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一） -- 区块碳链

从这篇文章开始，我们要开始谈论中国革命了。

中国的革命，复杂且漫长，其间，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清王朝的自我改良，军阀混战，国共之争，日本入侵，新中国的建立，三大改造，学习苏联和超越苏联，学习美国，和今天，我们将要对美国进行新的超越。

中国的革命远没有结束，即使实现了全人类的初级大同，那也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革命之前的历程，留下很多令人费解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澄清，这实在是一个大遗憾。

就是因为没有给予澄清，这就为反对中国革命的一小撮人留下了诋毁中国革命的发挥空间。这些人，往往以肤浅的封建权谋论，来释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就是这些人的浅陋无知或别有用心，在海外这个大空间，蛊惑了一大堆不明就里的普通民众，造成了极难消除的恶劣影响。

普通人对中国革命的认知，无非是十月革命一生炮响，中国这边就在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国共对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最后是新中国成立。

这，仅仅是海面上大家看到的部分，围绕着中国革命，在海平面之下，还有着不为大家所知的一幕幕大剧。

迄今为止，没有专业的学者和专家，对此进行过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杨奎松等人利用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文档所进行的研究，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很简单，缺乏更多的维度。

为了把伴行中国革命的隐秘部分曝光了，我准备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我呢，以主席和总理的革命经历为主线，先把中国革命的历程，大致疏理一遍，说说那些大家没有在意或者没有深究的事情。

然后，回头开始开始曝光海面下的部分，这个曝光很重要，因为，这个群体的拥趸，至今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一直企图让历史开倒车。

河友@西门桥提醒我，要尽量做到对事不对人，这是一条好建议，我呢，欣然接受。

不过，思想、人和事，其实是一体的，不深入到思想，是无法说明问题的，所以，我可能会说一些倾向性的话，这个，是无法避免的。

谈论中国革命，我们无法回避两个人，主席和总理。

我们的标题是，《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

有的朋友或许会觉得很好笑：这还用说吗？毛主席才是中国革命当之无愧的领袖，自然他是中国革命的实际负责人了。

有几个概念需要辨清：领导人，领袖和负责人，这三者，是不同的。

主席，在七大上正式成为我们党的领导人，但是，他不是中国革命的党的负责人。

主席，在七大上正式成为中央军委的主席，但是，他不是中国革命的军事负责人。

主席，在1949年，成为新中国的全方位的领导人，但是，他依然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

主席，自称教员，这并非是谦称，而是事实。

如果把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比喻成一所大学校，那么，这所大学校的校长是总理，而总理的背后，还有一个庞大的教育委员会呢。

文革中，红卫兵们把主席喻为舵手，这不是造神的称谓，这也是事实。

如果把中国革命比喻成一艘披襟斩浪的航船，那么，主席是名副其实的舵手，既要有智慧，还要出苦力。而总理呢，才是真正有牌照的船长。中国革命这艘航船的股份构成，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地多。

主席和总理，都是不世出的人才。

古今名相如果排座次，三甲得给总理留个位置。

而主席，一生的丰功伟绩，只有肇造华夏的黄帝，才可以与之媲美。前者结束了中国的私有制，后者开启了东方的私有时代。

应该说，总理的起步，是主席所无法比拟的。

在袁世凯无限风光的时候，自诩：练兵，自任之，兴学，则以范孙先生任之。

所谓的兴学，就是办学校，罗织和培养所需的各类人才。

这个范孙先生，就是严修，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发现和资助了总理。

总理在1917年，就拿着严修老先生的资助，东渡求学于日本。

为什么要去日本？

近代日本，本有可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此，欧洲资助日本的学者翻译了很多欧洲社会学的著述。清末早期革命家的共产主义启蒙，其实是始于日本的。可惜，日本最终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总理去了日本，并没有汲取到所需要的营养。

1920年的年末，总理又拿着资助去了法国。

到了法国的总理，不需像蔡和森、陈毅和聂荣臻等人那样，还需要勤工才能生存，他无需为生计和糊口去奔波。

1921年的春天，总理去了趟英国，没有达到目的，他折返回法国。

总理去英国干什么？他应该是去拜访伯特兰·罗素的。

罗素是剑桥大学的数学高才生，家庭背景非常显赫，祖上曾两次执掌过大英帝国的内阁。

罗素参加过筹办德国的共产党，并积极参加第二国际的活动，他甚至能作为座上宾而自由出入莫斯科。他曾在1920年到过中国，介绍社会主义。在长沙演讲时，主席参与了他的演讲笔录。

总理回到法国，张申府和刘清扬正等着他呢，他们就是专程来把总理发展成中共的党员的。

专程为总理而来？

是的，专程而来。同时，要以赴法人员为班底，组建一个新的党团。

张申府仅仅是本次秘密活动的执行者。

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功夫？

正式建党的前后，陈独秀作为党的创始人，不太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

有援助不好吗？

这个援助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将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共产国际的组织形式，其本质，不过是美国的联邦制，苏联的国家加盟制的变种。那就是，世界的大变革，必须要接受统一的领导。

由谁来统一领导，共产国际？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留待说海平面之下的故事时，再细说。

这是个非常令人不安的规则。

中国的文人，往往有一股子傲骨，那就是不随意受人驱驰。

由文人担纲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就有这个问题，至少，共产国际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培养新的领导人，就是势在必行。

其实，这个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只是，问题的马甲发生了变化，那就是，今天，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我们在拥抱全球化的同时，要接受国际社会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整体安排。

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开放，自始至终，都是没有主导权的。再改开的过程中，唯一施加过重大影响力的，唯有习近平。

我们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这个问题，凡事有利有弊。

要想不受人摆布，那就要参与管理。

而参与国际社会的管理工作，我们首先要有国际型的复合人才，如此，才有可能参与顶端的工作。而这种人才的培养和储备，速度通常很慢，由此，让我们在众多的国际组织中，长期是陪读的角色。

培养国际型的复合人才，一个根本的条件，就是了解我们的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只有具备了“上帝”的视角，才可能看清这个世界的运作和存在的问题。

要成为国际型的复合人才，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具有奉献精神，也就是保持前三十年，党的优良作风。这一条，非常重要。

有人可能会说：跟着走不好么？干嘛一定要参与领导？

中国有句古话：宁为鸡口，不为牛后。

人往高处走，水才往低处流。

一个泱泱大国，怎么能成天跟在别人的屁股后转悠？如此，怎么对得起五千年的文明史？

我们会在分享的第三大部分，引导大家从“上帝”的视角看问题，看看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

陈独秀的“顽固”，很可能会影响世界革命的进度。

而彼时正在法国的总理，受到过在中国有相当权重的严修的强力推荐。最终，总理在法国顺利通过了中西的双面试。

这么好的青年才俊，谁人不喜欢？

不过，没有经过实践的历练，就以感官的印象来选定领导人，如此，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

随后，对总理的培养就开始了。

正规的培训是必须的，总理早年在天津所创办的觉悟社，其实，更像一个反抗旧秩序的无政府组织。毕竟，总理那时候还没有能力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斗争的武器。

法国共产党首先派了专人来辅导总理的外语学习。同时，更多的资助用在了总理的身上，例如，他不断往返于欧洲各国，所需要的服装，都无需自虑。

总理的开场，确实是高起点，完全是按照培养中国革命下一代的领导人，也就是第二代的领袖人物的标准来培养的。

相较于总理的平步青云，主席的起步就起伏多舛了。

年轻时的主席，三个特点：有才、有大志和穷。

两位老师，杨昌济和黎锦熙都先后应招去了北大。

北大，就是当时的延安。

忙着在湖南组织赴法的勤工俭学工作，主席的心早已到了北大。

这个赴法勤工俭学，为什么和北大挂钩？

所谓的赴法勤工俭学，其实是两个业务：赴法的外派劳务和赴法的留学。

这两种业务，即使在今天，在中国，依然有市场。

当初操办这两件事的，是李石曾和吴稚晖。

目的是什么？赚钱，作为活动经费。

而这两位，也是彼时北大的活跃人物。所以，赴法勤工俭学，和北大就关联起来了。

至于说在赴法人员中发展中共的党组织，那是后来的事，并非初衷。

蔡和森先去了北大，随后来信，让主席等速来：

主席、萧子升和湖南将要赴法的学子们，也来到了北京。

杨昌济的三位高足的命运各不相同。

萧子升比较幸运，首先被相中。而蔡和森最终也赴法学习。

只是，颇受眷顾的萧子升，最终成了改良派，终其一生都躲在国外替人背黑锅。晚年没有回来和主席聚首，实在是憾事一桩。而蔡和森呢，则过于偏重于理论的探究，和中国革命的现实脱节，而过早地牺牲。

没有被相中的主席，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双料领袖：人民的领袖和革命群体的领袖。

主席为赴法俭学所做的工作，可圈可点。按照他的贡献，就是安排他在北大边工边读，都不过分。

边工边读？北大这方面可曾有过先例？

有，许德珩就是一位，在北大挣工资来交学费，维持自己的学业。和主席对比，他仅仅是个清贫学生，没有其它贡献。

北大仅仅给了主席一个图书馆文书的工作。

更有甚者，他的顶头上司张申府，由于知道上面对主席的点评，就不太友善地对待满腔热情的主席。

主席的一生，胸襟豁达，只要跟着他革命的，他都是悉心栽培，极尽宽容。

唯一让他终生不爽的，就是张申府在北大对他的恶意相向。

这个张申府，其实一点也不简单，否则，也不会长期横着走。

他在北大没有毕业，就被留校任教了。

主席是什么人？

在北大没有发展空间，也不纠缠，迅速转向更广阔的天地：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事实上，北大当初网络的年轻人，后来，都没有太大的成就。

而北大的赴法活动，进展并不顺利，不少赴法的学子，经费不足。

身无分文的毛泽东，并不计较在北大的不爽，1920年夏，在章士钊那里募到了两万大洋。

章士钊不简单，出门转一圈，几万大洋就到手了，没有点超级社会影响力，能办成这事儿吗？

化缘拿来的钱，大部分给了赴法学子，主席留下个零头，回湖南，继续他的革命活动。

应该说，在识人方面，经历过出生入死的章士钊，要比北大给主席面试的那些文人，高明地多。

慧眼识主席的，只有章士钊和柳亚子。

章士钊不是等闲之人，早期就才华出众。中山先生极度爱慕他的文笔，说什么也要把他吸纳到同盟会来，章士钊却偏偏不接这茬。

即使是中山先生，都难入他的法眼，章士钊的眼界之高，可见一斑。

章士钊不是个只会摇笔杆子的文人，他还不怕死，专门搞过一段时间的暗杀活动呢，例如，他就行刺过王之春。

应该说，章士钊才是中国革命的天使投资人，同时他也投对了人。

尤其是在主席被北大边缘化之后，他敢于大胆出手，资助这样一个身无分文的年轻人。

1921年夏天，主席也成为嘉兴游船上的一员，不过，这时候的主席，依然是最最末流的角色。

甚至在第二年，主席都没有参加党的二大。他居然没有收到通知。究其原因，就是大家认为他不太重要呗。

而这时候的总理，已经发起成立了旅欧少年共产党。总理自1922年起，大部分的时间是呆在德国了。

按理说，张申府是中共党员，刘清扬是中共党员，他们二人介绍的周恩来，自然是中共党员，那么，周恩来随后在旅欧的中国人当中所发展的党员，理应是中共的分支。

而且，旅欧少年共产党成立后，也派李维汉专程回国沟通旅欧少共和中共的隶属关系的。

奇怪的是，1923年，旅欧少年共产党支部，居然把张申府开除了。到德国去宣读这个决定的，是总理，把张申府气的不知如何是好。

是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陈独秀进行了干涉，才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厘清了旅欧少共和中共的关系。

这说明，这个时候，旅欧少共支部，已经不仅仅是直属于中共的一个分支了。

在德国，总理遇到了寻找真理的朱德，也就是总理一生中，最忠诚的伙伴：朱老总。

在德国，总理应该是接受了很多特种训练的，军事、政治、谍报和特工，等等。

如果没有这些专业的培训，总理随后在国内的活动就是不可思议了。例如，没有提前的培训，他如何在黄埔军校讲课？他又是如何组织党的地下活动？等等。

目睹过这个过程的朱老总，很清楚总理的特殊身份，所以，他的一生，自始至终都在维护着总理。

1923年，对于毛泽东而言，也是不寻常的一年。他在地方出色的工作，让中共的大佬们，不得不继续带着他一起活动。

1923年的6月，主席参加三大的预备会议，学习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

主席的动作非常快，同月，就指示湖南成立国民党的地方组织。

到了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了。

主席在长沙、宁乡、安源等地建立了国民党分支部和湖南总支部。后来，湖南成为国民党基层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这里面，我们必须提一个不是笑话的冷笑话，中山先生，从1894年，也就是主席出生的第二年，就成立了兴中会，发起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一直到了1923年，堂堂的中山先生，居然没有组建过一个地方的党组织。而国民党的第一个地方组织，居然是30岁的毛泽东，在湖南创建的。而组建的时间，居然不超过4个月，主席的组织能力和执行力，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24年的1月，主席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主席入会的身份，是国民党的地方代表。

湖南的国民党组织要参加全国代表大会，首席代表，除了组织湖南支部的毛泽东，还能是其他人吗？

会后，主席被安排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这里，可是群英荟萃：邵元冲、胡汉民、汪精卫、恽代英、于右任、邵力子、叶楚伧、何世桢、罗章龙、施存统、沈泽民、邓中夏、向警予，等等。

对于中山先生的提携，主席是终生难忘。为此，他发展了马列主义，创立了新民主主义论。

也就是说，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否定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唯独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继承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这不仅仅是私人感情的投桃报李，其本质是承认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共产主义运动，会有多么欣赏毛泽东的伟大创举!!

晚年的主席，在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深情地说过：

（写到这里，忍不住泪目了！！！主席，对彼时的官僚集团，该有多么的失望和不满！！）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如主席所言：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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