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一些关于解放战争讨论的内容 -- 杰瑞

国民党军经过长达六天的激烈战斗，于1947年3月19日6时30分，由第一六七旅第四九九团第三营第四连攻入延安城门，把中华民国的国旗升到了城门楼上[1]，这似乎象征着延安已经被“光复”了。但城内外仍有战斗在继续。七十八旅当天上午数次向凤凰山攻击，均被延安西城门共军侧击火力所击退。国民党军费了不少力气，以战车五连的一个排加入作战，直至大约中午时分才将共军驱逐[2]。

另一个方向上，共军大部分已经于凌晨撤走，只留下一些小部队和整九十师保持接触[3]。由于接到胡宗南要让嫡系第一旅先进入延安的命令，虽然阻力并不大，但整九十师进展却十分缓慢，至当天下午15时才分别攻占延安城西飞机场及清凉山。随后，整二十七师之四十七旅，也推进到延安城南的七里铺[2]。

仅仅一个小时之后，国民党中央社就迫不及待地发出消息，称“今（19日）上午10时，已收复延安”[4]。

一、延安易手之后

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三位成员：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早在3月12日晚已经由延安转往子长县瓦窑堡以东的王家坪办公。另外两位：毛泽东和周恩来，则在延安坚持到几乎最后一天。18日的黄昏，毛、周离开了延安，19日凌晨抵达延川县永坪镇以南的刘家渠；当夜继续北进，于20日黎明来到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以南、延榆公路以西的徐家沟。之后，周恩来未及休息即乘车前往王家坪与朱、刘、任等会合，而毛泽东则在徐家沟住了一夜。由于徐家沟村距离公路较近，沟道较敞，架设电台易被敌机所侦知，所以21日毛泽东又移至公路东侧十余里之高家崄。至25日夜，毛泽东方才出发至王家坪附近与书记处其他成员会合[5]。

彭德怀撤离得更晚。19日凌晨，彭德怀带着指挥机关由王家坪后沟的一条小路翻过山头，向东北方向而去[6]。彭德怀等由侯家沟翻过山梁，经罗家桥、高庄、冯庄，过武装沟，第二天中午到达了青化砭以西的梁村[7]。

对于中共高层而言，撤出延安是早已经确定的事[8]。毛泽东事先还有意识地在中层干部中做了一些解释，如3月18日下午接见新四旅16团干部时就特地谈到“给胡宗南腾延安”的问题，强调这是“暂时的”[9]。但在敌军进攻之下，中共首府的迅速陷落，仍然引发了不少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中提到：主动放弃延安后，“部分干部由和平麻痹思想转为恐慌动摇，部分群众一度思想混乱；部队中部分人员胜利信心不高，依赖友邻解放区抽兵援助，或有急于与敌决战以报仇雪恨的急躁情绪”[10]。因撤退中组织和沟通上的问题，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内部就曾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事情源于3月18日中午，边区保卫团[11]接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王维舟的手令：“迅即撤至安塞西北真武洞以北待命，维舟”，并要求立即执行。保卫团团长兼政委刘镇及参谋长夏飞考虑到毛主席尚未离开延安，急赴联防军指挥部请示，却发觉联指已经撤走。因此，刘、夏商量后决定由团政治部主任高桂庭带两个营护送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等首脑机关撤离，刘、夏指挥4个骨干连和1个手枪警卫排直至毛泽东等离开之后才于19日凌晨撤离。

本来各个部门按照计划先后撤离并无问题，但王维舟在尚未搞清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是否已经离开的情况下，即命令保卫团撤退，这显然不妥。因此，事后王维舟倒打一耙，在边区会议上当着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面指责刘镇擅自逃离延安，要将其枪毙。刘镇据理力驳，并指出保卫团和他本人撤离的时间有参谋长夏飞以及最后撤离的近二百名干部战士为证。最后在习仲勋、林伯渠的要求下，又令夏飞取来了王维舟的手令。这下证据确凿，戳穿了王维舟企图推卸责任的谎话，王本人也闹了个下不来台[12]。但王维舟毕竟是资格很老的干部，最终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20日中午，彭德怀给军委发去电报，通报了胡宗南占领延安的情况：

“

胡敌于十九日午后三时占延安，二十七师之三十一旅留临真，第一师某旅留金盆湾，胡宗南令一部向金沙镇、甘谷驿、延长侦察。第二纵队须力求隐蔽，切勿暴露目标。甘谷驿至延安之线及其以南均不要驻军，须驻甘谷驿以北及东北地区，金沙镇高地及临真以北派便衣队伪装民兵担任侦察警戒封锁消息。我们本午已抵青化砭西之梁村。

” [13]

当天，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关在梁村正式组建。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副政委习仲勋，参谋长张文舟，副参谋长王政柱，政治部主任徐立清，政治部副主任张德生[14]。彭德怀已经意识到西北大兵团作战的供应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专门推荐了刘景范担任西北野战兵团的后勤司令员[15]。

对于撤出延安之后的作战设想，事先中共高层就曾经加以研究，将初战战场选择在青化砭或甘谷驿附近。一则是因为该地区处于延安东北，物资较为丰富，可以依托晋绥解放区的支援[16]；二来当时对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战略意图尚未完全明了，因此判断上不能不考虑国民党军东出（以阎锡山部为配合）封锁黄河沿线，以求歼整个边区为目的的行动[17]。

至21日，西北野战兵团对于国民党军占据延安之后究竟是“北出清、绥、米或东出延长尚未判明”，因此“决定各部从三月二十二日起各就现地休息七天（至三十日止），准备四天干粮”[18]。当天，彭德怀就各部集结的具体位置作出规定并上报军委：

“

我二纵集结甘谷驿以北及东北地区，教导旅集结青化砭以东之何家山岔附近地区，新四旅在青化砭附近地区集结，一个营在拐峁十里铺警戒。上述兵团力求隐蔽，警戒部队伪装民兵。一纵八旅（注：指一纵三五八旅）在安塞茶坊间，一旅（注：指一纵独一旅）在高桥准备移至茶坊，各以一营在枣园、蓝家坪警戒。敌占延后动向尚未判明。我各兵团就上述地区自二十二日起暂休息七天，情况许可再延长之，并准备干粮四天。边区全局部署今晚发中央请示后再发各区。

”[19]

由以上布置可知，西北野战兵团的意图是集中兵力于甘谷驿、青化砭、安塞至茶坊之间休整，当判明国民党军北进或东出之后，再相机选择其一路给予打击。这一部署是非常灵活的，青化砭之战时彭德怀曾向下级解释说：胡宗南虽然是个草包，但是他主力由延安北上安塞之后，需要派兵保障其侧翼安全，这一点军事常识他还是有的，不然他怎么能捞个陆军上将当呢？[20]彭德怀对胡宗南的军事能力判断非常之准确，事实上，假使胡宗南部主力东出延长或由咸榆公路北上，仍须派兵一部北上安塞保障延安或东出甘谷驿保障侧翼。如果是这样，按照21日之部署，彭德怀同样可以就近使用一纵和新四、教导两旅在延安、安塞之间或以二纵和新四、教导两旅在甘谷驿附近予以歼击。这可以说是“算无遗策”了。

唯一的问题是独一旅在延安撤退之时，不知道是通讯联络还是其它原因，自作主张撤向枣园以西的高桥，因此彭21日电要其北移至延塞公路以西的茶坊[21]，即向一纵之三五八旅靠拢。

关于双方兵力对比，我在“延安保卫战”一贴中曾有说明，内容如下（参考书目和注释略）：

按照我军的计算，国民党在西北的兵力一共43个旅，32万人。除守备新疆的9个旅7万人以外，用于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共34个旅25万人。其中蒋介石嫡系西安绥署胡宗南集团20个旅17万余人；西北行辕张治中、马步芳、马鸿逵集团12个旅6.9万人；邓宝珊集团2个旅1.2万人[2]。军委作战部当时大概已经正确判断出两马集团不会迅速加入进攻延安的战斗[4]，因此未将西北行辕的部队计入。细算起来，胡宗南集团兵力共计171700人，包括整编第一军（75000人）、整编二十九军（73000人）、整编十五师之一三五旅（4700人）、整编三十八师之五十五旅（7000人）、整编十师（含十旅、八十五旅共计12000人），其中整编第一军含整编一师（一旅、七十八旅、一六七旅，共计28000人）、整编二十七师（三十一旅、四十七旅，共计27000人）、整编九十师（五十三旅、六十一旅，共计20000人），整编二十九军含整编十七师（四十八旅、十二旅、八十四旅，共计17000人）、整编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一六五旅、二十八旅，共计33000人）[5]、整编七十六师（二十四旅、一四四旅、新一旅，共计23000人）[6]。邓宝珊集团二十二军（八十六师、新十一旅）共计12000人[2]。胡、邓集团约184000人，加上国民党地方团队1万余人，总计是19.5万人。

据整编第一军九十师副师长任子勋回忆，至3月10日，集结在洛川附近的，计有整二十九军之整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一六五旅）、整七十六师（二十四旅、一三五旅）、整十七师（十二旅、四十八旅、八十四旅），共7个整编旅；集结在宜川附近的，计有整一军之整一师（一旅、七十八旅、一六七旅）、整二十七师（三十一旅、四十七旅）、整九十师（五十三旅、六十一旅），共7个整编旅。此外，尚有整一四四旅在同官附近集结待命。合计6个师15个旅，总数大约15万人[7]。师旅数目和时任整七十八旅旅长的沈策的回忆基本相同[8]，不过总兵力沈策认为“约共10.5万人”，因为“当时部队经过历次战斗和长途行军，以及各级部队长期贪污吃空等关系，实有兵员无法确实统计，所举数字系按实际情况估计的概数”[9]。沈策的估算未计入的“还有第一战区直接指挥的驻西安第七补给区管辖的后勤运输部队的兵员和工兵、装甲兵、战车兵、炮兵、通信兵等特种部队”[10]。

除吃空额之外，由于国民党军需要分兵占领要地、保护交通线，因而愈到一线兵力差距愈小。据胡宗南估算其第一线可以用于攻击的部队一共12个旅8万4千人[3]，实际中真正投入战斗的人数可能更少。

中共方面对进攻延安的蒋军实力，判断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3月17日一度以为蒋军进攻延安主力为9个旅，至19日已经查明其总兵力“总计7个师，14个旅，34个团，15万人”[11]。

再来看国民党军方面对中共实力的估计。

按照胡宗南的“研究”，“匪在陕北较正规部队有第八、第十、第三十九旅，警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十一各旅，独立第一旅、骑兵第六师等约六万人，晋西调回匪王震所部三五八、三五九两旅七千人，陈赓所部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四各旅约一万五千人，贺龙所部三个旅约一万人，已经训练民兵约七万人，合计为十六万人”[3]。这个说法中所列举的番号之混乱不堪，稍有国共战史知识者不难发觉。据国民党空军方面的人员回忆，时空军作战科从情报科所获得的情报是，陕北共军有13个旅3个师共约10万人[12]。根据此师旅数目细查，才知道当时国民党军所判定的陕甘宁边区的野战部队番号为：一二零师、二十七师、三五八旅、三五九旅、新一旅、新四旅、新八旅、新九旅、新十一旅、警备第一、二、三、四旅，骑六师，共计七万余人。另有军区及民兵部队九万余人[13]。

实际上，当时陕北我军算上地方部队一共不过4万多人。其中，野战部队26136人（一说25800余人），包括第一纵队（8637人，辖三五八旅4222人，独立第一旅3517人）、第二纵队（8650人，辖三五九旅3450人，独立第四旅4200人）、教导旅（5236人）、新编第四旅（3441人）、直属山炮营（442人）；军区部队16178人，包括警备第一旅（4251人）、警备第三旅（8216人）、新编第十一旅（2222人）、骑兵第六师（1489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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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情况缺乏国民党军方面的资料以资对照，只是按照国民党军战史所列的作战序列可知，除步骑兵以外，尚有第一战区直辖下的战车第二团、炮十一团、炮五十一团、炮九团第一营，除此之外，尚有空军配合作战。但这些部队，尤其是战车和炮兵在陕北地形条件下运动困难，故此第一线的实力要大为削弱。

进攻延安战斗中，国民党军兵力总计步兵14个旅，保安部队6个团，炮兵一个营（欠1连）又1个连，工兵三个营（欠1个连），骑兵两个团，装甲兵一个营（只含2个连），空军4个中队。其中，空军2个P-47战斗机中队，1个P-40战斗机中队，1个B-25轰炸机中队[12]；装甲兵战车第二团第二营（第五连，配赋日式97战车13辆；第六连，配赋意大利菲亚特战车13辆）[26]。

西北野战军的装备较之国民党军有天壤之别，主要是弹药奇缺，人均子弹只有几十发，每门迫击炮的炮弹也只有二十多发。初期作战时，西北野战军除直辖的一个山炮营以外，炮兵就只有将各旅（包括二纵）直属的迫击炮连集中使用（最大可以集中6个连）。按照我军的资料，延安保卫战“敌人投入十四万人之兵力（其第一线为八万），我军防御兵团仅五千余人。战役密度，敌我兵力对比为廿八比一；敌军有一百三十五个步兵营，我军仅有十二个步兵营，敌我对比为十一比一；敌军有各种口径之火炮（六零迫击炮至山野炮）二千余门，平均密度每公里正面约二十三门，而我军仅有迫炮十三门，平均密度每七公里正面约一门，敌我对比为一百六十比一；敌军有轻重机关枪六千五百余挺，平均密度每公里约七十二挺，我军仅有轻重机关枪二百余挺，平均密度每公里约二挺，敌我对比为三十六比一。”

就全国各战区而言，西北是实力对比差距最大的地区。

二、“大捷”后的茫然

攻入延安之后，国民党军大肆渲染战绩，论功行赏，但对于下一步如何行动却没有了方向。

按照国民党西安绥署的“延安会战经过概要”，进攻延安之战，“共毙伤匪团长、大队长以下官兵一万六千五百余名，及毙匪教导旅旅长杨得志、参谋长及供给部主任等重要官员多名。我军伤亡营长以下官兵一千三百余人，其比例数为十比一”[22]。这一数字未含国民党军声称俘虏共军的人数，据胡宗南的年谱所记，详细数字为：“伤毙匪教导旅旅长、参谋长、团长、大队长等官兵一六六零六名，俘获伪官五五九员，兵九六二五名，虏获轻机枪三十挺，步枪二二四三枝，手枪五枝，掷弹筒二十九具，骡马三十五匹。我军亦伤官六十五员，阵亡十四员，士兵伤七二三名，阵亡二二八名，与匪伤比例为十六比一”[23]。这样算起来，国民党军所声称的战果（毙伤俘）共二万六千七百九十名，还包括“击毙”了日后成为中共第一批授衔上将的杨得志；国民党军自己的伤亡则为一零二三名。

国民党军的伤亡人数“一千三百余人”大致应该是比较准确的，这和中共内部所声称的“敌伤亡千五百人左右”[24]亦相符合。但国民党军的战果过于夸大，较中共部队实际伤亡“五百余人”[24]高出数十倍以上。由于实战几乎没有多少俘虏，以至于不得不用国军自己的军官及士兵冒充中共俘虏，在记者参观时闹出不少笑话。中共地下机构“西安情报处”曾派人混充记者去延安了解情况，看到有俘虏不小心当着记者的面坚称其在打延安时杀的是共军，以致被“西情处”的人当作笑话来讲[25]。

事实上，中共撤出延安的坚壁清野工作做得非常好，国民党军几乎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以致将西北共军的最高指挥员误当作是贺龙[26]。时任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局长的邓文仪在回忆攻占延安后的情形时说：

“中共在延安及附近不到五万，仅有一两次激烈抵抗，各高级机关都在仓促间已全面撤退，并实施坚壁清野的焦土战术，当地人民全被裹胁离开作战地区，所有物资用具搬运一空，使我们军队进到延安，得不到任何补给军用物品，也无人力可用。我在收复延安第二个星期到那里视察，经过一周的考察及督导我军政工，我走遍延安找不到有关共军的任何文件，他们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图书馆连同图书文件一起被他们烧毁，附近发现少数粮食物品藏匿在山洞里，也都放了毒药或淋了煤油，不能使用。”[27]

在这种毫无消息来源、敌军动向不明的情况下，胡宗南于21日给董钊下达命令，以“第一军之二十七师担任延安城防，并以一部进驻拐峁镇构筑工事，同时远出进行威力搜索后，相机推进青化砭固守，使主力尔后向北进出容易；第一军主力即在延安以北西北地区集结待命；第二十九军即在延安鄜县沿公路线构筑据点工事，确保补给线的安全”[28]。

这一部署就一般军事常识而言，基本上还是中规中矩的，但要命的是，电报被共军截获并破译了。

彭德怀3月22日凌晨致电张宗逊、廖汉生并报军委：

“

（一） 胡宗南二十日（注：应为二十一日）令三十一旅二十四日开青化砭、半佛，要其筑工固守，似判断我主力在安塞方向，有进攻安塞模样。

（二） 我准备伏击该敌（三十一旅）。着一纵队主力经安塞开至青化砭以西之梁村、石家沟、白家沟之线。八旅（注：指三五八旅）（缺一营）限二十三日晚到达，留蓝家坪北之营继续与敌保持接触，吸引敌主力向安塞。独一旅开高桥很不妥，应即尾八旅开安塞以东之王家庄、丁家庄、枚家庄之线，限二十四日到达，不得迟误，行动时须特别注意隐蔽。

（三） 张廖于二十三日九时以前到梁村开会，我们在梁村等候。

”[29]

同时（注：按照电令被收到的时间22日4时判断，该电发出时间应和给张廖及军委的电报几乎同时），彭德怀给二纵及教导旅、新四旅亦发去电报：

“

（一） 胡宗南二十一日令临真之31B（注：三十一旅）经川口渡延水进攻青化砭，筑工固守，限二十四日到达。

（二） 我军拟令伏击，或乘敌立足未稳之际，彻底歼灭该敌。第二纵队、教导旅统归王震指挥，隐蔽集结于青化砭以东之阎皇寺、郝家河、湖家河之线，限二十二日晚集结完毕，二十三日看好地形，化装民兵，切实封锁消息。

（三） N四旅（注：指新四旅）二十二日晚集结于青化砭以北及东北地区之二峁渠、常家塔、朱家沟、高家沟；第一纵队八旅二十三日集结青化砭以西之梁村，独一旅二十四日位置于何家庄附近为预备队。

（四） 王罗（注：指王震、罗元发）看好地形后，定出由东南进攻青化砭截敌归路、警戒拐峁之详细计划，限二十三日午前电告我。

”[30]

胡宗南21日发给整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的电令，被刚刚正式组建的西北野战兵团机要科[31]截获并破译。西野派出的侦察员也证实，第三十一旅21日从临镇（注：即临真）出发，现抵松树林，该敌多次向群众打听到川口的路线。同时，根据各种情报，了解到胡宗南已令第一三五旅于24日前到达李家渠筑工固守；整编三十六师在观音桥、肖家岭、二十里铺地区集结；整编十七师分布在劳山至富县（注：当时称鄜县）间公路沿线；整编第七十六师在桃花坪、临镇（注：即临真）、南泥湾地区集结[32]。

彭德怀迅速察觉胡宗南部有以主力北上寻找西野主力、以一部沿咸榆公路保障翼侧的意图，因此，要求一纵“留蓝家坪北之营继续与敌保持接触，吸引敌主力向安塞”，以加强敌之错误判断。这本来和国民党军的意图并不完全相侔，但在行动上双方却非常之“配合”。

西野研判认为，胡宗南部北出的意图在于积极寻找我军主力决战。如我军向西北撤退，即以青、宁两马从庆阳、环县、定边之线堵击，以胡宗南主力经安塞北上，形成东、西、南三面夹击之势，以消灭我军于保安、吴旗地区，或迫我北上绥蒙沙漠地区；如我军向东北撤退，则以榆林邓宝珊部沿无定河向南，以胡军主力沿咸榆公路北上，实施南北夹击，逼我于葭县、吴堡地区就歼，或赶我军东渡黄河[33]。

而胡宗南对于西野的行动更多的是来自于推测。空军的侦察一会儿说“敌人向安塞退却”，一会儿又说“在蟠龙附近发现小股敌人”[34]，而陆军则对空军的可靠性和技术持怀疑态度[35]，所以莫衷一是。至23日黄昏都没有任何确切的情报，胡宗南只好推断拐峁以北无敌情，整一军系由东南向西北迂回，敌人可能被迫向安塞方向撤退。因此，胡宗南令整一军主力24日晨由安塞方向搜索前进，如无敌情，25日仍回延安[28]。

由此可见，西野当时高估了国民党军求战的决心，实际上胡宗南的意图主要是巩固延安的占领，主力北上带有威力搜索的性质，最终还是打算集结在延安附近，等落实情况后再确定行动方向。就国民党军当时对形势茫然无知的前提下，这样的处置也算是适宜的。

无论如何，蒋军以主力向安塞方向出击，以一部进占青化砭保障翼侧的做法，和西野预先设想的在延安东北方向歼敌的方案正好“配合”起来了。事后看，如果蒋军以主力东出延长，向甘谷驿方向进攻，仍须以一部进占安塞保障延安、以另一部进占青化砭保障主力右翼安全，这样恐怕仍是没有好果子吃。从战役战术层面上来说，这里的关键还是信息不灵，对于共军情况茫然无知。正如国民党军自己所总结的：“战斗遂行中，我军情报搜集无法深入匪区，仅凭无线电测向及空军报告以为研判之资料，影响于指挥及部队间之行动不小”[36]。

就战略而言，进一步深入探究蒋军北上安塞的深层原因，实源于其高层在整个战略上矛盾。

首先，蒋介石攻占延安的计划，就是临时起意的，为求保密，连国防部作战厅都不得与闻[37]。此前，蒋的战略是到处开花，毫无重点，国军宿将程潜抱怨说：“不知蒋先生对这个仗是如何打法？最高的战略如何策定？重点摆在哪里？是关内？抑或关外？是由内往外打？还是由外往内打？由南往北打？或者由北往南打？实在令人无法揣测”，由此，“部队东遣西调，顾此失彼，攻守进退，恐将失机”[38]。

等蒋介石体认到这一点，开始强调“最要注意的是分清主战场与支战场。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同时在这个主战场中，又要先寻找匪军兵力最强大的纵队进攻，予以彻底的歼灭”[39]，并将山东作为进攻的重点时，却又起意要先攻占延安，主观认为这样可以转用胡宗南部于其它战场[40]。但开辟新战场，实际上是分散兵力，有碍重点的形成[41]，蒋却并未意识到。

其次，攻占延安之目的，从军事上讲，应该是尽快扑灭西北共军主力，以便转用胡宗南部于其它战场。但国民党军所确立的目标却是：“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42]，将外交和心理作战作为首要实现目的。

这样一来，作为战区指挥官的胡宗南，在攻占延安，已经“达到”其战略目的的情况下，对于下一步的行动自然就不免陷于一种迷茫之中。接下来究竟是四面包围、逐步缩小对手机动空间，以求彻底歼灭呢？还是以“犁庭扫穴”的姿态，将对方驱赶至黄河以东，从而尽快结束陕北战事，以转用主力呢？显然，第一案是不会为蒋介石所喜欢的，因此，既迅速又省事的第二案是当然的选择。

在攻取延安的作战指导思想上，蒋军就只设想了共军坚守延安或“向河东窜退”[43]两种情况。这样，以主力北上安塞就带有驱迫对方东退的含意在内，这较之东出延长将对手向西驱赶更符合国民党军当初的设想。这是胡宗南做出主力北进安塞决策的深层原因。

三、十面埋伏

彭德怀22日晨致电毛泽东和中央，除通报了胡宗南部动向外，决心“以伏击或乘敌立足未稳围歼三十一旅”[44]，毛泽东于23日复电同意彭德怀的部署。

23日下午，彭德怀下达了伏击三十一旅的命令：

“

各纵（旅）并报军委：

甲、 敌情见梗午（二十三日十二时）电。

乙、 本军决于明（二十四日）日以待伏动作，消灭敌三十一旅全部之任务。

各兵团部署如下：

（一） 第二纵队及教导旅统归王震指挥，伏击于青化砭至房家桥大道以东，待敌后尾通过房家桥后，教导旅由东向西猛烈侧击。第二纵队应首先截断敌退路，沿小河东岸由南向北猛击敌侧背，并于拐峁、延水南岸派出便衣队侦察桥儿沟方向敌有无后续部队。

（二） 一纵队之八旅（注：指三五八旅）自闫家沟（青化砭西北五里）至白家坡沿小河以西宽正面伏击，待二纵队截断敌归路后，由西向东猛烈夹击。独一旅为预备队，位置于首头庄[45]、丁家庄、郭家庄（安塞以东）之线，除对安塞布置警戒外，须以小部（不大过一营）位置于冯家庄以南高地，对延安方向警戒并切实封锁消息。

（三） 四旅（注：指新四旅）伏击于青化砭正东及东北高地，待二纵、教导旅打响后，即向青化砭猛烈扑击。

丙、 各兵团务于三月二十四日前六时半以前部署完毕。部署时须注意隐蔽于敌侧卫搜索线以外，务使敌过早发现。

丁、 指挥所在青化砭西北高地，我们在指挥所。

戊、 通信联络：与二纵、教导旅用电台，一旅（注：指独一旅）、新四旅徒步、电台兼用。

彭、习

梗未（二十三日十四时）

”[46]

由该命令可知，西野大致是以新四旅拦头、二纵截尾、一纵和教导旅分别由西、东两面夹击，以歼灭三十一旅。独一旅因擅自开高桥再转回，二十四日只能赶到冯家庄一带作为预备队，监视延安、安塞[47]。其中，“部署时须注意隐蔽于敌侧卫搜索线以外，务使敌过早发现”的提醒，体现出彭德怀在战役指挥上的细致之处。

青化砭距延安约70里。自延安向东经拐峁到姚店子后，要经过一条三十里长的川道后，才到达青化砭。这是当时陕北的一条主要公路，一般称为“咸（阳）榆（林）公路”，可通行汽车。抗战前国民党政府修成了延安以南和延川以北（至镇川）这两段公路，抗战时期中共又组织民众修筑了延（安）南（泥湾）、姚（店子）延（长）、延（安）临（真）、延（安）郝（家岔）、延（安）真（武洞）、清（涧）子（长）等七条公路，至1946年为止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延安为中心的道路网络[48]。

青化砭座落在山崖上，只有二三十户人家，但却是咸榆公路的一个重要交汇点。自青化砭向西是一条四十里长的川道[49]，当地人称为“牡丹川”；向西北则经过另一条四十里的川道——当地人称“木索川”——通向蟠龙镇。再由蟠龙向东经永坪至延川，就可以北上清涧、绥德、米脂到镇川。这一段川道山峰巅连、宽处不过半里一里、窄处只有十米八米[50]，是一个设伏的好地方。

依照彭、习二十三日下午的电令，各纵队、旅分别进行了紧张的布置。

一纵三五八旅以七一五团一部配置在青化砭西北之曹家咀以北山地阻敌前进；主力配置于青化砭以西高地；第八团设伏于寺沟以西山地；第七一六团主力设伏于林坪以西山地，以第一营配置于后账子沟以南山地。战斗计划为：敌如以一部占领我第七一六团阵地前之搜索地区时，我该团第三营即由正面进行射击，同时部队出击，第一营在该营以南山地进行掩护并派部队隐蔽出击，配合第三营攻取敌占阵地，消灭敌人；如敌搜索部队通过时，各部队则隐蔽地向前运动火力及部队；如敌已进入我伏击区域，待敌后卫打响，我第八团即向寺沟、小蒜沟出击，第七一六团向林坪、前账子沟出击，第七一五团除留部队固守阵地外，尽量抽部队出击。战斗开始后，第七一六团留一个连在前账子沟以南山地向拐峁方向警戒[51]。

一纵根据彭德怀“部署时须注意隐蔽于敌侧卫搜索线以外，务使敌过早发现”的指示，将伏击部队放在敌侧卫搜索范围之外，即和伏击地域相隔一条山梁之处。实战中，三十一旅果然派出侧卫搜索分队，沿本队开进路之两侧山梁前进，遇小沟（谷地）则顺山梁绕过，遇大沟则越沟而过，最近处曾距七一六团隐蔽位置仅隔一小山，且不断用火力侦察，但一纵伏击部队非常沉着，未被发觉[52]。

新四旅的位置在青化砭以北及东北的常家塔、北六庄、赵家沟[53]，旅指设在常家塔，十六团在赵家沟附近、七七一团在赵家沟以北地区分别埋伏[54]，准备迎头拦击。

青化砭东南有一个小寨子，正挡在新四旅十六团的出击路线上，如果派兵占领该寨子，很有可能要与敌先头搜索部队遭遇，如果不予占领，则又可能为敌军所占据而增加攻击难度。彭德怀23日率旅以上干部到青化砭东面至石绵羊沟察看地形，现场调整部署时[55]，提出将该小寨子让给敌军，随后又提醒传达命令的参谋人员，要部队将寨子北墙拆掉，留下南墙。这样既可以遮住北来的敌军视线，又消除了我军的攻击障碍[56]。这也是彭德怀战场指挥考虑问题周到细密的一例。

二纵和教导旅由王震、罗元发联署的命令规定各部战斗分界线为：

教导旅自青化砭东南之东沟（含）至石绵羊沟；三五九旅自石绵羊沟（不含）、桃园沟南北方至石家圪塔；独四旅自石家圪塔（不含）至息家砭（惠）。

命令要求各旅由东向西侧击，独四旅于息家砭切断敌退路，并在息家砭东南高地构筑工事，向拐峁警戒。战斗发起后，各部先头部队应轻装，以迅速勇猛的动作，抢占各旅正面之各战术要点，主力即选择便于出击的道路，猛烈侧击[57]。

教导旅大概因为延安保卫战消耗较大，故此伏击地段较窄，只在石绵羊沟附近展开了一个团（一团），另一个团（二团）和旅部在石绵羊沟以东。三五九旅旅部在窑子沟，所属三个团分别展开于白家坪（七一七团）、石家圪塔（七一八团）和白家坡（七一九团）。独四旅旅部位于寨子沟，所属三个团（十二、十三、十四团）分别展开于房家桥、惠家砭、纸坊沟（以上地点均在大路以西）对面的路东[58]。

这样，西野在青化砭战场上集中了5个旅（不包括独一旅），在第一线即展开其中的12个团（不包括教导旅二团），在兵力对比上占据了六比一的绝对优势。接下来，就是等胡宗南的整三十一旅入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