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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七) -- 区块碳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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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如果客观地看那个时代,就不难理解这个问题了

共产主义的早期意识形态,确实包含许多前卫、激进、理想化的内容,这些理念在当时相对传统的社会中传播,加之很多人理解的片面性,很容易产生一些偏激的认识与曲解,如果叠加上有意的宣传,甚至出现误解与谣言,也很容易。

你说的“马主义废财产废婚姻”,换成更直白的说法,其实就是“共产共妻”,也叫“共产公妻”。

很多人以为“共产公妻”之说是国民党用以污名化中国共产党的说法。 其实此说法的出现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1913年12月,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在政治会议的训词中说: “自辛亥革命以来,共产共妻之说腾诸国人之口。 ” 那时,“共产共妻”被视为共和派、维新派、改良派的主张。张申府在1928年讲过“自从 俄国革命以来,继之以中国革命,而世人所呶呶不已的,却是公妻一层。 ”而到了大革命失败后,这个说词才成了中共的专有污名,而且流毒甚远,一直到建国后。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四川大足县前半个月,乡民因惧怕“共产共妻”,争相嫁女。 大足县的轿夫从早忙到晚。 有的新娘十七、八岁,有的才十三、四岁,“路远的一天抬七、八个,路近的要抬十个以上。 大足县一天至少也得抬上好几百人”。 1956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赵明义因“鸣放”被打成 “右派”。 赵妻受胁迫与村干部发生性关系并与赵离婚,这让赵明义想起1949年之前广为流传的“共产公妻”一说,遂在同学中牢骚,散布: “共产党 的基层干部都在搞‘共产共妻’。 ”此时距1949年已有六、七年的时间,“共产共妻”之说还存留在一名本该“不语怪力乱神”的大学生的印象中,并在激愤状态下被唤起,可见当年这一说法流布之广,进入人们潜意识之深。

究其来源,从清末到民初,“共产共妻”的帽子曾被扣在无政府主义者、共和派、维新派、改良派的头上。政治人物、舆论领袖对这一污名的随意使用造成了人们将“共产公妻”与新兴政党和新派人物挂钩的思维定式。而部分新思维人士也以秉持此种思维作为反叛的标志,也助推了这种印象。当然其间也收到了刚刚成立的苏联的影响。当时的苏联,主张女性性自由的“杯水主义”是确实存在的。

1923年,布尔什维克政府公共福利人民委员、全俄党的妇女工作部部长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发表了一篇名为《三代的恋爱》的小说。女主角盖尼亚是坚定的革命者,其情爱观是:“恋爱是非有工夫不可的”,“在这种一切时间都被夺去了的革命时代”,“我们偶然碰到,两个人感到幸福的时候,我们就尊重了这个时间”,“这是谁都没有责任的”。当盖尼娅“身上燃起激情时,她决不拒绝生活向她发出的灿烂的微笑……双双外出几个星期,在爱的杯盏中痛饮”,“当爱的杯盏倒空后,她将毫无痛苦和遗憾地将它扔掉,回到自己的工作中”。“爱的杯盏”大概就是“杯水主义”的由来。

而当年很多中共早期人士包括留苏学生,很容易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共产党旅莫支部禁绝恋爱,但不禁绝性要求,强调革命者可以有性无爱,且允许相当的性自由。翻看当年那些人的回忆录,不难感受到这点。

陈碧兰回忆录记录了在1925年举行的一次关于革命家的恋爱观问题的座谈会,会议的主旨是把“小布尔乔亚的恋爱观与革命家对两性关系的态度分别开来”,摒弃恋爱至上。

刘仁静回忆1927年在莫斯科学习时,苏联正风行“一杯水主义”,“许多同学接受莫斯科姑娘的追求”。

陆立之在回忆录中写道:“1929年我20岁,沉沦在‘一杯水主义’的初恋中……在当时的学校宿舍里,并没有‘家’这个概念。男女间一拍即合,由学校当局提供同居铺位。在大厅堂中安排十几对床位,像船上的统舱一样:两床之间有一小书柜,这是一对野鸳鸯;隔邻的床位用布幕相隔,但生息相通……‘一杯水主义’风行在莫斯科,也很自然地在学校中沿袭了。”

我们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其实这种杯水主义的思潮也是一同带来的。感兴趣的翻看中共早期人物的感情史,就能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

比如李一纯,是杨开慧的好友,杨开慧有一诗云:“沪有一纯姊,思伊展我怀。能识我衷肠,能别我贤愚……”1918年嫁给了杨开智,1921年杨开智考取了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中国农大前身),便偕同妻儿一块到京居住。1922年湖南老乡李立三到京暂住杨开智家,不久回湖南,李一纯也因不太习惯北京的气候和环境,也要回湖南老家,杨开智便决定让她随李立三一同上路,以互相照应。而在一同回湖南的路上,李一纯同李立三的感情迅速升温,回到湖南后不久就向杨开智提出了离婚。李一纯同李立三是在1923年1月结婚的。同时李一纯还将妹妹李崇德嫁给了前夫杨开智。1925年10月,李立三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李一纯随行,同去苏联的还有蔡和森夫妻。结果是在和蔡和森的频繁接触中,李再次离婚,嫁给了蔡和森。同时又把妹妹李崇善嫁给了李立三。李立三同李崇善于1926年结为伉俪。同年,李一纯同蔡和森在莫斯科举行了婚礼。蔡牺牲后,李到延安还有了第四次婚姻。

再有曾志,也是有多次婚姻,在其回忆录里也明确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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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那个时代敢于挑战传统婚姻观念无疑都是带有革命标签的,所以不管男女很多行事是很激进很先锋的,都不会受到太多指责。

而到了常凯森那里,给共产党扣上个专有罪名,那更是小菜一碟了。从1927年到1936年,《申报》上《共党蹂躏琼崖之惨状》《江西贵溪县被匪扰害记》《赣省永丰兴国之共祸》一类的报导中,“共产”“公妻”是高频关键词:“全琼……建立苏维埃政府,实行共产公妻主义,且更大张告示:男子旅外限期六个月回家,否则焚毁家屋。迫乡民针刺‘赤军’二字于臂上,不从者杀。胁小童老妇驱之放哨、打仗,青年妇女轮流奸淫”,“稍有财产者逃命港澳南洋,贫穷者匿避山林,无家可归流离失所”。1934年6月,蒋介石以“匪区法制礼俗、摧毁殆尽、男女间尤紊乱、倡公妻邪说、相率营兽性生活”为由制定“收复区婚姻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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