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佩婆窜台，男性气概与上党之围 -- 达闻奇

六、 "两个长工"与两种理论

在展开这一部分的论述之前，我先打个岔，来讲一个关于“两个长工”的小故事。

第一个长工在地主家干活，兢兢业业小有所成，因为小时候挨饿，所以对吃不饱穿不暖印象深刻。有一年外出干活，看到有人掉进河里淹死，吓了一跳，心想天有不测风云，万一我要是没了这一屋子的收成岂不是白赚了？于是和家人一起，三天之内将家里的储备消耗一空。恰巧被地主撞见了，于是想：原来这下人过的比我好啊！

第二个长工也是勤劳能干，于是地主想了点歪心思说，你好好干，努力干，我年底给你五倍的工钱！长工当然心花怒放，起早贪黑，一个人干了十个人的活。地主心下大喜，将其余长工全都辞退了。这个长工到了年底终于可以跟地主要工钱了，地主却说：没有钱，你也不用待着可以走了，因为所有的活都已经干完了。

这两个故事想必大家都能看明白，其中的道理可以总结为两句话：“寅吃卯粮”和“透支预期”。

直白一点说，经过几十年高速的发展，我们确实获得了伟大的成就，积累了巨量的财富。但是，很少有人去计算一下，我们到底为此付出了多少成本和代价，更重要的是，未来的我们会为此背上多少包袱。

我之前所说的“阶段性放弃”，就是指一个时期内总有一个阶级为发展承受主要的成本和代价。同样的，没有人天生就应该为别人劳碌，人付出总要得到点什么。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经过超额劳动也希望获得应有的回报。

因此在一个阶段后，政府总会用其他的方式给这个承受代价的阶级以“反哺”，比如农民享受了免除农业税和新农村建设，以及扶贫等，工人得到了国企改制后以及入世后的制造业发展红利，中产阶级则在城市化建设和房产增值中得到了红利。

但这种“事后反哺”是不是可以一直维持，并且得到的东西是否可以弥补之前所付出和失去的，这是一道复杂的计算题。

八二事件的发生，事实上宣告了自08年以来两种源自官方或近体制精英，而又蔓延于民间与键政界的意识形态的破产。

其中一种来源于观网，大致可以总结为“工业党+入关学”，我称之为“观网模式”。

观网模式的立足点来源于工业，尤其是军工业的发展，简单地说观网模式认为中国改开后的发展模式没有问题，只需要加强军队建设和军工的发展，只要让中国拥有最强的军力，那么就可以无视一切社会矛盾和潜在威胁。所以工业党模式必须和入关学嫁接，假定所有矛盾可以在对外输出（也就是打败美国）的前提下解决。

观网模式并非没有合理之处，比如对工业化的推崇和鼓吹，甚至有一种“工业万能论”的色彩，由此引出了所谓的“工业党”。但正如网络论文总结的，工业党的理论背景和历史沿革非常复杂，其中一些早先的工业党“先驱”如马前卒等，早已“背离”了自己原先的身份，否认自己是工业党。

另一种我称之为“西河模式”，理论渊源大致有两个，一个是陈经的“官办经济”，另一个是催生于西河并于若干年来一直发扬光大的“文化民族主义”。

陈经的“官办经济”理论大致有这样一些标签：扩大开放，重商主义，高举投资大旗的凯恩斯主义，中国式制内市场等等。

而“文化民族主义”本来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思潮，但在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下又有不同的内涵和意义。

“官办经济”若干年来一直起着为政府的各项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背书的作用。这个理论并不像“工业党+入关学”那样那么强调齐全完备的工业体系，也并不更强调军工实力和对外征服，因此看上去“和谐很多”。官办经济理论大致认为，当我国的经济实力（GDP）超过美国时，就会自然而然登上世界第一的位置。

官办经济理论因为太过于“向钱看”，所以需要“文化民族主义”作为某种程度的对冲。而西河若干年的优势，就在于曾经聚集了一批海内外既有见识、又有输出能力的华语精英，能够高屋建瓴地从全球和历史的角度来阐述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

这样强强联合的模式确实让西河和中文互联网度过了一段黄金的岁月。而之后的世界大势也确实照着“中国越来越强，越来越好”的趋势发展。

但同时，这两种理论因为自身的缺陷和问题，也不断遭遇着“挑战”。首先是“观网模式”，因为工业党理论本身的重投资、重工业，轻民生、轻消费的特点使它很难直接让民众的幸福感得到提升，因此工业党的社会形象很难让远离工业、对宏大叙事比较陌生的人群产生激情和冲动。

加上制造业本身是低利润行业，要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优势就必须长期控制压缩人力成本。而人并不会长期的甘于低工资和低福利，因此就必须不断给劳动者营造预期。

但观网模式的预期又必须建立在“打败、征服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基础上，因此观网模式的拥趸必然寄希望于“亮剑”，在预期长期无法兑现的情况下，必然产生焦虑和动摇。

而“西河模式”的短板在于，“官办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的集合，从来没有被证明是“普适”的（当然世界上也没有什么普适的经济理论），而在“中必胜”的预设下，“官办经济”必须论证我们一直在“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这就必然产生很多的“硬拗”和“先射箭再画靶子”。

在疫情之前的贸易战时代，官办经济理论已经遭遇了很多困难，因为官办经济理论高度依赖以外贸为导向的经济体制。而特朗普的贸易战的“逆全球化”趋势更是官办经济理论的大敌。

所幸，疫情的发生让中国的外贸成功躲过一劫，各种数据的逆势上涨让官办经济理论成功“续命”。而拜登政府的上台似乎让全球化经济模式“劫后余生”。

可接下来却踢到了更大的“铁板”。地产飙升和阶级上升通道的逐渐收窄，让中国的青年人逐渐对婚姻和生育丧失了兴趣。人口基数的不断增长是经济持续上升的根本动力，作为官办经济理论创立者的陈经当然清楚这一点。

于是陈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以各种“脑洞”和“宣传”试图突破婚育问题，最终承认自己无能为力。尤其是城市高知女性的婚配问题，因为实在拉不下脸来让“高女”去配所谓的“劣质男”，陈经最终承认自己“绝望”了。

俄乌战争之后，又碰到了更大的铁板。西方宣布对俄制裁后进一步没收、冻结俄罗斯的资产，令陈经惊呼：“不可能啊！”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必须建立在货币能够自由流通和兑换、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商业信用至上的基础上，西方对俄的制裁等于直接宣布我们赚的那些外汇可能是废纸，这等于将官办经济理论釜底抽薪。

而另一边的“文化民族主义”则更为复杂。如果说工业党和入关学理论还聚焦于物质层面，可以较为隐秘的绕过意识形态壁垒，文化民族主义则赤裸裸宣布我们官方宣传口径中“马克思主义”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其实是虚位以待，而人人可以为文化民族主义添砖加瓦的局面意味着人人都可以当孔子。

来总结一下两种理论各自的问题：“观网模式”的问题在于维持军工体系的先进性和实力需要巨大的成本，而不对外征服或者不能在世界经贸体系中割别人的韭菜，就意味着无法变现，因此该模式必不能长久，而不断地给人以“预期”的结果是期望值不断升高。

而“西河模式”的问题在于“官办经济理论”从来没有证明过自己是一个坚实的、普适的、能够长久应用的理论，一旦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官办经济理论可能迅速破产。而“文化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边界模糊的意识形态，没有统一的思想纲领和执牛耳者，无法形成真正的凝聚力。更重要的是，文化民族主义之所以有市场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实力的不断进步，一旦这种趋势被打破，则文化民族主义自身将无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