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尊的政绩会在两年或一年内耗完 -- 拜吨

华国锋态度并不积极

　　然而，华国锋没有立刻对此作出反应。在他看来，关于邓小平的问题，毛泽东曾作过“重要指示”。按照“两个凡是”，华国锋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

　　相反，叶剑英却在为邓小平的复出而尽力。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提出了让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他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叶剑英的这番话显然是针对华国锋说的，因为他多次向华国锋提出这个问题，但华国锋没有同意。

　　10月10日，也就是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信的当天，“两报一刊”发表了题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社论，提出当前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习毛主席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11月18日，汪东兴在宣传口会议上说，1975年10月，“毛主席就发现邓小平不行，而且错误是严重的，搞原来那一套。毛主席见邓不行，另找华国锋，而邓小平的严重错误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他还说，对于批邓，“毛主席已经有了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里面不管怎样总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针对当时出现的要邓小平复出的消息，他提醒说，对邓小平，“毛主席讲过‘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嘛！”邓小平那两下子，“比华国锋差得远嘛！对邓小平试了一下不行嘛！”

　　在谈到“天安门事件”时，汪东兴表态说，“天安门事件”被反革命分子利用了。“在批判邓小平错误的时候，反革命利用了这个东西，形成暴乱。”汪东兴不满地说：现在有人“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他要求老同志注意这个问题。

　　天安门贴出“邓小平复出”的大标语

　　一个月之后，情况出现了变化。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允许邓小平看文件。据邓榕回忆，为了让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叶剑英让他的儿子把还处于“软禁”中的邓小平接到他的住处。两人谈了很长时间。胡耀邦也托人传话给叶剑英，其中一句话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12月25日，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谈到1977年的任务时没有再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从年初发表的社论来看，也没有提“批邓”的问题。

　　可是，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华国锋始终坚持“两个凡是”，不愿意触及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复出这两个敏感问题。虽然不提“批邓”，但并不等于华国锋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在这两个问题上，华国锋还没有松口。

　　据《人民日报》副总编余焕春回忆，“四人帮”垮台后不久，他被推举参加领导《人民日报》社的清查工作，从五七干校回到了编辑部。临行前，很多人对他说：“头一件要清查的就是‘天安门事件’，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回到编辑部后，“人们首先谈到的也是‘天安门事件’，要求为它平反，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在大家的努力下，报社很快查清了真相，写出《“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的清查材料，于12月10日以迟浩田、孙轶青等人的名义报送中央。当时主管宣传口的耿飚看到材料后，高兴地说，“天安门事件”可以平反了。但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很快，事情的原因就搞清楚了。就在这个时候，李冬民等十几个人在天安门贴出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复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全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类似的大字报和标语。针对社会上出现的要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1977年1月8日和25日，负责中央宣传口的一位领导在传达华国锋的意见时表示：要写一篇社论，引导人们学文件，不要再关注“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问题。

　　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要人们认真学习文件，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社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两个凡是”，这无疑给“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和邓小平的复出设置了障碍。据耿飚回忆，他接到社论稿后，立即同宣传口的几位负责人进行讨论。大家意识到，“如果按照这‘两个凡是’的提法，首先就会影响到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的问题。”

　　在3月10日至22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成为争论的话题。叶剑英在会前就说过，在报告中要对邓小平的表现写得好一些，以便使他能够尽快地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不是“反革命事件”。

　　华国锋对报告的起草者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希望按照“两个凡是”去办。他甚至向各小组召集人打招呼，在发言的时候不要触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的问题。

　　然而，会议并没有按照华国锋事先设想的那样进行。对此，萧劲光有过回忆。他说：按照“两个凡是”，当时两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一个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能改，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案不能翻。对此我是不赞成的，我和陈云同志谈过，和王震、王铮、耿飚等一些老同志也谈过。大家在一起议一议，谈一谈，感到大多数老同志的心是相通的，所见也基本相同，思想上越来越感到这两件事的解决势在必行。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陈云同志决心向中央上书，直言自己的意见。我们这些老同志自然十分赞同，又十分高兴，因为陈云同志德高望重，推举陈云同志挑头，代表大家向中央陈述这些意见，也正是这段时期大家在酝酿之中的事情。

　　在会议召开前夕，王震打电话邀请他去商讨要事。同去的还有王铮、耿飚，大家在一起议论的中心议题还是那两件事。过了一会儿，陈云来了，他发表了意见，大意是说中央工作会议要召开了，他写了一个书面意见，准备在会上做一个发言。

　　果然，3月13日那天，陈云在会上发言谈了他对“天安门事件”的几点看法：第一，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了悼念周总理；第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第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第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他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会上，王震引用毛泽东说过的话，称“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他还肯定了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期间，对各方面整顿所取得的成绩。正因为如此，“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希望邓小平同志早日出来参加领导工作”。

　　在谈到“天安门事件”时，王震称赞说：这是首都人民在毛主席病重、周恩来总理逝世后自发地进行的大规模悼念活动，是首都人民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性声讨，表现了首都人民的无产阶级义愤。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阶级觉悟大大提高的表现。“这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不承认这个本质和主流，实质上是替‘四人帮’的罪行进行辩护。”

在历经“三起三落”后，邓小平复出之势已成必然（为什么说是必然呢？从什么地方推出来的呢？），当时中央的许多老同志和老帅都支持邓小平复出，但同时也有反对的声音，其中呼声最高的就是汪东兴。

粉碎“四人帮”后，汪东兴成为了华国锋的副手，迎来了自己的权力巅峰，他自信地对所有人说道：“从过去到现在，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十年，我还有毛主席的亲笔手稿。”

对于邓小平复出这件事，汪东兴也是坚决反对，他公开在政治局会议上说道：“打倒‘四人帮’，也要打倒邓小平，邓小平犯过严重的错误，应当受到惩罚。”

另一边的华国锋也坚定地贯彻着毛主席生前留下的“3句指示”，其中一点就是“照过去的方针办”。

但汪东兴的反对并没有挡住邓公的复出之势，在大多数老同志的支持下，邓公不仅回到了中央工作，还恢复了党内的一切职务。

“真理标准大讨论”后，汪东兴又犯了一个离谱的错误，他不仅针对邓小平，竟然为了盲目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质疑起了真理。

汪东兴公然批评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还下达了命令，不许宣传部门再度发表“类似”的作品。

当时邓公也听到了这些反对的声音，为了警醒汪东兴，邓小平公然说道：“这篇文章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翻来翻去，都是扳不倒的。”

改革开放前夕，邓小平在东北的一次讲话上提出，应当将全国的发展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汪东兴作为坚定的“批邓斗士”，第一时间站出来反对。

这一次，陈云亲自为邓公站台，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着汪东兴的面说道：“我们的国家要想发展起来，第一步就是要冲破‘左’的思想禁锢，之后才有资格谈论别的事情。”

“汪东兴同志在过去，为党、为人民身先士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现在他却渐渐落到了革命队伍的后面，我认为，汪东兴同志并不能继续为我党、我国的未来提出好的建议，我相信，全党都不会答应这样的同志留在领导岗位上！”

陈云的话很明显，就是在明着暗示汪东兴该退了，此时的汪东兴虽然存在路线上的错误，但他是一位爱党爱人民的好同志，面对种种质疑声，汪东兴主动提出了辞职。

除了汪东兴，华国锋、陈永贵等中央领导同志也纷纷退居二线，将舞台让给了新中国的第二代领导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