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什么中国始终存在着市场经济？ -- qq97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我们都学习过，但实际上，人们在讨论历史时，却往往从意识形态出发，这个左，那个右，用左和右解释一切。西西河这种现象也很常见。殊不知这其实是唯心主义史观，意识形态实际上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而经济基础又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只不过一些经济基础（经济政策）的出现配以意识形态的解释，似乎意识形态是因，经济政策是果，实际上并非如此。

比如看改开后编撰的地方史志，就会发现如果遇到农业发展不好，社队企业发展不好的年景，如果是在改开前往往会说是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而在改开后则会具体说明各种主客观原因，不提左右了。

又比如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河里一些人的政治光谱里，计划经济是左，市场经济是右，左和右的帽子一扣，这问题就讨论不下去了，光剩站队了。实际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两层含义，表面那一层就是“计划”和“市场”，一个由行政权力决定资源配置，一个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两种模式各有利弊，各有适用的情形和阶段，这就是小平同志说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会有计划。

但中国的计划经济，尤其是新中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社会资源掌握在谁的手里，是掌握在政府手里，受政府支配，还是掌握在私人手里，由私人支配。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了，资源多了，选择也就多了，一部分还是掌握在国家手里，去做应该由政府做的事，另一部分掌握在私人手里，按市场规则流向能发挥经济效益的地方。但在前30年并非如此，前30年的中国，工农业生产能力都极其低下，社会资源极度短缺，这时决定了要从重工业开始工业化的中国政府，必须要把所有的社会资源一滴不漏地抓在国家手里，去按国家的意志投向重工业，国防工业，这个投向是逆市场化的。

1953年的中国，与1928年的苏联，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最终做出的选择是一样的。

所以，计划经济是前30年的唯一的选择，国家掌控资源的彻底程度也决定了全体人民的生活清贫也是必然的结果。

而意识形态，就必然与计划经济的选择相适应。

更具体的例子，统购统销和打击投机倒把的政策出笼的过程，陈云的讲话说的清清楚楚，有数据有事实，由政府、农民、商人的利益取向和行为分析，对农民可能造成的伤害的后果分析，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对农村统购，对城市统销，严厉管制私商，是必然的政策选择。这个政策，决定了前30年农村政策的基本取向，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些松紧程度不同。包括人民公社化，包括所谓的打击投机倒把，都是这个取向的产物。而这个政策取向的执行和宣传，自然会配合上相应的意识形态叙事。

了解这些政策出台的现实背景，就会明白，不是因为意识形态“左”而出台这样的政策，而是因为生产力低下的现实决定了要采用这样的政策，并配合上“左”的意识形态解释。

如我在本楼主帖中所说，1953年的新中国，全盘照搬了苏联的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同的是，1928年的苏联恰逢资本主义世界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因而得到大量的英美资本和技术的流入，而中国是一边倒地倒向苏联，获得苏联的援助和技术，更大的不同是，中国经济在实施苏联式计划经济五年后，主席就意识到了苏联经济模式的痼疾，开始通过地方分权、人民公社化、开办社队企业等措施来改革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但这一次的改造并不完全成功，原因有很多，国内国际、主观客观的都有，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原因就是，当时中国的生产力资源（人力，资金，原材料，技术等）并不能支持中央的计划经济和地方经济、社队企业同时发展，经济上的现象就是社队企业资金不足，技术没有，劳动力和资金从农业任意调出从而冲击了农业，而国营部门也在原材料、市场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随后几年经济进入调整阶段，绝大部分社队企业取消，并出台政策要求社队不宜再办企业，意识形态上的叙事就是批判分散主义，加强中央领导。

但64年以后主席仍然继续推行地方分权，文革中又提出社队办企业，所以在文革这个最最“左”的年代，社队企业反而再次发展起来了，其根本原因就是，原来的经济基础在文革冲击之下有了变化，城市的计划内体制的运作有两年被冲乱，使得大城市周围的农村社队企业得以在体制内的部门的周边觅得业务机会，以及文革大量的城市人口下乡，大量的城乡信息和人员交流，不少的地方志都提到，文革时期下乡的城市技术人员和工人将技术带入社队企业，大量的知识青年下乡带来城市的信息，在提升农村知识水平的同时成为了城乡信息流通的中介，使得农村经济受益匪浅。

这次社队企业的发展持续了十多年，在1975年主席批转两封信件后进入高潮，社队企业的范围也从开始的为本地农业服务扩展到更广的范围，直到1980年前后再次遇到批评。

按照改开主流叙事体系，非议和批评自然是旧的左倾的意识形态作祟。但实际的原因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洋跃进，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资金、原产料、能源非常紧张，而社队企业经过10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在资金、原材料、产品市场等方面已经开始对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部门产生冲击，国民经济调整更是加剧了这种冲击。所以这个阶段对社队企业的主要批评就是“以大挤小”，社队企业产品质量低劣，企业管理混乱，生产效益低下等，意识形态领域的叙事就是资本主义冲击了社会主义经济。但生产力层面的实质原因，就是社队企业这些体制外的非计划经济成分的野蛮生长，已经冲击到了体制内计划经济成分，计划经济部分产生了反弹。

这次中央政府采取了与1962年不一样的政策取向，整顿社队企业的同时，仍然支持了社队企业的发展，原因我估计有三个，一是这是“改开”的政府，应该支持非计划经济的经济成分的发展，只是他们不怎么提这实际上是主席留下的遗产，二是改开政策急需打造农村经济改革成功的橱窗，为此投入了大量的配套资源和政策，扶持社队企业可以显著农村收入，为此甚至不惜让国有计划经济部门做出让步和牺牲，这样农村的改开成效就更为显著，这个目的也确实达到了，三是到了70年代，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工业生产已有一定规模，尤其是农业的发展，电子工业发展，以及四三方案逐渐投产，化肥、化纤、塑料产量大幅上升，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轻工业发展需要的原材料如钢材、化纤、塑料、电子元件的紧缺程度，使得在社队企业在获得原材料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减少了对国有计划经济部门的冲击。

所以，新中国从最开始的苏联式高度中央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逐渐发展成了条条中央计划经济和块块地方计划经济，以及社队企业、集体企业这样计划外的非计划经济成分，这个过程主要由主席持之以恒地推动，哪怕这个过程充满了波折。需要指出的是，社队企业集体企业主要是块块地方部门在支持和发展，在受到计划经济成分指责时，往往也是地方政府在保护和发展社队企业这些体制外的非计划经济成分，（我似乎还没看到有条条中央计划经济支持社队企业发展的政策取向）。所以没有主席改革体制打造出来的块块地方经济，社队企业这样的非计划经济成分是发展不起来的，很大可能会被中央的条条计划经济抑制甚至扼杀，这样小平同志在改革时就会面临和苏联一样的困境：眼前只有发展了几十年的中央条条计划经济成分，没有其它，改得动是它，改不动也是它。

这就是新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影响计划经济和非计划经济成分的发展，影响政策取向，最终影响到上层建筑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