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说邓和毛的一个小故事 -- 史文恭

“省委主要领导人（狸井泉）主观臆断，独断专行，搞瞎指挥。举的例子就是破坏了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冬水田制度。他不管水利条件如何，硬性规定必须放多少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小麦收后马上要栽秧，天不下雨，田中无水秧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为了表面好看，他还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高产路”，把远离公路地方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只图表面好看，造成新的“一平二调”。同时还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都要同时栽种收割。”

有个霍邱县的例子：

“我采访了1959年的县委常委、1960年的县委副书记张德新，

张德新向我介绍了县里的情况。1962年初，中央召开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县长代表本县参加。为了上报死亡人数问题，县委常委开了两晚上会，最后决定了7万人的上报数。这里顺便交代一句，后来我终于从县志第三章“农业”中找到一句话：“1959年至1960年两年，全县非正常死亡农业人口七万多人”。显然这个“七万多人”来自县常委会议决定的上报数。“七千人大会”期间，省委给县委打电话，要求如实上报死亡人数，这次报了十二三万。这位当年的副县长十分肯定地说，实际上死亡的人要多，估计在十六七万，至少不会少于15万。”

“六安行署计划委员会1980年编写的六安地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8年）》（上册），霍邱县1959年死亡人数为9670，1960年为41360人，两年相加为51030人，资料上的死亡人口总数只相当于这两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