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说邓和毛的一个小故事 -- 史文恭

（1）事先带有偏见的调查组

据李坚的回忆：1960年春以来，中监委不断收到下边干部群众的来信，反映安徽省一些地方有得肿病死亡和饿死人的问题。中监委对这些反映非常重视，当年曾先后三次派员和工作组到安徽调查了解情况。三次工作组下去之后，都查出有些地方确有来信中所反映的严重问题，但是却都“无法查实饿死人的具体数字。”这里解析：一个地区死人的数字，当时包括因肿病而死的人和因患各种疾病而死的人，以及事故和正常年老而死的人与饿死的人，这是几种不同性质的问题，而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要正确地把这些情况区别开来，都是一个十分复杂、困难的问题。在这种无法科学确认的情况下，当时中监委三次工作组都没有确定安徽全省饿死的人数，不能不说是一种负责任、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相对于那种轻率、武断下结论的做法，要老实、慎重得多。然而当时中监委领导却不满意于这种调查，他们一定要得出安徽饿死多少人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中监委又派出当时的农村处处长李坚任调查组组长，再次前往安徽，即是说一定要查出安徽饿死多少人的具体数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李坚调查组想出了一些招数，如事先商量好，提前下车，对安徽的干部来个“措手不及”、突然出击等。可见其是抱着势在必得的心志，一定要拿出一个令领导满意的数字为战绩。

（2）所谓饿死人的数字主要是来自一部分干部的汇报

李坚在回忆中极力说明，安徽饿死人的数字是根据其亲自“听到”、“看到”的第一手材料得到的，因而是真实的。那么就看看他究竟听到什么、看到什么吧。在全省饿死350万人的数字中，仅蚌埠、阜阳地区就各有100万之多。李坚在回忆中明确说，这100多万分别是根据蚌埠地区监委的一位同志和阜阳地委书记汇报的。他说：“之后我乘安二飞机到了阜阳，在阜阳，据地委书记魏超云汇报，当地饿死人数是100万左右。”解析：查历史资料，1959年阜阳全地区总人口是800万，其中农村人口不足700万。按照魏超云的汇报，当时全区饿死人口就占总人口的七分之一。这么大的数量几乎平均每户就有一人，那么必然到处看到尸骨横陈的状况。又由于各县的灾情是不会均衡的，对于部分重灾的县、社来说，必然会有一些村人口灭绝的情况，否则绝对凑不出饿死100万的数字。然而，无论当时的李坚还是任何人，有谁看到过阜阳有尸体横陈的状况吗？有任何一个大队、公社人口灭绝的例子吗？既然从没有人看到过这种情况，那么对于正常人来说，谁会相信全地区饿死100万人是真的？而当时的蚌埠地区，总人口不过300万，而其中饿死100万，更是不可设想。如果那样，必然有大量人口灭绝的无人区。这种事实谁见证过？然而它却存在于中央调查组之口！这里人们不免还会想：那位地委书记魏超云所谓“饿死100万人左右”的数字又是从何而来？在当时那种上级需要什么数字下级就会提供什么数字的风气下，这“100万左右”之数岂不是脱口可出吗？而且下面越是把灾情说得严重，就可以得到上级更多的救济，何苦而不为呢！当初一些干部曾吹嘘过亩产万斤，当形势一变，焉知他们不会虚报饿死上万人的数字？问题是，作为中央大员的李坚，竟把这种哄骗上级的把戏信以为真，如获至宝，而且还美其名曰是“来自实际调查”！

（3）全省被饿死350万人的数字是如何得出来的

李坚说：“从生产队到公社，再到每个县，统计数字逐级汇总，最后，得出安徽全省饿死人350万的数字。”俨然是一副认真负责、胸有成竹而又充满自信的工作方式。然而，读者在其叙述中既没有看到调查小组对全省各基层生产队、公社逐一调查访问的经过，又没有看到提及的各县、公社饿死人的详细报表、名单，以及统计和核查的情况，那么所谓“逐级汇总”怎么可能存在？岂不整个是以偏概全、以个别代替整体方式的主观臆测和估计吗？如果李坚等人手里真有那种所谓“逐级汇总”的统计材料，那是最有说服力的实据，那么何不爽快拿出来，公示于众，让人们一看究竟，何需发如此漏洞百出、令人存疑的文章？这个“逐级汇总”的材料纯属子虚乌有，而有的只是李坚的编造和臆估！读者从安徽省公开出版的《张恺帆回忆录》中看到这样的报道：“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而按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的估计，大概为500万人。（根据《张恺帆回忆录》，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数等，安徽饿死约500万人。）——从这里看出，在关于安徽饿死人这样重大问题上，在高层官员中竟有如此多种数字：40万、400万、500万，还有中监委李坚调查组的300万、350万。而且相互间差别如此之大！读者相信，如果再有官员出面追问，定还会有其他不同的数字出现。饿死人的多少，完全成了官场中的一种政治需要、否定前人的一种手段。这里充分证明了这些数字的荒诞不经，毫无客观真实性可言。当官员们杜撰如此庞大的死人数字时，是否想到当时安徽全省的农村人口才只有2997万，假如其中有上百万、四五百万人被饿死，那就是说平均每六人中就有一人，家家都有人被饿死，并必然会有大量人口灭绝的情况。如此涂抹事实、违背常理的行径岂能欺骗得了广大百姓吗？尽管有人提供出多少个别凄惨、逼真的具体事例，但也改变不了总体的客观事实吧！

本文是自《澄清史实——对新中国前三十年若干历史问题的研讨》中摘取的一篇文章。该书是由燕凌斯小组撰写的。今日转载于此，希望更多人能看见这篇文章，若侵犯了创作者的权益，请联系我删除。

神奇的一千万整数　　

柳鲲鹏

2010-6-13

关键字：反毛先锋 李成瑞 一千万

简介：李成瑞在1984年《统计年鉴》编造了一个神奇的“一千万整数”，给所有的反毛（特色和右派、洋奴学霸贪官奸商）提供了最厉害的大杀器。而另外一伙反毛大将则编造了另外四川饿死一千万的整数。吾忍不住要问李成瑞、杨尚昆、廖伯康，当年饿死几千万的时候，尔等在干什么？

　　前一段时间吾写了一篇《给硬盘分个整数大小的区》文章。为了给硬盘分一个整数大小的区，吾从构思开始，倒数据、实验、重装系统真是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这么点事情，出一个整数都如此困难，更何况其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一个整数，真是难如登天。比如钞票无数，汝发现了几个万级的整数号？

　　众所周知，现在反毛最大的利器就是饿死三千万。这个数据从哪里来？就是从前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那里来。据说李成瑞现在经常宣扬毛主席。那人家要问了，汝宣扬毛主席什么啊？总不会是死人好吧？从这一点说，李成瑞是最早的反毛先锋毫不为过，而且是总先锋。

　　李成瑞这个数据从哪里来？想当年人都饿死了，整县整县的都饿死了（反毛大将罗永浩语），谁去统计啊？更神奇的是，李成瑞提供的1984年《统计年鉴》中，有一个神奇的“67207/66207”，即1959、1960年两年人口分别是67207、66207，整整一千万！怎么就这么巧呢？这个《统计年鉴》发表后，霉国随即有人计算饿死了多少人，怎么看都是内外勾结起来的结果。反毛先锋李成瑞随后还有重量级文章《“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装模作样的修正饿死了多少人呢。

　　据右派说，共产党不是好东西，都是谎言造假。李成瑞的千万整数，不仅是共产党员提供的，而且是以特色旗号提供的，那么是相信呢还是不相信呢？哪个右派正面回答一下？

　　有意思的是，近来看《疑似“被老混混”的廖伯康》才知道，这个1千万还无独有偶呢。一篇《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大饥荒四川饿死1000万人》中说，1962年6月，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声称“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廖伯康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竟然有中央不掌握的绝密资料：“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注意这个宝贝）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真巧啊，“正好约为一千万”！神奇吗？现在还有更加神奇的两个细节呢：

　　而杨尚昆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汝这个数字！”更神奇的是，杨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汝这个数字！”杨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上网一查，《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是1988年10月创刊的！这位廖伯康何以如此神奇，竟然于1962年看到了1988年的书？

　　最后吾忍不住要问，当年饿死几千万的时候，尔等在干什么？

　　为了研究，吾特别列出这个统计年鉴1958-1961年的一些数据。象这样一个全面数据的造假，是非常复杂的，一定有各种各样的蛛丝马迹。在看数字之前，先提出以下疑问：

　　看到粮食产量这几年的数字了吧？整齐得没有天理了！就是这样统计数据的？

　　关于人口增长率，1958年之前的数字明显低于1962年，1971年开始恢复，为什么？有什么玄机？明显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以前减少的数字补上。

　　第95页的部分预期寿命也很有意思。1953年北京市区61.2/60.5，1964年上海市区69.3/72.3，北京上海不会有太大差别，可以认为一样。10年怎么提高的？不是大批死人了吗？

孙经先关于我国历史上户籍人口大量漏报或虚报问题的揭示

在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我国人口数据中，可以看出有许多年份出现人口异常增多与异常减少的现象。这些统计数字所依据的是公安系统历年的户籍登记。通过研究发现，由于在50年代至60年代初，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并未建立起来，尤其是广大农村，户籍管理很不严格，新生儿出生漏报户籍、死亡人口不消户籍的现象大量存在。虽然国家在195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但真正落实却在1960年之后。这样就造成当时的人口统计数字与实际人口偏离较大。尤其是在1956年至1964年间我国出现的大量人口迁移中产生的户籍重报、虚报、漏报等问题更为突出。主要表现为：（一）在1956年至1959年期间由于工业化发展需要，“大跃进”运动的出现，全国有3010万农村劳动力被招工进城，全部加入城镇户籍（包括部分家属），成为工业战线上的职工。相关资料显示，其中有1144万人以上虽然在城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却没有在农村原籍办理户籍迁出手续，造成了1144万人的户籍重报、虚报。这成为1956年、1957年、1958年三年统计人口呈现连续高增长态势的一个重要原因。（二）在1960年至1964年间，为了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从1960年9月起，我国决定大规模精简工业职工和城镇人口。仅从1961年至1963年全国共减少城镇户籍2600万人。办理城镇户籍迁出手续的人口合计2325万人。但其中1377万人却没有在农村办理迁入手续。再算上1960年和1964年的同样情况的数字，期间漏报户籍约1510万人。1960年之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在1956年至1959年期间产生的农村户籍重报的1144万人被逐步销除，这两项因素，造成这一时期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2654万人。尤其是1960年、1961年出现连续比上年减少的现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实际人口的减少，与人口死亡没有任何关系。在新中国历史上人口异常变动最引人注目的是1960年。按照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数据，这一年比上年减少1000万人。这样大的人口异常减少，其真实性令人置疑。经查有关人口资料，当年因户籍迁移造成的漏报约695万人。根据全国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当年存在严重的出生漏报现象，初步估计为420万。考察50年代由于户籍管理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死亡人口不消户籍的现象大量存在。这成为在1958年前显示死亡率较低的重要原因。而这些死亡漏报的户籍在1960年前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被逐步注销，因此在当年户籍中呈现出死亡人口偏高的问题，按照相关数据可估算出约多出了500万。这三项数据加起来，当年的实际人口应多出1615万。由此清楚地看出，1960年我国实际人口不仅没有比1959年减少1000万，而且还增长了600多万。当然，比之1958年前的人口数据，1960年的增长率显然降低了，按照调整的人口死亡率达到17.85‰，比上年增多了3.2‰，即多死了约219万多人。综合1959年至1961年三年期间超线性死亡约400万人。但这些死亡人口并不意味着都是非正常死亡，更不意味着都是饿死的。即使其中有饿死的，也不会有数百万以上的数字。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写的《中国灾情报告》曾指出：我国1959年至1961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4万人，其中1959年是1.8万人，1960年是37.5万人，1961年是64.7万人。书中还说明：“非正常死亡”，主要包括因冻、饿、水肿病死亡以及工程伤亡、自杀等死亡。（摘编自孙经先2013年5月16日《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这种说法大体切合实际，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