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谁在支持乌克兰 -- 燕人

世界霸主无一例外都是靠工业军事力量获取，然后才是依靠霸主地位，要么强行推动，要么利用弱国的慕强心理，用文化推广来辅助巩固自身的霸权地位。当初改开之后的我国不就是这样么，日、美有钱有工业有科技，觉得人家啥都好，然后才引进文化产品，，难道先是觉得日美的文化好，其次才会认同他们的经济、科技好 ？？当初引进了印度电影那么多，印度的文化在我国的地位是和美国一样的 ？引进了墨西哥

有一种观点认为明清中国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该观点产生的原因与明清时期中欧贸易和文化交流有关。从中欧贸易来看，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自给自足论、中国的欧洲商品进口结构常被用来支持“明清中国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

英国开启工业革命后急于扩大海外市场，中国成为一个明确的目标，马戛尔尼带着改善和扩大中英贸易的重要使命，率领一个准备充分的使团出访被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制造业主认为市场潜力巨大的中国，却发现对于这个能迅速增进中英贸易、进而能更方便地获取英国先进产品的机会，被乾隆毫不犹豫地拒绝。

使团失败的结果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对欧洲先进产品不感兴趣。清朝统治者确实未对使团足足准备了一年的先进礼品予以应有的重视，不了解礼品蕴含的科技、经济、军事等内在价值，而当初英国精心挑选礼品时，正是希望通过赠送工业革命的最新成果，向清政府展示这种内在价值，从而诱导清政府达成相关贸易协定。

但是，不了解产品的科技、经济等内在价值并不意味着不会去追捧和消费该产品。消费者用产品来展示身份、地位和时尚，用来娱乐和便利生活，而不是研究它的内在价值。比起爷爷康熙，乾隆在追求西方产品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马戛尔尼发现乾隆拥有价值至少两百万英镑的各式英国产品。这又给出了为何乾隆和他身边的人对英国礼品没有好奇心的另一种解释：他们已经拥有大量欧洲商品，而且能利用权力获得欧洲商品。

更加重要的是，乾隆了解英国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对“各国夷人在洋抢掠”，为海疆的稳定考虑，同时为减少中国人和欧洲人的接触，乾隆严格维持一口通商的广州体制，拒绝了使团提出的贸易条件，但他并没有拒绝中英贸易，也没有拒绝进口和消费欧洲产品。

也就是说，在乾隆眼中，英国确实是西方强国，但乾隆对正式的贸易协定不感兴趣，但也不拒绝一般的商品往来。

乾隆在外交场合声称“从不贵奇巧”，但却曾数次传谕粤海关采办西洋奇巧，如乾隆14年(1749)传谕两广总督：“从前进过钟表、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进钟表、洋漆器皿、金银丝缎、毡毯等件，务要是洋做者方可”，乾隆要求广东官员进贡欧洲原产正品；乾隆17年传谕两广总督：“将西洋物件内有新异者寻觅几件进内”，这次乾隆要求“新异”的欧洲产品；乾隆23年又传谕粤海关：“买办洋钟表、西洋金珠、奇异陈设或新式器物……皆不可惜费”，这表明乾隆在追求欧洲产品方面既时尚又奢侈。

需考虑中国社会不同阶层和家庭的消费情况。上层社会有足够的购买力，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消费与其他阶层完全不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们对欧洲产品的态度也可能与其他阶层不同。著名古典小说《红楼梦》描写的贾府生活，反映的是18世纪上半叶中国官宦人家的富贵生活，书中描写贾府追捧和消费多种欧洲产品，如钟表、穿衣镜、眼镜、玻璃屏风、玻璃杯、玻璃绣球灯、哆罗呢、西洋布手巾、葡萄酒、鼻烟、膏子药依弗哪、油画、西洋银剪子等。可见，明清中国社会也存在追捧和消费欧洲商品的家庭。

对于钟表、眼镜、玻璃制品等几种代表性欧洲商品在明清中国社会的生产和传播状况，国内学者作了很多研究，这几种欧洲商品在中国上层社会很受欢迎。关于西器东渐的研究也关注欧洲商品在明清中国社会的传播及影响，西器东渐这个历史事实本身就说明，明清中国上层社会对欧洲商品感兴趣，正是他们追求时尚和奢侈的欲望促进了欧洲商品流入。

明清时期大量欧洲商品的流入也对上层社会的卧室风格造成了影响。宝玉居住的怡红院，有来自欧洲的穿衣镜、自鸣钟、自行船、油画、玻璃窗等陈设装饰，弥漫着浓厚的欧洲情调。宝玉使用玻璃穿衣镜、自鸣钟等欧洲产品，而不是中国传统的铜镜和计时工具，这种替代现象表明，在一些富贵之家反倒是中国器物被束之高阁，成为无用之物。宝玉的例子也说明，早在18世纪，欧洲器物就对中国的物质文化和日常消费造成了一定的改造性影响。

18世纪下半叶流入中国的欧洲商品中价值最大的是纺织品。1775-177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平均输入中国的毛织品价值为277671两银，1820-1824年每年平均为2042102两银，增长了约6.35倍(见表一)。早在18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平均每年进口的英国毛织品价值便超过一百五十万两白银。价值如此巨大的毛织品被中国人购买，18世纪末以前中国的欧洲纺织品消费不应被忽视。

1842年8月29日亨利·璞鼎查爵士签订的、并且像新近与中国订立的条约（1858年天津条约。）一样也是在炮口下强加给对方的对华条约（1842年南京条约。），从商务观点看来，其结果是不成功的。这是一个连那家著名的英国自由贸易派机关刊物伦敦《经济学家》也正在加以重温的事实。这家杂志曾是不久前入侵中国一事的最忠实的辩护者之一，现在它觉得自己应该“抑制”一下在其他各界所造成的乐观期望了。《经济学家》杂志把1842年的条约对英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看作是“我们借以防止错误行动后果的一个前车之鉴”。这当然是正确的忠告。但是，威尔逊先生为了解释首次企图用武力给西方产品扩大中国市场失败而举出的理由，却远不能作为定论。

他举出的造成这次大失败的第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璞鼎查签订条约以后的最初三年中，中国市场被盲目过量涌进的商品所充斥， 英国商人不注意中国人需求什么。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在1836年是1 326 388 英镑，在1842 年下降到969000英镑。此后四年中又连续迅速增长，

可是，到1846年，不仅出口额降低到1836年的水平以下，而且伦敦从事对华贸易的商行在 1847 年危机时期所遭到的灾难还证明：官方报告统计表中所列的1843-1846年出口的计算价值同真正实现的价值完全不符。如果说由此可以看出，英国出口商在向中国消费者出售商品的数量方面犯了错误，那么他们在商品的品种方面也同样犯了错误。为了证明后一个论断，《经济学家》杂志援引了前伦敦《泰晤士报》驻上海和广州通讯员温·库克先生的一段话：

“1843年、1844年和1845年，当北方各通商口岸刚刚开放的时候，我们国内的人兴奋若狂。设菲尔德一家有名的商行向中国运去了大批餐刀和餐叉，并表示它准备给全中国供应此类餐具…… 这些商品的卖价几乎抵不上运费。一家著名的伦敦商行向中国运去了大批钢琴，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刀叉和钢琴的遭遇，毛织品和棉织品也遇到了，不过形式没有那么显著…… 曼彻斯特在各通商口岸开放的时候盲目地做了一番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归于失败。从此以后，它就冷漠消沉，听天由命了。”

最后，《经济学家》为了证明贸易的缩减、稳定和增长取决于对消费者需求的考察，还从上述那位作者那里引用了1856年的材料：

但是，所有这一切论据和例证，除了说明1843-1845年贸易过热所引起的反应以外，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贸易骤增之后又出现剧烈的缩减，一个新的市场从一开始就为过剩的英国商品所窒息，人们把商品投入这个市场而没有很好地估计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和支付能力，这些现象决不是对华贸易所特有的。实际上，这是世界市场历史上经常有的现象。拿破仑垮台以后，欧洲大陆开放通商，那时英国的出口同大陆的购买能力很不相称，以致“由战争转向和平”倒比大陆封锁更具有灾难性。

过去有个时候，曾经流行过一些十分虚妄的见解，说什么由于打开了天朝的大门，美国和英国的商业一定会得以推进；当时我们曾根据对本世纪开始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精密考察指出，这些奢望是没有可靠的根据的[358]。我们证明过鸦片贸易的增长与西方工业品的销售成反比。我们曾认为，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

商人们由于切望扩大交换范围，极易于把自己的失望归咎于这样一种情况，即认为野蛮政府所设置的人为措施阻碍了他们，因此，可以用强力清除这些措施。正是这种谬见，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使得英国商人拚命支持每一个答应以海盗式的侵略强迫野蛮人缔结商约的大臣。这样一来，假想中的对外贸易从中国当局方面所遇到的人为障碍，事实上便构成了商界人士认为能证明对天朝施加的一切暴行均属正当的主要借口

“我们与这个国家〈中国〉的商约充分生效，至今〈1852年〉已将近十年，每一个可能设想的障碍都已清除，1000英里长的新海岸已对我们开放，新的商埠已经直接在生产地区和沿海最方便的地点建立起来。但是，就我们所预期的对我国工业品的消费数量的增加而论，其结果又怎样呢？老实说来结果就是：经过十年以后，贸易部的表报告诉我们，亨利·璞鼎查爵士在1843年签订附约时所见到的当时的贸易量，较之他的条约本身在1850年底所证明给我们的还要大些！这里是就我们本国制造的工业品而论的，而我们本国制造的工业品正是我们现在所考虑的唯一问题。

联军全权代表强迫中国订立新条约（1858年天津条约。）的消息，看来引起了以为贸易将有大规模扩展的狂 想，同第一次对华战争结束后1845年时商人们头脑中产生的狂想完全一样。即使彼得堡的电讯所传属实，是否能完全肯定，通商口岸一增多，对华贸易就必然会扩大呢？是否能够指望1857-1858年的战争会比1841-1842年的战争导致更好的结果呢？有一件事是肯定无疑的：1843年的条约并没有使美国和英国对中国的出口增加，倒是起了加速和加深1847年商业危机的作用。现时的这个条约也是一样，它使人们梦想得到一个无穷尽的市场，使人们产生不切实际的希望，可能就在世界市场刚刚从不久以前的普遍恐慌中逐渐复原的时候，又促进新危机的形成。除了这个消极后果以外，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刺激了鸦片贸易的增长而损害了合法贸易；只要整个文明世界的压力还没有迫使英国放弃在印度强制种植鸦片和以武力在中国推销鸦片的做法，那么这第二次鸦片战争就会产生同样的后果。

为什么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制度出卖其布匹的价格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织机上用手工织成的更便宜呢？我们上面已经指出过的那种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解答了这个谜。我们再来引述米契尔先生的话吧：

“当收获完毕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纺纱和织布；他们就用这种家庭自织的料子，即粗重而结实、可以经得起两三年粗穿的布料，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将余下来的拿到附近城镇去卖，城镇的小店老板就把这种土布买来供给城镇居民及河上居民的需要。这个国家十分之九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其质地各不相同，从最粗的粗布到最细的紫花布都有，但都是在农家生产出来的，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或者说得更恰当些，只有他交换原料所用的糖的价值，而糖又是他自己的产品。我们的工厂主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制度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的可以说是巧妙的穿插配合，那末就会一目了然，就较粗的织造品而论，他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每一个富裕的农家都有织布机，世界各国中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在其他各国，人们只限于梳棉和纺纱，生产过程至此为止，而把纺成的棉纱送交专门的纺织工去织成布匹。只有节俭的中国人才把全部工作做到底。中国人不但梳棉和纺纱，而且还依靠自己的妻女和佣工的帮助自己织布；他的生产并不以仅仅供给自己家庭的需要为限，而且是以生产一定数量的布匹供应附近城镇及河上居民作为他那一季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

因此，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是庄稼汉又兼工业生产者。他生产这样的布匹，除原料的成本外，简直不费分文。如前所说，他是在自己的家里经自己的妻女和佣工的手而生产这种布匹的；既不要额外的劳力，又不费特别的时间。

我们不想详述这种贸易的道德方面，关于这种贸易，连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都这样写道：

“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每时每刻都有新的牺牲者被献于永不知饱的摩洛赫（注：古腓尼基人所奉祀的火神，以人做祭品。）之前，英国杀人者和中国自杀者竞相向摩洛赫的祭坛上供奉牺牲品。”

中国人不能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在目前条件下，扩大对华贸易也就是扩大鸦片贸易；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这些论点早在两年以前已经得到相当普遍的承认。1847年为调查英中贸易状况而委派的一个下院委员会曾提出报告说：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同这个国家的贸易处于很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扩大我们交往的结果竟一点也没有实现我们的合理期望，而这种期望本来是在能够更自由地进入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大市场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 我们发现，贸易受到阻碍并不是因为中国不需要英国商品或别国竞争加强…… 花钱买鸦片……消耗了白银从而大大妨碍了中国人的一般贸易；实际上就必须用茶叶和丝来偿付其他商品。”

1849年7月28日的《中华之友》（注：《中华之友》是1842-

1859年在香港出版的英国官方报纸《大陆上中华之友》的简称。

——714。）在概括同一种观点时，十分肯定地说：

“鸦片贸易在不断地增长。英国和美国对于茶叶和丝的需求增大，只会使鸦片贸易继续增长；制造商的情况是毫无希望的。”

文化那么有用，霸权不会永固么 ？何来转移 ？

商品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对象和使用条件下所产生的文化属性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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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要起到中国文化同化作用，那前提必然是这个中国文化属性是不能变的。然后你又在这喊叫这个是可以变来变去的 ？

那么，之前你高调的举出这个tiktok的事例以论证中国文化属性的同化的正确性及实现可能，现在又提出来这个是“全球化文化属性”，这跟你大力主张的中国文化同化全球有什么狗屁关系么 ？你到底是要搞中国文化同化还是全球化文化同化 ？

缝纫机、高压锅的事例，我列出的是你的原话。

难道这个话的含义是说，缝纫机高压锅是有文化属性的，然后才用引证证明缝纫机高压锅为什么是有文化属性的 ？

你嘴里的中文就这么博大精深的与众不同 ？

南美人买你这个中国高压锅，是为了其上的广东炖汤的文化属性还是我要焖米饭的功能需求才有购买欲望的 ？南美人在焖米饭的时候会感受到其上的中国广东炖汤的文化继而对中国文化有了些许的认同 ？

你口口声声要同化国外，既然商品上的文化属性到了国外会变的，那你来回强调这个商品上的只有在国内才会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属性有什么同化作用，以至于你语无伦次逻辑混乱的大力吹捧 ？

“刚完成对《三体》第二部的英文版的修改，与第一部相比修改比较多，去掉了全部与《球状闪电》有关的部分，其中一个面壁者的战略完全变了。另外，TOR的编辑是个女权主义者，且极其认真仔细，这儿那儿都有性别歧视，像purity（纯洁、善良）和angelic（似天使的）类词用多了也是性别歧视，……

从头到尾都是你编造出“国力和商品的销售是一比一”这个可笑话语，推到我的头上，然后用德国车日本车的销售超过美国来反驳自个这个。但凡有点点脑子的人，谁会认为，国力第一，每种产品的销售量就必须是第一 ？中国做了霸主，中国产的石油的销售量就必须是第一，否则就不行 ？

“价廉物美（性价比）”就是你认定的商品上的中国文化 ？

我一直强调的是没必要大力推行什么狗屁文化同化，世界霸主地位有了，文化领域文化产业的事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日本派遣遣唐使是因为唐在日本耗费人力物力大力推行了中国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