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佩婆窜台，男性气概与上党之围 -- 达闻奇
第三篇文献，甘阳的“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则更像一篇战斗檄文，跟甘阳的性格相符，一贯地诙谐、老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部分精彩语句摘录如下：
1) 今日许多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的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雇工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
2) 我把这种集体信仰称为 “中国知识界的集体道德败坏症”，因为这种信仰只能表明中国知识界几乎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道义感和正义感。这种集体信仰同时还可以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知性低能症”，因为它表明中国知识界没有能力把握当代学术探讨的基本问题意识和隐含共识前提，这就是，今天一切人文社会知识领域的探讨几乎无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切入“每一个人和所有人都是平等自由的道德个体”这一“平等的自由”的理念－－或探讨什么因素阻碍之，或探讨什么制度安排较能接近之，或探讨这一理念本身的困难所在。但这样的自由理念，在中国知识界几乎渺无踪迹。
3) 我想今日中国知识界不要再虚张声势地扎起一个叫做“官方”的稻草人从而来标榜自己是“民间”了，装什么腔，作什么势呢？难道中国知识界的这种市场经济主义不早就是最流通的官方硬币了吗？难道现在还有比市场经济主义更主流的意识形态吗？为什么不诚实一点，承认自己早已是一半为官方一半为大款驱走的得力马弁？为什么不拿出点勇气来深刻反省一下，现在的中国知识界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权力服务于少数人的“特权”，还是在伸张所有人的“权利”？
4) 托克维尔因此高度评价并表示完全认同当时“英国激进派”（ English Radicals ）的改革理念即：“使公民大众处于应有的统治地位并且使他们能够统治”。就此而言，我以为对今日中国更有借鉴价值的英国自由主义经验不是其 1688 年革命，而是其 1870 年代的格莱斯顿改革（ Gladstonian Reform,1867-1895），因为只是在此以后英国才逐渐开始进入民主政治，英国政治体制也相应发生根本大变。
5) 我个人以为，中国知识界近年来对革命和激进主义的反省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且开始在走向自己的反面。因为这种反省并没有使中国知识界真正加深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尤其是，它并没有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自由主义在现代条件下只能是民主的自由主义，反而得出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结论。
6) 我认为，今天已特别有必要提出：拒绝以自由主义为名否定民主，拒绝以英国革命否定法国革命，拒绝以柏克否定卢梭，拒绝以所有这些为名否定辛亥革命以来的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和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相反，所有这些都应该从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民主时代来临”这一广阔历史视野上来重新审视。我们需要的，不是从批判激进主义而走向拥抱保守主义，而是要同时“超越激进与保守”！
7) 只有首先“站在民主一边”才能真正批判检讨民主，因为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的本质是“民主革命”，法国大革命的问题因此说到底是民主的问题。
8) 托克维尔决不是“民主万能论者”，相反，他着重的是民主时代来临的不可避免性及其结果的多重复杂性。他预见到他对民主的分析既可以被用来辩护民主又可以被用来反对民主，因此说他自己毋宁怀有一种双重目的，即希望那些拥护民主的人不要把民主想得那么美好，而那些反对民主的人不要把民主想得那么可怕，如果“前者少一些狂热，后者少一些抵制，那么社会或许可以更和平地走向它必然要抵达的命运终点。”
9) 贡斯当已经指出，法国大革命的重大失误之一在于革命者仍从亚理斯多德观点出发把人看成“政治的动物”，从而把“自由”主要理解为“政治自由”即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由此忽视了“现代人”所向往的“自由”首先是私人生活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保障。贡斯当因此强调，“古代自由”的危险就在于它以公共政治生活吞没了个人生活的空间，但他同时强调，“现代自由的危险则在于，由于人们一味沉浸于享受自己的私人生活和追求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他们太轻易地放弃了分享政治权力这一本属于他们的政治权利。”换言之，现代社会有两种危险，即社会生活的“过度政治化”（ over politicization ）和“过度私人化”（ over privatization ），而且常常是从前者转向后者，例如法国大革命期间是“过度政治化”，导致人人厌恶政治而走向“过度私人化”从而有拿坡伦的上台。
10) 诚然，民主化可以被一时阻挡，因为有权者的利益、各种偏见、以及恐惧症在这里全都联合起来反对民主化。但为此很快就会付出代价：大众的全部精力都会用来与国家作对，因为这国家乃外在于他们，大众们并不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这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后果或许会使某些社会集团得益，但却断然违背整个民族的利益。
甘阳谆谆教导我们，在大张旗鼓推行经济自由化时，在自由主义思想大行其道畅通无阻时，不能忘记了民主和平等的作用。与汪晖相似的是，他们都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和行为方式给予了较为严厉的批评，因此不出意外的，这两篇文章都激起了极大的争议，并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论战。
同时，汪晖和甘阳又都强调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公共事务和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的关注和参与，因此依然有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与启蒙主义意味。这三篇文章加在一起，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思想的“老三篇”。
3.新三篇
既然有“老三篇”，那么自然有“新三篇”。新三篇都是在入世之后产生的，首先是围绕中国入世后的经济发展所引发的陈经与愚蠢小猪的论战“刷盘子还是读书”，从而产生了“官办经济”理论；然后是以《大目标》为发轫之作的“工业党”理论；其后则是以网络键政为主体的“入关学”思潮。
不同于“老三篇”都出自传统的社科、人文知识分子，“新三篇”的作者大多都不是来自思想界，而是有各自从事的工作，比如陈经原本是科技工作者，《大目标》的创作者马前卒等也不是学社科的，“入关学”更是一群来历各异的网络键政学家所开创的。
尽管官方在近二十年中一直有意识地进行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和宣传，比如2006年的《大国崛起》，2012年以来的《厉害了，我的国》等，但正如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阐述的，当官方无法有效管控来自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思潮时，往往“顺应时势”，“顺势收编”将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当然，要说官方和民间完全没有自主意识去构建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这也是不切实际的。我只是想指出，民族主义思潮最初往往是由一些思想敏锐、立场独特的精英们率先提出，然后再普及传播的，如我们所看到的“老三篇”的出线和传播，恰恰是在那个民族意识空前淡漠和衰落的时代，由少部分知识分子提出和推动的。
但当一个国家和社会普遍人群逐渐摆脱了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发展问题的困扰，开始寻找自己的自主意识形态时，民族主义往往就恰逢其时地“粉墨登场”了，这正与大多数人的观念相反：他们以为是他们找到了民族主义，其实是民族主义找到了他们。
为这种民族情绪推波助澜的，当然还有一系列的文艺作品，尤其是影视剧，从2017年的《战狼》到后来一系列的主旋律作品，背后都带有或多或少的民族主义色彩。
但在我们对比“老三篇”和“新三篇”时，会发现这其中的差异是巨大而明显的：“老三篇”更致力于唤醒民众对既有秩序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反思意识，而“新三篇”更侧重于对现行体制和自我意识的肯定与张扬。
这也充分说明在入世前后，尤其是08金融危机以后，新时代的当代民族主义（以下简称“新民族主义”）意涵已经与之前泾渭分明。尽管依然有官方或喉舌的知识分子出来做意识形态构建和宣贯，如张维为，陈平，沈逸等，但新民族主义的主力军无疑是以民间思想者、网络键政为主体的一批自发的“自干五”、大棋党和“小粉红”。
更重要的是，“老三篇”对于经济自由主义、缺乏反思的现代性构建的批判，恰恰是今天的新民族主义所大肆宣扬的，以至于“官办经济”之类理论几乎为一切的施行政策背书，枉顾这些政策之间往往本身存在前后抵触、自相矛盾和不能自圆其说之处。
我们不能片面地说“老三篇”都是对的，“新三篇”都是错的，但我们有必要意识到，支持“新三篇”背后的新民族主义思潮的那种强烈的自我肯定意识、昂扬情绪以及进攻性、扩张性意识形态的，归根到底是几十年经济建设的成就。也就是说，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有钱了”，所以“我们的话有人听了”，而不是反之。
而我们根据老三篇所提出的问题按图索骥时，会发现其大部分都未得到真正的纠正和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只是被经济增长的繁荣景象所遮蔽了。
4.当下
所以，当阶层分化和阶级固化成为现实，就自然有“当今的年轻人为何对国家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而对自身的前途命运悲观失望”的灵魂之问了。
但要说这个阶层分化是如何形成的，那又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了。之前一帖已经总结了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是如何处理统治阶级与普通民众的关系，以及如何在保持社会活力的情况下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即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
大致说来，中国掌握政治权力的阶层可分为三波，即建国前的革命时期集团，建国后的和平建设时期集团，以及改开集团。
建国前三十年，主要是毛泽东一直在打压前两个集团，以防止他们联手垄断国家资源，其中上山下乡，大三线，都是打断这种代际传承的工具。
文革之后，邓顺应了毛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并且与保守势力联合将激进派打压，并与西方世界合作，之后是苏联倒台，美国独霸，中国在一超之下韬光养晦，猥琐发育。
其中大的经济框架在1987年王建提出国际大循环后就已确立下来，最终通过2001年入世坐实全球最佳打工仔的身份，并迅速将GDP和外汇储备提升到了世界数一数二的水平。
但同时，几任领导人并没有完全让资本把持所有版块，通过很复杂精巧的方式，将影响到重大国计民生的领域仍控制在手里。
而改开新富集团通过同时为国家资本和西方资本打工的方式，成为了“中台资本主义”，并借助互联网等新经济模式，成功成为了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应的，这个集团一旦拥有了足够的财富和资本，自然要求在政治上寻求更高的地位和权力，而这就与官方既得利益产生了冲突。
同时，一个身子（中台），两个头脑（官方+西方）的双头资本主义模式，必然需要极大压榨劳动阶层的剩余价值与发展潜力，所以樊纲的“六个钱包”论实际是泄露国家重大机密。
而新富集团因为不掌握武力，只能通过与西方联合的方式，来获得国内的市场地位和政治背书，一旦来自西方的支持减弱，就会陷入无以为继的局面。
2016特朗普上台后，开启与中国的贸易战，打击中国的官商资本，吸引制造业回流。这种情况下，新富集团逐渐产生了新的自我意识，即将自己与“民族”捆绑起来，以往一直带有买办成分的新富集团于是摇身一变，反而成为了民族主义的代言人。
而官方自然乐见其成，于是大棋派、键政、小粉红、喉舌、新富资本度过了好几年的黄金岁月。
但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固有缺陷，无论怎么努力，最终只能推迟危机的到来，却无法避免危机的发生。
我以前说过，中国之前若干年的发展是通过“阶段性放弃”某个阶级的利益来度过危机的，直到2008金融危机前后，是农民、工人、城市中产阶级承受了相应的代价。
在之后的供给侧改革中，又是中小私营资本承受了改革代价，之后的危机，过去的阶级已经卷无可卷，能够被“割”的只有大资本和既得利益本身。
自八平方后，中国官方对于经济过热、债务危机、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等现象都有着某种ptsd。因此即便是向体制内动刀，也不得不为。
于是去年下半年终于开始推动长久以来只闻其声不见其影的房产税改革。但这触动的是大多数利益集团的利益，反弹自不待说。
更重要的是，年轻人这么多年被“双头资本主义”攫取剩余价值，却又被股灾和房市教育了残酷的现实和未来图景，终于开始意识到“卷”没有出路。
但国际金融资本的这种发展模式必须依靠全球的廉价劳动力的支持，因此无论是拜登代表的美国，中台，以及官方，都不允许青年人进行这种所谓的“摆烂”，而他们相同的理由都是不允许对方一家独大，而给出的说辞却都是民族主义式的。所以我们听到了那个异口同声的声音：
“不许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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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楼上估计是金融行业从业者。痛感传导还不算很明显，说话 1 ccceee 字186 2022-10-14 12:56:41
🙂那应该送他一首歌 达闻奇 字217 2022-10-15 11:06:38
🙂出生率可怕的下降现在终于出恶果了 真离 字0 2022-10-13 06:05:09
🙂(7)九、不许躺平（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