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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前形势

1946年11月，蒋介石令胡宗南抽调驻晋南的整编第一、第九十师共4个旅西渡黄河入陕，准备会同原包围陕甘宁地区的部队一起进攻延安。11月6日，国民党整编三十六师二十八旅之八十三团由西安空运榆林[1]。

中共虽早在8月就提醒军民提高警惕、包围边区，10月中下旬就开始对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具体准备工作，但由于当时能用于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很少，故形势一度很紧张。11月6日的军委指示中指出：敌第一军九十师正由临汾开西安，准备进攻边区，马鸿逵主力准备进攻三边，然后两路会攻延安。决调杨苏纵队（3个旅）、陈谢纵队（3个旅）、张宗逊纵队（2个旅），协同边区部队保卫延安任务。以陈赓为司令员，张宗逊为副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统一指挥各部[1]。

11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取消晋北、晋绥野战军番号，统一编为晋绥军区第一、二、三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委廖汉生，参谋长王绍南，政治部主任冼恒汉。下辖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委朱辉照。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副司令员彭绍辉，副政委罗贵波，政治部主任王恩茂。下辖三五九旅，旅长郭鹏，政委李铨；独四旅，旅长顿星云，政委杨秀山。第三纵队司令员许光达，政委孙志远，副司令员贺炳炎。辖独二旅，旅长唐金龙，副政委罗志敏；独三旅，旅长杨嘉瑞，政委金如柏；独五旅，旅长贺炳炎（兼），政委王赤军[2]。

11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的干部动员大会，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等在会上讲话。

虽然由于形势紧张，中央有调3个纵队进入陕甘宁的计划，但因为该地区贫瘠难以供应大军，对于是否要调杨苏、陈谢纵队——尤其是陈谢纵队——来延，颇费脑筋。对于调张宗逊纵队，则始终是一致的。

11月6日毛泽东致电张宗逊、许光达并告贺龙、李井泉，胡军已西渡，有直攻延安可能，望“你们率主力两旅即日兼程直开延安勿误”[3]。因国民党召开“国大”，并可能单方面宣布停战令，毛泽东一度认为“蒋介石为欺骗人民与调动继续进攻之兵力，可能于数日后在其御用国大开会之前下令停战若干天”[4]，故此，11月10日毛给陈、谢指示，到吕梁后，如胡军向延安急进则你们亦急进，如胡军缓进则你们可攻占吕梁各县，待命开延[4]。在该电中，毛泽东要求陈赓等“动身西进之前，对于被服、弹药、新兵须作充分之准备，尽量携带，并要太岳于尔后源源接济。你们的基本后方仍是太岳，因边区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供应现有十万党政军犹感困难，外来大军只能供给粮食”[4]。同日毛泽东致电张宗逊、许光达并告贺龙、李井泉，指示张、许率一、八两旅可在临县休息三天，再向延安开进[4]。

仅过一天，形势突变。11月11日，彭德怀为军委起草致陈赓、张宗逊等电报，称敌有乘虚袭我延安极大可能，望陈张两纵队速向延安前进[5]。毛泽东于12日亦致电贺龙、李井泉，告之蒋军从晋南共调七个旅位于中部、宜川准备两路进攻延安；宁夏青海马军亦正在急调中。指示应令独四旅和三五九旅速开吕梁备战[4]。14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致陈赓、张宗逊电，称：敌主力似集中宜川以便突袭延安，你们两部飞速开进。并望每日行程电告[4]。

11月18日，整三十六师一六五旅四九四团在富县南之烛子沟和陕甘宁边区部队发生接触战，被击退[2]。这本来也许是双方进一步战斗的开始，但11月20日，陈谢纵队渡过汾河进入吕梁地区，随即与王震等部发动吕梁战役（又称晋西南战役）[1]。胡宗南因侧背受巨大威胁，不得不令已入陕之整一师、九十师东返，汇合驻临汾、吉县之第三十师六十七旅、整二十七师四十七旅共六个旅，分路向蒲县、大宁反扑，企图稳定晋西南局面[6]。

这时中央军委还是基本按照原计划行事，准备让陈谢纵队入陕，但要求杨苏纵队开太岳执行陈纵队原任务，保障陕北向太行、太岳之通路，并归刘邓薄王指挥补给[4]。23日，彭德怀代军委起草给陈赓的复电，同意其在清水关、永和关两处渡河[5]。

随即，一方面由于张宗逊纵队已由临县碛口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另一方面亦可能认识到陈谢纵队在外线配合牵制更为有利，因此对该部的调动作了调整。24日彭德怀起草的军委电报认为：胡（宗南）顽进攻延安，准备尚未完成，如其发现我主力西移，可能改变其预定计划。该电允许陈赓以一部攻取隰县、大宁，延迟两三天渡河[5]。同日，毛泽东又致电陈赓谢富治，根据所得情报，进一步调整方案为以陈赓等部并指挥独四旅先于数日内攻占隰县、蒲县、乡宁、吉县、大宁等五县，然后准备在蒲县、乡宁地区歼灭由禹门口渡黄河东返之整一师[4]。在同日的另一电中，毛泽东通告陈谢，张宗逊纵队已经到达延安附近集结休整，新四旅、警七团、教导旅均已构筑强固工事，足以抗敌十至十五天[4]。25日彭德怀代军委起草给陈、谢的电报，要求其夺取隰县，再夺蒲、吉、乡等城，并将原渡河的命令改变为“待命西开”[5]。

陈赓所部的行动，不但打乱了胡宗南的计划，而且获得相当的补给。二十四旅打开大宁后，得到五万担粮食。这进一步使中央在作战与供给的问题上更加倾向于以陈赓部在吕梁地区继续作战。11月27日，毛泽东复电陈谢，同意其26日20时关于吕梁地区作战的部署，要求“有步骤地解决吕梁各县之敌”[4]。

这样一来，原定杨苏纵队的任务就必须重新调整了。12月1日，毛泽东给刘邓的电报中称“杨苏纵队仍决南调”，但“待其过正太路后拟令其开太行休整两个月”，“该纵尔后即归你们指挥”[4]。12月7日，彭德怀起草的军委致聂荣臻等的电报，正式命令杨苏纵队南调至上党区归还刘邓建制[5]。

此后，对陈谢纵队的使用基本上确定下来。12月2日，毛泽东给陈谢的电报称：隰县、蒲县占领，粮食又多，于我极有利。要其考虑寻歼分散之敌，相机占领吉乡两县[4]。12月4日，彭德怀起草之致陈谢电，明确：今冬仍在内线各个歼灭敌人；反攻与出击时机，须看消灭敌人的情况才能具体决定。陈赓同志暂不宜来延安[1][5]。

张宗逊纵队的到达，使延安增加了两个主力旅。12月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检阅了第一纵队并讲了话。当时，第一纵队是刚经过了晋绥一系列的战斗，补充的战士大部分是刚刚俘虏的国民党军，纵队干部中有人提出受阅是否会发生问题，建议将战士手里的子弹全部收起来。纵队经过研究，最后还是决定子弹一颗不收，相信这些战士的思想进步，相信我军政治工作的力量[7]。

由于张宗逊、王震所部均西调，陕甘宁和晋绥这两个解放区如何配合作战的问题，已经亟待解决。彭德怀、习仲勋12月11日从延安动身前往晋西北，15日到达山西离石西之高家沟。16日，彭德怀在高家沟主持召开陕甘宁和晋绥两区高干会议。出席者有贺龙、习仲勋、陈赓、李井泉、王震、罗贵波等[5]。会议只开了一天，主要议题是讨论和决定如何发展和坚持吕梁，吸引胡宗南部于黄河东岸，以巩固太行、保卫陕甘宁。会议商定，在吕梁区作战的太岳四纵、二十四旅、晋绥吕梁独四旅、三五九旅，统归陈赓、王震、谢富治指挥，粮食、武器、弹药、服装分别由晋绥、陕甘宁供应[6]。这样，吕梁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战区，因而后来规定四纵建制上仍属刘邓集团，但军事指挥暂直属军委[5]。

胡宗南部对晋南的进攻，采取集中兵力的战法，12月25日彭德怀起草的致陈赓、王震的电报指出：罗（列）、严（明）两师西进，兵力集中且强大，难各个击破。要求陈赓等以小部牵制、阻滞胡军，主力转至吉县以北[5]。这样，至1947年1月，胡宗南部基本达到目的。于是，胡宗南将整一军调回运城附近休整，并保持机动。晋南防务，则由整三十师接替守备[8]。

46年12月31日起，胡宗南部开始向关中地区进行试探性进攻。胡军四十八旅、十二旅、一三五旅及两个保安团分别占领武王山、杨家店、长舌头、湫头、西坡店等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司令员王世泰、参谋长张文舟指挥下，以警三旅七团和新四旅南下，反击进犯之敌。1月17日夜，警三旅七团攻占旬邑以东5公里之崔家河寨子，歼敌保安大队1个中队大部，26日攻占梁庄、宁家，歼敌陕西省保安三团2个中队一部。与此同时，警一旅三团亦攻占旬邑县城，歼敌一部，后与友邻新四旅分三路向宁家至金池之敌碉堡线发动攻击，28日攻占黄甫、金池、龙高各据点，突破封锁线35公里。

此时，胡军急令淳化之一二三旅三六八团和重占旬邑之四十八旅一四三团从南、北向共军反击，企图夺回梁庄，恢复封锁线。30日晚，胡军之三六八团由副团长率团部及两个营进抵通润镇，一四三团进至金池、龙高一线。

王世泰等决心集中警三旅七团、新四旅七七一团、警一旅三团，诱敌三六八团至梁庄地区歼灭之。故此，以警七团担任正面阻击，节节抗击至梁庄外围；七七一团隐蔽于梁庄南侧之高家地区，待敌进至梁庄后从侧后攻击；警一旅三团（欠一营）位于刘家堡地区，从左侧突击；该团一营配属七七一团，于泾河北岸之河流、周家地区担任警戒，并作为七七一团预备队。

31日7时，胡军发起攻击。一四三团被新四旅十六团阻于黄甫、腰里地区；三六八团兵分两路，向宁家、于家攻击。但该团畏歼进展缓慢，一整天才进至于家，天黑又缩回通润镇。2月1日7时，该敌又自通润镇出动攻击，8时30分占领宁家、于家。警七团退至梁庄坚决抗击。该敌继续向梁庄攻击，并一度突破警七团阵地。此时，新四旅七七一团分三路向敌侧后出击，警七团亦乘势发动反击，将敌压缩于梁庄村外。经半小时战斗，将敌三六八团团部及两个营939人全歼。

为扩大战果，警七团继续攻击方里镇守敌陕西省保安四团二大队，攻城未克。但守敌因失去外围碉堡依托，且援敌被阻，不得已放弃该城东逃，被堵击的警一旅二团全歼于方里镇以南地区。

这一系列战斗，共计歼敌1600余人，迫使胡军退出武王山、杨家店等地，滞止了胡军之进攻[9]。

这些战斗，打得不错，但也反映出一些问题。比如警一旅攻打旬邑的战斗，本来已经打进城消灭了守军陕西省保安二团一个大队100余人，残敌退守北山据点顽抗。王世泰对警一旅参谋长刘懋功说：“北山不好打，你去给张占云（警一旅三团团长）说，攻北山要相机行事”，刘虽然觉得北山是制高点，不拿下对旬邑是威胁，但因为是联防军首长的指示，旅长高锦纯在旁边也没有表态，只好去向张占云传达了该指示。张占云一听“相机”，思想上犹豫了，结果敌援军到后，旬邑丢失。本来有把握的胜仗没打好，调去攻北山的炮兵都没用上。战后，新四旅意见很大，向上反映。结果给了刘懋功一个处分，把警三团团长张占云给撤了职，团政委陈克功也被调走，由葛海洲接任警三团团长[10]。

歼灭胡军三六八团的战斗中所俘虏的胡军一个副营长，还很不服气，被俘后声称：“有种的咱们摆开战场干，搞偷袭、伏击算什么！”这一方面反映了国民党军对我军的战略战术无知，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战争初期国民党军的骄横态度。

1月底，陕北组织野战集团军。1月31日，毛泽东致电贺龙、李井泉：“边区各旅及一纵队组织一野战集团，以张宗逊、王世泰为正副司令，习仲勋、廖汉生为正副政委，二月底完成一切战斗准备。”[11]

2月9日，胡宗南在三原召开军事会议，计划夺取延安，“摧毁共军首脑机关，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地区，六个月内消灭整个共军”[1]。

国军第一步的计划是夺取位于陕甘宁边区南面突出的“囊形地带”。这个“囊形地带”，系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从宜君向南折经同官（今铜川）、耀县，向西经淳化再向北折经旬邑至甘肃的正宁，以马栏为中心，宜君、正宁为袋口。该囊形地带不但是陕甘宁边区进出物资，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的捷径，而且西北共军可由此进出封锁线南端，对关中、陇东两大地区的各个城镇以及陇海铁路西段、陕甘公路交通线均形成重大威胁。而国民党军的封锁线也因为这个“囊形地带”而增加了300里，牵制了其守备兵力，所以颇感头痛。以前因政治上的原因，不敢贸然动手。如今既然决定进攻延安，政治上的障碍已不存在。而军事上来说，为便于从陇东、关中和晋南向宜川、洛川一带安全集结军队，消除进攻延安大军左侧背的威胁和保证后方补给线的安全，也非首先夺取该地区不可。

胡宗南指定整编二十九军担任夺取“囊形地带”的任务。在三原作战会议上，由二十九军参谋长文于一报告了二十九军的计划，以整编第二十四旅和整编四十八旅分别从宜君西北以及正宁东南，插入“囊形地带”北端，以封闭袋口，以一部占领要点，堵截南下救援和包围圈内北撤的共军；以主力控置于马栏以北，准备截击共军。二十九军主力则同时从东、南、西三面迅速推进，包围囊内共军，军预备队控置于宜君附近。

但该计划遭到西安绥署副参谋长薛敏泉的反对。薛认为此次作战目的是迅速夺取“囊形地带”，所以不同意封闭袋口，主张仅从东、西、南三面进攻。

文、薛两人争执不下，整三十六师师长钟松起来发言，亦坚决主张采取军部的计划。胡宗南看到在场将领大有继钟松之后一个个起来坚持军部方案的苗头，急忙宣布“不必再争论了，决定按薛副参谋长提出的绥署意见执行，一切责任由我负。军预备队控置于三原附近。决定14日拂晓开始攻击。所有参加作战的将领，统归刘军长指挥”。之后，也不再征求刘戡的意见（会前向胡宗南呈核方案时，刘戡也认为军部的方案比较妥当），就宣布散会。

胡宗南采取薛敏泉方案的用意是部队不受重大损失就可以夺取延安，并将解放军赶过黄河，就算是结束了陕北的战事，可以向蒋介石报功了[12]。

2月17日，胡宗南的部队开始向关中“囊形地带”发起进攻。以东线之一六五旅占领关门子，二十四旅进至杨家店；南线之一二三旅侵占柳林、庙湾；十二旅进至蒋家山地区；五十五旅占领爷台山；四十八旅一四三团抵达清水塬，该旅副旅长陈清率一四二团由西线进至五顷塬子，准备占领雕翎关后，截断关中地区共军后方的唯一道路石底子，与一六五旅一起封闭合围口。

因关中地区狭窄，回旋余地小，易遭合围。所以王世泰等决定主力部队和党政机关转移跳出合围圈，以保存实力。故此，以新四旅先行转移至石底子以北，阻击东线之敌；警一旅三团一、三营抵转角（马栏东北30公里），阻击杨家店之敌；警三旅七团一、三营配合警一旅一团阻击杨坡头之敌，二营占领雕翎关阻击敌四十八旅一四二团，掩护关中地区党政机关转移。

2月17日5时，警三旅七团二营先敌到达雕翎关，和整四十八旅一四二团发生战斗，在新四旅十六团两个连的增援下，与敌激战一天，毙伤其200余人，完成了阻击任务，随后转移至石底子以北地区。

18日10时，敌达成合围，但关中地区主力和党政机关已经安全转移，只有警一旅三团被包围在刘家店以北地区，当晚该团绕到敌后湫头也安全突围了[9]。第一回合的较量，双方没有真面目的接触，在胡宗南看来，达到了其预期的目的，但并未抓住任何一部分共军。

2月10日，中央军委命令：以第一纵队（辖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和教导旅、新编第四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组成陕甘宁边区野战集团军，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王世泰为副司令员，廖汉生为副政治委员，阎揆要为参谋长，徐立清为政治部主任，冼恒汉为副政治委员[1]。

一纵此前（8日）也已经由延安出发，11日到达鄜县以西黑水寺、直罗镇地区集结[1]。

胡宗南部20日占据关中地区首府马栏之后，其进攻边区的意图已经暴露。军事上如何应付，成为中共军委高层考虑的重点。

2月24日，彭德怀为军委起草了关于反击胡宗南部进攻边区的部署电，该电中详细通报了敌情，指出敌军用于进攻者一共十二个旅，除一六五旅、四十八旅三团制余均为两团，共计二十六个团。彭德怀判断其进攻延安时，守备、警戒、维持交通的兵力至少要十一个团，所以“实际上进攻延安兵力不超过十五团”，且“指挥差，兵力疲劳，士气不振”，因而“我可击破敌之进攻，保卫延安”[11][5]。彭德怀在该电中计划由教导旅利用预设阵地，“顽强抵抗半月，尽量吸收敌人于自己当面消耗疲惫之，以利主力出击”，而以“边区主力独一旅、三五八旅、新四旅全部，警一旅、警三旅各一部隐蔽集结张村驿以西及其西南地区。待敌主力进攻我教导旅时，向南突击收复关中，夺取中部、宜君、同官、白水，或歼击可能由洛川以西向张村驿前进敌之暴露侧翼”[11]。

第二天，张宗逊等致电军委，根据敌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及一四四旅旅部、四三零团向陇东肖金镇，二十四旅向宁县前进的消息，判断七十六师有向陇东进攻之企图，打算歼灭其进犯部队[11]。2月26日，彭德怀起草军委回电指出：“敌向西转移，准备进攻陇东，我军不要出动过早，让敌深入，弄清情况，以逸待劳。待敌进至与我有利地区，准备连续几个战斗消灭敌一两个旅，如过早暴露，恐打不好。切戒急躁。”[11]

估计张宗逊等尚未接到军委26日的电报（该电是当日下午发出的），当日下午又有一电报告执行军委24日电的部署情况。张宗逊等在该电中，仍然判断敌军可能继续进攻陇东，从南、西、北三面攻延，“目前似无直接攻延可能”。因此，张宗逊等人为在关中区北线作战，兵力展不开，准备转入新宁以北，“全部准备歼灭陇东之敌，或于敌人进攻准备未完成前，创造机会歼敌一部”，“如判明敌已开始直接攻延，我们于四日之内，即可转移到张村驿附近向东出击”[11]。

从张宗逊的这两个电报里，反映出前线指挥员一种比较急躁的心理。一方面错误判断了敌军的进攻方向，认为敌军仍然会执行“过去之攻延计划”，占据关中、陇东后，三面包围进攻，“目前似无直接攻延可能”。而实际上从后来的进程可以看出，胡宗南此举是“声西击东”，打算将陕甘宁共军主力调到西线，以便其快速攻占延安。另一方面，张宗逊对敌军从陇东翼侧进攻延安比较担心。从野战军指挥员来说，这一担心不无道理，因如果向东侧击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的部队，陇东敌军处于侧背。但问题是，张宗逊过于性急，急于先“全部准备歼灭陇东之敌，或于敌人进攻准备未完成前，创造机会歼敌一部”，再来对付胡宗南的主力。这时又不能不考虑胡宗南主力的动向，所以仍然要做“转移到张村驿附近向东出击”的打算。这么一来，全盘的计划实际上有两头落空的危险。

从胡宗南方面来说，这个“声西击东”的计划不能不说是有点小聪明。但是这个小聪明耍得并不高明，正反映出其“志大才疏”的本性以及国民党军内部的相互矛盾之处。本来，既然西面是佯攻，应该以西北地方军阀马步芳、马鸿逵部为主力就可以担任了。可是，胡宗南也知道两马并不可恃，所以西面的佯攻一共动用了五个旅（十七师四十八旅、七十六师二十四旅、一一四旅、新一旅、骑兵第一旅）都是胡部的嫡系部队。

实际行动中，马鸿逵果然并不热心，基本按兵不动，只派出一个骑兵团在盐池县惠安堡一带，对解放区边缘进行骚扰[13]。马步芳的部队也是4月份才到达[14]。而胡宗南在判断共军主力已经西调之后，也于3月初急令进犯陇东的部队东撤。由于被陕甘宁野战军抓住四十八旅打了一仗，这几个旅的部队结果除了作为预备队，并没有用上。胡宗南将几个旅的嫡系部队派去西面转了一圈，两头没用上，反被对手咬下一口。

因此，这期间双方都有点错进错出之处，总算起来，胡宗南的计划并不成功。不过，当胡宗南部要从陇东东撤时，西进的野战军主力倒是真的面临可能两头落空的危险。于是，抓住当面之敌，给予一个打击的决心自然就此产生。西华池战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

二、歼击四十八旅的决策

2月28日，蒋介石召胡宗南到南京商定重点进攻陕北的作战方案。这时，西北战场国民党军一共43个旅计32万人。除新疆9个旅7万人外，以34个旅25万人用于进攻陕北。其中胡宗南中央嫡系部队20个旅17万人，两马12个旅6.9万人，邓宝珊2个旅1.2万人。另调集西安的作战飞机84架（战斗机48架，轰炸机12架，运输机24架）予以配合[1][2]。而西北我军野战部队一共6个旅2.6万人，加上边区游击队5100余人，基干民兵1.5万人，总共不过4万多人[15]，与敌军相比实力相差悬殊。

以双方悬殊的实力，胡宗南要达到其占领延安，驱逐西北解放军的目的，本来是不必玩“声西击东”的小把戏的。不过，胡宗南也许是太过于想要保存实力，不愿意以正面进攻的方式来解决战斗，所以以五个嫡系旅向陇东出击，直取庆阳、合水，“企图吸引我军西调”[16]。而我西北野战集团，也正向西集结，准备在陇东给予进攻的胡军以打击。

3月1日，胡宗南部四十八旅进占板桥，二十四旅占庆阳，一四四旅占郭家崾崄三十里铺，新一旅占孟坝，三岔。

3月2日，结合胡军其它各部的行动，军委判断“进攻延安之大战可能三月七八日开始”，而陇东方向的敌军可能“以新一旅担任庆、合守备，四十八旅、二十四旅、一四四旅可能由庆阳东犯”，。彭德怀在给张宗逊等人的电报中提出三个方案：

一、迅速消灭四十八旅，主力转向关中，歼击守备之敌；

二、主力集结张村驿、直罗镇线，准备歼击北进或东进之一路（几个战斗）；

三、让敌深入延安、延长后，待敌困难增多时再从敌侧后歼击。

彭德怀要求张宗逊等考虑并将理由说明电告[11][5]。

张宗逊等当晚18时致电军委、联司，告以“敌四十八旅一四二团二日上午十二时进占合水，何奇及一四三团两个营驻板桥，另一个营驻赤城镇”、“现西华池无敌”，并称“我们明（三日）晚拟以三五八旅向板桥之敌进击，独一旅位置于板桥、合水之间，伏击合水、西峰镇之敌，警三旅夏团[注：即五团]配合一旅向该敌尾击。新四旅及七团阻止西峰镇、赤城向板桥增援之敌”[11]。

彭德怀代军委当日立即复电“完全同意你们二日十八时消灭四十八旅部署，得手后求得再歼二十四旅或一四四旅一部或大部，如此不仅陇东失地可复，延安亦将可保，此战斗关系极大”[11][5]。

整编十七师所属之第四十八旅是胡宗南嫡系部队，从1943年起一直担任旬邑至宁县之间的防务，长达3年之久。1947年2月27日，该旅奉命集结宁县。当日，由整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宣布兵分两路，进攻陇东：二十四旅进攻庆阳，四十八旅进攻合水。

整二十四旅旅长张新，下辖三个团；整四十八旅旅长何奇，辖两个团（欠一四四团），其中第一四二团团长陈定行，第一四三团团长杨荫寰。两个旅一共约一万五千人。何奇素有“何大炮”之称，黄埔六期毕业，后进入日本炮校进修，回国后又考进陆大深造，为人倨傲自负，常自比孙吴。

整四十八旅1月28日拂晓出发，上午10时攻占了赤城镇，击退了解放军1个连，并俘虏了部分人员。3月1日黄昏，该旅进占板桥，当晚又向合水进发。至3月2日下午四时，进入合水，不过已经是一座空城了。当晚，又接到整二十九军长刘戡的电令，要该旅由原路撤回宁县。何奇经过研究，认为经西华池到宁县是捷径，昼夜兼程一日可达，故决定从西华池南下。

3月3日下午3时许，四十八旅先头部队进入西华池。此地是属合水县的一个镇，距宁县北面封锁线上的据点兰义井约70-80华里，市面较繁荣，居民约千余户，均集居塬上。该镇东西两侧有南北向的大沟，南面有解放军所筑的防御工事，因其面向蒋管区，对四十八旅的防守来说，利用价值不大。

何奇因为离天黑只有两个小时，即便急行军也来不及赶到封锁线，所以命令一四二团继续前进至七里店宿营，其余部队则在西华池安顿下来。虽然也有人报告说解放军大队离此不远，但何奇并不相信[17]。

我军当时情报工作的确非常出色，就在刘戡去电要四十八旅回撤的几乎同时，即3月2日晚，军委给张宗逊、习仲勋发去电报，称“胡宗南令进占陇东之二十四旅、四十八旅、一四四旅迅速东开中部、宜君，并于八日到达。如确实，望乘敌南撤中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即可推迟进攻延安计划。”[11]由电报中“据联司获息”一语，判断很可能是国民党军之间的电报被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截获并破译了。

本来以为敌军会继续进犯，故张宗逊的计划攻击庆阳、合水之间的板桥镇，吸引四十八旅来援后予以歼灭。谁知道突然之间，敌人要急速回撤了！这么一来，必须以快速果敢的行动抓住敌人才行。可是张宗逊在这个关键时刻，却莫名其妙地犯下一系列的错误。

3月3日上午10时，张宗逊等致电军委，称“根据我军集结位置与当前敌情，决遵第三方案执行（注：按照下文的意见，这里的“第三方案”应为“第一方案”之误），今晚先击板桥再打合水歼灭四十八旅（如四十八旅待命令撤退，我仍决击板桥求得消灭其一个团到一个旅），然后转入敌后收复关中”[11]。

3月3日中午，张宗逊等得知“何奇率一四二团全部、一四三团两个营去合水，一四三团另一个营由赤城开板桥”，仍然决心“今晚以三五八旅消灭板桥之敌并警戒庆阳，另集中主力伏击可能由合水退回之敌，如敌于今由合水退回板桥，即集中全力击歼该敌”[11]。

张宗逊在这两份电报中所提出的方案和2日18时的电报完全相同，尤其是时间上仍坚持当晚发起进攻，似乎有点漫不经心的感觉。当军委2日晚通报胡宗南令四十八旅撤退的情况，敌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以张宗逊的方案则必须假设3日整天敌军不会有重大变动，还在“待命令撤退”或最多“由合水退回板桥”，这实在有点过于想当然了。

接下来又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西北野战集团的主力2月28日已经隐蔽集结于太白镇西南地区的塔儿塬、陈家源（三五八旅）及古城镇以东（独一旅）、盘客镇以北（新四旅）地域，进行了战斗准备[18]。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勘查附近地形后，考虑到敌军进入根据地顾虑重重，一般不敢贸然从沟中行进。故判断敌军如由合水到宁县的大路撤退，必从源上通过。但有一段路却在沟里，且路窄沟狭。因此，黄新廷将八团和七一五团部署在沟两边的山坡隐蔽处，把七一六团部署在山后，以便随时投入战斗[19]。

3月3日上午，三五八旅侦察科长侯润陶向黄新廷报告：敌整编四十八旅离开合水渡过马莲河，攀上南塬，向南行进。至中午时分，敌先头部队已进入八团隐蔽的山梁下面，八团团长徐立树请求立即出击。黄新廷命参谋长何辉燕向野战军司令部请示，得到的答复是：“敌情不明，听候指示”[19]。结果，四十八旅安然通过了三五八旅的伏击圈。

下午，集团军命令三五八旅向西华池前进。三五八旅到达西华池以北三里店后，根据侦察了解到敌军一四二团下午3时到达西华池，而一四三团尚在行进中。敌军到达西华池后，因市面如常，紧张情绪有所放松，不少军官去镇里的馆子解馋。

黄新廷命电台向集团军请示，要乘敌立足未稳，立刻发起进攻。但仍未得到同意[19]。直到黄昏时分，才得到集团军的命令，向西华池之敌发起攻击。

张宗逊之犹豫寡断，从某种意义上说，源自其固执呆板的个性。黄克诚在回忆长征时期湘江之战时提到，红四师完成阻击任务后，张宗逊曾因为未接到命令，执意不肯撤退，是黄克诚利用军事委员最后决定权才令他将队伍带下来。黄克诚的回忆中认为“张宗逊同志执行上级命令十分坚决，但缺乏灵活性”，婉转地批评了张宗逊[20]。

3月3日白天的野战军决策连身为副政委的廖汉生亦感到不解[7]，但结合2日和3日的电报以及张的个性，我们大致可以分析，张宗逊开始是认为四十八旅没有那么快行动，要“待命令撤退”，所以仍然按照2日18时的计划去做。当得知敌军撤退的消息，又本能地认为和3日午前所得到的消息不相符合而不愿意去相信（实际上3日中午前所得到的消息是前一天的），于是一再拖延了进攻的有利时机。张宗逊的做法，固然有“慎重初战”、“知己知彼”的正确因素在内，但因为未能真正理解军委电报中“望乘敌南撤中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即可推迟进攻延安计划”的意义，仅因“该战斗关系极大”而束手束脚，所以打了个窝囊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