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们可以如何看待时事——以三年战疫为例 -- 自以为是

三年战疫暂告一段落，以后如何病毒没有Delta类的变异，估计就此放开了。三年的历史都是大家刚刚经历过的，也是关系切身利益并且积极思考了的，适合于拿来做个麻雀，解剖一次，以反思我们可以如何看待时事。本来的题目是“应该如何看待时事”，但凭什么说这里写的就是唯一正确的呢？不过是写出来总结个人的一些思路，以博一笑而已，最多算是一种可能性，所以还是“可以”恰当。

从现在得到的各方面信息看，新冠最晚从三年前，也就是2019年12月就已经开始在人类引发疾病了，中美欧都有迹象。不过后来被政治指责搅局，因而缺乏正常的讨论。到2020年1月在武汉爆发，一开始的情况并不明确，不仅仅是武汉，不仅仅是中国，各个国家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武汉警察训诫李文亮成为标志性事件，但美国到了四月还把揭发罗斯福号航母疫情的舰长布雷特·克罗泽解职，看起来武汉的做法似乎也没什么特别恶劣的了。当然，比烂肯定不是推动进步的正确姿势。武汉最初的做法，为了两会的顺利召开，和过一个祥和快乐春节的愿望，而置已经苗头很大的疫情于不顾，封锁消息，动用国家强力机关封口，体现出一种官僚主义的思维惯式，就是报喜不报忧，只要不从我这里报告出坏消息就可以，而且对政府行为可能违法或越权毫无顾忌。这些倾向是现行体制难以避免的，后面还会从另一个方向展现出来。

这里提到了“体制”，可能不少读者的脑海里会冒出“定体问”这个梗。体制对体制中的人的行为模式或选择倾向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古今中外皆然，至于这些影响的优劣则难以一概而论，所以我倾向于使用“特点”而不轻易使用“优点”或“缺点”来谈论这些影响。中国官员的任命与考评都直接或主要取决于上级，而下级或百姓的意见则是间接的，因此不给上级找麻烦，惟命是从是中国体制内经常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而只要做到了，大概率也不会被上级抛弃，这从众多带病提拔的官员身上就能看出来。一省之长在全国人民面前一句“龙煤井下职工8万人，到现在为止，没有少发一个月工资，没有减一分收入”，引发数万职工游行，不仅没有引咎辞职，还转过年来就升任部长，算是大家都能看到的实例了。

中国体制内的对上惟命是从，与体制的深入基层相结合，产生了执行力超强的特点。所以一旦新冠疫情被确认，得到中央的重视，立刻引发2020年春节及之后的全国动员，强力封控。就个人而言，在看到武汉封城这个消息的当时我就认定这事一定会被搞定，即使是初期感染人数剧增，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毕竟，你可以怀疑土共的反应速度和正确性，但绝不要怀疑土共的执行能力。在封控之初发生了不少类似直接在公路上堆土阻碍交通的事情，很不恰当，甚至违法。但在中国的体制中，这些都被原谅了，因为与中央政策方向一致。

从武汉解封一直到2021年初，疫情虽然偶有反复，但总体看完美地执行了动态清零政策，效果也是很好地。在全世界轮番遭受第一波疫情和Delta变种打击时，中国人民总体上可以踏踏实实地过自己地日子，经济增长看起来也不错，成就斐然。对比地看，其他国家（朝鲜除外）疫情最终无法抑制，干脆躺平，根本原因是不存在中国这种不争论不讨论，一竿子插到底，只加码不松手的执行力。

但同时也要注意，在此期间，对发生局部疫情相关对基层官员的追责，逐步强化了在封控上宁左勿右的倾向。同时，持续的封控，确实影响到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与经济活动。人民的消费需求，从餐饮、文娱到旅游都受到很大影响，相关从业人员的经济损失也极为惨重。我居住在北京王府井旁边，经常在王府井步行街与游人混迹在一起，亲眼目睹了旅游、餐饮行业这两年的惨淡经营。这些行业可能在GDP中占比有限，但从业人员众多。短时间的封控还能忍受，两三年的封控而没有收入确实难以忍受。都别说什么发展受损了，有限的储蓄能否继续支持吃喝都是问题。毕竟还是有很多家庭是手停口停，不干活就没饭吃的。至于交通受限给其他行业带来的伤害，以及因为收入降低而难以偿还的按揭，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直接封控的影响之外，疫情与封控的不确定性也给人民的生活和经济运行带来很大伤害。疫情的爆发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各地的风控措施和执行力度也具有不确定性，而所谓正常的生活与经济活动都是需要稳定的预期的。缺乏可预测性的生活会使得人们只能将自己的生活与经济活动收缩到各方面都可以预测、可以把握的狭小范围内。最简单的例子，一个餐厅老板，在十一长假前，需要预测十一的客流并预先储备相应的食材。在正常年景，这是相对容易的工作，老板也敢于储备较多的食材。但在封控随时可能降临的环境中，老板可能只敢储存较少的食材，或者只储备不易变质的食材。而事实上被封控的概率毕竟比较小，于是餐厅可能就错过了这个长假本来可以挣到的收入。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对很多餐厅来说，十一长假是非常重要的时期，其每日的收入可以是平时的很多倍。但要是遇到封控了呢？2020年夏天在北京的一个餐馆，听到服务员们还在说春节期间没有营业，留守的人顿顿吃鲍鱼，可想老板的损失。而且服务员需要的不是天天吃鲍鱼，而是好好地拿到自己劳动的收入，是现金。北京不少餐馆经历了春节和五一两次封控之后就搞不下去了。餐饮如此，旅游也是如此。生活如此，生产也是如此。

当然，如果能够始终真正做到精准封控，就像上海在今年鸳鸯封之前那样，只封一个小店铺，封控的社会成本可以尽量压低。但是，这样的精准封控本身，就需要太多的资源与成本。大规模高频率的核酸检测，大规模长时间的基层组织人力投入，长时间随时待命的分析追踪体系，有几个地区可以维持？今年初西安这样一座技术能力不差的省会城市，健康码系统都不止一次崩溃，更遑论其他中小城市了。基层工作人员本身应对大规模疫情的能力有限，难以研判相关形势，疫情相关信息又不够完整，还有追责免职的压力，面对不确定的疫情，这些工作人员怎么可能真正做到精准决策？宁左勿右几乎是必然的选择。河里有人说了， 嫡系都在探索放开，但是，全国公务员，有几个有幸成为嫡系？雪上加霜的是，封控的执行权大规模下放，北京是下放到街道（处级？），执行中层层加码的现象比比皆是。今年春节后，我家领导从上海入境，封控结束后，当初同一个入境航班的不少人同一天回京，因为居住在不同的街道，有的人直接绿码，有的人居家观察，有的人居家隔离，有的人居然还被拉去集中隔离。如此混乱，这已经是北京，首善之都了。精准防控固然理想，但确实力所不及，更不可持续。当然，等到上海从鸳鸯封改成全面封，当初精准防控的学霸一下子沦为笑柄，还要说能够在尽可能减少对生活和经济的负面影响的同时做到清零，有信心的人是越来越少了。随着封控时间拉长，人们都已经陷入疲劳状态，相关工作人员疲惫不堪，社会上支持配合的耐心也消耗殆尽。

在封控成本越来越高的同时，新冠的杀伤力大幅下降。随着Omicron取得主导地位，传播速度剧增，但死亡率大幅下降，欧美国家的死亡人数已经比2020上半年和Delta时大幅下降，封控的收益也相应大幅下降。很多人会说生命至上，但不要忘了，封控本身也影响到了患有其他疾病的人的治疗。这方面报出来的例子已经不少了，没有报出来的肯定还有很多。当然，也可以说这些事件的发生是因为精准防控没有落实到位，但前面已经说明，理想中的精准防控是做不到的。而且，因为生计无着而导致的自杀也不是少数。进一步，从根本上讲，生命真的无价？如果真的无价，就不会在大街上有那么多危险的电动车，也不会有那么多老年代步车送孩子上学，社保中的医疗也不会有各种限制了。每年有多少人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医疗而死亡？不仅仅是家里没钱了，或者不愿意最后人财两空，弄得亲人也活不下去了，也包括缺乏高水平医疗机构，即使肯花钱也没有门路挤进去。真要生命至上，政府为什么不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建立医疗体系，培养更多的医生上？归根结底，一个社会不可能把全部的资源都用来搞医疗，还要保证正常的生活，保证经济发展，保证科研进步，保证国防安全。所以，是否继续封控下去，是要综合考虑社会的其他需要，考虑各种疾病防治的综合需要，全面权衡的，绝不是一句“生命至上”的口号就能决定的。解封是否会导致一些年老体弱的人被感染而死亡？肯定会有，而且数量很可能不少。但综合平衡地看，封控不可持续，这不仅仅是很多人的意见，显然也是中央的判断。对这些人来说，解封可以说是件相当残忍的事情，但生活本就残忍。用一句“生命至上”就捆绑住全社会，阻碍全社会的持续发展，是否是另一种残忍？

毛泽东的《矛盾论》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可以拿来指导我们分析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矛盾论》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随着环境的变化，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会发生转化，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捉住主要矛盾。当新冠的杀伤力很大，而人们的承受能力还没有严重消耗的时候，人与病毒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强力封控是恰当的做法，也得到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是当新冠杀伤力已经大幅弱化，而人们的承受能力已经耗竭的时候，人与病毒的矛盾就退到次要地位，而人们尽快恢复正常生活与日渐失控的风控措施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放开封控就是正确的做法。

恰当的开始放宽封控措施的时机应该是上海封控结束之后，逐步放开。那时候各方面的支持还在，还可能有步骤有控制地放松，但是为了开一个 金秋盛会，不仅没有放松，反而一再加码，口号继续震天，一副封控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封控的架势。一直拖到盛会开过，终于财力物力官心民心都消耗殆尽，虽然还摆出一副有序放松的样子，但已经是无力无心，变成了解封不绝对，就是绝对不解封，至少在北京是如此。

写了三年战疫，但本文的目的不是复盘战疫，而是探讨我们作为普通人该如何看待这类宏大的事件。不管做什么分析，都包括获取信息和分析判断两步。获取信息阶段要尽量广泛地获取可信地信息。所谓广泛，就是要不预设立场，不受个人好恶限制，正反都包括。获取信息的渠道包括官方通告和私人交流。一般来说，多来源互相印证的信息比较可信，从过去已经证明可以相信的信息来源获得的信息比较可信。违反常理的信息在采信之前应该多方求证，多分析。

在分析中要依照一般的逻辑，因为一般的逻辑是最符合大多数人思维的逻辑；要从相关人员或人群的根本利益出发，因为根本利益是不会轻易发生变化的，也是很难隐藏起来的；要考虑现实可能性，不要把理想状态当成现实可行；要分清主次，不要把次要矛盾与主要矛盾混为一谈，更不要弄错主次；不要被表面的口号所误导，毕竟同一句口号可以有多种解释；不要轻信所谓内线信息，因为普通人很难接触到高层人物，接触到了关系也难以密切，更关键的是难以对所获得的信息做核实；不要陷入阴谋论或大棋论的陷阱，不要说什么现实生活中的大棋了，下象棋围棋有几个人能完整地按照计划下？也不要动辄指责其他人的动机，因为没有谁真正了解他人的动机，支持你的未必是为你好，反对你的未必是要害你，一天到晚满脑子“总有刁民要害朕”非常无聊；不要因为已经投入多少资源或时间而不愿放弃，因为如果决策错了，投入再多也是失败。

回到战疫的例子。稳定与发展是中国的根本利益所在，这应该是最基本的共识，反对者有，但不多。2020年初的时候，疫情本身的威胁很大，而且还因为武汉的强力封口无端添加了政治色彩，遏制传染和消灭病毒显然是符合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也是符合官员根本利益的，所以尽管代价很大，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大影响，但基本上是举国支持。后来持续动态清零，疫情偶有爆发，虽然牢骚不少，但总体看来还是获得支持的。但到了今年，特别是上海之后，利益的天平已经开始倾向于解封了，仅仅是从最基本的分析，也可以看出解封不可避免了。其他所有的考虑，在国家利益面前，都等而下之。盛会的考虑可以推迟解封，但不可能不解封，而且推迟的代价就是无序解封。

从上海鸳鸯封到完全解封，行程卡下线，中央到底经历了哪些争论，人事变动有哪些影响，都不是普通人能够轻易接触到真相的。期间是否有境外势力趁机破坏？没有看到确实证据，政府也没说，推测大概率估计有，但有或者没有，对是否应该解封的决策有影响吗？不应该有，因为如何处理疫情是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为了给谁看。

最后，战疫三年，一朝解封，是否证明前面的清零政策错了？完全错误。此前的清零政策保护中国人民免受了2020、2021两年各种严重的新冠变形的伤害，估算少死几百万人不算夸张。现在，病毒的杀伤力已经大幅弱化，危害已经小多了，亲友同事感染新冠的都是居家两三天就好转了。面对已经弱化了的病毒，还采取面对Delta时的策略，未免刻舟求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