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研究文革和毛主席的几个原则，第一，毛主席永远正确，有问题 -- 真离

沉重的浪漫（四）

www.360doc6.net 2023-05-31

——血与火的洗礼

记得我初次看到“解放区”内那种“江湖经济”的“混乱”情况时很是愕然，当即与另一伙伴一起以“四·二二战士”的名义投书“造反楼”广播站，建议整顿那里的秩序，以免给“联指”抓到把柄，结果无人理睬。后来我渐渐明白了：即使在最狂热的意识形态口号下，人们的行为也往往具有现实利益动机。“四·二二”如果仅以一副冷冰冰的意识形态面孔对着市民，怎能具有动员能力指望他们的支持？

正是这种非意识形态的成分使今天一些论者认为它有“持不同政见”的性质。然而我却感到它有点像“阿Q革命”。如果说处于意识形态（“极左思潮”）狂热中的造反是可悲的，那么那种“非意识形态的”阿Q式造反至少是同样可悲。

当时在“解放区”内有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即“广西四·二二保卫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它贴出的布告。这个机构在“四·二二”活动的后期权势日益增大，从巡逻、“抓赌”、“收税”、“清洗内部”、参与总部决策直到上阵参战，无所不为。

金雁/插画

在“四·二二”内部，尤其是在较为具有“理想主义”的学生们中，对这个机构的人员素质、品行、行为方式及其可能的发展当时就有不少议论。如今人们已经无权更多地指责他们，因为据说它的成员在1968年那个血腥的夏天已全部死于不公正的镇压。但若是“革命”成功了又会如何呢？

在广西两大派中，“联指”做的错事和坏事要远较“四·二二”为多，而后者曾长期成为不公正的牺牲品。曾是“四·二二”成员的笔者如今这样说应该不会被指责为有“派性”之嫌，因为这是1983-1985年“处遗”结束后政府正式公布的材料（参见《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证明了的。但今天我还想说，这样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四·二二”没有掌权。

倘若“四·二二”大权在握又当如何？历史没有给“四·二二”以展示其“革命”前景的机会，但我们从其他省“造反派”掌权时的情景可以推之，也可以从广西境内“四·二二”局部地或暂时地掌过权的地方印证，如果这一派完全掌权，情况会是怎样。

1967年冬我因事到桂林，住在一位“老多”成员的家里，当时桂林是“四·二二”一派的“老多”掌权，并得到驻军的支持。然而与南宁相反，这里的“草根阶层”却普遍同情“联指”，而且“联指”也在“草根阶层”聚居区开辟基地，如同南宁的“四·二二”一般。我问为何如此？这位“老多”成员叹口气说，“得势不饶人哪，我们把他们（联指）欺侮得狠了，老百姓是同情弱者的。”

看来，无论哪一派都有这个“得势不饶人”的弊病，而无论在桂林还是在南宁，老百姓都把同情给了弱者。但“弱者”一旦掌了权，他们会善待老百姓么？想想未庄的阿Q，想想中国历史上一次次重演的“农民起义”导致王朝更迭的活剧，想想理想主义的蜕变，委实难以让人乐观。

1967年《广西日报》社“5·25”事件时我就随队伍在报社院内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这是我第一次卷入武斗。此后类似的场合只要“组织召唤”，我都随队前往。当然像我这样十三四岁的孩子不能充当“战斗”的主力，只能助威壮势或作些“战地”服务工作。每次去，心里都挺矛盾，一方面有一种为“革命”而战的悲壮与自豪感，另一方面又着实害怕。如果某次人家忘了或来不及招呼我，我会在懊恼之余又有些庆幸。

家里对我如此“好事”极为担心，多次劝阻无效。到这年8月武斗由冷兵器发展为热兵器，流散到民间的武器使武斗级别陡然上升。家里慌了，提出由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去贵州看外婆，我明知父母的用意，但自己对愈演愈烈的武斗的确越发怵头了，于是便借台阶下楼，离开枪声四起的南宁而当了“逃兵”。直到10月间才回来，又重新参加了四中“革联”的活动。

当时第一次武斗高潮已过。“四·二二”在“五次接见”后一度在政治上处于上风，虽未能成为掌权派，但毕竟扬眉吐气了一阵子。战友们相见，大家都很高兴，然而我内心却很为自己当了“逃兵”而感到惭愧，毕竟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成了“缺席者”。

金雁/插画

这种局面很快就告结束。进入1968年后，“四·二二”面临的形势又严峻起来。到4月间“新四·二二”成立后，一场新的更为残酷的内战又在酝酿之中，小规模的冲突已日益频繁。我们当时已预感到会有大变，却以为未必会超过上一年8月内战的水平。

就在这时，家里决定妈妈带我再去外婆家探望，并把妹妹接回来（上次返回时妹妹留在了外婆家）。于是我又于5月间离开南宁到了浙江宁波（外婆已于此前迁居于此）。这次离邕心里倒没什么“逃跑”的感觉，然而到宁波后不久广西即局势大乱，铁路中断，甚至连通信也不正常了。

那些天，我们全家常为等不到留在南宁的父亲的来信而焦急万分，度日如年。到七八月间，我才从报纸上关于《七·三布告》①的报道和宁波街头的“文革”小报上隐约地感到：“四·二二”完了。8月间我们收到父亲的来信，催我们速返。后来才知道这是大镇压结束后、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前各单位要进行清点，尤其是“四·二二”成员，清点不到恐怕要被当成“逃亡分子”，所以父亲这么着急。

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们乘坐的列车在晚点很长时间后到达南宁站。下车后的景象令我终生难忘：当时经历一个月来激烈巷战后的南宁又遭邕江特大洪水袭击，全城大部分被淹，断垣残壁间成为鱼虾遨游之所，尤其是原“四·二二”控制的所谓“解放区”位于滨江一带，被淹尤惨。

不少退入地道中坚持抵抗的“四·二二”残余人员惨遭灭顶，些群众包括原自治区副主席、民革负责人李任仁先生在内也被淹死，当时称为“水火之灾”②。

我们摸出漆黑的火车站，一下台阶即陷入及腰的水中。当时全城停电，交通断绝，已成河状的朝阳路两旁的大楼寥无人迹，茫茫夜空中只听得几处高音喇叭在宣布“……歼灭伍匪（那场内战中双方均称对方为“匪”：四二二称联指为“联匪”，而四二二由于支持伍晋南（文革前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韦国清的政敌），便被称为“伍匪”。很久以后，广西官方还一直把这场内战称为“剿匪”，表彰了许多“剿匪英雄”，各地都搞了“剿匪烈士墓”。

不久我母亲去融水县出差，看到广西得势的组织下狠手整治四.二二，到处都是被杀的尸体、被砍的人头，惨不忍睹。还曾经写了一首诗：“山头白骨犹纵横，多少人家泪欲吞，谁信刀砧鱼肉事，竟由站队种祸根。”直到80年代“处遗”，“烈士”被取消，墓被平毁，四二二死亡者也不再是“反革命”、“匪”了——双方都被定性为“非正常死亡”）的伟大胜利……”。

《融水见闻》

第二天赶到学校，只见满校园除了“打倒”、“枪毙”“革联”坏头头的标语之外，就是原“革联”战士写的“退出革联，反戈一击”的声明。一个伙伴告诉我，人人都得写，你也写一份吧……

但我终于没写。倒不是我特别“勇敢”特别效忠于革联，而是我看到对方当时沉浸在全胜之后的亢奋之中，忙着收拾本校从“解放区”押回来的俘虏、开斗争会、成立官方红卫兵团、筹备革委会成立事宜，以及在“新生的红色政权”中分配交椅，根本顾不上对我们这号“老初一”学生进行清点——我们这些直到“毕业”当了三年“新生”的人，由于并未正式“同窗”，除了小学时代的同学与本派的“战友”，对方一派的人往往根本不认识，素无交往，也就不像高年级学生在政治斗争中往往因昔日恩怨而纠缠而蓄意整人。

武斗中的俘虏

倘若我不是个初一的无名小卒而是高年级学生或骨干分子，那是溜不过去的。同时“革联”既没有留下什么档案，“反戈一击”的声明又实在太多，彼此覆盖，谁也闹不请“革联”到底有多少人，是否都写了这种声明。当然，“革联”已经不存在了，我写与不写，还有什么意义呢？

之后很快成立了各级革委会，学校建立了“红卫兵团”——这个“红卫兵团”已不是原来那种群众组织，而是官办性质的“优秀学生”组织，其地位类似当时尚未恢复的共青团。“团部”相当于校团委，年级班级设连、排，则团总支、团支部之类也。我们的对立派四中“三·七”的成员都自动转为红卫兵团员，其他人则须像过去申请入团那样，“争取加入组织”。……

一年后我们“初中毕业”了。这一年没有实行“一片红”（即全部下乡），而是进厂、升学、下乡皆有。进厂当工人要看成份及“政治表现”——后者在当时实际上就是指你是否属于掌权一派的战友，我显然不会有份。但升学的名单上有我，因为我属“班”上年龄最小之列，当时规定满16岁可去插队，不满者可继续读高中，我符合这一条。

但是我不愿升学，要求去插队。“班主任”杨老师颇感意外，几次要我慎重考虑，还到过我家去征求家长意见——为此我敬重她。因为他不属于那种千方百计地“哄”人下乡以显示自己工作有方的人，而这种人当时是太多了。当证实了我确已下了决心并且家长也同意之后，杨老师又劝我写一份“决心书”以便校方对此宣扬一番，同时还劝我写申请加入红卫兵团——相当于入共青团。当时学校的确有几位积极要求下乡而“火线入团”的同学。

我与杨老师

金雁/插画

我还是两者都谢绝了。因为我虽然仍有理想与信仰，但已不愿再做“红卫兵”了。我虽然也相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大道理，但我要求下乡部分地也是出于一个“小九九”：我不相信再读两年（当时高中为二年制）后我的分配前景会比现在好，而且当时我父母已被列入名单等待“下放”农村，如果我再读书，到时也会随家转学而离开南宁。与其到那时下乡，还不如现在可以与我的伙伴们——他们都在下乡之列——继续在一起。

1969年9月，我终于以“非红卫兵”的身份离开了“母校”­——那个我并未留下学习记忆，却以血与火的洗礼铭刻了我一生的南宁四中，到“广阔天地”去寻找新的生活，沉重的浪漫结束了，浪漫的沉重又摆在我这个15岁少年的面前。

*****

【注】

①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广西发布措辞严厉的《布告》，指控某些群众组织（实即“四.二二”）抢劫“援越物资”、中断铁路等，并授权区革筹与军区进行镇压。这是文革中第一次公开发布这种大规模军事镇压告示。以后“七三”成为联指一派掌权十余年间广西特有的政治图腾，各个城市都出现了“七三区”、“七三路”、“七三广场”、“七三百货大楼”、“七三剧院”等等命名。直到“处遗”后才取消。

②当时与如今一直有传说，这次罕见大洪水是镇压者打开上游水库人为造成的，目的是摧毁四二二的地道战。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因为除了最近刚刚动工的百色水电枢纽外，南宁上游的整个邕江水系并无可供如此肇祸的大型水库。不过，这场洪水对于摧毁四二二的最后抵抗的确起了作用。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慢慢由南京传到上海。

华国锋深信“四人帮”早已失去人心，就是在他们经营十年之久的上海，广大工人、群众和干部对他们的倒行逆施也早已不满。广大民兵不明真相，一旦“四人帮”真下了“打”的命令，他们未必不会听命。他反复讲，一定要将“四人帮”和广大群众分开。现在部队向上海运动，虽然是早已决定的，但是容易造成误会，不利于做上海民兵的工作。为了说服大家，他用了一个“逼”字，这个字语义深刻，领导者站在主导地位，应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更不是“逼”出民变，再派兵镇压。这个决策十分英明，保证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不动一枪一弹，没有发生流血事件，更没有发生内战，保证了国家的稳定、统一、团结。

当历史平稳度过危机之后，人们常常以为历史就应该是这样的，其实历史的发展，必然里也有很多偶然。

华国锋曾回忆：我让江苏省委和南京军区的同志先回去。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慢慢由南京传到上海。

10月9日晚上，知道马天水已给上海打电话，徐景贤、王秀珍已答应到北京来开会后，华国锋、李先念等中央几位领导人又找彭冲、许家屯和南京军区的两位负责人谈了一次。10日上午，飞机起飞，中午，彭冲、廖汉生、丁盛等回到南京。彭冲在省委常委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传达了华国锋、叶剑英的讲话，传达了中央的精神。

10日晚，徐景贤、王秀珍到达北京。华国锋不让他们参加政治局打招呼会，由马天水、周纯麟向他们传达“四人帮”已被隔离的情况。徐景贤、王秀珍顿时傻了眼了。但是，他们情绪抵触，提出的问题比马天水还要多、还要荒谬：“这件事可能是青年人搞的。我们前几天在北京时，还没有听说有这些事，为什么突然把他们（指‘四人帮’）一起都抓起来？”

徐景贤不得不谈了10月8日以来，他们在上海调动民兵，搞战备部署的情况。其目的就是武装叛乱，不过他是用“战备部署”来遮掩。

接着，徐景贤要求与上海通一次电话，说“可能出事”。经请示同意后，徐打电话给上海的冯国柱，说：第一，他和王秀珍已经安全到达北京；第二，一切要等我们回来再定。之后，他们回到各自的房间。

而上海那边接到徐景贤的电话后仍然我行我素，准备叛乱。

10日深夜，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背着周纯麟在一起密谈。他们现在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处境和未来的命运。

王秀珍向马天水说：中央负责同志什么时候见我们？

马天水并不清楚中央的安排，推测说：明天要见了吧！

徐景贤说：到时候我们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请示的？

马天水说：“四人帮”篡党夺权问题还感材料不足，很难说服人。

徐景贤说：《光明日报》10月4日的文章和姚文元有什么关系？我看不出有什么关系。

王秀珍说：王洪文是有一些生活问题，其他还有什么问题要中央负责同志给我们讲讲。

徐景贤、王秀珍自知武装叛乱罪责难逃，早说可以落个好态度，都说：上海动用民兵要讲一下。

马天水不同意，反问：是不是一定要汇报？

11日早晨，徐景贤到两位秘书房佐庭、张家龙的房间里说：“昨夜没有睡好，晚上做梦，真他妈的，民兵动起来了，电台向全世界广播了，像巴黎公社一样搞起来了。”又说：“王洪文、江青材料是充分的，张、姚的材料不足。”又说：“他们不识货，姚文元很刻苦，看书学习很用功。”（连载二十八）

文章摘选：李海文《“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

四**在上海的亲信对上海人封锁消息，并决定转移到民兵指挥部办公8日晚，徐景贤、王秀珍、朱永嘉、廖祖康等人开会商议。朱永嘉说：“要拉出民兵来干！打一个星期也是好的，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越有利，让全世界都知道，大不了像巴黎公社那样！”他们决定立即紧急动员民兵，并成立了两套班子。徐景贤下达了手令：“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二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同时，徐还向上海警备区一师长下手令，要求调两个连，一个听电台指挥，一个“听从市*的指挥”。

　　上海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钟定栋等人接受任务后，制订了两个方案。其一为“捍一”：控制首脑机关、报社、电台、机场和市区桥梁、车站、码头、交通要道的兵力部署。其二为“方二”：以江苏、浙江为作战目标，从上海外围到市中心设立三道控制圈的兵力部署。具体内容有：全市准备动用武装民兵3.3万余人、炮85门、机枪78挺、枪支2.7万余支、弹药296余万发；民兵干部彻夜值班；基本指挥所在江南造船厂，预备指挥所在中国纺织机械厂，10月9日11时进驻完毕；开设电台15部，组成两个联络网；动用汽车125辆、摩托车100辆；在上海与江苏、浙江交界处设六个控制圈；派出武装渔轮巡逻，控制黄浦江渡口；规定反空降方案和口号、暗令、标记。同时，上海市公安局的薛干青、徐成虎也连夜组织1300多人的武装民警，还组织了紧急演习。

　　就在10月8日晚12时，王秀珍还在民兵指挥部召集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戴立清等上海老反，宣布：北*右派*变了，修**义上台了！我们要对着干！打三天、四天也好，让全国知道，也教育后代！

……

9日晚，****局得到上海小组的报告，上海有武叛的迹象。当晚8点多钟，召周纯麟到玉泉山5号楼。周刚坐下，李**就详细地询问了上海警备区兵力部署和上海民兵的情况。接着，他严肃地问：周纯麟，你估计一下，“四**”被隔离的消息公布后，他们上海的党羽会出现什么情况？周纯麟思索了一下，说：“我估计有三种可能，一种是大干，一种是小干，一种是没什么大的问题，比较平静。但是大干的可能性不大。”

13日下午，写作组的王知常没有参加常委会，他忙着打电话给财贸组负责人黄金海，催促立即大干，把大标语贴出去，把民兵拉出来。黄金海提出要与马振龙、王明龙、戴立清、施尚英商量一下。王知常限时下午2时半以前答复。到了2时半，王知常又去电话问怎样决定？“你们干，我带人一起来。”

黄金海说施尚英在江南造船厂，不在总工会，还要找他商量一下。

王知常非常激动，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这样动摇！算了，算了，我们辛苦培养几年的力量也不要拿出来了。但又说：好吧，等你们到4点钟，你们动，就打电话来。

到了4点钟，王知常又打电话问怎么样？黄金海说：我们几个还没有碰到一起，定不下来。王知常说：算了，算了，束手待毙吧！

13日晚8时，马天水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集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市公安局、市民兵指挥部头头会议，继续传达**打招呼会议主要精神。传达后会场内议论纷纷。

黄金海、王知常这些看到大势已去，才不得不收起武叛的人员、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