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王海光：一个小学教员的反革命案（有删减） -- 万年看客

“文化大革命”的到来，给农村的熟人社会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乡间邻里经常发生的生活摩擦，鸡毛蒜皮的计较，家长里短的事情，都被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在这种以政治原则统治生活伦理的社会关系中，百姓日常生活免不了的磕碰，就变得无法调解，甚至不断上纲上线，使问题的性质越来越严重。邻里之间，一旦抓破脸，你咬我，我攻你，翻来覆去，

越演越烈，不断升级，最后形成势不两立的死磕局面。柳福禄邻里关系的恶化，就是这样演变的一个例子。

柳福禄一家人1962年落户到和平大队，与村民的关系很融洽，与邻里相处的都比较好。特别是他们的三家邻居，在村子里都是有名的难缠户，但与柳福禄家相安无事。村民们都称赞柳福禄的妻子王淑兰老实，是不生是非的本分人。地主分子柳长年在和平大队也有些人缘。柳长年读过几年书，肚子里有些墨水，善于表达，语言能力很强，能一套套地开讲“包公案”、“刘公案”、“施公案”的旧小说。这在文化生活贫瘠的农村是很受欢迎的。许多青年人喜欢听他唠嗑，大爷长大爷短地喊着，让他很是受用。柳长年嘴上闲不住，经常说些闲话逗乐，是农民中好显摆的人物。如1964年清明节，学生去烈士墓扫墓，柳长年说“这些人不够一炮轰的”。见到来村里修补箩筐的小商贩，他也去说些消遣他们的顺口溜，博人一笑。村里人都感到这个老头说话有意思，愿意听他扯闲篇。

柳长年生性好说，口无遮拦，喜欢“瞎摆活”，风趣幽默，时不时蹦出几句风凉话，是说相声演小品的材料。今天看来，他活脱脱就是赵本山的前生翻版。但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就是在胡说八道，不老实了。村民们反映：柳长年的毛病是爱说些“屁嗝”话。其实，柳长年也很清楚自己嘴上的毛病，但改不了。这是性格使然。从政治上说，这是一个好说好动的“四类分子”。

“文化大革命”到来之后，农村“四类分子”作为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大会小会都要拉去批斗。通过斗争“四类分子”，一方面可以给农民群众以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的现实感；另一方面还具有震慑农民群众的警示效应，便于在农村推行一些剥夺农民利益的极左政策。地主分子柳长年和村里的其他“四类分子”自然也是和平大队的阶级斗争道具。除柳长年外，和平大队还批斗了其他“四类分子”，如搞外快的徐木匠、坏分子许连玉等人。因为柳长年是刚搬来不久的外来户，对他的斗争可能比其他人更严厉。柳长年过去给大伙讲的传奇故事和调侃的话，则被当做是阶级敌人“放毒”的现行罪状，予以严厉批判。

当时，农村基层干部为了压制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倾向，强收农民的“小开荒”地，限制“自留地”，首先是拿这些“四类分子”开刀，以震慑其他人。60年代初饥荒时期，各地农民都自发采取了各种自救措施。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许多农民为了谋生，在集体土地之外又自己另开一块荒地耕种；在耕作自留地时，也尽量往外边开，扩大一点种植面积。这种开“小片荒”和自留地“镶边”的情况，在东北农村非常普遍。地主分子柳长年也随大流，在屋后搞了一小片地种上了地瓜，自留地也扩大了四条垄，有三丈多长。这些农民的自发活动，农村各家各户都在搞，法不责众，心照不宣，算不得什么事。但在文革中，这些

活动都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强制农民把自己开出的“小片荒”收归集体。为了杀鸡给猴看，生产大队首先拿“四类分子”开刀，以儆效尤。生产队组织农民群众对地主分子柳长年进行了批判，没收了他在自家屋后开垦的种了500多棵地瓜秧的地。同时，队干部告诉柳长年，这块地虽然没收了，但管理这块地的事情还是要他负责，到收获时再由生产队另派人去。这是1967年的事情。

在地主分子柳长年被批斗的同时，柳福禄的地主子弟的身份也在强化。文革一开始，就突出强调了“黑五类”子弟的政治贱民身份，给柳福禄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一连串的麻烦。他在小学的教学活动受到严重干扰。文革初期，教师是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出身不好的教师更是被学生整治的目标。中小学的十几岁的孩子正是在懵懂的青春期，往往以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看待出身不好的教师，在他们的言行中挑剔出阶级敌人的动向，整治的方式花样百出。柳福禄教的是小学高年级，接连发生了各种事情。

文革开始时，柳福禄在县城参加小学教师集训。结束后，他分配到同心小学教学。1967年底，学校“复课闹革命”，重新开学。柳福禄所在小学也复课了。但是，在社会上跑野了的学生，很难收心回到课堂。在柳福禄负责的教学班上，几个调皮学生站在课桌上乱蹦乱跳。柳见状，训斥他们“你们要造反哪？”有几个学生知道柳出身不好，向校方告状，说他责骂贫下中农子弟。校方没有理会。在农村小学，不好好学习的顽劣学生多，教师往往要采取严厉方式“镇”住他们，维护教学秩序。农民家长们都理解和支持老师的做法，认为这是严格负责的态度。有的家长还要求教师更严格管教自己的孩子，可打可骂。但在文革中，这些做法就因人而异了。在出身好的教师那里，这是正常的教学管理。而在出身不好的教师那里，这就是打骂贫下中农子弟的阶级报复行为。柳福禄也因此被扣上了阶级报复的帽子。

东北冬天很冷，教室都得生炉子。1967年12月的一天早上，柳福禄给学生生炉子，没有引火柴，看到在教室地上有几张沾满泥水的毛主席语录，是前任班主任写的，他放到炉子中当引火柴烧掉了。当时有学生说，毛主席语录怎么能烧呢。他说，弄脏了，不能用了。这个班上有转来的几个学生，知道刘是地主子弟，有意给他找茬。课后，给他贴了大字报，说他对毛主席不敬。学校方面调查了情况后，认为学生捣乱，给柳福禄调换了教学班级。随后，柳福禄勉强干了一个来月，实在干不下了，就调到了建设小学。

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山东嘉祥县马集公社马集大队的小学教员侯振民、王庆余的建议，并在报纸上组织了一场大讨论。侯、王建议：全国的公办小学放到生产大队来办。小学教师都回本大队，国家不再发工资，由大队给他们记工分。《人民日报》组织这场公办小学下放的大讨论，是不可能会有什么反对意见的。短短时间，全国农村的公办小学都下放到了当地的生产大队，由大队来办。1968年12月，柳福禄任教的建设小学也下放了。他回到大队，先办了7天学习班，然后到第二生产队劳动，下地干农活，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