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说陈永贵，应该为这种探索自豪吧 -- 真离

从1978年春天开始，“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呼声渐渐盖过“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各地在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同时，强烈要求纠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的做法，如要求归还农民的自留地、自留树，开放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养猪、养鸡、搞家庭副业等等。这些本都是《农业六十条》明确规定要赋予农民的一些私有权利，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逐步被剥夺了。

“大寨经验”是一整套基层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在生产体制上，“大寨经验”表现为提高核算层次，把生产队为基础的核算单位提升为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提高了人民公社的公有制水平。通俗地说，就是将人民公社“大锅饭”的“锅”变得更大，被称为“穷过渡”。当时的主流理论认为，所有制水平越高就越接近共产主义制度。在此基础上，大寨进一步取消了农户的“自留地”。本来，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社员每家每户按照人口分得一定数量耕地，由农户自主决定种植和收获，是当时农民得以改善生活、维持温饱的重要保障。因为集体经济十分落后，自留地和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活动，是农民得以维持生活、避免挨饿的主要支持。但是，因为自留地被认为是个体小农，按照所谓社会主义理论被认为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依照当时的官方理论，所有这些有私有性质和个体经营特征的经济活动都被称为“资本主义尾巴”。大寨进而禁止农民一切的自由经济活动，甚至连农户养鸡养鸭都有明确的数字限制，超过限定数字即为“搞资本主义”并进行取缔

在分配体制上，大寨经验的主要内容是所谓“大寨工分”。工分是农民在集体中参加劳动的工作量单位，也是年终集体生产分配的依据。主要做法是，生产大队将每个人的工作按天确定分值，然后年终以这些分值作为计算分配的依据。大寨明确反对“定额包工”、“联产计酬”等责任制形式。大寨工分制度模糊了个人劳动与生产成果之间的联系，又被称为“大概工分”。但是，按照当时的理论，大寨工分则被作为农村社会主义分配体制的样板，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则被作为资本主义“物质刺激”来批判。

陈永贵担任昔阳县主要领导人期间，在昔阳县普遍推广大寨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做法。1970年，全县集市贸易曾被强行关闭，以打击黑市为名严厉限制集市贸易，连传统的用麦秸草编草帽等农民家庭手工业活动都被明文禁止，还基本取消了农民的家庭副业。以前，“学大寨”只是宣传，随着对昔阳的宣传开始加温，“学大寨”则成为强制。于是，所谓大寨经验从一种奋斗精神上升为全面政治经济控制。不论是干部还是农民，任何对于这种制度安排的不理解、不合作，都视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都属于阶级斗争的动向。因此，为了保证这套制度的推进，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来打击农民的不理解和不配合。于是，大寨转变为阶级斗争的典型。农村工作中对待大寨经验的态度，成为衡量工作的最高标准，成为农村政策思路的集中表现。

也就是说，根据当时农业部门和中央的考虑，人民公社《六十条》至少要执行到2000年左右，也就是要维持20年以上。可见，当时的领导层，根本没有想到农业经营体制的重大变革，而是要继续维持人民公社制度。

他说，由于粮食不足，城市新增的劳动力不能就业，有许多该办的事情办不了，而农民每年要拿出近千亿斤粮食，实际上超过了他们的负担能力，在粮食征购上我们党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他还讲到，全国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年人均分配在四十元以下，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

如果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政策意见做一个归纳，显然有三种思路：一种是，强硬地坚持大寨经验，试图将人民公社制度在一大二公方向上走得更远，主要以陈永贵、华国锋、李先念为代表；一种是明确地反对大寨经验，从根本上质疑人民公社制度的合理性，以地方领导人万里等为代表；还有一种中间思路，那就是纪登奎的意见，既明确反对大寨“穷过渡”，也没有根本上否认学大寨。

从后来农村变革的实践进程来看，1977年开始的农业文件起草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新“六十条”被中央全会通过并出台的时候，“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已成风气，基层对于这样一个文件已经无人搭理。这个文件很快就与人民公社一起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