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流浪地球2，郭帆跑民工子弟学校路演去了，这纯粹是做公益了吧 -- 亮子

1974年9月，东北已是跟南方的冬天一般冷了，中央专程派来人，通知傅崇碧回北京去。原定是从沈阳到吉林，坐飞机回北京的，但由于天气不好不能起飞，而傅崇碧不想再等了，他已经背负着不是他的冤屈等了六年半了！所以他改买火车票，坐火车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后，周总理早已安排好接待事宜。傅崇碧住在“总政”的西直门招待所。次日清晨，聂帅派来他的秘书，询问他有什么需要；晚上，叶帅让他女儿来代他慰问，还送来许多水果。第三天，一辆大“红旗”轿车驶来，接傅崇碧去见周总理。

车来到一座大楼下，傅崇碧进院，再进第二个门时，见到周总理出来迎接自己了。那时的周总理，病情已经很严重了，需要手术治疗和住院休养。一见面，周总理就紧紧握住傅崇碧的手，激动地说道：“见到你，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听到这话，傅崇碧一下子就哭了出来。

七年前，周总理也是这样握着他的手，宽慰他“搞好身体，不要着急，要经得起考验”，亲自送他走的。这些年来，周总理为了洗刷傅崇碧身上的冤屈，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周总理说：“这几年，你受苦了。”傅崇碧摇头说：“我是受教育了。”



进了会客厅，见到桌上摆着水果和香烟，傅崇碧问：“总理，我能抽烟吗？”周总理说：“摆了你就抽吧。”可以说，傅崇碧“重回北京”，离不开周总理一次又一次地努力。

1974年10月1日，傅崇碧、萧华、刘志坚等人，出现在国庆招待会上。傅崇碧恢复自由后，他的妻子自然也解脱了，被接回医院；一回北京，她就住进了医院——她的身体被折腾垮了，非手术治疗不可。

后来，他们的家也搬回北京，平了反，补发了工资；傅崇碧夫妻拿到补发工资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补交这空缺了七年的党费。

1975年4月，傅崇碧二度出任首都军区的副司令一职，足见毛主席和中央对他的信任程度。1976年9月，傅崇碧因腿伤住进了301医院的高干病房，与同住在这里的十多位将军，秘密商量“四人帮”的问题，想着解决他们的对策。

因9月9日毛主席的离世，许世友赴京吊唁。他来到医院的高干病房看望傅崇碧等老战友们。许世友轻声告诉他们：“上海帮（即‘四人帮）全来了，你们要小心，出门要带枪。”



许世友拿出自己随身带的两支手枪，让将军们看。考虑到毛主席逝世后的中央形势，大家认为许世友的建议不无道理，便提议让傅崇碧准备枪，以防不备——因为首都军区最近。之后的一天，傅崇碧来到西山叶帅家中，说起这些事情。叶帅告诉他：“不要害怕，他们积怨甚大，要捞棵稻草，却没捞到什么。要跟他们斗，但要注意斗争方法。”

最后这句“要跟他们斗，但要注意斗争方法”，是周总理在临终前跟叶帅讲过的。临走时，叶帅还对傅崇碧叮嘱道：“你们以后别到我这里来了，这里有坏人在监视我，我准备搬到玉泉山去。”告别叶帅出来时，傅崇碧在门口撞见了粟裕，出门又碰上了萧华。

不得不说，在这些事情上，老将们出奇得一致。“四人帮”被粉碎的一年后，1977年9月12日，傅崇碧再度兼任首都卫戍区的司令一职。走马上任之前，邓公专门找到傅崇碧谈话：“你回去把卫戍区整顿一下，用八个月到一年时间。”



二度出任首都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是建国以来的独一个。

在上个世纪六十七年代，王洪文成为中国政坛的焦点人物，当初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保卫干事，却在不到七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中央副主席，飞黄腾达之后，王洪文自然成为一群人的大树，身边聚集着一批拥趸，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可以说是王洪文的忠实“粉丝”，也曾经在那个年代叱咤风云，他叫周宏宝。



1935年，周宏宝出生在江苏扬州，当时的中国战乱纷飞，到处硝烟弥漫，幸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无数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周宏宝便是其中之一。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我国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上海也不例外，当时上海市民粮食和蔬菜严重短缺，于是市委领导号召大家到崇明岛进行开垦，以扩大粮食和蔬菜的产量，在这些参加崇明围垦的年轻人中，就有周宏宝的身影，正是围垦中的积极表现，让周宏宝得以留在上海，被分配到上海第一钢铁厂，成为一名工人。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降临上海滩，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造反组织，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王洪文建立的“工总司”，当时王洪文不仅带领群众冲击上海市委，还在张春桥的支持下，成功夺权，最终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那段时间，周宏宝表现非常活跃，成功引起王洪文等人的关注，周宏宝成为上海革委会常委，坚决执行王洪文的指示，当时王洪文在上海成立了民兵武装，让周宏宝担任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可见对其非常看重。

不仅如此，王洪文还企图将在上海建立民兵武装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建立全国民兵总司令部，让周宏宝担任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总司令，不过，王洪文的想法却遭到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的反对，叶剑英称：“中国不能有第二武装。”



就这样，王洪文的诡计才没能得逞，不过，周宏宝仍然在王洪文的提携下，扶摇而上，不仅在“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只拥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他竟然被调入教育部工作，出任教育部副部长。

不仅如此，身为教育部副部长的周宏宝与教育部部长周荣鑫不和，将周荣鑫架空，还对其进行无休止的批斗，使周荣鑫最终被迫害致死，当时周宏宝担任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组长，掌握着教育部大权，实际上是教育部的负责人。



不过，身为“四人帮”的拥趸，周宏宝的命运紧紧地与“四人帮”捆绑在了一起，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周宏宝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被审查结束后，周宏宝被下放到教育部所属洗印厂进行劳动改造，还被开除了党籍，不久又进入上海第八钢铁厂工人，继续当工人。

1994年，周宏宝病逝，终年59岁。

1992年8月初，《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8月3日，王洪文在北京病亡。自从1981年被最高法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之后，就很少看到关于他的消息，这位最高曾经担任过中央副主席的特殊人物，沦为了阶下囚之后死在狱中，这样的结局恐怕是他自己也没料想到的。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王洪文这个名字可能知之甚少，不过在特殊时期，他可是炙手可热的人物。

01

王洪文是吉林长春人，1935年出生，他是家中的老大，自幼家境贫困，没少吃苦，1950年报名参军，还曾经到朝鲜作战，1951年入党，复员后安排他到上海的一家工厂做工人，之后做了保卫干事。

王洪文很会做人，是个投机分子，特殊时期，他抓住机会搞事，飞快地晋升，1968年时已经进入到上海市委的核心。



毛主席是通过张春桥了解到王洪文的，1967年，张春桥和姚文元回到上海工作，在给毛主席写书面报告时，多次提到王洪文。当时毛主席也在物色上海市委领导的新的人选，就这样开始注意到了这个人，觉得他最早是农民，后来还参过军，之后又进了工厂，各个阶层的情况都比较熟悉，逐渐开始委以重任。

1968年筹备“九大”相关事宜时，王洪文就是上海筹备小组的负责人之一了。“九大”召开时，他不但是上海代表团的负责人，还在大会上进行发言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等到“十大”时，他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在“十大”召开之前，周总理在政治局委员会议上，传达了让王洪文担任副主席的提议，很多老同志都不表态，张春桥等人想表示支持，但看大家都不说话，也就忍着不出声。



最后还是许世友提出异议，他的话说出了老同志们的心声，他说副主席有周总理一个就够了，没必要再加一个，所以他不赞成将王洪文放上去。

当张春桥出言指责许世友时，火爆性子的许和尚直接大声呵斥，质问他有什么了不起。虽然后来王洪文还是被任命为副主席，不过在像许世友这样的前辈面前，他仍旧无法得到认可。

02

王洪文担任副主席之后，毛主席一直对他从旁观察，并加以培养，但是渐渐地就对其政治能力失望了，说白了就是烂泥扶不上墙。

王洪文在很多方面都不思进取，比如在接待一位国家领导人时，照理说应该事先做好功课，了解对方国家情况，领导人的背景等，但他对于外交部送过来的资料看都不看，到了接待时，自然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翻来覆去地问对方吃得怎样住得怎样，大失水准。毛主席看到工作人员提交的接待记录，自然是很生气。



王洪文还有一点让毛主席很失望就是他的文化水平，他小时候家里穷，只念过几个月的私塾，之后也没有系统地学习，所以很多时候令毛主席觉得无法交流，跟他说的很多事，只能让他回去查什么意思。

此外，王洪文的晋升速度过快，使得他并没有各个阶段积累的工作经验和政治基础，特别是不能被广大的老干部接受。



当了副主席之后，王洪文的自我约束也差了，他将很多时间用在了打猎、钓鱼、看电影上，还时不时地请客做东，这些费用很多都是靠着当时上海方面提供的补助来负担的，而关于补贴的标准，连上海市委的领导都说不清楚。

03

王洪文还安插人进了上海轻工局，此后不管是吃的穿的用的，各种紧俏商品都以试用的名义送到了王洪文处，占尽了国家的便宜。这样的干部，如何能担起重任？

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后，他本身阅历浅，心理承受能力差，郁结于内，结果在1985年时查出患有严重的肝病，尽管狱方给予了及时治疗，但最后还是不治身亡。



对于王洪文，有人说他虽然和一般工人比，各方面能力是强一些，但是要提到中央领导的位置，还是像许世友将军说的那样，无论是能力还是经验都是严重不符的，历史证明，许世友等老同志的意见也是绝对正确的。

上个世纪70年代，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内形势终于走向稳定，中国全面迎来改革开放新时代。

然而，在这其中也产生了不少问题，首当其冲的严峻挑战便是干部队伍老龄化。干部队伍老龄化的产生的根源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各种大大小小运动的持续，不少年富力强的年轻干部被分配到不该匹配的岗位上，且由于运动的持续深入，大量年轻干部不得不离开原来的岗位，甚至相当一批数量的干部身背莫名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恰当的工作安排。

这种现状的出现，加之时间存续之长，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待到当年那批年轻干部再次复出时，他们早已变得白发苍苍、精力不济了。

另一方面，大范围、长时间的各项运动，也使得年轻干部培养的重任显得无比滞后，再加上随后高考的取消，国家难以通过恰当有效的途径获取到真正意义上的人才，因此，干部储备队伍一度长期落后。



这样形成的局面就是：老干部们鉴于身体健康日渐不佳和精力的大幅度衰退，难以继续承担历史的重任，而新的年轻干部一时之间难以培养起来，于是，中间便形成干部队伍断档的青黄不接局面。

特别是70年代末，改革号角即将吹响之际，面对紧张、繁重的任务，年老体衰的干部显然已经难以适应这种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状态，而年轻干部则由于经验不足、水平待提升等因素，一时又不好把他们放到重要岗位上。这导致的局面就是：老年干部干不动，年轻干部又一时半会儿接不到“棒子”，两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为了缓解这个巨大矛盾，确保新老干部之间的顺利衔接，不至于出现党和国家事业的革命队伍出现“断层”。因此，邓公仔细考虑后，于是在1982年的“十二大”上提议设置中央顾问委员会，亦简称“中顾委”。

这个机构的目的在于实现新老干部交替，让行将离休的老干部充分发挥余热，用他们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工作经验及方法、智慧，指导下一代年轻干部的工作。

对于中顾委，邓公一开始就给它的性质和历史使命定下了基调，他说：

“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成立的，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实现新旧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老同志退出一线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顾问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可以设想，我们再经过10年，最多不要超过15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

邓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时间节点转入1992年，随着国家花大力气着重对年轻干部队伍的培养，很快，一批批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并在中顾委的指导下，开始将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带入正轨。

在这种情况下，邓公见中顾委已基本上完成历史使命，于是在当年提出取消中顾委这个机构。

邓公提议取消中顾委的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在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少中顾委成员及年轻干部提出强烈反对，他们希望中顾委在指导国家大政方针上继续发挥宝贵的指导作用。

对于不少同志的挽留，邓公很清楚，中顾委已然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使命，虽中顾委虽然不负责具体的事宜，但其内部成员的级别不亚于政治局，短时间内这个机构存在尚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时间长了难免会产生其它问题。

而在这个方面，薄一波与邓公有着惊人的共识，他也很清楚中顾委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内心也十分支持邓公的英明决策。

所以，面对台下各种质疑和讨论，薄一波当即表态：大家要是有别的想法，想都不要想了！



作为开国元勋，且又是第二届中顾委副主任，他的话无疑有着不轻的分量。当薄一波严肃表态后，众人这才停止了议论，自此，中顾委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干部队伍也顺利实现迭代更新的目的。

上个世纪70年代，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内形势终于走向稳定，中国全面迎来改革开放新时代。

然而，在这其中也产生了不少问题，首当其冲的严峻挑战便是干部队伍老龄化。干部队伍老龄化的产生的根源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各种大大小小运动的持续，不少年富力强的年轻干部被分配到不该匹配的岗位上，且由于运动的持续深入，大量年轻干部不得不离开原来的岗位，甚至相当一批数量的干部身背莫名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恰当的工作安排。

这种现状的出现，加之时间存续之长，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待到当年那批年轻干部再次复出时，他们早已变得白发苍苍、精力不济了。

另一方面，大范围、长时间的各项运动，也使得年轻干部培养的重任显得无比滞后，再加上随后高考的取消，国家难以通过恰当有效的途径获取到真正意义上的人才，因此，干部储备队伍一度长期落后。



这样形成的局面就是：老干部们鉴于身体健康日渐不佳和精力的大幅度衰退，难以继续承担历史的重任，而新的年轻干部一时之间难以培养起来，于是，中间便形成干部队伍断档的青黄不接局面。

特别是70年代末，改革号角即将吹响之际，面对紧张、繁重的任务，年老体衰的干部显然已经难以适应这种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状态，而年轻干部则由于经验不足、水平待提升等因素，一时又不好把他们放到重要岗位上。这导致的局面就是：老年干部干不动，年轻干部又一时半会儿接不到“棒子”，两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为了缓解这个巨大矛盾，确保新老干部之间的顺利衔接，不至于出现党和国家事业的革命队伍出现“断层”。因此，邓公仔细考虑后，于是在1982年的“十二大”上提议设置中央顾问委员会，亦简称“中顾委”。

这个机构的目的在于实现新老干部交替，让行将离休的老干部充分发挥余热，用他们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工作经验及方法、智慧，指导下一代年轻干部的工作。

对于中顾委，邓公一开始就给它的性质和历史使命定下了基调，他说：

“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成立的，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实现新旧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老同志退出一线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顾问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可以设想，我们再经过10年，最多不要超过15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

邓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时间节点转入1992年，随着国家花大力气着重对年轻干部队伍的培养，很快，一批批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并在中顾委的指导下，开始将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带入正轨。

在这种情况下，邓公见中顾委已基本上完成历史使命，于是在当年提出取消中顾委这个机构。

邓公提议取消中顾委的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在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少中顾委成员及年轻干部提出强烈反对，他们希望中顾委在指导国家大政方针上继续发挥宝贵的指导作用。

对于不少同志的挽留，邓公很清楚，中顾委已然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使命，虽中顾委虽然不负责具体的事宜，但其内部成员的级别不亚于政治局，短时间内这个机构存在尚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时间长了难免会产生其它问题。

而在这个方面，薄一波与邓公有着惊人的共识，他也很清楚中顾委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内心也十分支持邓公的英明决策。

所以，面对台下各种质疑和讨论，薄一波当即表态：大家要是有别的想法，想都不要想了！



作为开国元勋，且又是第二届中顾委副主任，他的话无疑有着不轻的分量。当薄一波严肃表态后，众人这才停止了议论，自此，中顾委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干部队伍也顺利实现迭代更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