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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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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金飞往旧金山参加周末演讲。1月14日星期日,他和安德鲁.杨驱车前往奥克兰的圣丽塔改造中心,那里的非暴力小组因为发动反征兵静坐示威而再次遭到监禁,这次他们的刑期从十天增加到了三个月。来访者在关押琼.贝兹和她母亲的女牢房这边引起了骚动,金还没来得及与贝兹等人打招呼就看到一名普通囚犯从牢房一角冲到牢门口,手里拿着一片碎纸和一根铅笔头,不过看守们不等她拿到金的签名就把她关进了单人禁闭室。尽管如此这名囚犯依旧欣喜若狂,手舞足蹈,高声叫道她不在乎,因为她不仅见到了金,还和他握了手。她的呼喊声激起了其他女囚牢房异口同声的呼吁。囚犯们恳请金纠正监狱里的各种弊端,改善犯人伙食,为她们找一位好律师,让遭到忽视的儿童接受体检。

直到金到达男囚区的隔离牢房时,呼喊声才渐渐平息。隔离牢房里的艾拉.桑德佩尔打断了金关于外部世界的报告,建议开展完全重组的反贫困运动。“不要去华盛顿,”他以一贯的狂热建议道。他警告称华盛顿是腐败集中之地,敦促金还是应该在穷人的居住地进行示威。金试图证明首都是作出回应的适当支点,桑德佩尔则感觉到了金身上的沉默反差:他虽然穿戴整齐,衬衣袖口浆洗笔挺,但是脸上却布满了疲惫与抑郁。金请求桑德佩尔别忘了今日探监的人情,“日后我在华盛顿坐牢的时候,请你也来看看我。”金离开男囚牢时囚犯们纷纷热烈呼喊为他送行,其中一个人的欢快请求给金流留下了格外鲜明的印象:“金博士,你们一定要把外面收拾好了啊,我出去以后还得找工作呢。”离开圣丽塔之后,金在白茫茫的雨幕与惊人的掌声当中就越南与贫困问题进行了简短的动员讲话:“我可以主张我把这两场斗争看作同一场斗争。”最后他要求非正式的街头守夜人员“一起合唱古老的黑人灵歌,‘我不会再研究战争’。” 随后他与杨一起乘坐午夜航班取道达拉斯,于1月15日提前回到了亚特兰大。

两人落地时已经是深夜,而且金已经筋疲力尽,以至于没能准时参加第二天早上的以谢教会演讲。约有六十名领导大会员工带着旅行用品从分散各地的岗位聚集到以便以谢教会,准备从这里直接分头出发,投身于贫困游行的招募任务。比尔.卢瑟福在召集员工时声称他们要参加一场强制性研讨会,并且给出了明确的最后指示——“必须前来”——但是金的口吻要更加宽松,以此努力克服正在发酵的怀疑以及对于他们为什么非得去华盛顿的困惑。他首先感谢金老爹与其他人在他迟到时发表的垫场演讲,然后又对朋友们不温不火的反应开了个玩笑,这些外来人仍然穿着大衣——“他们这样就好像我的教堂里很冷似的。”接下来他发表了一篇防御性的演讲,并且难得一见地暴露了内心的不安。

金认为失业统计数据不足以体现穷人的困境,暴乱与黑人权力的流行诱惑也无法取代领导大会的手段:“暴乱带不来任何回报。”在金看来,就算不考虑道德或者信仰,暴乱与黑人权力理念也意味着客观层面的失败,“因为如果我们认为权力是实现变革的能力或者达成目的的能力,那么投身于无法完成这两点的行为就是毫无权力的表现——无论你的嗓门多高,无论你焚烧了多少东西。”同样,他还告诫员工们要打击切.格瓦拉式游击战的“浪漫幻觉”。他断言,如果得不到广泛的政治同情,任何“黑人”版本的古巴革命都不可能成功,更何况只有少数黑人赞成发动叛乱。相反,金赞美公民不服从的纪律,他认为公民不服从并不是某种权利,而是对于尚未开发的民主能量的个人致敬。他敦促员工们必须“将非暴力的所有力量用于解决经济问题”,尽管宪法当中没有任何条款承诺保障美国公民的温饱。金最后以最基本的恳求结束了演讲:“我这么说是因为我想让大家知道任务的艰巨性。我们决不能被现在那些嘲笑非暴力的人们吓倒。”

按照传统,周一晚上的研讨会在全体合唱的音乐当中结束。人们兴高采烈地唱着,赶在拍子前跺脚踩着反拍:“谈谈彼得,谈谈保罗!谈论金博士,谈谈他们所有人!只要我知道我将会自由,这就好了,哈!这就好了!”金原本打算悄悄离开现场,但是安德鲁.杨一声高呼将他挡在了门口——“别让他跑了!”——无数双手随即将金拉回房间中心,人群突然合唱起了“生日快乐”。金的老朋友、刚刚在1967年成为南方第一位黑人女性脱口秀主持人的谢诺娜.克莱顿(Xernona Clayton)随即上前为他的三十九岁生日献上了祝酒词。一台家庭电影摄像机记录了金的满脸羞涩。“我们都知道你这人挺好养活,”曾经在领导大会工作的克莱顿打趣道。不过她马上又回顾了金在坐牢时对于伙食质量的抱怨,“所以过两天你进监狱的时候别忘了带上几听土豆罐头。”此言一出笑声立即蔓延开来。金郑重其事地检查了一番递到他手里的罐头,他的领带略微有些歪斜。“我们也知道你多么爱戴我们的约翰逊总统与夫人,”克莱顿一边说一边举起一个造型新奇的彩绘杯子,忍住笑念诵了上面的铭文:“我们正在配合林登.约翰逊的扶贫战争/请将硬币和钞票扔进杯中。”

和谐的气氛没能维持多久。第二天星期二,围绕着反贫困运动的争端就变本加厉地杀了回来。金在当天举行了临时新闻发布会,并且事先好言好语地哄着何西阿.威廉姆斯站在他身边。发布会上的威廉姆斯沉默不语,满面怒容,金则勾勒了一场“以三十年代的退伍津贴游行为模板”的扶贫运动,借助露营与纪律严明的请愿来展示贫困人口的困难状况。他发誓称:“我想这次运动与退伍津贴游行的唯一区别在于我们不会被赶出华盛顿。”记者们想让金多说一点对抗性细节,例如预测的入狱人数或者先前关于阻断街道交通与破坏电网的威胁。金直截了当地同意他本人也可能像斯波克博士一样遭到起诉——“我听到一则小道消息称他们打算再起诉九十人”——此外他还保证要让以便以谢教堂成为拒服兵役者的避难所,不少记者都抓住这两点大做文章。金宣称:“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掺和眼下的越南战争,因为这是一场内战。”

接下来金回到了贫困运动研讨会上,事后他承认研讨会的气氛 “相当激烈”。詹姆斯.贝弗尔与杰西.杰克逊坚持在战略层面反对整个华盛顿计划。何西阿.威廉姆斯提交了一份书面抗议书,声称他手下曾经实力强劲的塞尔玛工作组“目前只剩下了一个光杆主任。”他公开抱怨自己的员工与预算遭到剥夺,“我出门办事几乎就连加油的钱都没有。”实地员工则直接向金抱怨说他们的领导很少直接露面,削弱了他们的士气。“谁不在这里?”有人质问道,“我没看见何西阿。”运动组织者也摆出了许多实际问题。他们发现贫穷不同于肤色或者投票权,是一个抽象概念。此外他们还抱怨道,许多潜在的贫困运动参与者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穷人。员工们究竟应该寻找潦倒沉沦之辈充当展品,还是应该寻找口齿伶俐的人们担当证人?他们发现许多无根之人抵触变化——虽然无家可归,却又不愿意离开家乡,而且还装了一肚子关于今后打算的质问,全都没办法回答。有些领导大会员工与杰西.杰克逊一样,认为约翰逊总统只需认可他们的贫困议程就能挫败这场示威大戏。其他人则担心擅长拉拢人心的竞争者会给他们的非暴力运动方式打上老套虔诚的烙印。一位员工问金,“当我们把这些人带到华盛顿时会发生什么?斯托克利会不会等在那边给我们拆台?”

直到1月17日星期三招募员工即将出发的前一刻,金一直在劝诫各位员工们坚定信念。伯纳德.拉法耶特安排员工们背着背包拿着车票前往各处招募目的地,大多数人都是成对上路。金表示:“除了我自己,我不想对任何人进行心理分析。”他承认自己的立场横跨了爱与恨,希望与绝望。他推测类似的挫折感肯定也正在困扰着整个美国,就算战争鹰派与种族隔离主义者也肯定正在承受着属于他们的“萦绕疑虑”。然后他鼓励同事们将眼光放长远,超越相互冲突的目标与尚未完成的计划。“总之我们要去华盛顿,”金敦促道。他警告同事们,如果罗莎.帕克斯委员会在1955年首先等待几个月完善行动蓝图,“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根本就不会发生。”金认为群众运动本身就具有提炼最佳选择的能力,或许一场坚定的贫困将会下定决心“呼叫和平运动,让他们也渡过波托马克河”,但是首先“我们自己要充满激情”。为了说明非暴力的感染力,金回忆起凶猛的黑石游击队在芝加哥挨打不还手的情景。他毫不放松地鼓励员工,声称希望是就是“在最后关头拒绝放弃”,病态的世界需要遭受良知的冲击,这一次可能是他们最后的运动。他在宣讲时的气质活像一条逆流而上的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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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在华盛顿,五千名妇女组成的珍妮特.兰金大队冒雪游行,因为这一天是国会开门的日子。一排排警察奉副总统汉弗莱之命前来阻止她们。不久前参议院刚刚仓促做出决议,要求国会在星期三的国情咨文演讲之前不接待访客或者请愿书,以示对于约翰逊总统的尊重。欧内斯特.格鲁宁参议员(Ernest Gruening)——他的妻子多萝西也在游行队伍当中——仅仅争取到三张反对票来抵制这一决议。警方与游行队伍很快就对峙了起来。妇女们聚集在国会山脚下,一律身着黑色丧服。歌手朱迪.柯林斯(Judy Collins)带领大家合唱了“我们必胜”。柯瑞塔.金没有留在在亚特兰大为丈夫过生日,而是也加入这支游行队伍。其他成员还包括艾拉.贝克、范妮.卢.哈默以及游行队伍的冠名人,时年八十七岁的珍妮特.兰金(Jeannette Rankin)。她是来自蒙大拿州的女性投票权运动家兼和平主义者,有史以来第一位在美国众议院任职的女性,还是唯一一位两次投票反对美国加入一战与二战的国会代表。在来到国会山之前,这群女性展开了激烈的内部辩论,探讨了暴力与父权制之间的联系。一个来自芝加哥的小团体决定,女性要想获得完全的公民身份,就必须“不仅依靠她们的子宫、乳房和家务能力来证明自己”。一个女权主义剧团即兴表演了“埋葬传统女性的丧仪”。《壁垒》杂志的一位评论家嘲笑“心胸狭窄的婊子们”分裂了反战运动,但是大队领袖却主张女性团结了广泛反战抗议当中的各个派别——用珍妮特.兰金的话来说,“因为没有女性就没有战争。”天黑之后,国会领导人允许游行大队派出一个小型代表团走进国会递交了一份共识请愿书,以此结束了她们的雪中守夜。该请愿书呼吁立法者停止战争并且“为我们留在越南的惨遭蹂躏的土地做出赔偿”。众议院议长约翰.麦科马克强调表示他对于这两项措施都很厌恶。

女子示威大队离去之后,约翰逊总统于1月17日晚间安全地走进了众议院会议厅,发表了简短而令人警醒的国情咨文。他以坚韧不拔为主题,宣称美国人民“有意愿迎接这些时代带来的考验”。约翰逊省略了起初几版演讲稿当中对于越南局势的年度回顾与预言,只是简单地宣布:“敌人已经在一场又一场的战斗当中被打败了。”他还补充说美国人对于实现和平的条件同样坚定不移。约翰逊考察了国内大量涌现的全新自由与繁荣,然后停顿了下来:“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存在着某种躁动,某种质疑。”他仿佛难以置信地回顾了七年来无与伦比的经济增长——美国家庭平添了七千万台电视机,无数“没有读完文法学校”的父母将会看到他们的孩子完成大学学业。“为什么?”他继续问道,“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安的情绪?”

约翰逊这样回答了自己的设问:“因为当一艘大船划过海面时,水面总是会遭到搅动和骚动。”他用航海比拟当前时代的说辞遭到了评论界近乎一致的抨击。在《时代周刊》上,詹姆斯.雷斯顿指责总统对于“甲板以下的叛乱呼声”充耳不闻。这场演讲仅仅得到了一次集体掌声,因为总统表示美国人“已经受够了不断上涨的犯罪违法行为”。许多观察家认为约翰逊错过了他自己发出的让国家巨轮减速的信号。另一些人批评他只注重航速却不看罗盘,朝着四面八方胡乱转动舵轮,以此逃避道德选择和民主价值观的冲突。金则在一次布道中哀叹这次演讲是“没有精神的消息”。

约翰逊坚持认为美国不能等到和平降临之后再来施行他那停滞不前的伟大社会议程,“特别是民权措施,公平的陪审团审判,保护联邦权利,执行平等就业机会,以及公平住房政策。”他这样告诉国会。除此以外他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新举措,包括将低收入住房的建设量增加两倍,并为企业提供二十一亿美元的补贴用于“培训和雇用核心失业人员”。他还在演讲当中正面面对了这些施政措施的成本问题。美国财政刚刚遭受了自二战以来最大的年度赤字——高达二百五十亿美元,逼近了越南战争的全部费用,等同于国家预算的六分之一。约翰逊再次恳求征收临时附加税来弥补一半的赤字,并且发誓要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剩下那一半。没有多少人相信他的话,但是约翰逊却像着魔一般扑向了这项任务。他的总统任期越弱,他就越是决心证明——至少通过预算来证明——一个饱受打击、两极分化的国家依然可以同时负担他在军事与社会两方面的承诺。在推动“伟大社会”的象征性举措的同时,他还大刀阔斧地削减了联邦开支,从而消除年度赤字。在国外战争与国内混乱两方面,1968年都是最血腥、最昂贵的一年。但是约翰逊却在这一年完成了一项几乎无人注意的里程碑式壮举。他的最后一个预算周期使得国民账户增加了三十二点四二亿美元,为接下来二十九年间的六位总统创造了最后的盈余。

另一项财政趋势也正在从各州渗透出来。在国会听证会上,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莱特.帕特曼(Wright Patman)责备纳尔逊.洛克菲勒州长“声称纽约必须设立一种彩票来资助儿童上学”。不久前纽约州立法机构废除了1833年反对“极端恶性”博彩游戏的法规,由此合法化了二十世纪美国第二种由国家支持的公益彩票,第一种则是在1964年新罕布什尔州率先问世的全赢制彩票。该州每年只允许抽奖两次,并要求彩民填写三份表格。相比之下纽约州彩票面临的限制要远远小得多,每月开奖一次,但是另一方面纽约州又将彩票销售工作交给了有正式执照的银行出纳窗口。这种安排为通常与赌徒有关的交易提供了体面的氛围,但是涉及到了帕特曼议员对联邦特许和投保的金融机构的管辖权。他宣称:“纽约州——一片相当富裕的地区——居然不能在不诉诸赌博的情况下为教育事业提供资金,这似乎不可理解。”

对于莱特.帕特曼来说,这次与洛克菲勒的冲突呼应了他在1929年从得克萨斯州东部最贫穷地区进入国会时的挣扎,正是这段挣扎塑造了他的政治立场。当年美国陷入大萧条的巨口之后,他成为了退伍津贴法案的主要支持者。这份法案旨在救助他那些参加过一战的赤贫老兵战友,一战老兵们则向他颁发了“津贴远征军”的第一号会员卡。帕特曼的斗争以失败告终,但是他的事业却因此而取得了胜利。他大胆地弹劾了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并且落败,但是他针对这位富有银行家购买豪华艺术品的宣传依然充实了此人无视退伍军人的指控。1932年,赫伯特.胡佛总统派遣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领导正规军驱散了不抵抗的退伍军人,烧毁了他们的棚户营地。但是反感暴力的公众反而向游行的老兵们报以同情,老兵们也不断返回华盛顿,直到1936年退伍津贴法案不顾罗斯福总统的否决强行得到通过为止。几十年后的今天,帕特曼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但是他的事业却因此遭遇了失败。1968年2月,他的反赌博法案宣布禁止银行销售彩票,纽约州立法者指责他的"乡下人道德“迫使他们转而将彩票销售许可证发放给便利店。很快,一家位于普林斯顿的咨询公司就会开始宣传规则简单的非法私彩,还从意大利引进了一种名为乐透的博彩。联邦法律原本禁止在商业广播电台发布涉赌公告,但是为了向东北部以外的地区推广,彩票行业说服了联邦法律对他们网开一面,而且抽奖的间隔时间也从几周缩减到了几分钟。博彩业兴起之初,反对者们原本发誓要限制住这种州政府刚刚获得的主导声音,但是随着各种促销手段纷纷粉墨登场——例如1985年新罕布什尔州的“德维尔让我这么做”刮卡式博彩将一辆汽车当作奖品——这一誓言也慢慢消解了。用纽约某位广告总监的话来说:“要想销售彩票就必须诉诸于人们的贪婪。”

在越南,1月21日星期日黎明前夕,全面围攻溪山的北越军队发起了第一轮炮击。在接下来的十一个星期,美军指挥官们确实兑现了他们的军事判断:拥有空中支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前哨不至于像奠边府的法国军队那样屈服。美国轰炸机每天将一千三百吨炸药集中投放在试图冲锋攻占山顶堡垒的北越部队头上。北越炮弹的轰击确实损害了美军的神经,炸得他们灰头土脸,但是却没能让他们流多少血。美军原本储存了两吨裹尸袋,但是开战之后平均每天只会用到三条。每一天的死者都会与十几名伤员与源源不断的军情通报一起被输送出去。在暴露的溪山跑道上特别兴建了医疗掩体,便于治疗在脆弱的起飞与降落阶段负伤的人们。约翰逊总统在白宫地下室的溪山地形图上跟踪了围攻战况。首先他询问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从参谋长联席会议那里获得了书面保证,即他们已经拥有了获得军事成功的一切物资保障。然后他下令发表自信的公开声明,以加强最近“来自南越的异常好新闻”的势头。美联社援引了威斯特摩兰将军的评估,认为越南全境的敌军“似乎已经暂时筋疲力尽了”。《纽约时报》报道称南越盟友经过两年的努力已经“显著削弱了”越共的破坏活动。1月25日的新闻报道称,白宫安抚主管罗伯特.科默(Robert Komer)宣布,南越一千八百万人口当中的三分之二现在居住在不会受到攻击的安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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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领导大会的行政任务使得比尔.卢瑟福陷入了比混乱与叛乱更深的动荡。一月下旬,他对三名长期缺勤的员工进行了罚款,还解雇了一名布道人员工,“立即生效”,因为他将招妓的账单挂在了芝加哥选民登记项目名下。他管理着一帮比他更年轻的人们,这些人的性格特点全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久战疲敝的心态、自杀式冲锋的理想主义、浪荡放纵的倾向以及过早滋生的怀旧情绪。有几个人已经背负了终生无法抚平的心理创伤,但是没有一个人因为投身于非暴力战争而感到后悔。这一点为他们赢得了卢瑟福的深切钦佩。此外他对于预算和日程的控制也使得他陷入了金家内部的紧张关系。科雷塔经常打电话追问整天不回家的金眼下在哪里,卢瑟福总会为金打圆场。偶尔他也会出纰漏,导致尴尬的沉默。有一次金告诉卢瑟福自己要陪老婆,又告诉科瑞塔自己要与卢瑟福谈公事,结果四处寻找金的卢瑟福就敲开了科瑞塔的屋门。就像金曾经的顾问一样,卢瑟福很快就学会了不要代表科瑞塔向金传话表示她也想与丈夫一起上路,哪怕是最拐弯抹角的暗示都不能说,因为金总会本能地意识到她的意图并且一口回绝。金非常反感别人干预他的婚姻安排。他坚决主张身为母亲的妻子有责任留在家里照顾四个年幼的孩子,而且禁止妻子与自己共同出行,以此保证孩子们不会因为一次不测就沦为孤儿。科瑞塔则抱怨说,丈夫口口声声说要关注家庭,可是却不肯为孩子们预留教育基金,而且仅仅因为个人意愿就要去面对持续不断的死亡威胁。此外金还毫不动摇地坚持要求他的家人不能享有任何特权,坚决不肯雇佣女仆或者购置第二辆汽车。但是科瑞塔却觉得如此顽固的朴素作风其实是为了补偿丈夫内心的强烈负罪感。每当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她都会把自己的一部分不满发泄在领导大会头上,每天都会向卢瑟福抱怨家中生活多么困难。卢瑟福也是两头为难,既不愿卷入金夫妇之间的矛盾,又不想让自己的工作标准遭到拖累,只得悄悄地往金家送去了几位自愿担任临时司机与家政服务员的员工,希望以此补偿一下科瑞塔常年独守空房的残酷境遇。不过领导大会办公室还是给科瑞塔起了个“女王大人”的绰号,因为她一旦受到轻忽作态就会大动肝火,半天都不肯消气。

作为一个新来者,卢瑟福身处领导大会最私密戏剧的外围。他看到了充斥在组织内部圈子旋动不休的撩拨调情,也会劝诫别人不要心存下流地揣测科瑞塔的高贵痛苦以及金在其他地方的追求之间有什么联系。卢瑟福只能猜测金所谓的“双重生活"究竟是怎么回事,惊叹于金在民权运动的非人压力和期望之外还必须额外承担怎样的重负。他并不熟悉布道人群体的原始坦率。例如詹姆斯.贝弗尔就以激进的全新立场震惊了同事们,他主张他们必须“向我们的妻子坦白我们的一切事务”。金对此表示激烈反对。他首先表示自己宁愿去死,然后声称他们就不知道布道坛上有哪位同工历来能做到洁身自好——也许身为联合卫理公会成员的詹姆斯.劳森是个例外——最后又主张披露实情除了导致家庭破裂以外起不到任何作用。贝弗尔则坚持己见,并且本着一贯作风抛出了从两本毫不搭界的书中提取的精妙理论。这两本书分别是列夫.托尔斯泰的《神的国度在你心中》与非正统心理生物学家威廉.赖希的《性高潮的功能》。贝弗尔宣称,通过打开思想,这两本书让他意识到,自己与黛安.纳什的关系在自由乘车运动期间、在他们正式相恋与成婚之前最亲近。当初伯明翰运动期间他们动员青少年进行入狱见证时,两人的关系经历了最纯粹的创造。贝弗尔认为金可以将非暴力应用于人与人之间每一项顽固的伤害,“就像你破除种族隔离那样”,但时必须从诚实而非谎言出发。金不服气地问道,贝弗尔与纳什已经经历了三年的动荡分离,为什么这套坦诚方法没能缓和两人之间的关系?贝弗尔振振有词地宣称都怪纳什放弃了他新发明的、旨在消除情欲根源的 “科学伙伴关系”。

通常情况下,拉尔夫.阿博纳西会对此类建议提出质疑,特别是由于贝弗尔巧妙地将这项检验内心纯洁的实验转化称了无罪勾引的诱惑。但是阿博纳西在一月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在国内,而是在访问印度以及南越*。 青年治学时期的金也曾伶牙俐齿地坚称许多宗教伟人都曾迷恋过性爱——圣奥古斯丁、圣保罗、马丁.路德、克尔凯郭尔乃至田立克——但是时值中年的金内心的盔甲早已经磨损严重,心中的笃定也已经流失了许久。1月24日科瑞塔接受了腹腔肿瘤手术,这一天金终于无法抑制自己的自责,向妻子透露了自从1963年以来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一位情妇——尽管她住在洛杉矶,但是金与她的恋情如此火热,几乎就是家外有家。她是科瑞塔的菲斯克大学校友,眼下已婚,与科瑞塔一样气质高贵但又有所不同。这场坦白造成了痛苦的灾难。身为深受科瑞塔信任的副手,胡安妮塔.阿博纳西冲着金大发雷霆,责骂他千不该万不该选择科瑞塔最脆弱的时刻说这种话——就在她刚刚做完子宫切除术的时候。科瑞塔自愿对于金的婚外情三缄其口,将沉默当成了自己的庇护所,谁想到金居然在庇护所里打了她一个措手不及。胡安妮塔痛斥道,如果金真的不吐不快,应该私下里向上帝或者心理医生坦陈心中的罪孽,不要将负担转嫁给枕边人。从亚洲回来的阿博纳西得知此事之后惊慌失措,赶紧将金的几位固定情妇访查了一遍,想要打探她们当中是否有人暗藏妒意,足以打破她们早已养成的严守秘密、绝不独占的谨慎习惯。但他没能找到常规的线索来解释金身上新近冲动展现的宿命论。

*【1月18日阿博纳西在西贡的卡拉维尔酒店给金写信称:“远离了你,远离了我们的人们的自由斗争,我感到万分空虚。”他还很自觉地在信纸抬头处补充了一句:“请为历史研究起见保存好这封信。”】

金身上忏悔性忧郁症的发作恰好与通过运动猛烈推动公共牺牲的时机相吻合,就像之前在伯明翰和塞尔玛一样。1月29日,他敦促他的纽约顾问们为反贫困运动设计游说策略,但是却遭遇了全新的阻挠攻势。贝亚德.拉斯廷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警告华盛顿的示威活动“只能导致进一步的反弹和镇压”,他还当面尖锐地补充道,金应该忘记任何关于成功的“神秘主义废话”。拉斯廷认为,希望通过宿营占领来帮助穷人而不是通过工会的建制力量来帮助穷人是愚蠢之举。他预言这次运动将会遭遇远比黑人权力或者白人反弹更强大的反制。鉴于现在全国上下的情绪全都无法无天,金肯定无法维持本次运动的纪律。他的批评很尖锐也很诙谐。事后,斯坦利.利维森在遭到窃听的电话线路上告诉卢瑟福,拉斯廷“通过反对公民不服从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有人指责新的工会雇主损害了拉斯廷奉行毕生的和平主义见证,拉斯廷在余生当中对于这一指控始终很敏感。1995年,当民权人士遭到秘密窃听的信息渗入公众视野时,他写信给《纽约时报》,以此反驳“1968年我拒绝了金博士所倡导的非暴力哲学”的说法。当年同样曾经怀疑华盛顿运动能否取得有利结果的哈利.瓦赫特尔在私下里向拉斯廷坚称,伤害金的并非拉斯廷的反对意见,而是他对于金的努力本身的蔑视。已经步入老年的瓦赫特尔回忆道:“他觉得被你辜负了,因为他把你捧得很高。”当时在瓦赫特尔的律师事务所里,金点了点头,缩了缩脖子,微笑着接受了一连串的负面建议,然后还是呼吁人们帮助自己。他带着迷人的气质恳请一位公认的专家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精心制作了一份关于华盛顿运动主要目标的声明,从而将美国贫困的隐藏面孔戏剧化。金取笑哈林顿:“直到读了你的书之前,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穷人。”哈林顿发现自己无法拒绝金托付的任务,尽管他刚刚支持了拉斯廷的大部分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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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星期二,孟菲斯市早早地下起了雨。这座河畔城市不在金的招募名单上,他的贫困运动只会绕道访问那里。但是这一天依然有许多贫穷的面孔聚集在这座城市的下水道与排水管部门,听取毫不讲理的“人员削减”公告。在太阳突然重新露面之前一小时,一位工头不发一分钱工资就将二十一名名低级别黑人工人打发回了家。白人工人赶上了好天气,但是却没有多少人手可供他们监督。琼斯(T. O. Jones)是一名因为试图组织工会而被解雇的前雇员,他向即将上任的公共工程主任报告了这一意外困境,后者同意在星期四与琼斯会面,讨论无权无势的下水道工人关于雨天加班章程的朴素希望。

同样在星期二上午,罗伯特.肯尼迪告诉记者,他已决定“无论在任何可以想象的情况下”都不会与约翰逊总统争夺民主党总统竞选提名。他手下有几位失望的助手随即辞职,去了其他地方继续反对越南战争。据报道,阿拉德.洛文斯坦不出几个小时就勾搭上了罗伯特,两人交换了情绪化的遗憾言论。官方稿件在发布之前的最后一秒将“可以想象的”替换成了“可以预见的”,为新闻界嘲笑与痛惜罗伯特的犹豫不决提供了新的素材。罗伯特的顾问弗雷德.达顿坦言:“除了专栏作家和漫画家,过去几天的大众电视节目也没放过你,比如《斯莫瑟兄弟》、新近推出的《马丁和罗文笑谈》,还有其他节目。”为了加快罗伯特的政坛形象的恢复,达顿给出了颇有吸引力的方案:罗伯特应当趁着格勒诺布尔冬奥会的机会带上全家人去欧洲虚假并且顺带拜访教皇。他认为这将“表明你很放松也很享受(与全国大多数其他政客形成反差)。”

罗伯特的宣布解除了约翰逊总统的后顾之忧,他很快就在选民投票当中压倒了宣称要参选的党内竞争对手尤金.麦卡锡。周二这天约翰逊会见了国家安全高级官员。越共对于溪山的围攻虽然因为期三天的佛教庆祝活动(也就是越南的春节)而暂停,但却获得了全世界媒体的报道,成为了一场紧张的对决。军事领导人认为这座天然的山地堡垒可以抵御任何攻击,除非北越发动全面入侵。万一这种可能性极小的突发事件当真发生,美军可能需要将战术核武器或者化学制剂当做“积极部署的选项”。约翰逊回顾了来自溪山的战斗统计数据,以及1月23日北朝鲜俘获间谍船“普埃布洛”号及其所有船员的令人震惊的最新情况,这场人质危机将会贯穿1968年全年。下午2点35分,沃尔特.罗斯托突然向国内打了一通紧急电话,声称“我们在西贡遭遇了猛烈的炮火”,敌人已经打破了节日休战,大胆攻击了总统府、美国大使馆大院以及其他地方的零星目标。

“这恐怕会非常糟糕,”约翰逊呻吟道。他说这让他想起了1965年2月波来古军营遇袭事件,那次袭击促使美军发动了针对北越的首次空袭。他问道:“你们打算怎么报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无奈地表示越共的基本架构致使游击战难以击退。唯一的积极建议来自即将离职的麦克纳马拉,他的继任者当天正在参议院得到确认。麦克纳马拉指出美国必须通过宣传溪山守卫战的军事成功,以此对抗春节攻势的心理影响,还必须确保阮玉鸾将军继续担任警察总长,尽管国务院之前曾试图因为明目张胆的贪腐行为将他撤职。罗斯克抱怨说,阮玉鸾“相当不合作”。麦克纳马拉则认为此人在危机当中不可或缺,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表示赞同。

调查人员后来得出结论,一名绰号“萨奇莫”(Satchmo)的越南兼职司机引导十九名越共工兵在西贡美国大使馆墙上炸开了一个八英尺见方的洞,由此侵入了大使馆。春节攻势最具象征意义的激战的新闻影片送达纽约时已经是周二深夜,对于有些电视台来说已经太晚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了封锁住岘港空军基地的火箭弹袭击。周三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三则生动的报道,其中一篇这样开头:“这可谓是越南战争当中最奇怪的场景之一,戴着头盔的美军部队在今天黎明时分猫腰跑过宽阔的统一大道,袭击了他们自己的大使馆的大门。”《华盛顿邮报》的一张头版照片显示了一具倒在使馆草坪上的越共尸体。萨奇莫的尸体躺在一挺苏联机枪旁边。他的整支突击队与七名使馆警卫死于交火。

七万名游击队员在南越四十四个省会城市当中的三十六个发动了类似的协同突袭。仅在西贡一地,突击队就借助事先安排好的暗号找到了越共政治主任藏在四百多户人家的武器,此人就住在美国副大使威廉.波特的隔壁。华盛顿的高级分析家们立即承认没能提前预警是灾难性的情报失败;他们在河内的同行原本打算在南越掀起一场全面起义,现在这份希望也破灭了。战争史学家A. J. 朗古斯(A. J. Langguth)写道:“四百万西贡市民把自己关在屋里,越共敲门叫他们出来,他们拒绝服从。”绝大多数越南平民都不敢得罪交战当中的任何一方,唯恐危及自身。

春节攻势造成了巨大的杀伤。接下来的战斗将会持续到春节之后很久,总共将会杀死四千名美国士兵、六千名南越士兵、大约五万八千名越共士兵与一万四千名平民。威斯特摩兰将军坚持认为胡志明指望美国主动服软,以此抵消越共在军事上的惨败;战争评论家则询问越共怎样如此迅速地补充了巨大的战损。美国公众一开始愤怒地要求报复,但是接下来的一件小事却超越了人们对于势头、可信度和力量的越发激烈的争论。一支南越巡逻队在西贡的乔龙区行进时遇到了警察总长阮玉鸾,他叫停了自己的车队,主动接管了巡逻队押送的唯一一名越共俘虏。阮玉鸾将军一言不发地将此人带到安广寺外的一片寂静广场上,摆了半天姿势,新闻摄像机趁机对准了他的俘虏。这是一名身材微胖的男子,身穿格子衬衫,双手反绑,眯着眼睛。然后阮玉鸾掏出手枪,对着俘虏的脑袋就是一枪。到了周四也就是春节攻势的第三天,这场街头随机处决的照片与影片传遍了全世界。民意调查记录了美国国内越战支持度最具决定性的一次下降。正如金的运动所相信的那样,某种更加持久的力量正在暴力浪潮当中悄然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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