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尊的政绩会在两年或一年内耗完 -- 拜吨
家园 一尊的政绩会在两年或一年内耗完 最近的讨论中，看到一些河友多次提及一尊的诸多政绩，这其实是我一直想探讨的一个话题，因为通过列举一尊的政绩，我们可以充分地分析出：支持他的人，哪些是实实在在受到了政策上的好处，哪些又是被所有平台所有网站每天头条的颂圣宣传所感染。当然潜在还有一部分是带着任务来给人扣帽子的，咱们姑且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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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一尊政绩的事有很多，比如反腐、扶贫、环保、军改等，以及被大家避之不及的“抗疫”。还有其他的也请大家不吝列举，我虽然批评一尊，但我更尊重实事求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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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政绩中，我观察到一个现象，由“抗疫”开始，一尊的很多政绩，很可能在崩溃的边缘，甚至可能在2年乃至1年内全部吐出来。这里只谈现象，不谈好恶，即使你支持一尊，也可以参考一下，可以提前做准备，准备好合适的话术维护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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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容我维护一下一尊：我相信军改应该是这些政绩中，唯一不会被翻的一个，其他所有的政绩都会在短时间内翻车。这里的原因有几个：
1、合成化应该是军事发展的大方向。在火力日益增强的今天，更小、更加合成化的部署，想必是必然的发展方向。而从俄乌战争来看，大放异彩的火炮、无人机、高超音速导弹等，都是我国这些年军事发展成果里的强项。大方向没错、科技树的方向也没错，整体上应该就没错。
2、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尽管军改被称为一尊的政绩，但我想大家从一尊干的其他事里就知道，一尊绝对不是一个有才能去具体做事的人。芯片大基金这种事都能搞得一地鸡毛，你说一尊懂军事，那肯定是扯犊子。我甚至认为，在所有一尊的这些政绩里，军事是他最不懂的一个领域，所以操刀的一定是专业人士，而受到一尊的影响可能反而最小。
3、不过无论如何，一尊起码搞了军队反腐，就算不比“军队一律不得经商”，起码的确和他有关，所以军改的政绩算在一尊头上就算吧，也没必要太吝啬。
4、个人对解放军是有情怀的，我相信就算上面有某些腐败，就算基层有一些粗糙，但从保家卫国的军人，到后方研发的科研人员，一定有很多有一腔热血之人。当最终的考验来临时，他们会用各自的方式，守卫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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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完了一尊，接下来讨论一下其他政绩，重点是这些政绩的保鲜期还有多久。
第一个要说的政绩就是“抗疫”。抗疫作为一尊10年里最大的政绩，可以说是为一尊获取了最多的政治资源。然而大家都没想到，最大的政绩，竟然也是崩得最快、最彻底的，甚至还是崩在了一尊亲手挑出来的人手里。
去年有传闻说，王沪宁和一系列专家开会，研究了一个逐步减码，到今年3月——也就是2个月前最终放开的方案。如果采取了这个方案，那老百姓的死亡数量一定会下降很多，而且后续的问题也会好很多。
而去年底今年初，外媒有一篇明显是国内放出去的文章，说李强才是这次“拉高曲线、摁头躺平”的主要推手。李强的这套操作不仅让有数据的地区刷出了300%的超额死亡（对比外国的20%），更是导致所有在疫情3年里积累起来的道德优势、体制自信，全都荡然无存。我们曾经嘲笑美国人不尊重科学、曾经嘲笑特朗普不尊重专家、曾经嘲笑欧美有“低人权优势”，结果轮到我们，变本加厉。
更重要的是，现在回头看，李强的这波操作，让中国接下来的疫情波峰非常操蛋地和几个重要假期叠加在了一起。这个五一小长假前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社交媒体上反映再次感染。如果五月真的有一个波峰，那下一个波峰很可能发生在十一小长假，届时这群人肯定又要像现在这样鼓励老百姓去旅游消费。然后再下一个波峰，很可能又出现在春节假期。
所以李强这一波操作对一尊的伤害将是持久的。很明显，猪队友的伤害远大于神对手。
抗疫政绩生命周期：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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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我们来谈谈反腐。
反腐一度被认为是一尊最大的政绩，在王岐山还负责反腐的那段时间，基层的风气的确比之前有了很大的改变。
我之前说过，18大时，大家普遍觉得国家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只要把腐败问题解决一下，就近乎完美了。所以当一尊和王岐山一起反腐时，没有人不支持。
但问题在于，当一尊的反腐离开了王岐山，甚至当王岐山身边人全都成了反腐的对象，后半程的反腐已经变了味道，并开始越来越成问题。
最近两年爆出的越来越多腐败案件，大家惊讶地发现，现在抓到的人腐败的规模比以前反而更大了。最近出庭的杭州这位，自身金额大不说，十八大之后不收手不说，其亲友的腐败规模也是令人震惊的。更不要说，蚂蚁上市这件事，究竟有多少利益输送，已经开始动摇大家对反腐的评价。
还有就是类似“北极鲶鱼”、“故宫奔驰”这些，已经几乎建立起了民间对红色权贵的一个全新的认知。
现在你随机找个人去问，这几年反腐怎样？他或许会机械性地回答，反腐力度很大。但如果你问他现在权贵是不是更少了，他或许会猛然意识到，其实权贵不仅做大了，还更嚣张了。
最近这个体坛反腐更是充满了局外人不合时宜瞎搞的感觉，与其说是想净化体育圈的氛围，不如说是想接机去整某些人，或者制造个新闻爆点。
而与此同时，最近腐败相关的事件经常上热搜，估计也有人想做做文章。
反腐政绩生命周期：估计还剩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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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谈扶贫。
扶贫也是一尊喜欢的政治正确话题，像反腐一样。但扶贫显然比反腐更加困难，因为扶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经济问题。
说白了，如果一尊有本事把扶贫搞好了，那一尊搞经济应该是手到擒来。
然而一尊搞经济，说实话，一塌糊涂。
一尊在全球还景气的时候，用不断提高的居民负债（涨价去库存），制造了不断下滑的GDP增速。中国老百姓的负债水平已经接近了美国人水平，而美国人的名声是疯狂借贷、信用卡刷爆、月光高负债，可想而知一尊的房价给我国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所以从某种角度，很难相信经济搞得一团糟的一尊，能搞好扶贫。
然而搞好扶贫是一回事，做政绩是另一回事。政府想做政绩，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往里砸钱。
而在我国，不仅能砸钱，还能砸进去一大堆扶贫干部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这些究竟最后是造福了一方百姓，还是给一尊做了个政绩，马上就会在下个经济下行周期迎来考验。
因为普通国家，一般会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大规模借贷救经济，而在经济好的时候，负责的政府甚至还会砍掉点债。然而一尊——前面也说了——是在经济相对好的时候，大规模举债，无论是居民债还是地方债，都是在他任内上天的。
那么既然要把凯恩斯经济学神功倒过来练，现在经济不好了，一尊还有能力给经济上杠杆吗？还能从地方和老百姓的负债中挤出油水吗？
如果城市里那些本来不贫的人，都因为房贷，而变得贫了；那么，那些靠着财政和扶贫干部热血和生命脱贫的人群，是否能在经济下行的周期里不返贫呢？
扶贫政绩生命周期：估计还剩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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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写这么多吧，剩下的咱们就事论事，见招拆招。
通宝推：史料推理,sywyang,wioter,三叶虫,土地革命,mutong,杨微粒,匿名：1
本帖一共被 2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不到三个月，事情已经在快速发展 最近关于腐败问题的报道越来越多，面越来越广，级别也越来越高，从石油公司作风问题到高铁建设，以及正部级官员；还有些类腐败的问题，前段时间支持民营企业的新闻出来后，看到不少人吐槽过去政府、国企一直把项目给关系户等。短短三个月不到，我感觉已经没人再把反腐当成政绩来提了。
扶贫其实也在松动，主要是地方债问题不解决，总会波及到扶贫。前段时间还看到一个视频，说恒大在贵州的扶贫是恒大博取上层欢心、能够在银行海量贷款、在各地大量囤地的重要原因。
令我没有想到的事，现在似乎连内宣两把刷子外交部和解放军如果都出了问题，万一实锤那就太恶心了。我衷心希望军改这项政绩能鹤立鸡群，出淤泥而不染。
事情发展的速度令人多少有些害怕，不过更害怕的是上面的人似乎对此毫无意识，没有看到解决任何问题的姿态，就连所谓的支持民企也是一副不情不愿的模样，也不知是无意识，还是打算正面硬碰硬。
真出现火星撞地球的结果，非国家之福。
家园 粮食丰收时候河南大水，老天都来打颂圣派脸了！ 所有的坏事都是打颂圣派的脸，就等那两个人了。
家园 哈哈，好奇这位是有多绝望，都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天象上了 一个在阴暗角落里念念有词发毒誓扎小人下蛊的巫婆形象油然而出
家园 国内叫击鼓传花国外叫庞氏骗局 雷炸在谁的手里，谁就要认倒霉。
家园 骂苏联的，替换成一尊也不违和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21836051/answer/3023866777
郝宇青：苏联形式主义成灾镜鉴
2013年09月22日11:22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核心提示： 形式主义的大量存在，不仅不利于苏联政治的健康运行，而且也成为苏联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大障碍，甚至可以说，它是苏联解体、苏共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苏联是世界上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就表现出较为严重的形式主义弊病，在某些历史时期甚至泛滥成灾。形式主义的大量存在，不仅不利于苏联政治的健康运行，而且也成为苏联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大障碍，甚至可以说，它是苏联解体、苏共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对苏联政治生活的考察，形式主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政治结构与政治过程的形式主义
苏联政治体制、政治权力的划分与配置、政党制度、选举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制度性安排，应当说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的，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这些具有现代色彩的政治结构，却无相应的功能或功能不全，甚至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形式之下行起了违背民主的做法。例如，按照“议行合一”原则而构建的苏维埃制度，到最后却变成了如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鲍·托波尔宁教授所说的“婚礼上的闲人”。
政治过程的形式主义是政治结构形式主义的结果。政治过程形式主义最为典型和集中的表现就是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形式化，表面上看起来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其实并不是基于民众自觉的政治活动，而是被动员起来的，有时甚至是强迫的。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学者乔治·肖夫林在谈到“斯大林主义的仪式”时说道：“成千上万的人排着整齐的队伍，庆祝党认为具有积极意义的事件，参加为表示支持和平或仅仅为欢迎某个来访贵宾而举行的集会。这些游行集会的目的在于给人一种群众参与的印象”。虽然这种被安排的政治参与对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的劳苦大众具有一定积极的政治意义，可以培养他们的政治参与能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徒有其表的、形式化的政治参与产生了负面的政治效果。
脱离客观实际的教条主义......
藐视人民群众的唯上主义
苏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等级鲜明的科层制官僚体系，而干部任命制、终身制更是强化了官僚体系的等级结构。由于上级掌握着对下级干部的录用、晋升与奖惩的权力，而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群众只是名义上的，这就在苏联直接促成了唯上的官场文化，即只对上负责，并赋以政治忠诚，而对下、对群众可以不负责（尽管在官员的政治言辞里到处可以看到“人民群众”的字眼）。在这种情况下，下级官员对上级领导的逢迎拍马、讨好献媚就成了苏联政治生活中一道特殊的“政治景观”，其极致的表演则是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
这样，官员要对党和人民群众的政治忠诚，却摇身一变而成了对领导人的人格化的政治忠诚。当然，这种政治忠诚还是要打上党和人民的印记的。但这种人格化的政治忠诚也不是纯粹的，掩盖在其背后的仍然是私利的目的。
应当说，在苏联政治体制的设置中，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岗位都有其特定的职责，但是，这种看起来各司其职、各司其责的科层制官僚体系，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却表现出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唯上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唯上主义的刺激下，整个官僚队伍中会形成不同的宗派体系，例如，地方派、部门派以及勃列日涅夫时期因裙带关系出现的“官僚氏族集团”等；在下级官员之间，除了争相对上级领导献媚之外，还会表现出对上级的政治依附心理和工作主动性的丧失，表现出为了官位与权力而彼此明争暗斗，表现出不讲原则的相互扯皮、推诿、不负责任、效率低下等官僚主义的怪现象。这种官僚主义的现象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即现端倪。例如，1922年2月，莫斯科消费合作社为了解决饥荒问题，决定从国外进口罐头，但是由于与外贸部扯皮一个多月仍不能做出决定，到最后只好提交政治局加以裁决。还有像是否增加运粮的车皮和存放粮食的库房、干部休养所的归属问题、是否允许出售外国书籍、谁出国购买机车问题等十分细小的问题都要由党中央、政治局讨论定夺。列宁对此十分反感，并抱怨说：“有些具体的小事情都搬到政治局去解决了。”
不着边际的务虚主义
由于苏联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崇奉的意识形态与其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为了弥补这种差距，苏联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进行了很大的努力。例如，苏联在1928-1937年的两个五年计划里就建成了工业化国家，并一跃而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大国。但是，这种以牺牲个人消费为代价、以政治承诺和政治动员为抓手的、命令型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一条偏颇的道路，它不仅没有带来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均衡发展，也没有带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相应跟进。这种发展模式在初期还能够激发人们的革命热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承诺一直未能得到兑现，人们的革命热情必然处于衰退之中。但这种命令型发展模式犹如上了发条一般延续了下来，而与之相匹配的政治动员也得以延续，因为假如离开了政治动员，包括经济组织在内的各种组织的运行就如缺少了润滑剂。
尽管政治动员并不完全是毫无意义的，但在苏联它却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的实际，越来越不着边际。可以说，苏联政治动员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发动群众运动、树立典型、各种形式的竞赛与表彰等。但在诸多的形式中，会议可谓是苏共最擅长的政治动员模式。从会议的本质看，它是用来商议重大事项的，同时，参加会议的主体应是平等的。但苏联的会议多变成了传达领导的讲话、指示与号召，学习官方文件，下达任务的场所。尽管会议越来越程式化、空洞化，但是，官员们却乐此不疲。因为只要开了会，他们就是在做事，自然也就好向上级交代。姑且不论会议的内容与效果如何，但认认真真走过场，即使造点声势、搞点排场、多花一些公帑、说些“假大空”的话、玩些数字游戏等，那也是不会得咎于上级的。于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的熏陶下，官员们都变成了演说家、宣传家、空谈家和“秀场”高手，他们熟练掌握了一套“假大空”的政治言辞，但也因此，他们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
政治言辞的抽象主义
与上述情况的起因相同，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苏联，其崇奉的意识形态与其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就使得苏共在执政过程中，一时难以依靠具体的政策来赢得民众的政治认同和支持，只能较多地求助于教条化的、向人们描绘了美好未来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运用抽象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等符号和情感，唱一些好听的、空泛的高调，许下一些遥不可及的诺言，以此作为赢得群众认同和支持的武器。
例如，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1936年）、“向共产主义过渡”（1939年）的理论，赫鲁晓夫提出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1959年）的理论。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理论的调门是越来越高，距离现实却是越来越远。尽管勃列日涅夫以其“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对赫鲁晓夫的建设共产主义理论进行了修正，似乎向后作了退却，但并没有拉近和现实的距离。
值得指出的是，在苏联抽象的政治言辞里，还带有鲜明的革命色彩。例如，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际，列宁接受了托洛茨基的建议，把政府称作“人民委员会”，部长称作“人民委员”，因为这样的称呼更具有革命色彩。列宁提出把“带有侮辱的意思”的“雇农”改称“农业工人”。在“大清洗”期间，几乎所有的逮捕和枪决都是以“党和人民”的名义进行的。又如，苏联很多城市都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如把彼得堡改为“列宁格勒”、把辛比尔斯克改为“乌里扬诺夫斯克”、把伏尔加格勒改为“斯大林格勒”等，同时，还有许多工厂、车间也多以“红色”意味的名称命名。这一类革命性的政治言辞当属典型的形式主义作风。
形式主义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政治后果
客观地说，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形式主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它带来的更多的是难以估量的负面的政治后果。具体来看，主要有：民众对政治冷漠，整个社会弥漫着犬儒主义的气氛。一方面，政治结构、政治过程的形式化的直接后果是，政府与民众缺乏交流而彼此隔膜，民情、民意难以表达，即使有所表达，也常常被隔绝于政府的政策过程之外。民众的政治参与屡遭挫折，难免会产生对政府及其领导人的不满，并对自己的政治效能产生怀疑，并对政治心灰意懒。另一方面，从国家领导人那里，民众只能批发到大量空洞的高调和很少能够兑现的许诺，而且国家领导人在要求民众忍受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痛苦和损失时，以他们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却在一边玩法弄权，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甚至为一己之权力和私利不惜大搞政治阴谋，进行残酷的权力斗争。日益让人对政治心生厌恶，难以树立起对政治的信心。
整个国家失去了创新的动力，进而失去了创新的能力。形式主义之下的教条主义有一个基本的假设：苏共所崇奉的理论体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人们只能遵从它，而不能怀疑它。对此，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反思：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一个极其公式化的‘模式’。它是建立在不允许对之进行再认识的意识形态、原则和规范的基础之上的。斯大林对这些原则和规范的解释更使它们成了僵硬的教条。这是半宗教式的信条，它完全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并无情地镇压在某些问题上和某些方面不能听命就范的所有人”。这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创新。勃列日涅夫可谓保守的典型。俄国学者格·阿尔巴托夫是这样评价勃列日涅夫的：思想保守、墨守传统；对新生事物简直就是个过敏反应症患者。”勃列日涅夫（以及像他一样的成千上万个大大小小的勃列日涅夫）的保守，使得苏联社会进入了“停滞”的时期。
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屡禁不绝。苏联的官僚队伍当中盛行的唯上主义，可以说是官员贪污腐败的温床。在列宁时期苏联已出现腐败现象，列宁把“贪污受贿”看作是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三大敌人”之一，并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然而，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是形成了队伍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这一阶层被认为是苏联解体、苏共败亡的重要因素。
当然，形式主义带来的政治后果不止于上述的三个方面，还有诸如政治信息的传递不规范、不透明，以至于人们挖空心思去揣摩领导人的政治意图和政策取向，从而在造成政治运行成本高昂的同时，也导致小道消息、政治流言的盛行；人们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从而造成国民人格的分裂与政治上的伪善等。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苏联政治生活中形式主义的教训是深刻的，是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在反对形式主义的今天，我们谨记邓小平同志的话是有益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家园 啊哈哈，承认苏联形式主义不如天朝，可有点难啊，不过这是 中国历史的习惯呀。
青词，汉语词语，读音是qīng cí，亦作"青辞"；道士上奏天庭或征召神将的符箓，用朱笔书写在青藤纸上，故称。又称绿素；为一种文体。
要说青词的巅峰时刻，那自然是明朝嘉靖皇帝在位期间。嘉靖皇帝是明宪宗的孙子，按照世袭皇位，他原本不可能做皇帝，然而上天眷顾，明武宗去世时没有后代，他就做了皇帝。嘉靖皇帝是兴王的儿子，从小生活在父亲的封地湖广安陆州（今钟祥市），这地方道教文化浓厚，嘉靖的亲生父母都信奉道教，嘉靖于潜移默化中被影响。当皇帝之后，将这习惯带入皇宫之中，常常自己在宫中打坐，进行斋蘸法事。
家园 放着老毛不学，偏偏要学老毛子 通宝推：无此人01,ccceee,家园 大清药丸。连莫谈国事都一样，甚至更甚。
家园 对我来说今天最大的好消息是浙江取消农管 
如果最终属实，这是对农民来说具有极大的意义，也是近几年为数不多的在农民强烈反弹之后撤销的政策。也是近期针对农村的众多奇葩政策之后为数不多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