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王海光：一个小学教员的反革命案（有删减） -- 万年看客

1969年5月份的一天，地主分子柳长年与邻居徐连友再次发生冲突。当时，农村生产队的评工分，采取的是“大寨工”的评分方式。即按照社员的政治表现、劳动表现来评定各个劳动力工分的分值。徐连友干活偷懒，出工不出力，被评为二等工，让他很不满。这一天，柳长年和徐连友一起在水田干活时，徐破口大骂生产队长和生产组长。此时，柳、徐两家关系已经搞得很紧张，柳长年抓住这件事，报告给生产队长。

但是，柳长年到生产队长那里告徐连友状的时候，被徐的侄子徐德海听到了，告诉给了徐连友。徐连友大怒。第二天晌午，徐连友首先找了柳福禄，吵骂了一顿。然后，徐出来又到了李家，找到李仓库和李常征兄弟，对他们骂骂咧咧地讲述了事情经过，扬言要用棒子揍柳长年。这个李仓库在村子里也不是善茬。在“四清”运动时，李仓库向四清工作队告状，说生产队长朱永喜偷炖鹅肉。工作队进行调查的结果，偷鹅炖肉的事情正是李仓库自己干的，与朱队长根本没关系。

随后，李仓库来到柳长年家，说大队革委会主任蒋德春找他，要他到大队部去。到队部，徐连友等人已经等在那里了。柳长年与李仓库首先发生了争吵，争论徐连友背后骂干部，对不对。李仓库说不过柳长年，说：“怎么着？我还管不了你呀！”柳长年回嘴说：“怎么管不了！凡是贫下中农都能管了我。”他还说：“看你为谁掌权呗！”柳长年说话的意思是干部应该在公正的立场上说话。李仓库说：“你说我为谁掌权！？”柳长年顶撞他说：“不知道”。徐连友给李仓库帮腔，也质问柳：“你说我是什么人？”柳说：“你自己最清楚！”这时，李常征从外面走进来，抓住他的这句话质问：“柳长年你要什么权？”柳回嘴说：“我没要权。”李常征连珠炮般地责问：“怎么的，你还要权哪！你还要权哪！”柳连连辩解说：“我没有要权，我没有要权。”李常征当年20岁，看柳长年还敢回嘴，就动起手来，把柳长年这个50多岁的半老头子打了一顿。

柳长年去告贫农出身的徐连友，是他们邻里关系恶化的继续。他认为徐连友有个反革命分子的哥哥，在政治上也不强。柳长年显然错估了形势，他在事后的检查中说：“这个事有谁反映也没有我反映的（份）。主要是由于个人认识水平还不那么高，误认为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任何人都可以抵制。所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就犯了严重错误，破坏了毛主席的大联合、团结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愿广大贫下中农给予严惩。”

柳福禄听到父亲挨了打，立即跑来，找到打人的李常征评理。他说：“有事说事，有理说理，干什么打人？”李常征是柳福禄教过的学生，根本不买他的账，理直气壮地回嘴说：“柳长年是地主分子，不老实，向贫下中农反抗，我们就是要管制他。和阶级敌人有什么理可讲！”柳福禄用手指着他说：“现在什么时候啦，还打人，不是要文斗吗！”李常征回话说：“什么时候？现在是全国亿万军民更加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更加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将斗、批、改进行到底；现在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就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这几个人一块起哄，把柳福禄给轰走了。

柳走时，对在场的人说：“李常征打人，你们都看到了，大家都是当事人。”柳福禄立即找到大队革委会主任蒋德春，要他处理这起打人事件。蒋德春却指责他不对。两人发生了口角。柳福禄说：“我是站在群众的立场，执行党的政策（说话），打人就是不对。”蒋德春偏袒打人者，说：“没有什么可处理的，地主分子挑动群众与干部的关系，打的就是对，他还不老实。”两人发生了争吵。当天下午，队里安排柳长年到水田地打池埂，柳的胳膊被打坏了，干不动活，来向蒋德春请假。蒋德春当面把他训斥了一顿，不准他的假。柳长年没有办法，只得忍着伤痛去干活。在路上，柳福禄追上父亲，要替他干，让父亲回家休息了。蒋德春认为这是柳福禄在包庇他的地主父亲。

柳福禄找了大队革委会主任蒋德春后，还找了群众专政组长蒋德州、二队队长朱永喜等人，都没有结果。事发第三天，柳福禄又找到蒋德春和蒋德州，再次要求解决打人问题。蒋德

州说：“你这种行为就是替你父亲翻案，你对这个问题要放明白点。你说群众是报复，这完全是错误的。这是群众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这时，蒋德春说：“我们的处理意见，就是打的对！”

柳福禄找大队干部寻求公道，碰了一鼻子灰。他很不服气，拿着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给他们论理，说“毛主席号召文斗，不要武斗”，还要到公社找军宣队讨个说法。蒋德春见他要找公社，有些紧张，不准他去，强制他回生产队劳动，还警告他“不准乱告状”。

1968年10月，和平大队开始“整党建党”，要各生产小队选举贫协代表帮助整党。柳福禄是当地农村的文化人，能够讲出点道理。他给群众解释“整党建党”说：是群众整党员，不是党员整群众。在群众整党的会上，柳福禄发言说：大队革委会主任蒋德春在场时，选票就多；不在场，选票就少。认为这种“等额选举”的办法不合适。据人揭发，柳福禄还讲过：蒋德春还想当书记呢，党员资格都不够。但据柳福禄后来讲：他当时没怎么讲话，只是附和了其他人的意见。

柳福禄执意要到公社去告状，让大队革委会的基层干部们感到了紧张。在打人这件事的处理上，大队革委会显然是理亏的。柳福禄不是一般农民，他当公办小学教员多年，在外面也会有些社会关系，如果让他告来告去，对大队革委会是会有些麻烦的。于是，他们开始收集柳福禄的材料，要整他的罪名。随后发生的一件事，让大队革委会有了借题发挥的机会。柳福禄在上课时为默写生词与一个调皮学生发生了冲突。大队革委会的这些干部，则借机要把这件小事搞成一个攻击兄弟党领袖的政治事件，顺手把柳福禄也搞成反革命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