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茗谈201：海上余绪 -- 本嘉明

传教士学问再高，只能留寥寥几本满文书籍下来到底是有利于西学知识的传播还是妨碍了西学知识的传播呢？

按利玛窦在明朝写的信：我们和京中显贵相从过密,其中有大学士、尚书郎、侍郎和近支宗室等。给他们讲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央,日月蚀的道理。又给他们制浑天仪、地球仪、绘制界地图，答复他们无数的质问。从此,他们不能再认为西洋人愚昧无知了。”

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利玛窦死前，受洗饭依的信徒已达二百余人，其中相当多的是明朝享誉甚著的名士和高官要员，如李心斋、李蛰、瞿太素等名士均与之多相往还，互赠诗文；郭应聘、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绮、冯应京、叶向高等地方与中央高级官员与之结为知交，而徐、李、杨三人甚至受洗人教。

到崇祯九年(1636年),明朝官员和士大夫中人天主教者有大员14人，进士10人，举人11人，生员300人。全国范围内入教的到明末估计可达四、五万人(5)。

介绍到中国来的科技知识主要有天文历法、火器制造、机械工艺、数学、光学、医药学、生理解剖学及世界舆地知识和地图绘制法,流人中国的西书达7000部之多。明人都说出“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话了。

中国学者林金水曾索隐钩沉，撰成《利玛窦交游人物表》,考证出与利玛窦交游的中国官员及各色人物达137人之多。“这些人当中有王公贵族、朝廷宰臣、六部各卿、地方名宦、学者、僧侣、商贾、直至黎民庶人，几乎包括了当时各界的知名人物。”正是通过如此密切的交往,西学不但在明末得到广泛的传播，而且几乎成了显学。

到礼仪之争的时候，已经是康熙45年了，这几十年里面，来华这些“高水平”的传教士们留下几本书啊？除了皇帝，传教士接触了几个人?

结果清初真正研讨西学的也只是一些无官职的在野士人如薛凤柞/黄宗羲、王锡阐、梅文鼎等寥寥数人，而所研究的仍只有天文和数学，对其它译著均不甚了了，几乎无人过问。

南怀仁是很受康熙的器重，委任他为钦天监“监正”。在他死后，康熙还遣官加祭，溢“勤敏”。方豪指出，“他在四百年来万余传教士中，独享有溢的殊荣”。但即使这样，他也很少或不能与士大夫交往。

如利玛窦和南怀仁都曾绘制过地图，但南怀仁绘制的地图既无作者的前言，也无中国学者的序文。

而利玛窦绘制所有地图的版本不但都是在士大夫王洋、吴左海、李之藻和李应试等人的帮助下刊刻发行的，而且除王伴外，均为利玛窦的地图撰写文笔优美的序跋。

林东阳先生在《南怀仁对中国地理学和地图学的贡献》一文中多次论述道:“南怀仁自在钦天监供职，遵照皇帝旨意参与了其他朝廷事务，料想他曾被禁止与中国士大夫接触。”似乎南怀仁很少与中国学者讨论地理问题，因为他要全神贯注地为朝廷服务。不幸的是,由他开始的这种做法也为其继承者,特别是法国耶稣会士所承袭。”

17、18世纪之交,在华耶稣会士喜欢向欧洲人介绍中国各种各样事情，甚于与当地学者交流。”“尽管1669年南怀仁与其对手杨光先争论过地球为球状以及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距离长度，他忽视了与中国社会的士大夫保持接触。”

这些论述至少告诉我们三个信息：

第一是南怀仁很少和士大夫交往;

第二是清政府不许他与士大夫交往;

第三是南怀仁的这种行动也影响了其它传教士与士大夫交往。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西学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

不仅仅康熙朝，整个清朝到一鸦前翻译了几本西方书籍？有明末的零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