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 达萨

一个教训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145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肿病的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

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

别的省份，则可能有的地方要犯像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他们如果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在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

千钧重担压下去，是乡干部（基层）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干，少于一点就被叫作“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

解决办法：

（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

（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记者对一切事物应保持冷静的头脑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传达）

　　作报纸工作的，作记者的，对虚和实的问题，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

　　矛盾有正面，有侧面。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群众运动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面去看，对运动的成绩和缺点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好事情也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比方瞒产？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好多年吃不饱，不够吃，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

　　虚报不好，此瞒产有危害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为什么虚报？干部作风固然有关系，但也因为有人喜欢虚报。如果虚报一万斤，你说这不是事实，他就不报了。因为他说他报的不实，如果你说他报的还不够，他就更会虚报。

　　紧张好不好？没有紧张就没有跃进，跃进必然紧张，紧张形势有好处。

　　我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当时湖南的形势是：农会的威信很高，农会说一句，地主富农非照办不可。说坏话的人站不住脚。这种空气，说明革命高潮。现在农村有一种形势，人人说干劲，个个说跃进，无人敢说坏话。这是好的，不能说不好。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提意见的人少了，这也不好。有些任务分明完不成，有些作法显然不妥当，也不敢提意见，这就不好了。大家鼓足干劲，苦战几昼夜，要的。但有许多人累得病了，甚至死了，就不好了。所以，对紧张这件事情，要两面看，适当加以调整。

　　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强迫命令，不好。为什么要有强迫命令？一定的强迫命令是需要的。如果什么事都命令，就不好了。有些事情也并非强迫命令，例如党委的决议，一定要办。总要有集中。集中的过程要有民主。要提倡民主作风。反对强迫命令。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强迫命令”，不反对。要反对命令主义。

　　记者要善于比较。唐朝有个太守，他问官司先不问原告被告，而先去了解被告周围的人和周围的情况，然后再审原告被告。这叫做勾推法。这就是比较，同周围的环境比较。记者要善于运用这种方法。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如果别人说全好，那你就问一问：是不是全好？如果别人说全坏，那你就问一问。一点好处没有吗？

　　现在全国到处乱哄哄的，大跃进。成绩很大，头脑热了些。

　　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这种思想方法首先是各新华分社的记者、北京的编辑部要有。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

　　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静。

对《人民日报》的两段指示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说，主席在郑州谈话（一九五八年）时，对《人民日报》提了两点意见：

　　从九月份以来，宣传的火力比较集中。九月份以前，中心还不突出。《人民日报》总要冷静些。（有人又说．要当头脑冷静的促进派。）《人民日报》在三年困难时期，登了那么多鬼戏，宣扬有鬼无害论，至今没有进行批判，欠了账不还是不行的。迟早都要还。

　　《人民日报》一方面宣传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一方面又宣传有鬼无害论，自己把自己置于什么位置。

对大跃进报导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末于武昌）

　　要实事求是，不要浮夸。要作冷静的促进派，要鼓实劲，不要鼓虚劲，冲天的干劲要与严格的科学的态度相结合。

在武汉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一）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

　　作什么事情都要中央与地方、条条与块块相结合，这么一种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的方法，否则搞不好。这次是不是泼李富春的冷水？计划要积极可靠，放在稳妥的基础上，还要鼓气，不要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接受一九五六年的教训。地方也有条条与块块的关系。第一书记是块块，分工的书记是条条，也要结合。第一书记要和工业书记结合。北戴河会议一股热情，三千万吨，当中一千万吨是主观主义，事非经过不知难。（总理插话：确非神秘、并不简单。××：钢铁的指标各地还可研究，减一点对国家的计划不会受影响。钢、电、交按第二个方案。其他指标按第一个方案。）

　　六号、七号开中央全会，要不要提纲挈领讲一下，计划搞一个时期再看看。明年七月一日再定。粮食原来并没有计划翻一番，开了几次会议就提上去了。农业的“八字宪法”只管地，不管天（管不了日照和空气），天、地是对立的统一。好的东西不要字数太多，老子一辈子只写了五千多字。工业与农业不同，工业方面的相互关系牵制很多，搞钢必须搞煤、电等等，缺一环也不行。农业方面相互关系牵制比较少一点。党、群众、技术人员三结合，试验田、高产是对人类的一大解放。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三三制打破了许为保险系数，还是写进去好，时间上再灵活一些，再修改一下，全国大多数地方每人一亩左右。

　　人民公社再讨论两天，作好修改。这次很多问题展开了，回答了城市要不要办公社，肯定要办。民兵和家庭问题，杜勒斯攻击我们，说我们是奴隶劳动，破坏了家庭。资本主义早破坏了家庭，金钱关系，父不认子，各人开解。我们现在公社会养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工资差额略为展开一点四清左右或者更多一些。认为农民有平均主义倾向，但也不能过重悬殊，但也不能没有差额。苏联的工资差额悬殊太大，我们不照样学。将来，这样一点工资算什么？十五元算什么？总得有三十元，四十五元了，都提高到几十元差别就没有了，这是指的乡村。城市的差额还会更多一些。这是必要的，城市里不要砍掉黄炎培、梅兰芳、教授的工资，将来社会产品丰富起来，低工资提起来，完全接近了，就进入共产主义了。所讲按劳取酬和各取所需的问题，如何平均？由下长上去。

　　作风问题，以半天时间谈一下。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强迫与报假，枣阳县一个文盲未扫除，报告说是消灭了。强迫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阶级异己分子，一部分是蠢人。强迫命令的人究竟有多少？百分之一、百分之五、还是百分之十，今年十二月或明年一月，各地都要开党代表大会，谈谈作风问题。

　　今年下半年出现了两个大问题，一为人民公社，二为以钢为纲。大家有点紧张，现在搞条例，心情就舒畅了。人民公社文件是从郑州会议搞起来的，有所准备。计划会议是条条搞的。华东现在走下坡路。过去没有想那些条件．有煤炭也运不出来。

　　一九五九年的农业生产，今年粮食是七千五百亿斤。明年增到三千亿斤，达到一万零五百亿斤，每人平均一千五百斤以上。苦战三年。达到每人两千斤。薯面也还要有一点。今年来一个以多报少方针，留有余地。棉花今年报六千七百万担，明年一亿担。粮食收成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增加一倍左右？可以写增加百分之九十左右比较妥当。吃饭问题。究竟把话说满好，还是留有余地？明年春天会不会有的地方吃不到三顿干饭？广东下命令一天三顿吃干的。山东的群众说，现在吃煎饼，明年春天怎么办？现在粮食摸不到底，是否现在少吃些，以后多吃些。各地议一议。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

　　讲些意见，不是结论，决议就是这次会议的结论。

　　一、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四月成都会议、五月党代表大会没有料到的。其实四月已在河南出现，五、六、七月都不知道，一直到八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作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我们曾经说过，准备发生不吉利的事情，最大的莫过于战争和党的分裂。但也有些好事没料到。如人民公社四月就没料到，八月才作出决议。四个月的时间在全国搭起了架子，现在整顿组织。

　　二、保护劳动热情问题。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以多报少。以多报少危险不大，以少报多就很危险，一百斤报五十斤，不怕，本来是五十斤报一百斤就危险。主要的毛病在于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只注意生产。怎么处理？犯错误的人在干部中是少数，对于犯错误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一次、二次……不予处分，作自我批评就够了。大家议一议。不能以我一个人的意见，就作为结论。对于严重违法乱纪，脱离群众的干部，约占县、区、乡干部的百分之一、二、三、四、五到此为止。各地情况不同，应加以区别。对这一些人，应该予以处罚，因为他们脱离群众，群众很不喜欢他们。没有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不处分的方针，就不能保护干部。就会挫伤干部的热情，也会挫伤劳动者的热情。没有对严重违法乱纪的一部分人。经过辩论，区分情节，给以轻重不同的处分，也会挫伤群众的热情，有些特别严重的要做刑事处理。总之，要有分析，其中有些是阶级异己分子，有些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但情节恶劣的，如打人、骂人押人、捆人，要给予处分。湖北已经撤了一个县委第一书记，他在旱情严重时，没有抗旱，而谎报抗旱。总之处罚的要极少，教育的要极多，这就是能保护干部的热情。也就保护了劳动者的热情。对群众中间犯错误的人。方针也是如此。

　　三、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问题。这个口号是否适当？三年办得到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同志提出来的。开始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釆取了这一口号，那时是指农村讲的。后来不知那一天，推广为“苦战三年。改变全国面貌”。曾希圣想说服我，拿出三张河网化地图，说农村可以基本改变。农村也许能够办到，至于全国，我看还要考虑一下。三年之内，大概能够搞到三干到四千万吨钢，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搞三、四千万吨钢能说基本改变了面貌？这个标准，我看提的低了一点，不然，以后就没有什么改头了。以后五千万、六千万、一亿、二亿，算什么呢？我看大改还在后头呢！因此三年内还不能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到一九六二年大概有五六千万吨钢。那时也许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那时就有英美今天的水平了，是不是到那时还不说基本改变。因为六亿多人口的国家，面貌改得这样快，化装都化好了？到底怎么说好，值得商量一下，因为报纸已在大宣传。或者提五年基本改变，十年到十五年彻底改变，如何最好，请同志们考虑，或者超过英国叫基本改变，超过美国叫彻底改变。勉强去超，累得要死，不如稍微从容一点。假如不要这么多年，三年、四年就完成了怎么办？能提前实现也好嘛！提前的时间长一点，结果时间缩短了，我看也不吃亏，曾希圣有一个办法，无非是当“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开始搞八亿土石方。以后翻了一番，变成十六亿。八亿是机会主义，十六亿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几天又搞了三十二亿，十六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后来提高到六十四亿了。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马克思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

　　四、党内外某些争论问题：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党外有各种议论，大概有几十万、几百万干部在议论，有一大堆问题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没有作全面分析，深入分析。国际上也有议论，大体上有几说：一说是性急一点，他们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未作历史分析，形势分析，国际分析，这些人好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对着这一方面讲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有了这个决议，经过这个决议，经过几个星期，几个月，他们在实践中、辩论中可以大体上搞清楚。“左”派永远会有，也不怕。只要大多数干部思想统一了。就好办了。可能有少数干部，他们是好同志，为党为国，他们认为太急了，他们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不是站在对立面的，他们有顾虑，恐怕我们跌交子，这些人是好人，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因为我们并不那么性急。这个决议主要锋芒是对付性急的，也给了观潮派、算账派以答复，他们是不怀好意的，他们不懂得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而且时机已经成熟。

　　两个过渡，如何过渡，这两个月发生了这个问题，发生了很好，就给予答复。这个问题成都会议没解决，郑州会议作了些准备，经过一个月，已经成熟。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从马克思讲起已有一百多年了。列宁十月革命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了，我党搞根据地也有三十多年了。全国胜利也有九年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不成熟的，应该说答复这个问题的条件是成熟了的。现在国内国外对这个问题议论甚多，杜勒斯也在论议，他说我们搞奴隶劳动，破坏家庭，说我们剥削太多了，积累太多，因而建设的速度快，他们剥削少。所以速度慢。中间阶层、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也都在议论纷纷。各国无产阶级、外国同志出来为我们辩护，他们的根据就是北戴河会议和报纸上的消息。我们如不做答复，一大堆混乱思想就会蔓延开来，社会出现很多无政府状态，各搞各的，省，地管不了县，县管不了社，成为脱缰之马，所以一方面反对太急，一方面答复这个问题。

　　五、研究政治经济问题。在这几个月内。读一读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拿出几个月时间，各省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联系实际研究经济理论问题。目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郑州会议我曾经提过这个建议．我写了一封信建议大家研究。

　　六，研究辩证法问题。郑州会议时。不知是那位同志提出“大集体，小自由”，这个提法很好。如果“大自由，小集体”，杜勒斯、黄炎培、荣毅仁都会欢迎的。

　　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两条腿走路是对立统一的学说。都是属于辩证法范畴的。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一九五八年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几个并举。还有管理体制——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各级分级管理，从中央、省、地，县、公社一直到生产队。都给他一点权。完全无权是不利的。这几种思想，在我们党内已经确立了，这很好。小土群，大洋群也是并举的，还有中洋群，例如唐山、黄石港不是中吗？有没有小洋群？也有。还有洋土结合群。总之，复杂得很，这些事在社会主义阵营，有些国家认为是不合法的。不许可的，我们许可，在我们这里是合法的。许可好还是不许可好？还要看几年。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啥也没有，穷得要命。搞些小土群也好嘛！专大的太单调。在农业中也是很复杂的，有高产、中产、低产同时存在。实行耕作“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北戴河会议抓着了提出了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休闲、三分之一种树。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又提出“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人不喝不行。植物不喝也不行。

　　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是对立又是结合，是对立的统一。集体所有制中包含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核心因素。它的根本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并且包含有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尤金最近说，中国提出集体所有制中包含有共产主义因素是对的。说苏联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中，也包含着共产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社会不允许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中，应该也可以允许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斯大林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把三种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绝对化，截然分开，是不对的。

　　以上这些可否都讲成辩证法的发展。

　　郑州会议提出“大集体，小自由”，现在又提出抓革命又抓生活。这都是辩证法的推广。武昌会议又提出实事求是，订计划又热又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当然这个决议，想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可能。我看这个决议慢一点发表为好。只发表一个公报明年三月人代会上发表，这和我们的雄心大志相符，避免了由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而产生的某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比较有根据。比较有科学分析了。对于钢的问题。明年搞三干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过去我也想过一九六二年搞到一亿或者一亿二千万吨．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忧虑这些钢谁用，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后来又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一是可能，一是需要，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累得要死，因而对可能性发生问题。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一九六二年一亿二千万吨，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把盘子放小——一千八百至二千万吨。是否不能超过呢？到明年再看，二千二百至二干三百万吨都可以，行有余力则超过嘛，现在要压缩一下，不一定订那么高。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去超过我们的计划，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实践。包括我们领导干部的努力和群众的实践在内。提得低，由实践把它提高，这并不是机会主义。从一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万吨，成倍的增长，全世界从古以来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主义”。这里也要联系到国际主义，要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联系起来。要和整个世界工人阶级的国际团体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抢先。现在有些县总是好抢先，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实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应该是鞍钢、抚顺、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像样子。有没有可能也是问题。苏联的科学家有一百五十万，高等知识分子几百万，工程师五十万，比美国多。苏联有五千五百万吨钢，我们还只有这么一点。他积蓄的力量大，干部多，我们才开始。所以可能性也是成问题的。赫鲁晓夫提出的七年计划，还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提出两种所有制，逐步合一，这是很好的事。一个不应该，一个不可能．即使我们可能先进也不应该（先进）。十月革命是列宁的事业，我们都不是学习列宁吗？急急忙忙有何意思！无非是到马克思那里去请尝。如果那样搞，可能在国际问题犯错误，要讲辩证法。要注意互相有利，辩证法有很大的发展，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七、郑州会议搞的十五年纲要，这次搁下没有谈，可能不可能，需要不需要，都缺乏根据，不仅缺乏充分的根据，而且缺乏初步的根据，苏联和美国的经验，都不能证明搞那么多，是不是可能？就是可能了，也找不到买主。因此目前不定这个纲要，我们可以每年到冬季拿出来谈一次。明年，后年，大后年都不作这种长期计划。大概到一九六二年可以作一个长期计划，再早是不行的，全党全民办工业搞了几年，可能和需要的问题也许到那时可以看出一点。这次会议没有谈。收起来了，有些同志失望了。

　　八、一九五八年军事工作有相当大的发展，一是大整风，二是官长下连队当兵，三是参加生产，四是大办民兵。自从六月在北京开整风会议后，各级一直开下来，到现在可能已经开得差不多了。训练，这件事，也不能丢，如果全去整风，生产、炼钢、搞公社、搞水利，那也不行，军队总是军队，训练是经常任务。

　　九、关于教育制度的改变。实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制度这也是一件大事，当然也发生了一点问题。例如，有的学生不想读书，劳动搞出味道了，如果很多人不想读书就成了问题。成了问题就开会，开了会又会读书。

　　十、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东西。食堂、托儿所、公社会不会巩固？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与垮台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如果不准备，就会大垮其台。巩固与垮台是对立的两面，我们的决议是为了使它巩固，如果不垮几个就不好巩固。譬如，托儿所死几个娃娃，幸福院死几个老头，幸福院不幸福．还有什么优越性？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也不会垮，是不切合实际的。搞的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在上海时，一个中央分裂为两个中央，在长征中与张国焘分裂，高饶事件是部分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份在领导集团内发生了分裂。人身上海天都要脱发、脱皮，这就是灭亡一部分细胞。从小孩起就要灭亡一部分细胞，这才有利于生长。如果没有灭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说不做，实际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灭亡总会有的。没有分裂．不利于发展。整个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整个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和国家，是要灭亡的。但在它的历史任务未完成前，是要巩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避免大分裂。大型、中型的分裂是暂时的。匈牙利事件是大型的，高饶事件、莫洛托失事件是中型的。每个支部都在起变化，有些开除，有些进来，有些工作很好，有些犯错误。永远不起变化是不可能的。列宁经常说：国家总有两种可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我们中华人为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宁是不隐讳灭亡这种可能性的，我们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不要否定这种可能性。我们手里没有原子弹，打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占北京、上海、武汉，我们打游击，倒退十几年，二十年，回到延安时代。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准备，大搞钢铁，搞机器，搞铁路，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门打炮，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钢一千零七十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强。还是“一穷二白”，手无寸铁，一事无成。现在不过有一寸铁而已，国家实际上是弱的，在政治上我们是强国，在军事装备上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苦战三年能否改变？三年恐怕不行。苦战三年，只能改变一部分，不能基本改变。再有四年，共七年时间，就比较好了，就名符其实了。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现在外国人吹的很大，许多报纸尽是大话，不要外国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其实今年好钢只有九百万吨，轧成钢材要打七折。只有六百多万吨。不要自己骗自己，粮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们讲七千三百亿斤，即翻一番多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们只怕没有，有没有，没有查过，在座诸公都没有查过。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恩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少次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匈牙利事件．万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几。三十万党员变成几万，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帝国主义的灭亡，则是永久的。社会主义的挫折、失败、灭亡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即使完全失败，也是暂时的，总要恢复的。一九二七年大失败，以后又掌起枪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都要准备。“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了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个别的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两种可能性都谈，没有坏处．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几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愿死的，争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还有点阿Q味道，但是一点阿Q味道也没有。也不好活。

　　十一、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问题。这次要做个正式决议，希望同志们赞成。要求三天之内，省里开一次电话会议。通知到地、县和人民公社，三天之后发表公报，以免下边感到突如其来。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可能有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退却，要争取超美后才去见马克思嘛！

　　十二、国际形势。今年这一年有很大的发展。敌人方面乱下去，一天天乱下去，我们方面好起来，一天天好起来。每天的报纸都证明这一点。真正丧气的是帝国主义。他们烂、乱、矛盾重重，四分五裂。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好过的日子过去了。他们没有变成帝国主义之前，只有资本主义时代是他们的好日子。现在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灭亡的时代，我们的情况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当然，也要估计到还有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并且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有那么一些人想冒险，最反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大多数是不愿打的。

彻底纠正五风（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插话的节录。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在北京召开。

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

这是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的信件。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此件请各同志阅读，并请转发到县级党委。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

在一些县、社中，去年（1959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1959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

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

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这是毛泽东于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电文，后被编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

　　要多谋善断。第一要多谋，第二要善断。

　　什么叫多谋呢？就是要听听不同的意见。先跟我们这些人谈一谈，交换交换意见。

　　要谋于秘书，谋于省市党书记，谋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谋于农民，谋于厂长、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组长，谋于工人，谋于有不同意见的同志。

　　要当机立断，不要错过形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要善于观察形势，才能当机立断。

　　缺乏当机立断，还是对形势观察不妥，断得不恰当，就是有一点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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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有余地，成都会议上就讲过留有余地，后头不留有余地了。我们过去打仗，是用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以至七倍的兵力来包围敌人，这是留了很大的余地。你一个团，我用三个、五个、六个、十个团，有几个团的后备，总可以把它吃下。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而现在我们搞工业很多是打没有把握之仗，打没有准备之仗。

我就怀疑搞工业的同志们是否真正积累了经验。

积累了一些，还有一些没有积累。工作方法有相当大部份不对头。

比如就不晓得多谋善断，留有余地。

这是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问题。

对湖北省委报告麻城经验的批语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

　　〔说明〕读者来信指出，《对〈陶××同志关于五级干部会议的报告〉的批示（节录）》网页中误舛入此文，现另为制作网页，留待继续查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旧账不能不算这句话，是写到郑州讲话去了的，不对。应改做旧账一般要算。算账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拨出身来，一身干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