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程朱理学、东林党的认识 -- ziyun2015

过去书籍文章中，白银、科举、程朱理学、东林党都作为风马牛不相及的几件事，在大跨度的历史视角里，出现了联系：

白银：现在开始研究明白了，宋、元、明、清等朝代的科举，是与丝绸、茶叶、瓷器等集散地区，有着高度相关的关系。而丝绸、茶叶、瓷器等集散地区，这些大宗贸易需要不受割据政权、朝代信用影响，能够流通塞北、海外的通用货币——白银。因此这些丝绸、茶叶、瓷器的集散地，也是白银的密集地区，由此推出宋元明清的科举，与白银分布，是高度相关的。

事实上，白银成为货币，初于五代，宋代给辽、西夏、金、蒙的岁币，约一半是银两。而这些游牧王廷，显而易见不会用这些银两全部做成首饰、随葬品，而是大量用来购买茶叶、布匹、瓷器、铁器（兵器）等，重新回流进入上述汉地商业发达的地区。明代中期开始，日本、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至清朝中期，白银一直是净输入。而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之后的庚子赔款等，中国的白银通过战争赔款、不平等贸易、毒品走私等，大量外流。一般认为，中国在清末民初以前，流出的白银基本与明清两代流入的白银相等量。

以此为尺度，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中国社会的士大夫阶级，以及他们取得政治权利的科举制度，与这条白银曲线，有着高度的相关：同起同涨，同时高潮，同时衰落，最后是同时消亡！

这里要注意到：丝绸茶叶瓷器等大宗贸易‘江山依旧在’，但是白银不在了，科举和士大夫也就不再了！

士大夫阶层与商人密切相关，这就给我们提供一个区别这个阶层与更普遍的地主阶级的尺度。

程朱理学，作为士大夫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占据统治地位，也是与这条白银曲线，有高度重合。宋、明两朝的东林党，都是在白银峰值波段，成为士大夫阶级争夺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组织。

这也像大陆漂移说，是大视角看到问题，具体细节还需要长期深入细致的研究。

比如，明代白银是怎么从洪武、永乐时期的非法货币，逐步拱卒拱成了“合法货币”？这方面的研究就很少，学界能看到的只有社科院的万明、人大的何平等很少几个有所研究。明代史料中，很早就有人提出以白银为储备，重新建立大明宝钞的信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明代文官也不停地建议皇帝“采用”白银。只是，这两方面的资料都很支离破碎。可能和黄宗羲们“编撰”明史有关系——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个“大思想家”，都甩锅白银，这和他们推卸明代灭亡的责任是同一个工作。

不过，有一个很有趣的史料，就是成化年间，一个叫丘濬的内阁大臣，给皇帝上了一本他写的书《大学衍义补》，建议给白银合法的地位。《大学衍义补》是对宋代《大学衍义》的补，而宋代的《大学衍义》则是朱熹的徒孙真德秀写的程朱理学“政治哲学类著作”。这就把程朱理学和白银之间，连上了一条有趣、值得研究的连线。

简单直观地看，在程朱理学家眼里，白银可能非常符合他们心中的“天理”：用纯度、重量等自然属性标注“价值”，不依赖于各个朝代的“专制皇帝”，“童叟无欺”，（质地）千秋不变，又少而精——正像士大夫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或许黄金可以代表皇家、铜钱可以代表老百姓，而白银在黄金和铜钱之间，可以孤芳自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