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尊的政绩会在两年或一年内耗完 -- 拜吨

六十周年国庆献礼大片《建国大业》中有“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之说。其详细情节是：当蒋介石听完蒋经国关于上海孔家腐败的汇报后，无可奈何地说“这腐败啊，已经到了国民党的骨子里了。反吧，亡党；不反吧，亡国。难啊，难啊！”

当前中共和中国反腐败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必须彻底清除中共内部的害群之马；另一方面必须进行制度建设的根本改革，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建设，通过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防止出现新的腐败现象。

否则反腐败的问题上就会出现松懈甚至“踩刹车”现象，那么，中共和中国的反腐败将会全面失败。到时候我们除了“重上井冈山”还有别的出路吗？

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的二十多年时间里, 官员贪腐现象与日俱增。尤其是抗战中后期及全面内战时期, 国民党官员依仗抗日有功, 居功自傲, 贪腐明目张胆、变本加厉, 官僚腐化比较北洋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连美国政府都因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而对其丧失信心。1944年6月,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在给来华的副总统华莱士的文件中写道:“政府的与军事的机构, 自上到下, 被空前庞大的与公开的贪污所浸沉败坏。”1947年7月, 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率调查团访华, 在对南京、北平、天津、汉口、沈阳、旅顺、青岛、济南、台湾等地进行考察之后, 魏德迈等人对国民党官员的腐败无能深感震惊。8月22日, 他在国民政府全体部长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 指责“各级政府贪污和办事无效能”, 要求国民党政府罢免贪污和无能的官员。蒋介石很早就知晓充斥于国民党党部、各级政府、军队当中的贪腐行为, 一开始他本人也下定决心, 采取了严厉措施惩治腐败。

抗战中后期及全面内战时期, 国民党官员的腐败行为日益增多, 轰动一时的腐败大案就有1941年的林世良受贿包庇走私案, 1943年重庆币案, 1945年美金公债案, 1948年金圆券泄密案等。接收日本投降期间, 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更是借接收之机大捞特捞, 接收变成了“劫收”, 已成当时官场的风气, 被老百姓戏称为“五子登科”。

面对党内频发的贪腐, 国民党蒋介石制定了极其严厉的惩腐刑罚, 并通过党务、组织、专门反腐运动等在诸多领域进行反腐。

仅在1942年, 由蒋介石亲自批示严惩和枪决的贪腐分子就达多人。

1月, 军需署秘书蒋孝安赴港办公后返渝, 被海关及特工人员查出私带九粒钻石, 蒋介石批示立即枪决, 可根据相关法律, 罪不至死。21日何成浚日记记载:“据法官签呈:海关条例带私偷税者, 只没收其货物。再公务员经商者, 亦只受行政处分, 此外更无罚则……其所犯罪刑, 实不如此重大, 委座或以其为同宗人, 予以严惩, 以儆其他。”

7月, 贵兴师管区司令胡启儒, 因犯贪污及杀人罪, 蒋介石批示枪决。“胡启儒判处死刑后, 有重要军官廿余人, 联名呈请委座, 贷其一死, 改为无期徒刑。委座亲批云:‘此何等事, 妄加干涉, 置国家法纪于何地。其列名者, 均记过一次示儆。’委座之整饬法纪, 毫不假借, 作奸犯科者, 应知所戒惧也。”

9月, 成都航空站站长马祯祥, 代商人运货, 有舞弊嫌疑, 蒋介石命令军法部讯究, 军法部查不出马祯祥犯罪证据, 无法办理, 乃以其行为不检签请予以行政处分, 蒋介石不准, 于是签请监禁一年, 蒋介石批示:监禁十年。24日, 何成浚在其日记中说:“现一般公务员作奸犯科者, 日益加多, 委座采刑乱世用重典之主张, 亦子产所谓‘火烈民望而畏之, 故鲜死焉’之至意焉也。寓宽仁于严峻, 用心良苦矣。”

10月, 桂林办公厅科长黄勋与荣誉军人管理处副处长秦开明假借职权, 营私舞弊案。蒋介石批交军法部讯办, 军法部判秦开明无期徒刑, 黄勋有期徒刑十年。蒋介石得知后亲批, 着一律枪决。

1940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 李宗黄等12名中央委员联名提议:“为节制党员过度享受, 以防腐化, 并加强党的经济基础起见, 由中央制定党员财产及所得最高限度标准, 凡超过此标准者, 作为节约储金。”

抗战胜利后, 1945年12月5日, 蒋介石亲自审核《肃清贪污运动大纲》及《整理党务方案》, 8日在他的日记中说:“《整理党务方案》《肃清贪污运动大纲》均已核定, 中央党政小组会议亦已成立, 惟秘书组织尚未着手。”

1946年3月,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作出的对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提出“统计接收人员贪污案件, 将案件有关最多之主管官立即免职。”

在1947年9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当前组织纲领》的决议案, 在“二、党员”中规定“党员团员应一律重新登记为党员”。党员标准须具备“反内战、反贪污、反官僚主义者”。“有贪污行为者”“拒绝登记财产者”不得为本党党员。“党员财产应依规定登记, 并特别注重于党的各级干部及从政党员与服务于公营事业及金融机关之党员。”在“五、纪律”中规定“贪污有据者, 开除党籍”。“登记财产不忠实者, 予以处分;拒绝登记财产者, 开除党籍。”

此外, 国民党蒋介石还发起了“肃清贪污运动”、“自力更生运动”、组织“勤俭报国会“等一系列活动, 企图通过组织运动方式遏制党内腐败, 结果收效甚微。

1947年以后, 国统区物价飞涨, 货币贬值, 经济动荡, 国民党内官员贪污腐败已经发展成普遍现象, 蒋介石认为国统区经济动荡的根源在于官员的贪污腐败和官商勾结投机倒把, 只有对贪污腐败和投机倒把进行严厉的打击才有可能缓解经济上的危机。而在蒋介石看来, 国民党上层已经腐败, 不可依靠, 只有从基层吸收一批新生力量才能为自己肃贪所用。于是在1947年蒋经国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在北平组织成立了反贪污运动的具体机构———“燕廉”。燕廉“物色一批清廉自持的人组成核心, 查办平津各地的大贪污案, 特别是有关接收的重大贪污问题, 然后把各个案子通过这个组织直接送蒋介石核批处理。”燕廉没有定期的集会, 一般在聚餐时采用漫谈的形式展开讨论, 但是开会不允许签名和做记录, 最后把成员收集到的情报署名“燕廉”直接向蒋介石汇报。当时被燕廉检举揭发的贪腐接收官员有石家庄专员高挺秀、保定警备司令池凤城、唐山专员刘培初等。但是, “这个运动, 始终没有大搞起来, ”“只是在1947年后半年到1948年前半年这一阶段, 有点活动。”

1948年8月, 蒋介石为了防止国统区经济的总崩溃, 解决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 缓解国民政府的财政困境, 在司徒雷登的帮助谋划下, 决定实行“经济紧急处置方案”。“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以8月19日的物价为最高限价, 公开向社会发行“金圆券”, 强制限期以金圆券兑换社会上所有人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外汇等, 逾期不兑换并持有者将被严惩。蒋介石为加强对经济的管控, 在全国设立天津、上海、广州三大经济管制区。鉴于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的重要位置, 币制改革在上海的成功极端重要, 蒋介石任命蒋经国作为上海经济管制的督察专员驻沪专门“打虎”。8月20日, 蒋经国到上海走马上任, 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

首先, 蒋经国组建了一支较为忠诚可靠的“打虎队”, 主要成员是由“三青团”骨干组成的“戡乱建国总队”和上海组建的“上海青年服务总队”。8月“打虎队”和上海市的军警及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 并且喊出了“只打老虎, 不拍苍蝇”的口号。其次, 蒋经国通过对外发布命令和演讲的方式表达他此次打虎的决心和管制经济的办法。他在9月12日作的《上海何处去》的演讲中认为, 上海许多商人发财的两大武器“一是造谣欺骗, 二是勾结贪官污吏”。再次, 拍打了一些“苍蝇”和“蚊子”, 暂时稳定了上海的经济和物价, 为国民政府掠夺了巨额的资产。70天的“打虎运动”中, 蒋经国确实拍打了一些“苍蝇”和“蚊子”, “把泄露经济机密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判刑;把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等人枪决;把囤积居奇的商人王春哲判处死刑, 又把包括一部分巨商大户在内的商人六十四名关进监狱。”上海滩当时的黑社会大佬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被蒋经国判刑并罚款。最后, 无力惩办“大老虎”孔令侃的扬子公司, 黯然离沪, “打虎运动”宣告失败, 上海物价立即暴涨。蒋经国导演的轰轰烈烈的上海滩“打虎运动”在历时70天之后, 虎头蛇尾、草草收场。

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李宗黄等12名中央委员联名提议的“党员财产及所得最高限度标准”就没有得到采纳;蒋介石本人亲自核定的《整理党务方案》《肃清贪污运动大纲》也没有最后实施;六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国国民党当前组织纲领》决议案“党员财产登记制度”也只是停留在文件上。这些停留在文件报告当中的所谓反腐计划、措施, 不是“惟秘书组织尚未着手”就是“其办法另定之”, 甚至规定了也不执行。“燕廉”报告给蒋介石的检举揭发接收官员贪腐的材料, 也没有回音。

1952年国民党七全大会之后，党内整顿工作继续进行。在改造运动中，党员归队后，中央改造委员会还高举“淘汰腐恶分子”旗帜，对党员进行教育训练，并规定八种人为“腐恶分子”，一经核实，立即清除出党。这八种人为：

　　一、变节通敌者。

　　二、有跨党变节之行为者。

　　三、有违纪反党之行为者。

　　四、有贪污渎职之行为者。

　　五、生活腐化、劣迹显著者。

　　六、放弃职守、不负责任者。

　　七、信仰动摇、工作弛废者。

　　八、作不正当经营，以取暴利为目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