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投票很多人似乎都觉得国内经济不行，到底为啥不行呢？ -- 胡一刀

那么我们先以认真对认真，我的思维对不常交流的人来说难免觉得失于严谨。我说到的现实的地方，我明你严肃以对，于后我也说明我的想法。

我们讨论的是现状，一个在特定阶段产生的体系结束后我们要面对的各种问题。如果你看到我最近的帖子，你会发现很多人实际不过拿我话里的一段然后刷怪一样自由发挥。你是今年第二个直击我想什么的河友。因此我回以以认真对认真。

1.我讲的数字化和增量，实际在延续改开以来以发展做大增量来解决现实问题的脉络。因此，我们在法律层面既要面对新问题也要解决老问题。既然过去做增量的修修补补不行，既然跟随美国的 发展机遇期结束，走自己的路继续发展 就是唯一选择。因此，我们实际在讨论一个在发展中解决眼下新老交替的过度阶段现实问题。

2.围绕1 昨天，我们有段讨论乃至争论。这个就引发了我身边朋友们一直以来的分歧。比如要不要对大众公示进行中的博弈，可以说我身边绝大多数朋友认为是多费时间的。这就形成了我们要解决问题的悖论。既，大众在不熟悉需要高度技巧乃至包括立法技术在内的有关知识的前提下，参与政治博弈的哪个既要又要的点在哪里，这是个现实问题。比如，下午有朋友问我会的消息这么样了。我说，老头子们定时间了。下面在讨论议题的干部们各不相让。你看，就某个层面达成的一致，向下传递到各个执行层，该吵架的吵架，该打架的打架。这个问题解决和不解决，大家都有各自的标准，但是就同一个议题，时间表是定的。规定时间内不能解决的，成就了各种急就章。

3.围绕数字化到现在由人工智能引导的这波热点，我们自己为每个新事物争吵，为每个新观点争论。这是我们的日常。比如，sora 应该归属什么大模型，有个专业人士昨天他说了一大堆，我完全晕圈。我说，约时间见面说。我在说什么，让时间回溯到 2017年，那时候老师介绍我师弟我们认识。他也是法学毕业，德国回来的。我们那时讨论数字化，他在那时候解决了后面必然要引起争议乃至争吵的 核心话题。既围绕数字化衍生的数字资产，法律层面如何定义。然后衍生到各个部门法，比如如何折旧，我们当时的切入点，是如何界定属于隐私的个人数据在各大公司服务器上到底属于谁。你肯定明白，权限的界定是交易的起始条件。但是你也看到了，公众在讨论中实际厌恶这样其实是博弈节点的细节。这么处理。

4.围绕3，我实际在说。早在学习物联网立法的时候，我们老师就引发开放话题：既涉及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的互联网技术，我们应该采取事前立法，事中立法还是事后立法的角度来解决问题。这个话题到今天由Ai引导的自动化及其未来，尤其是这波Ai出现数学层面的自主意识突破后，从立法层面事前，事中还是事后，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但是在本段，我实际围绕3，还引入这样的话题。像我们这样介入数字化讨论十多年并触及各行各业 讨论的，在未来有先发优势。如果这种先发优势被有心人利用和引导。这会影响一个时代。这就是为啥我会重新从专业细分角度 是阐述历史叙事。你我都知道，对历史史观的叙事本身是对立法倾向引导的基础。

5.这里我不得不进一步讲述我经历过的体会。曾经西西河的史老七和我们碰头讨论的时候，他提及实际从生命科学关键突破角度，早在2005年之后就有关键突破那之后的科学进展已经不再对公众公示。那时候，我们自己围绕这些内容和信息技术一大指向---数字生命试图引发讨论。那时候我被围攻做神棍以至于有人发誓要赶我离开西西河，然后同样的事情发生在12年。然后是流浪地球 2上映的那一年。你可以回头看，哪怕是数字生命成为公众议题，真正触及这个实际内容的，绝大多数普通人还是拒绝与排斥。我在说什么，我在说在涉及公共重大利益的问题中，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平衡点在哪里。前面说的12年，是因为尝试和公众接触的终于在2010年后不再尝试和公众提前释放政策信息来缓解冲突，我自己坚持到2015年承认这个尝试是失败的。这里我实际想说当年我一个确定的观点，既当垄断利益向公众释放公众利益的时候，他们只是为攫取更多的利益服务。比如，围绕这波数字化的个人数据所有权归属，将触及这样的话题。既从公众数据提取的各种前沿科学的突破，公众如何获得实际利益。因此，当年史老七和我们几个同步讨论的人提过，对于平均寿命在100以上的人，这个国家多数人对忠诚于谁会有非常明确的拒绝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数字化只是向真正产业革命迭代的一个分支。我实际在说，对未来新生事物的发展及其其他，用中华法系来约束，力不从心。

6.昨天我们自己围绕休馍提及的自然世界的因果不是一种必然而是一种信念。我们引申到，我多次提及的人是数字社会第一因。你我都明白，康德之所以是 古典和现代的分水岭。这时候我想起十年前，一个叫水丰的网友在我引入一个有一个争议话题后。他和我说的那句，现代哲学的式微源自数学的式微。回到1到5，我实际在说我们现在是从传统工业社会向社会治理数字化进程的一个过渡。但是我们务必明白，数字化本身并不是 数字化引导产业革命的下一阶段。数字化及其治理是我们向下一阶段的产业革命冲刺的准备阶段。对应法律来说，为什么我要用，事前事中和事后，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来结束这个话题。于此不言而喻。一个保障未来可能性的开发体系必然是规则上错漏百出的，法无明文皆可为么。但是，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皆可为必然给后续的再发展带来过多的冗余。这样就从问题的一个过度自由的极端走到过度保守的极端。从西西河现在争议的话题，联系到现实。无非就是，从官僚主义的这个也不行哪个也不行，然后变成现在人人痛恨的蛮干。这是引发你我讨论的移植问题的另一个角度。

7.从6我们昨天引申了这样的话题。从我们宪法而来的执政同盟角度，新崛起的 市民阶层，服务业从业人员，以及代表数字生产力一线工作的程序员们。谁是下一阶段的执政同盟的先锋队主力。同时哪怕我们解决了，新生生产力代表进入执政联盟的问题。旧有在核心位置的代表们如何退出，新代表将来的退出机制这么解决。别以为我在说抽象的问题，围绕我们体制的退出机制，现在多少纷争在其中。

8.曾几何时，我和朋友们提过政治本质是一个比例问题。但是比例问题触及我们解决问题的度和量。包括确定我们比例问题的基础，各种数字及其造假问题。我们自己就每个细节反复争论甚至时有争吵。因为现实里，在疫情期间，在经济中心城市，即有官员因为数字做大而自杀的，也有官员因为数字做小而自杀的。这就是开放和封控两边最后都扑街的原因。他们作为决策的依据因为各种原因拿不到正确的部分。数字社会及其治理，如果我们只关心技术忽视参与其中的人，决策中在数据源头出问题。到时候，急就章依旧。

9.说到这里我实际在说什么我实际在说我们走到今天这个社会发展阶段。我们可能是第一个进入数字化社会及其治理的第一个国家。回到你说的中华法系问题，我实际在说这些问题需要顶层设计来解决。总的原则确立后纲举目张。这就是我反复说不要急，乐观但是谨慎从事。我们每个人都会涉足这个时代的新变化，就像高手说的，认清自己的位置。然后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