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名词解释：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强政府 小政府 -- 思想的行者

然而他们很有可能连“计划经济”到底是指什么都不知道。

“计划经济”作为一个正式的经济概念，出自于列宁在1906年写的《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

在计划经济下，三个传统的经济问题——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都是由政府决定（资本主义国家则是财团与政府结合的形式，又被称“国家资本主义”）。

最近有些人为了抹黑计划经济总喜欢以2022年的疫中上海为例（比如财新网在2022年4月24日的微博公然写到“上海的疫情管控下，基本上是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2022年的疫中上海——或者说，一直以来的上海，能不能代表计划经济？这个问题其实没有讨论的必要和价值。

计划经济除了在生产环节体现“定量”（对比市场经济追求“过剩”），更在分配环节体现党政机关对全民意志的集中代表性、基层党组织的强大行动力，这才能保证生产资料的公有和生产关系不变色，从而抑制贫富差距和供给失衡。

就像毛主席说的：

而2022年上半年疫情中的上海，其上述“三个方面”显然都不符合计划经济的特点，只要眼睛不瞎心不黑的人都看得明白。

不论是无组织的抢食、“团长”垄断式作业，还是上海城内贫富阶级之间差距骇人的供给规模，都带有鲜明的丛林色彩，甚至在某些事件中还有一股上世纪80年代“双轨制”的味道。😅这些，都是计划经济的反面。

既然提到上海了，那就提一下“投机倒把活动”，不少年轻人可能都不了解它。“投机倒把活动”曾是新中国施行计划经济最重要的拦路虎，与它的斗争曾直接决定了建国建政的平稳实现。

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当时不到一年时间全国即在反动金融家的策划下发生了四次物价暴涨，其中上海物价上涨二十倍，尤为暴动。上海市人民政府其时规定以人民币为唯一货币，禁止黄金、银元、美钞流通买卖，但资产阶级反动派无视法令而狂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拒用人民币，并进行黄金、银元投机倒把活动。十天内，上海金银价上涨两倍左右，严重影响了市场物价和人民币的地位。上海市人民政府在陈云的领导下，火速查封了从事投机活动的证券交易大楼、逮捕法办了金银投机倒把分子。

这就是著名的“上海银元之战”，也是陈云个人最功勋卓著的财政战绩之一，奠定了其建国后在党内的地位。

“银元之战”结束后，反动派又进行了粮食、棉纱、煤炭等民生物资的投机倒把活动，大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国民党特务曾说：“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米面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彼时，党中央将此视为两个阶级之间的一场“米棉炭之战”，统一部署从各地调运大量粮食、棉布、棉纱、煤炭等物资，于1949年11月25日大量抛售，使涨风几天内迅速平息。到1950年夏，全国物价趋于稳定，结束了连续十多年物价暴涨的局面。新生的人民政府一举赢得全国民众的信任。

当时的那场斗争，毛主席曾评价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然而近半个世纪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下，1997年，《刑法》正式取消了“投机倒把罪”，十一年后“投机倒把条例”也被取消。

投机倒把罪的被抹去，促成了各行各业的“自由”——而自由，往往就意味了差距的扩大与寡头的诞生。

大的框架内有大寡头，比如那些大名鼎鼎的各位首富们（看看“白手起家曾B宝，下周回国贾Y亭”等人）；小的框架内也有小寡头，比如正在上海欺压上海市民的某些“团长”、“站长”、“群主”们（看看他们2022年在疫情期间的表现）。

根源都是投机倒把，归根结底都是私有制的复活。

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不论是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还是实现公平分配的角度，公有制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

就以最简单的人口来看——吃饱饭、幸福感、对生活的未来预期高，总归是可以被人口反映的吧？

计划经济时代：1950年人口55196万人，1975年92420万人，1979年97542万人。

市场经济时代：嘿嘿，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不由感叹，“一大二公”、“社会办企业”、“企业社会化”、“全民所有制”…这些让新中国一步步强大崛起的历史产物，竟然就能在今天被很多人明目张胆得公然污名化，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走过的路，在他们眼里简直就是如“前科”一般“羞于提起”……这可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最辉煌的一段金光大道啊！

如@真离河友所说：

其实这种人说数典忘祖都是轻的，想抹粉褪色恐怕才是真的。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有提出：

毛主席的讲话充分表明了两种态度：① 新中国将坚持对外贸易，但必须严加管控；② 国内国外两种矛盾是不可忽视的，因为从事实来看会直接影响中国外交与贸易的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这四个字让中国人自1840年之后足足阔别了一百年。

可以一探究竟：在那些被现代经济学人们唾弃的制度落地以前，国民党留给共产党和四亿国民的是什么？

那是一个工业规模连比利时都比不上的旧中国，一个从东北到东南、从蒙古到西藏几乎实质主权沦丧近半的“伪国”。

而二十七年之后，毛主席留给八亿国民（光是人口翻番这一点涵盖的东西就太多了）的，是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

所谓的“计划经济＝闭关锁国”，可以看到：“锁国”近三十年之后，中国与大半个世界实现外交关系建立、尤其是成为第三世界领袖；“计划经济”近三十年之后，国库里留下5000亿斤战备粮、500万吨棉花、1280万盎司黄金储备，同时还能支援国外逾300亿美元，并引进了几十亿美元的飞机和工业设备。

早在1933年，年仅不惑的毛主席就曾认为：

但依旧有人叫嚣我们的前三十年毫无经济成就可言。原因倒也很简单：经济成就分配给了谁，经济制度又改造了谁——前者必然拥护，后者必然痛恨。

正如一年后，1934年时毛主席提出：

此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被改编为解放军第50军的原国民党第60军，辖第148、149、150、167师（曾泽生任军长，徐文烈任政委），奔赴朝鲜第一、二、三、四次战役。其中第三次战役，这支几乎与解放战争时期人员无差、曾经懒散笨拙又军纪涣漫的“败军”，竟然高吼着“保卫祖国！”、“请毛主席放心”，在朝鲜全歼英军皇家重型坦克营、一举解放汉城！

为什么同一拨人可以脱胎换骨？

因为共产党不但承诺“缴枪不杀”，还给他们分了土地、发了钱票、盖了房子。

新中国，让他们从孤魂野鬼的流民变成了铁骨铮铮的人民。

所以，抗美援朝结束之后，不论是身在大陆的杜聿明们，还是孤悬孤岛的蒋介石们，都开始从不同角度重新反思三年对共战争失败的原因，并均从两个方向开始审视台岛所谓“反攻大陆”到底有多少胜算……看样子蒋介石们都比那些人视力好。😜

继续说回计划经济。

经济上的公有制，首先需要实现并保证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

新中国在经济层面的辉煌成就，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效率反映，绝非后世精心谣纂的强烈对立。

2007年，英国《金融时报》刊登报道，对1978年以前新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1966年至1976年的“大民主中国”，其工业生产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196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0.7%，只有1967、1968年稍有减少，分别递增9.8%和9.9%，到了1969年年均递增16.9%，1970年增19.4%），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

《金融时报》还评价道：

1976年与1966年时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在纵向上与建国初期相比较，以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100%，可以看出1976年的指数626.6%比1952年的指数增长了526.6个百分点。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也有过研究：

“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莫里斯·迈斯纳这番话宛如撕下一些“险些迫害致死的老干部和受尽折磨的知识分子”的画皮，直揭历史演变的本质。

用江苏省委宣传部前社情采集员、新加坡《联合早报》前国际版编辑贾静，在1987年《否定了什么，又肯定了什么》一文中的话同样直观：

这些“后来者”们往往不愿意看到的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78年时中国的棉纱跃居世界第一，原煤跃居世界第二位，钢产量跃居世界第四位，石油由过去有名的“贫油大国”一跃为第八位，粮、肉类、食物油产量居世界第一或第二位，棉花跃居世界第三位。

根据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统计五十年资料汇编》，建国后短短三十年时间，石油由20万吨增至10595万吨，煤炭由4293万吨增至6.2万万吨，钢铁由97.8万吨增至3803万吨，发电量由45.5亿度增至3006亿度，水泥由141万吨增至7986万吨，化肥由7万吨增至1232万吨，机床由0.16万台增至13.4万台，棉纱由32.7万吨增至293万吨，棉布由25.2亿米增至134.7亿米，自行车有0增至1302万辆，汽车由0增至23.2万辆，拖拉机由0增至9.8万台，手扶拖拉机由0增至21.8万台，铁路机车由0增至512台，化纤从0到45万吨，电视机从0到249.2万台，缝纫机从0到768万台，手表从0到2212万只，粮食由2494亿斤增至6364.4亿斤，棉花由44.45万吨增至270.7万吨，油料由297.2万吨增长到769.1万吨，糖由24.2万吨增长到257万吨，茶叶由4.1万吨增长到30.4万吨，生猪由6002万头增长到9524.6万头，水产品由44.8万吨增长到449.7万吨。

至70年代末，社会总产值从1949年的446亿元，到第五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1980年）增加到6619亿元，增长15.1倍，年均增长9.4%。

其中，农业总产值从326亿元增加到1627亿元，增长12.8倍，年均增长4.4%；工业总产值由140亿元增加到4992亿元，增长45.2倍，年均增长13.2%；国民收入由358亿元增加到3660亿元，增长了7.9倍，年均增长7.3%（包括三年困难时期年均-0.4%在内）。

注意，这些还是在当时周边形势十分严峻的特殊国际环境下所取得的成绩。

要看到，新中国长期被迫处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准抵御战争”状态中，先后经历了抗美援朝（1949—1953），东山岛之战（1953），东海海战（1954），争夺东海制海权、一江山岛之战（1955），炮击金门（1958），西藏平叛（1959），中印边界保卫战（1959—1962），中缅边界作战（1960），援越抗美（1965—1972），百万苏军压境中的苏边界之战（1969），对美国和台湾空军的反侦察、反袭扰作战（1949—1972），中越西沙海战（1974），以及数次遭到核打击威胁和经济援助“第三世界”等战事。

这些战争迫使新中国耗费了超过300亿美元代价。

另外还有国内剿匪，国民党时期活跃在中国大地上的各大山头土匪一直没有被清缴，但新中国花了十三年时间就彻底清剿了国内千年未绝的匪患。

事实上，毛主席去世之前中国的真实经济总量增长，远远要比官方统计数据高得多。

在市场经济下需要纳入的劳动力成本，新中国的经济概念里根本没有计算在内。因为当年发动群众义务劳动修建的大型水库、高原公路、万里铁路在劳动力成本的统计中完全为零。

记工分的年代，人们不知道什么“GDP”，只知道“为人民服务”。

以水利而论，在记工分的毛主席时代，水利建设和农业灌溉革命都是不计入“GDP”的。

然而从成就看，前三十年水利工程靠国家投入完成体积1083亿m³，靠群众记工分完成体积2527亿m³，总计3610亿m³（见苏拉密《制度性干旱》）——相当于几座今天的三峡，请“经济学家”任Z平们去算吧。

1979年“五五计划”结束时，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

新中国当时拥有1/4的世界人口，而水力资源仅占世界的6%，且大部分还是西部高原及山脉这些人迹罕见的地方，却做到这样的成就——这些，都是不计入GDP的。

至于两弹一星、核潜艇、开山修桥造路，这些又都计入GDP了吗？😮

根据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统计五十年资料汇编》，仅1951年的对外贸易总额就达到19.55亿美元，超过建国前的最高年份1928年的15.33亿美元。1952—195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比例指数为161.8%，进口额增长比例指数为133.3%，出口额增长比例指数为201.1%。

在党的八大召开之前、也是三大改造完成之前的1950—1956年，中国的年出口递增率达到17%，出口额由5.5亿美元上升到16.5亿美元，进口额从5.8亿美元上升到15.6亿美元，出口的商品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一开始单一的农副产品和原料向多元化转变。

在国家统制为主的对外贸易过程中，鉴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的国内外环境，国家提出在“独立自主，集中统一”的外贸总原则下采取灵活多样的外贸方式。

根据“独立自主”的指示精神，1950年7月，贸易部召开全国进出口会议，研究我国外贸方式和渠道，划分国营和私营的范围。会议决定国家除经营统购统销的出入口物品外，采用“国际贸易研究会”、“同业公会专业小组”、统销的出入口物品外，采用“国际贸易研究会”、“同业公会专业小组”、“联合经营”三种方式，把进出口商品统一协调领导起来。

这种国家和私人互相补充、公私兼营的外贸方式，具有很强的灵活性。这些灵活多样的外贸形式和方法为日后新中国进一步扩大与各国经贸往来打下了良好基础。

1956年11月至1957年1月，在外贸部和广东省政府的双重领导下，以中国贸促会名义主办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中苏友好大厦举办。这是中国出口商品第一次按系统、有组织、大规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也是广交会的“试验田”。由于办得非常成功，展览会结束后，决定暂不撤出展品，继续开放参观。

1957年4月25日，由中国各外贸公司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从此每年春、秋两季定期举行，广交会也登上了风云际会的历史舞台。

历史是不容篡改和曲解的：从1952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同西欧各国的与会人士就有关经济技术合作问题进行接触开始，至1957年，短短五年周期中国就同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荷兰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上8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并同其中24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或议定书，每年都派出一些代表团前往这些国家参观、考察，且进口了许多经济建设急需的物资和设备。

进入60年代，我国更是把对外学习和进行经济交流的重点转向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963年6月，新中国第一次从日本引进了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维尼纶成套设备。

此后，我们又从英、法、西德等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精密仪器和机械等成套先进设备和技术，共84项。

正如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

哪怕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经历过运动初期部分高干子弟红卫兵的破坏之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也迅速回温。

1972年2月初，毛主席审阅同意了国家计委总价值达到43亿美元的《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是报告》，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项目之一，当年就批准进口了14套化纤、化肥以及1.7米连续轧钢机等成套设备。

1974年11月6日，毛主席在听取先念同志关于国民经济情况汇报时，明确指出：

是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为四届人大重提“四个现代化”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

1975年2月10日，仍然是毛主席审定批准了《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包括附件《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

至于赫赫有名的四三方案，我想就更不用再多语。

看到@真离河友帖子里的这段话让我想起了以张D荪为代表的那群民主党人：

1949年秋后，当中国共产党成功走上高台，依旧能够不忘“人民参与管理”即后来《十六条》中“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的人，已然愈来愈少。

建国后，在地位平步青云的各民主党派之间，曾翻涌起“走西方议会制选举”的呼声。甚至，有人以此来模糊化毛主席的民主概念，妄图绑架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以实现西式议会制度。

对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为所动，因为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在刚刚武装解放的中国大地上，旧日的资产阶级文化势力、经济势力、教育势力依旧能量庞大。对比工人和农民，他们优势明显；对于新政权，他们更是虎视眈眈。

因此，走西式议会制民主只会产生一个结果：千万工农阶级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人民政权，必然拱手相让于这些“旧贵族”。同时，这些旧贵族的卷土重来也必然会带动共产党党内一些同志的意志腐化、趋近靠拢，最终使得党一步步脱离群众、站在工农阶级的对立面。

这是让毛主席夜不能寐、苦苦思索“革命如何不止、民主如何不断”的最艰巨困题。

所以我们看到，1966年的《十六条》矛头直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笔锋直批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誓要揭露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并呼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在毛主席革命思想的指引下，上海人民建立起了一个效法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政权机构，并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又在毛主席的亲自建议下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尝试。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于苏联修正主义逐步走向垄断式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内资本复辟、官僚权贵做大）而日渐消沉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土地上绽放出了一抹光芒，告诉世人：无产阶级革命仍然在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仍然存在着。

也正呼应了1956年毛主席给出的一个深刻的指示：

1969年4月，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说：

1970年元旦，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

所谓的“社会制度彻底变化”，就是指人民群众拿起被垄断和剥夺的权力，真正意义上得实现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建设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至于如何保证这一群众模式的效益，唯有那坚不可摧的四个字：继续革命。

革命者，有可能蜕变为反革命者；解放派，亦有可能蜕变为当权派。

因此，回答黄炎培“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的问题，本质就是回答“什么是革命”的问题。

需明晰什么是革命，才能笃定革命为了谁，以及革命的成果如何捍卫的历史性囿局。

上海一月革命后，全国各级政权自省一级到工厂学校的政权机构，全都建立人民革命委员会，可谓江山一片红、战歌四处升。毛主席在听到上海夺权成功的消息后，曾经高兴的说：

看到过一段上世纪末昔日的国民党政要提到毛主席时候说的话眼泪都止不住地往下淌：

是啊，历史周期律的循环反复，阶级斗争论的偃旗息鼓，王朝江山之下百姓的兴亡宿命——这是新中国之“新”永远的敌人。这一点就连惨败台湾的国民党人最后都能认识到位、大方承认并加以正视、进行反思，为什么台上衮衮诸公却选择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甚至拼命掩盖呢？因为他们不是在成为帝王将相的路上就是已经成为了新时代的帝王将相……

写到最后，我很想问一句：计划经济，真的如某些渣滓抹黑得那般不堪吗？这些渣滓可以摸着自己的良心回答一下吗？哦，我忘了，渣滓是没有良心的，因为渣滓的良心都被狗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