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如何破解中国威胁论之我见 -- 给我打钱87405
为什么中国总能统一，而西方只有割裂？
若简单的说，那就是西方人还停留在唯物正确还是唯心正确这么一个低层次上进行所谓的哲学思考，并且反复的互撕，我们中国人早就去思考硬币本身了。
秦亡于暴政，没有争议。然而，我却认为，或者说我却猜想，秦之暴政不在于秦律严苛，而在于只有刚没有柔，只讲法律，不讲道德。法律好比钢筋，道德好比水泥，钢筋跟水泥得统筹起来才能发挥作用。
这个问题，我的看法，只做参考，并没有做详细的考证。
毛泽东到底左不左？
对中共党史略有研究的人都知道有两个郑州会议，这两个会议都是围绕“人民公社”而召开的，党史对第二个郑州会议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第一个郑州会议我就不讲了，如果不了解，可以自行查阅。在讲第二个郑州会议之前，我简单说一下关于人民公社的问题。“公社化”之后，政府跟农民的关系搞得非常紧张，原因就是公社把生产队的所得直接给调走了，“充公了”、“共产了”。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各地普遍开展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遏制了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
1959年2月中旬，毛泽东看到广东省委转发的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注意到其中关于瞒产私分问题。广东雷南县1958年收获晚稻时，全县上报平均亩产千斤以上，但征购任务派下去时，各个生产队即叫喊无法完成任务，纷纷报低产量，最低时全县平均亩产跌至298斤，年底出现了粮食紧张的现象。这实际上是农民惧怕“共产”对高指标所采取的一种抵制。但县委认为，粮食紧张是由瞒产私分造成的，于是错误地开展反瞒产和反本位主义的斗争，强迫生产队和分队产出瞒产私分的粮食7000万斤，造成基层形势紧张。……
为了弄清瞒产私分问题，1959年2月下旬，毛泽东南下视察河北、山东、河南等省，开展调查研究，进一步获悉了农村中“一平二调”的具体情况：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拉平分配，一些队的好粮被别的队无偿调走，社员群众的猪、鸡、木料等被公社调走修“万头猪场”；许多地方瞒产私分。……
经过一路的调查研究，毛泽东从农民瞒产私分的现象中发现了人民公社所有制存的一些重要问题。2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时说，分配问题，还是基本上以生产队为单位分配。……2月底，毛泽东在郑州同河南省委负责人和四位地委书记谈话，一开始就从所有制讲起。他说：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现在的公社所有制，基本上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老社的所有制。现在公社，实际上是“联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调多了产品，瞒产私分，又对又不对，本位主义基本合法。瞒产是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农民拼命瞒产是个所有制问题。
通过这一段记叙，我们不难发现毛爷爷很快就发现了“硬币”本身，而不是在站在“硬币”的左边去反对右边，或者倒过来。这个“硬币”就是所有制。而这个所有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拿 生产队来说，它有双重身份，对农民而言，它叫公，对公社而言，它叫私。这就好比一个母亲，她既是她母亲的女儿，亦是她女儿的母亲。生产队有双重身份，这个问题，在当时是很多人没有看明白的，但是在工作中却能感受到，比如当公社从富队当中无偿将好粮调拨给穷队时，富队就不乐意了，即便同意了，也打算“躺平”不干了。我看河里有贴子说“农民觉悟不高”，我倒想提一个问题，认为农民觉悟不高的人能不能把自己的房子匀出来？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并形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郑州会议记录》。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公社目前存在一个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出来，因而还没有被 解决。这主要是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主要农产品收购任务完不成，全国普遍发生瞒产私分。毛泽东认为，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主要应从对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采取的政策中找答案。对这个问题，毛泽东的认识和思考是逐步深化的。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反复强调，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到第二次郑州会议时，他又进一步提出，在人民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制到社的大集体制，也需要一个过程。看不到这一点，就会模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所有制。他批评一些领导干部，“误认为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毛泽东说，1958年秋季成立人民公社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他把“共产风”的内容归纳为三条：即贫富拉平，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共”各种“产”，并认为这实际上是在某种范围内造成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
针对人民公社体制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提出，首先应该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倾向。他指出，平均主义的倾向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即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过分集中的倾向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 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
有些人一讲话，就是依“马克思主义”如何如何，我就想问一句，马克思主义在这好使吗？毛泽东谈的是现实问题，“公社化”、“共产风”把农民都搞怕了，再不调整，就要出大事。这是一。按劳分配，难道没有“私有制”的成份？生产资料集体所有或者全民所有，那么人呢？人的能力有大有小吧，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大有小吧，这样来看，人不始终是“私有制”？这是二。其三，按远景规划来看，“将来进入共产主义，是要按需分配的”，怎么个按需分配法呢？张三说我要想要个高鼻梁的老婆，这算不是算他的需？那你是不是要分配给张三 这样一个老婆呢？如此来看，按需分配无异于画饼嘛，并且就算是画饼也没有这样画的啊。难怪马克思要搞辩证唯物主义，意思就是说，每个人的需求都是一样，这不是彻底的把人给物化了吗？
别说是马克思自己都 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就是当时的党内同志，有相当多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同志，也一时接受不了毛泽东的观点。
据1959年3月4日王任重日记记载：“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到了郑州，晚上主席找我们七个人去谈话，柯庆施、陶铸、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和我，还有李井泉。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一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小平同志主持讨论，看来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
尽管“王明左倾”都被写进决议里去了，但并没有在党内消失，相反，教条的和冒进的左倾分子在党内一点都不少。对于这些左倾分子，毛爷爷还要注意保护他们的热情，多次召集会议，做说服工作。是不是感觉像娃娃？如果真是娃娃，那就好办了，关键在于他们都很“懂”。相反，那些看起来“不懂事”的农民就好打交道多了。
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精神一传达，立即得到广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热烈拥护。不少地方的基层干部接到开会通知，开始以为又是反瞒产、搞整风，因而情绪不高，甚至心存抵触。有的地方只派几个代表参加，还有的干脆不到会。听了传达之后，许多人恍然大悟，顿时情绪高涨，不等会议结束，便纷纷打电话将会议情况通报本地。结果，不仅未到会的人立即赴会，而且有些没有通知到会的基层干部还自带背包干粮上省城，主动要求参加会议。
现在知道“自干五”的出处了吧？😁😁😁
关于第二次郑州会议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这个事，远没有结束，找出所有制实际上双重身份，既有“公”亦有“私”这个“硬币”才是 第一步，紧跟着还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公社内部以哪一级为基本核算单位。这里就不转载了，有兴趣的可以去自己去看。
通过上述史料，不难看出，在中国，集体所有制的出现，你可以说是参考了马克思主义，你也可以说是借鉴了苏联的经验，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中国有一个需要，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需要。这是其一。其二，从个人到生产小队，再到生产队，再到生产大队，再到公社，再到县、地、省，最后到国，有一个“层级制”，这跟我们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官僚制”极为相似。为什么会这样？也是因为需要。一来不可能搞那么大的公社，一下就把农民都归到一个公社里去了，二来也是由下至下管理的需要，换言之，没有这样的能力“一竿子插到底”。当年朱元璋就想“一竿子插到底”，结果呢？把自己累个半死不说，后来还得依靠“层级制”。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跟马克思主义已经关系不大了。如果说，跟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系，那就是有一个发展的预期，一个演化的方向，从小集体逐步发展成大集体，从集体逐步发展成全民。问题是，猴年马月才能实现？有人能回答出这个问题吗？
在我来看，毛爷爷难呐。一个，他要搞定教条、冒进的左倾同志，既要让他们学会如何工作，又要保护他们的热情；另一个，他又要搞定保守、疑虑的右倾同志，劝说他们要相信群众的力量发动起来那是不得了的，不仅能够赢得军事上 的胜利，照样能赢得经济建设上的胜利。这两伙人都很难搞，难搞就在于他们总的来说，可以称之为“中层干部”。如果说党中央是“县官”，那么这些“中层干部”就可以叫作“现管”，“现管”不给力，群众的积极性就难以调动起来。而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极大的调动起来，那么任务就难以完成。而越是任务难以完成，这些党内的左倾和右倾同志就越是固执己见，越是争吵不休。
此外，我私下里认为，毛爷爷还有第三个难，这个难就太难了——当然，你完全可以把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当成是胡扯。我认为毛爷爷还得装傻充楞，有意的“犯错误”，不这样做，就无法“引蛇出洞”，比如，如果毛爷爷之前不豪言壮语一番，“我们很快就能超过英国”，这些左倾就不能充分的暴露出来，他们就认识不到自己有多左；自然，右倾也不能暴露出来，也认识不到自己有多右。我有没有证据呢？往下看。
八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在他看来，总路线是正确的，要实现总路线，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他讲了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前进、实事求是，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与人通气、历史地观察问题、权要集中、解放思想、集体领导等16个问题。……毛泽东对高指标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北戴河会议以后，我们的计划一直被动，自己毫无主动。武昌会议被迫由三千万吨钢搞成两千万吨。北戴河会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提出意见，因为 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三千万吨。但到武汉，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我经过河北，经过河南，特别是经过河南郑州会议，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万吨，只搞二千万吨，或者还少一点。”……
在我看来，毛爷爷的讲话不是在自我批评，而在告诉大家如何自我批评，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自我批评。为了有这样一种较好的“教学效果”，还得自己先“犯错”。是不是像极了课堂上“犯错”的老师？
说起来都是泪啊。😥😥😥
当然，一定会有人说，“你这是在神化毛泽东，他还故意犯错，假装犯错？你也能吹了吧！”所以我讲了，这一截，当我自言自语好了，不争论。
第三部分就写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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