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表面是政策问题，实际是执行问题，根本还是基础问题 -- 方平

防疫决策就是防疫决策。而防疫就是在钱和命之间做权衡，最后总是有取舍的。自干五一般希望朝廷是利维坦，可以一边清零一边经济上暴打放开了的外国，这恐怕真做不到。

上海疫情说明死亡率是不上不下的千分之一，真全国放开会死一百万。这个时候最容易的决策就是再观望一段时间，如果国外死亡率反弹，那可以放心继续封控。如果死亡率进一步下降，那可以放心放开。用游戏里的说法这两个都是Happy End。如果都没有发生，那就只能比较尴尬地放开了，这是Normal End，也就是现在的状况。

在目前死亡率条件下持续不能放开，或者放开失败导致社会恐慌，才是Bad End。这个到底没有发生。

新冠死亡的争议首先是个道德责任的问题，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因此暴露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国躺平派普遍不愿意背这个责任，但最后还是背上了。这不是坏事。

以后也不用太担心新冠对社会的影响。将来如果再次发生疫情死亡率暴增，那也只能到时候再说。如果没有，那目前对社会的直接医疗成本相当于又一个心脏病或者癌症，其成本是可控的。于此相比，反而继续防疫的成本是不可控的。

所以说，疫情政策的转变是客观规律决定的，我们控制。但至于为什么防疫政策的转变变成发夹弯，自干五为什么突然被打脸，我倾向于用偶然性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