举行示威并且遭到逮捕。《时代周刊》的一篇社论表达了对于这位自杀见证人的反感，认为这一做法“与美国人的脾气格格不入……是非不分，方向错误”。《新闻周刊》指责道，“如此可怕的抗议行为几乎包括牺牲自己的宝贝女儿。”《基督教世纪报》的编辑们宁愿“转移视线”。唯有一名来自底特律的记者有不同见解。眼看着“许多不断谈论与煽动宗教、政治、种族以及和平的人们”面对这一幕全都选择了紧急转向，不惜“发出刺耳的不和谐噪音”，她却坚持认为莫里森的所作所为“只是把他的生命转化成了一个可以承载重大意义的词汇……我相信他想要传达的信息已经响亮而清晰地到达了大地的尽头。谁能在深思熟虑之后依然声称这种行为徒劳无益？”

五天之内，北越桂冠诗人素友的作品就通过作战电台在越共官兵当中流传开来。诗句当中夹杂着针对美国领导人的尖锐宣传——“约翰逊! 你的罪行成倍增加……麦克纳马拉/你想往哪里躲？”——同时又亲切地想象了莫里森临终之际的思绪：

艾米丽，我的孩子，天快黑了——

我不能带你回家

因为我即将变成一盏灯

你的母亲会来找你

你必须拥抱你的母亲，为我亲吻她

你必须告诉你母亲

他死得其所。请不要悲伤。

华盛顿

黄昏时分

哦，灵魂

你们是在徘徊还是在迷路？

我的心已经达到了最明亮的时刻！

三十多年后，已然嫁为人妇并且身怀六甲的艾米丽.莫里森将会第一次访问河内。她将会来到一座由美越两国老兵共同创建的和平公园。越军老兵将会告诉她，当年他们如何躲在丛林掩体或者地下坑道里第一次听到“艾米丽，我的孩子”这首诗。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十五六岁的越南青少年依然会在课堂上背诵这首诗。与她同行的母亲原本已经做好了在这片陌生土地上遭遇极端不适的思想准备，但是眼看着“许多、许多越南人在我们面前哭泣”，她用来自我保护的端庄外观每一天都难免破碎脱落。她的女儿已经成为了无数越南人心目当中的疗伤形象，让他们意识到美国人同样熬过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杀戮。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也将会在耄耋之年给安妮.莫里森.威尔士打电话坦诚心迹。他在令人不安的回忆录当中披露，零星的反战抗议起初从未“迫使我们多加注意”，然后诺曼.莫里森就“在距离我的五角大楼办公室窗户不到四十英尺之处烧死了自己。”*麦克纳马拉表示，自从那一天起，他就出于“严重的软弱“而再也没有流露过关于越南问题的情绪，即便在家人面前同样守口如瓶。安妮回答说丈夫的自杀在她家里同样也是不可提及的禁忌。身份地位相差悬殊的两人将会在共同的家庭瘫痪当中发现一条逃避更广大创伤的特殊纽带，而造成创伤的战争眼下甚至尚未真正开始。

*【麦克纳马拉在回忆录当中没有证实自己确实看到了自焚过程，但是依然生动描述了一幅现场画面：“当他自焚的时候，怀里正抱着一岁的女儿。旁观者喊道：‘救救孩子！’于是他把女儿从怀里扔了出去。她活了下来并且没有受伤。”这段陈述不仅令人难以置信，而且与现场目击者以及警方报告的说法都有矛盾，前者主张莫里森首先把女儿安置在了一边，后者指出婴儿身上没有任何擦伤或者灼伤痕迹。麦克纳马拉的矛盾描述一方面流露出了对于莫里森的同情——“我相信我理解并且赞成他的一部分想法”——另一方面又扭曲逻辑，将莫里森妖魔化，认为他对自己的后代漠不关心。相比之下，素友的诗歌则将无辜的生命诠释成了莫里森有意识目的的化身。】

11月6日星期六，一度流产的纽约征兵抗议活动再次举行，这次抗议大军转战到了联合广场，在警察路障以及由一千五百名佩戴“实践非暴力”纽扣的支持者组成的警戒线后面举行示威。嘲笑者们举着“谢谢你，小粉红”与“懦夫”等等各种标语牌，毫不相让地逼近了抗议区域的边缘。这些反反战人士先是冲着多萝西.戴大喊大叫，然后在A.J.穆斯特为了四天前五角大楼门外发生的惊心事件进行祈祷的时候——“不要为诺曼.莫里森或者他的家人哭泣。让我们为这个国家的昏睡而哭泣吧。”——暂时安静了片刻，再然后就有节奏地呼喊起了反调：“找点乐子！轰炸河内！”五个穿着大衣、打着领带的和平主义者顶着漫天横飞的投掷物，不顾全身被浇得湿透，设法点燃了他们的征兵卡，并且唱起了《我们必胜》。另一句充满敌意与感染力的呼声与他们的歌声针锋相对：“烧掉你们自己！别烧你们的卡片！”警方护送和平主义领导人离开以免他们受伤，但是游荡的起哄队伍随即在戴着反战纽扣的和平主义支持者四处散开时袭击了他们。

罗杰.拉波特（Roger LaPorte）是纽约州北部一位伐木工的儿子，他寄出了一封信，放弃了自己身为神学院学生的延期征兵资格。联合广场上展现出来的强烈仇恨令他百思不得其解，不由得在街头徘徊了三个晚上。11月9日星期二的黎明前夕，他跪在联合国大楼面前，身上浸满汽油，点着了火。一名试图扑灭蓝色火焰的加纳籍联合国保安很快就被烟雾呛得倒地呕吐起来。“我是一名天主教事工人员，”拉波特向救护人员喘息着说。“我反对战争，反对所有的战争。我这样做是一种宗教行动。”联合国大使阿瑟.戈德堡惊恐地称这次自焚“非常不幸且非常不必要”，并且重申美国政府“完全致力于和平是唯一途径的理念”。拉波特的朋友表示，他想效仿稣那样通过个人牺牲来吸收世界上的邪恶。但是包括穆斯特在内的许多和平主义者担心自杀式抗议反而会疏远大多数美国人，并且使战争看起来相对正常。特拉普教派作家托马斯.默顿觉得这起自焚抗议的“某处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有些东西不符合基督教教诲……整个事件散发着不同于甘地运动的气味。”那天下午，拉波特在贝尔维尤医院挣扎在生死线上。然后一场大规模电力故障瘫痪了从纽约到波士顿之间的所有城市。他与两千五百万人一起度过了由手电筒与蜡烛照亮的大停电之夜，并且在电力恢复之后撒手人寰。

“纽约市的人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团契，这样的一体意识，就像他们昨晚在黑暗中所做的那样，”赫歇尔拉比告诉他在联合神学院的同学们。“的确，在这一时刻的黑暗当中存在着一束光。但可惜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