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佩婆窜台，男性气概与上党之围 -- 达闻奇

十、 契约

1.思维民族主义

前面提到了“思维民族主义”，这是我总结的一个概念。

一般来说，民族主义有很多的意涵，比如公民民族主义，族群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军事民族主义等等。

而“文化民族主义”一般被认为是最高级的民族主义，它是一个国家/族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可能出现的一种意识形态，因为文化是一个国家/族群所能产出的最高级的文明成果。

但经我仔细思考总结后，我认为“思维民族主义”才是最高级的民族主义。

当年中国在世界杯上“抽出亚洲”后，大功臣张吉龙竞选亚足联主席，却最终落马。张吉龙曾经颇为无奈地说：我不是不努力，但是我身后的人不支持。

所谓“身后的人”，自然是指中国足球的那波人。大家知道，若干年来亚足联一直被西亚人把持，而中国在难得的进入了世界杯后，竟然没有“趁势追击”，却被自己人拖住了后腿，以至于之后若干年中国足球在亚洲的地位一落千丈，被西亚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连亚洲都出不去了。以至于有球迷愤怒地说：“踢不过别人也就罢了，连玩政治都玩不过别人，真丢人！”

我们中国历来被认为是谋略大国，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韬略水平就已经非常成熟了。在《三体》中，三体人的科技水平碾压地球人，而偏偏在谋略上始终输给了地球人，造成功亏一篑。

把《三体》的状况平移到地球上的国与国之间，会发现情况完全类似，事实上三体的最初构思必然是从20世纪尤其是冷战后大国博弈的进程中获取灵感的。当其中一些国家具备碾压其他国家的科技水平、经济实力、资源优势时，劣势国家能够仰仗的除了勇气之外，几乎就只有“谋略”了。

即便是处于最优势地位的国家，一样不能放松对谋略的钻研和应用，因为技术和经济实力很难实现绝对的碾压，并且再厉害的系统也总有漏洞和短板。

所以，当一个民族在科技、经济等等“硬实力”上不能处于顶端，并不意味它不能在谋略、智识上使自己处于一流的状态。这也是一种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体现。

在这点上，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何新、汪晖、甘阳等，他们都有一种对于西方知识分子的不服气、不服输的精神和信念，相信自己在智识上能够拥有不亚于任何人类一流精英的智慧。这就是“思维/智识民族主义”。

2.不服气

上文提到了“不服气”，确实，思维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思维民族主义高度依赖于思想者个人的禀赋、知识储备、独立思考的能力等，而这并不是大多数人具备的。

也因为如此，思维民族主义通常会带有较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

但在世俗层面，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对社会的分层和分化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

有人曾经总结过，改开以来中国的文化转型是从“启蒙辩证法”转向了“欲望辩证法”，所谓“欲望辩证法”即：人有理由为自己的一切欲望寻找合理合法的实现路径，社会应该为这种欲望的实现提供资源和机会。

这与社会主义文化的那种集体主义、节欲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正如我们在“卷”的环节分析的，一切东西都有边界，所有人阶层跃升也就等于没有人阶层跃升。

改开四十年，除了“看不见的顶层”依靠资源和信息优势实现了跨越外，其他的出身平凡的人，也能依靠自身努力和赶上“风口”实现阶层跃升。

但人的欲望实现是没有止境的，更关键的是，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物质欲望的无止境，而是一种“我要比你强”的建立在精神意义上的愉悦感。

也正因为如此，很多社会分析家在分析历史时会产生偏差，比如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明明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国民各方面的生活水平和指标都比之前要好上很多，怎么还是爆发了革命呢？

这也是王御史若干年前就在党内到处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原因，即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而越与过去相比有提升的，越对现状不满意。

就拿一个中产阶级最看重的“鸡娃”来说，谁都知道教育是提升阶级的最重要途径。但当看到谷爱凌时，大多数中国父母可能都觉得自己鸡娃鸡了个寂寞。在谷妈这种润学与鸡娃学大师面前，不知多少父母会自惭形秽。

中产尚且如此，新富就更不必说了。总之，在每个阶层的背后，我们都能听到那个内心发出的声音：我为什么不行？

3.安全感

改开若干年来，最风生水起的要数“商人”这个群体，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极为少有的变化，因为传统文化中，“商”的地位一直不高。

但如果深入分析，可能就会发现，“看不见的顶层”才是真正的做局高手，光“国际大循环”和“精准抑富”这两项举措，就是足够拿一百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成就。

也难怪“顶层”时常流露出对台面上的人物的某些轻慢色彩，觉得这些人之所以风光，都是“顶层”给机会的结果。

对我而言，我仍然对改开至今那些勇于搏击、开拓市场的弄潮儿致以一定的敬意，因为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都有深入且清晰的认知，就像用一块印泥覆盖在大地上一样，山川湖泊林莽沟壑都尽入其中，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接地气”的过程。

也正因为如此，通过奋勇搏击走上人生巅峰的新富巨子们，大多有一肚子的故事要讲，只是不经意间，似乎他们都更多强调自身的奋斗和不易，而对时代赋予的条件和环境因素涉及较少。

相应的，新富集团也自然要在社会位阶上谋求更高的地位和保障。这时候，他们自身的尴尬往往就凸显了出来，因为不但他们若干年来的成就大多脱离不了“政策红利”和“体制背书”，并且连私有财产这样的东西都未必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和资源来保障。

于是，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多的新富阶层开始选择“润”了，也许是想明白了。但这种“润”背后留下的却是深深的忧惧与怨愤。

4.一场空

而对于普通中产和广大劳动者来说，情况则更为严峻。新富虽然财富缩水自身缺乏安全感，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而在债务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大潮下的中产和劳动者们，勉力维持自己原来的生活水平都是一件难事，更不要说担心阶级滑落了。

之前我说的“阶段性放弃”，成立的前提是在经过某个阶段后，能给这个阶段受损的阶层以“反哺”，这才是循环能继续的根本。

从某种程度上，这很像一种“契约”。问题在于，“顶层”实际上并没有与民众签订这样的“契约”。甚至从建国以来，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文革，改革，每一个时间节点上，民众并没有参与选择，只有接受的权利。

因此，这既不是契约，甚至也不能叫“承诺”，它能成立的前提完全取决于“顶层”的自觉性。

中国的人民恐怕是世界上最好管理的人民，勤劳，聪明，勇敢，服从，忍耐，几乎有一口饭吃就不会闹事。

但当我们创造了别人几辈子才能创造的财富时，某种程度上也把自己“架”了起来。尤其给部分“顶层”包括很多大棋思维者一种错觉，就是人民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并不需要去主动变革。

而这就造成危机的严重性和路径依赖问题愈演愈烈。当社会面已经面临经济危机的各种征兆，我们甚至不得不考虑一种最坏的情况：改开四十年，那些通过各种方式实现阶级跃升的阶层，可能面临一种最难以接受的可怕局面：回到原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