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改革开放，改革的是什么，开放的是什么？ -- 铁手

错了，其实是“只要黎庶乐，长安就会在”。

老泉兄知道这些“大唐诗歌”是怎么产生的吗？

“诗词歌赋不仅是娱乐性极强的文化领域，贵族本身就很喜欢；更关键的原因在于 “贵”。它贵在：

1.要有不事生产的娱乐时间

2.要有伤冬悲秋的生活体验

3.要有相互吹捧的创作环境

4.要有昂贵的创作工具，还要有名师指教

从而作为一种文化领域，诗词歌赋显著地区分了贵族与寒门。将文艺才华列入公考的路径之一，整体上保障了贵族的 ‘特权’。”

《长安三万里》里的所谓大唐盛世，就是门阀士族发展到鼎盛的结果。皇帝姓李，而家族却排不到第一，李世民居然为此耿耿于怀。武则天当权，就要急着修改《士族志》，要把武家往前提。

而唐朝的科举制度，就成了世家的大难题。李世民想要的是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却并不是 “天下贵族入吾朝中”。乃至于随着唐朝日渐腐朽，进士科居然要考诗文。大家能想象现在顶级公考，要大家创作一个说唱歌曲吗？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唐诗极度地繁华起来了。唐诗兴盛的直接动机并不是文艺本身，而是与高官厚禄挂钩的富贵荣华。

诗文的佼佼者并不都是世家贵族；但诗文领域绝大多数的一般水平者，更加不是那些寒窗苦读的学子。《长安三万里》里面甚至有一个场面，相当于厅部级的高官和皇亲国戚，在窑子雅座里看某国难民歌姬 跳舞，摆上一个木棍要求 每个人站上去轮流 60秒 freestyle， 唱不好的表演高台跳水。在场所有人以此为荣，以此为盛世——

——这样的时代，能不亡吗？亡了不是活该吗？

《长安三万里》拍的最差的地方就是结尾那段台词， “有诗词在就有长安在”、“只要诗在，长安就会在”把历史唯物主义都弄丢了，让整部电影都沦为垃圾。

电影里，高官显贵们在风月场写下千古名句时，我们看不到他们的锦绣衣服是谁织的，琼浆玉液是谁种的，亭台楼阁是谁建的。无数劳动者膏血铸就的繁华，最终只成就了几首诗？

同时正是这些苦难的劳动人民，在长安几度遭遇兵灾，活在人间地狱中，受了一遍又一遍的折磨。那些歌颂繁华的诗文，只需要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传抄；而那些填入沟壑之中、曝尸荒野，被鸟兽分食的活生生的人，却永远地被遗忘了。这样的历史观，可以说是第二次杀死了历史，颠倒了黑白分明的历史。

这样的“大唐诗歌”绝不是普通的劳动人民够得着的，这样的“大唐盛世”也和底层人民没有关系。

如旗亭画壁的故事，讲的是王昌龄、高适、王之涣等人在酒楼里召伎、奏乐、饮酒、吟诗，这也只有地主阶级才玩得起；独钓江雪、举杯消愁、孤帆远影……

这样的游玩、远足、召伎、饮酒、奏唱、吟诗，美其名曰文化交流，然而哪一样不是靠金钱支撑，哪一样背后不是劳动人民血汗的堆砌？

摊开唐代的诗卷，我们不难发现，唐朝的诗人，很少普通人，基本都是士子、贵族。李白出身商贾之家，家庭本身就十分富足；杜甫出身官员家庭，远祖为汉武帝时期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是位列初唐“文章四友”之一的杜审言，外祖的母亲是李世民弟弟舒王李元名之女；白居易同样是三代官员家庭出身。

而这几位还是有一定人民立场、同情社会底层的诗人，其他的诗人来头更是一个比一个大。王通、王绩、王勃，王之涣，王维、王缙都出自山东士族太原王氏；贺知章出自江东士族会稽贺氏，为太子洗马贺德仁之族孙；包融出自延陵包氏；张旭出自江东吴姓士族吴郡张氏……

士族诗人之间还姻亲相连，比如元稹是关陇集团的士族子弟，母亲则出生山东士族荥阳郑氏，元稹先是娶了韦氏，韦氏是唐朝关陇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韦氏死了，元稹写下“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悼念她，转眼又娶了山东士族五姓七族之一的裴氏。就连李白也是这样，他的原配是前宰相许圉师的孙女，继室是宰相宗楚客的孙女。

所以，说唐诗是“贵族的放歌”，也毫不为过。

不可否认的是，唐诗里瑰丽辞藻的文学价值，以及李白的浪漫主义、边塞诗人的爱国主义、杜甫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对于后世来讲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也完全不必刻意拔高这些精神财富，上升到电影结尾的的“只要诗在，长安就会在”。

长安终究是亡了，哪怕文人墨客的诗文还在被大唐的士子、贵族、皇亲国戚传颂。

长安当然不是亡于“诗文盛”，但长安却是亡于一手造就“诗文盛”现象的政治速朽、官吏腐败，依仗胡人、藩镇割据，门阀世袭、阶级固化，统治阶级骄奢淫逸、劳动人民痛苦不堪。

当然，这个话丝毫没有指责诗歌本身的意思，也不是说劳动人民就写不出诗。《诗经》三百篇，“风”占了半数以上，尽是劳动人民反剥削、反压迫的放歌；当诗歌沦为替剥削阶级装饰的道具，也就走向了劳动人民的对立面。就像摇滚与说唱本是大众的艺术，后面却被资本包装、修饰，就变成了大众的精神鸦片。所以，唐诗特别是中唐之前的唐诗，绝不仅仅是唐诗本身的“文风”问题，这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是骄奢淫逸的贵族需要这样的“文风”。

唐诗不可能救得了长安，反倒是长安亡了，唐诗迅速失传，即便宋元明清数代人竭力搜集，仍十不存九。

这并不是最惨的——长安的繁华建立在劳动人民的累累白骨之上，贵族最终为自己的骄奢淫逸付出了代价：“甲第朱门无一半”，“天街踏尽公卿骨”，但是，很多无辜的劳动人民还要在往复的兵灾中为这些贵族陪葬。歌颂长安繁华的诗文起码还能留存一部分，而劳动人民的累累白骨却永远地被埋存于地下，无人问津……比起唐诗，这才是历史的主体。

能让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而生生不息，能把中华民族一次次从四分五裂、百姓流离失所拉回到国泰民安的大一统的，正是一辈又一辈劳动人民“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奋起反抗，是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杀身以成仁”的前赴后继。

所谓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绝不是一个先验的符号。世之人总是从本国以及外国的历史兴衰中汲取教训，从前人的精神世界汲取养分，融入自己的文化血脉，不断自我完善、改进，才使得中华民族免于了被历史淘汰的命运——这才是中华文明的特质与本质。

唐诗中的瑰丽辞藻以及浪漫主义、爱国主义、现实主义精神，当然都是前人的精神养分，但也只有当后世得以存续，这些精神养分才能得以被挖掘、发现出来，不应该把这个逻辑颠倒过来，那就变成买椟还珠了。况且唐诗里的很多正面精神恰恰是“长安兴”的对立物，是政治腐朽、社会变乱催生了许多不朽名篇。

比起唐诗，唐代的更替兴衰所留下来的一大堆历史教训，反而才是真正的历史价值所在，而唐诗只是这些历史价值的附属物。

同样，是觉悟了的工人阶级选择唱《国际歌》并把它作为行动的战歌，但唱《国际歌》的未必是觉悟了的工人阶级，因为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

社会主义既不是也不应该仅仅被作为一个符号去被认同，那样就很容易被束之高阁，甚至变成无害神像；社会主义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中国人民在追求人民解放与民族解放的斗争过程中，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探寻、比较与实践，所作出的选择，是实践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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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年的改开当然不是一无是处，就像“大唐盛世”也出了“唐诗”一样，但是属于改开的“唐诗”是以邓天尊们为首的走资派创造出来的还是以红色贵族们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书写出来的？看来这个问题老泉兄没有搞清楚。

河友们应该铭记这个道理：只要黎庶乐，长安就会在。

古今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