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普京的心思 -- 达闻奇

8月9日凌晨，苏联150万大军分三面对关东军突然大举进攻，无

疑加速了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但同时也把朝鲜问题提上了盟国讨论战后

远东问题的议事日程。面对兵力衰弱、士气不振的关东军，苏军的进展

非常顺利。8月11日第一远东方面军就占领了中苏朝三国交界的珲

春，并从陆路向朝鲜半岛北部展开攻势。8月12一13日苏军在朝鲜东

海岸的清津、雄基和罗津各港口登陆，8月21日，满载登陆部队的苏

联军舰驶入朝鲜中部的元山港。8月22日，日本守军投降。至此，朝

鲜半岛北部整个东部海岸已被苏军占领。当大批苏军开始“涌进”朝

鲜时，距离朝鲜半岛最近的美军部队还在数百公里以外的冲绳岛。五角

大楼认识到，由于缺乏可资立即调遣的部队，以及时间和空间的因素，

美国军队无论如何不可能抢在苏军之前抵达朝鲜纵深地区。杜鲁门后

来也回忆说：如果“以必要的速度把军队运送到朝鲜北部，那就无法保证

我们先登陆”。于是美国便迫不及得地提出了划定分界线的

建议，以使美苏双方分别占领朝鲜和接受日军投降。关于以北纬三十八

度线为界的想法怎样提出的，在英文资料中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但无论如何，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美国关于三八线的决定，

却是不争的事实、而那时追踪日本人的苏军个别分队已经越过

三八线，甚至进入汉城。

8月15日，杜鲁门致电斯大林，通报了已经由他批准的给盟军最

高司令官D.麦克阿瑟的有关日本武装部队投降细节的“总命令第一

号”，该命令的内容之一即是以三八线为分界线，确定美苏双方在朝鲜

半岛的受降区域。8月16日，斯大林复信表示，“基本上不反对命令的

内容”，对于朝鲜分界线的问题也没有提出异议。不过，斯大林对这道

命令提出了一点修正意见，即三八线应该向东延伸，也就是说允许苏军

在日本的北海道登陆。杜鲁门以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指挥的部队已

包括苏军在内为由，巧妙地回避了斯大林的建议，而麦克阿瑟则以强硬

的态度拒绝苏军在北海道登陆。斯大林的行为令美国人感到惊奇，因

为按照当时的军事态势，苏联完全可以拒绝三八线，提出以“三七线”

甚至更南面的一条线作为军事受降分界线，而美国从实际出发也不得不

接受这种修正方案。显然，斯大林是试图以苏联对日本本土三八线

以北部分领土的占领来交换美国对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部分领土的占

领。杜鲁门毫不犹豫地拒绝苏联的修正意见，固然反映出美国对日本战

略地位的重视，而斯大林轻易放弃占领朝鲜半岛的有利态势，一方面表

明了苏联希望把战时盟国合作的关系保持下去的诚意，一方面也说明朝

鲜半岛在他的心目中还没有到寸土不让的程度。这两点，在苏联对朝鲜

半岛北部的占领政策中也有充分反映。

他只是希望上台的共党搞重工为主，这和学习苏联不是一个意思。

南共在经济领域开始加紧推行一种完全仿照苏联全盘集体化方式制定的农业政策。这被认为是南斯拉夫“战后政治生活中斯大林主义气味最浓的一项措施”。

1949年1月底，南共中央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党在对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促进农业生产方面的基本任务的决议。在这一决议的基础上，重新掀起了大规模地加速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宣传工作和群众运动。虽然南斯拉夫在1946年就通过了合作社基本法，开始向集体经济过渡，但当时没有采取强迫措施，特别是对富农也实行了一视同仁的政策。正是在这一点上，莫斯科指责南共“没有在农村中进行阶级斗争”。现在情况不同了。在对个体农民进行猛烈宣传的同时，还使用了许多行政手段迫使他们加入合作社。凡是抗拒的人，不论贫富，处处受到阻难和恫吓。国家征购剩余农产品的定额和税率都定得高到无法缴纳的程度，目的就是要迫使所有抗拒集体化的农民破产。在法律规定的四种农业合作社的形式中，国家政策特别导向个体农民加入第四种合作社一一最接近苏联集体农庄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大规模群众运动中，这种高级形式的合作社有了迅猛发展：1948年底还只有1318个，到1950年底已增加到6964个，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的数目也从60156户增加到323849户，合作社的土地从323984公顷增加到1782614公顷。只是由于苏联集体农庄的名称在欧洲极易引起人们的反感，所以南共在合作社名称这一点上还坚持了自己的特点，除此之外，南斯拉夫开展的新集体化运动在实质上与苏联模式并没有多大区别，正如1953年联合国的欧洲经济调查报告

所做的结论：当时南斯拉夫的农业法律，“除了细节以外，同东欧各国制定的农业法律差不多”。

然而，绝大多数农民都强烈反对这种苏联方式的农业集体化运动，高额的税收和征购也遇到农民的顽强抵制。因此，集体化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即使在其高潮的1950年，集体化土地的面积仍然只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25%左右（其中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集体化农民在农户总数中只占17%。在牧场、草原、果园、葡萄园地区，集体化的比例还要低得多。到1951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下降，已经达到某些观察家认为的“一次全国规模的减产罢工”的地步、由于农民的消极抵抗，农业产量出现了灾难性滑坡，而1950年夏季的旱灾更是雪上加霜，以致1951年的谷物生产只达到战前产量的41%、面对事实，铁托后来承认：尽管知道集体农庄在苏联“经过20多年，情况仍然不妙，而我们却还是走俄国人的路，这是犯了一个大错误”。

最令铁托头痛的是莫斯科实行的经济封锁。战争结束后，南斯拉夫立即集中全力于经济恢复工作，到1947年，已经达到战前水平。随后，铁托便开始仿照苏联模式在南斯拉夫推行了雄心勃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然而，按照南斯拉夫计划工作人员的说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依赖于从苏联、东欧各国输入大量的生产资料，特别是采矿设备和工业设备。当时南斯拉夫的进口物资大约50%来自于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方集团国家，而某些主要商品的依赖性还要大得多，如全部煤和焦炭，80%的生铁和肥料，60%的石油产品，以及实际上全部的特种机械、钢管、铁路车辆和机车，都需要从苏联及其卫星国进口。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导演的经济封锁对南斯拉夫来说就意味着灾难。情报局会议以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撕毁合同、压缩贸易，对于已经签订合同，甚至已经付了款的极为需要的制造品、工业品和原料拒不交货。订约当年，莫斯科就废除了与南斯拉夫的主要商品协定，并宣布把苏联同南斯拉夫的贸易削减八分之七。1949年1月，苏联建立了欧洲经济互助委员会，其宗旨除了对抗马歇尔计划，就是对南斯拉夫实行禁运，并缩小这项基本上属于政治性质的政策可能对经互会各国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以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答应的投资贷款只实现了6.3%,与苏联商定的67.5亿旧第纳尔的贷款只实现了0.6%。到1949年4月，南斯拉夫与苏联、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的全部贸易已处于停顿状态，与波兰的贸易量减少到以前的三分之一、在米高扬访问布拉格之后，捷克斯洛伐克也于6月11日宣布停止向南斯拉夫运送货物、如此，南斯拉夫被迫宣布延期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封锁给南斯拉夫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4.29亿美元、

真正的清洗是从1949年夏季开始的，首当其冲的便是昔日南斯拉夫“最好的朋友”一一阿尔巴尼亚。1949年5月阿共亲南派领导人佐泽被捕，经过不到一个月的秘密审讯，便以“铁托主义者”的罪名被处决。9月10日匈牙利政府公布了对三个月前已开除党籍的外交部长拉伊克和其他党政领导人的起诉，经审判后，包括拉伊克在内的四个人被送上了绞架。起诉人的发言清楚地说明了这场审讯的动机和政治目的：“匈牙利人民法庭宣判拉斯洛・拉伊克这一帮阴谋分子有罪，在道义上和政治上也宣判了南斯拉夫的叛徒铁托、兰科维奇、卡德尔和吉拉斯这个犯罪集团。这次审讯的国际意义就在于此。”如果说哥穆尔卡、佐泽、拉伊克多少还有些同情铁托或抵制莫斯科的话，那么保加利亚共产党前任总书记、政府副总理科斯托夫则是一向对南共政策表示不满的人，但他也没有逃过厄运。11月30日，科斯托夫被送上了被告席，随后亦遭枪决。其关键性的罪状竟是1934~1935年科斯托夫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曾建议让铁托担任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所有这些审讯中，都把最荒诞不经的阴谋诡计归罪于铁托、兰科维奇以及其他南共领导人，按照审讯的结果，这些人在战前、战争期间以及战后时期，一直就是卖国贼、叛徒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代理人。这样，就为第三次情报局会议对南共进行更加骇人听闻的指控做好了舆论准备。

1949年11月19日，情报局在匈牙利召开的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凶手和间谍手中”的决议。决议认为，从情报局1948年召开的上一次会议到今天，“铁托匪帮”终于完成了“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向法西斯主义的过渡”。“南斯拉夫政府完全处于外国帝国主义集团的控制之下，并变成了他们侵略政策的工具，这导致了南斯拉夫共和国丧失了独立和自主。南共中央和南斯拉夫政府完全与帝国主义集团联合起来反对整个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阵营，反对全世界的共产党，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决议指出，拉伊克-布兰科夫审判的结果充分证明，“南斯拉夫的叛徒们，按照帝国主义分子的意图，其任务是在人民民主国家建立由反动派分子、民族主义分子、教权主义分子以及法西斯主义分子组成的政治匪帮，以便依靠他们，在这些国家里进行反革命的政变，使他们脱离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最后服从于帝国主义的统治。铁托集团已经将贝尔格莱德变成了美国人进行特务活动和反共宣传的中心”。情报局决议最后号召所有共产党员和工人党员“同铁托集团一一被雇佣的特务和杀人犯进行斗争”，帮助南斯拉夫“回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