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研究文革和毛主席的几个原则，第一，毛主席永远正确，有问题 -- 真离
家园 我研究文革和毛主席的几个原则，第一，毛主席永远正确，有问题 应该是妥协的事情。
第二，今天研究毛主席的文革，只要按照90年代和2000年左右研究解读文革和毛主席的坏那样解读，一定没错。
第三，毛主席支持的是群众造反的精神，坚决支持文斗反对武斗。
第四，对于改开老干的所有歌颂全是假的，全部得倒着看，说有清正廉洁都是假话。不解决官僚群体和子弟变坏的问题。
第五，一些老干在改开后受到了压制，一定有问题，就是韦国清这类的，不是叶剑英这种的，当然，叶剑英也是很明显的卸磨杀驴，他是官僚集团的好帮手，牺牲了自己，也算人杰，获得的代价足够了，呵呵，只可惜，如果他们温和收买文革造反派也罢了，只可惜，他们太狠了。
沉重的浪漫（四）
www.360doc6.net 2023-05-31
——血与火的洗礼
记得我初次看到“解放区”内那种“江湖经济”的“混乱”情况时很是愕然，当即与另一伙伴一起以“四·二二战士”的名义投书“造反楼”广播站，建议整顿那里的秩序，以免给“联指”抓到把柄，结果无人理睬。后来我渐渐明白了：即使在最狂热的意识形态口号下，人们的行为也往往具有现实利益动机。“四·二二”如果仅以一副冷冰冰的意识形态面孔对着市民，怎能具有动员能力指望他们的支持？
正是这种非意识形态的成分使今天一些论者认为它有“持不同政见”的性质。然而我却感到它有点像“阿Q革命”。如果说处于意识形态（“极左思潮”）狂热中的造反是可悲的，那么那种“非意识形态的”阿Q式造反至少是同样可悲。
当时在“解放区”内有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即“广西四·二二保卫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它贴出的布告。这个机构在“四·二二”活动的后期权势日益增大，从巡逻、“抓赌”、“收税”、“清洗内部”、参与总部决策直到上阵参战，无所不为。
金雁/插画
在“四·二二”内部，尤其是在较为具有“理想主义”的学生们中，对这个机构的人员素质、品行、行为方式及其可能的发展当时就有不少议论。如今人们已经无权更多地指责他们，因为据说它的成员在1968年那个血腥的夏天已全部死于不公正的镇压。但若是“革命”成功了又会如何呢？
在广西两大派中，“联指”做的错事和坏事要远较“四·二二”为多，而后者曾长期成为不公正的牺牲品。曾是“四·二二”成员的笔者如今这样说应该不会被指责为有“派性”之嫌，因为这是1983-1985年“处遗”结束后政府正式公布的材料（参见《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证明了的。但今天我还想说，这样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四·二二”没有掌权。
倘若“四·二二”大权在握又当如何？历史没有给“四·二二”以展示其“革命”前景的机会，但我们从其他省“造反派”掌权时的情景可以推之，也可以从广西境内“四·二二”局部地或暂时地掌过权的地方印证，如果这一派完全掌权，情况会是怎样。
1967年冬我因事到桂林，住在一位“老多”成员的家里，当时桂林是“四·二二”一派的“老多”掌权，并得到驻军的支持。然而与南宁相反，这里的“草根阶层”却普遍同情“联指”，而且“联指”也在“草根阶层”聚居区开辟基地，如同南宁的“四·二二”一般。我问为何如此？这位“老多”成员叹口气说，“得势不饶人哪，我们把他们（联指）欺侮得狠了，老百姓是同情弱者的。”
看来，无论哪一派都有这个“得势不饶人”的弊病，而无论在桂林还是在南宁，老百姓都把同情给了弱者。但“弱者”一旦掌了权，他们会善待老百姓么？想想未庄的阿Q，想想中国历史上一次次重演的“农民起义”导致王朝更迭的活剧，想想理想主义的蜕变，委实难以让人乐观。
1967年《广西日报》社“5·25”事件时我就随队伍在报社院内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这是我第一次卷入武斗。此后类似的场合只要“组织召唤”，我都随队前往。当然像我这样十三四岁的孩子不能充当“战斗”的主力，只能助威壮势或作些“战地”服务工作。每次去，心里都挺矛盾，一方面有一种为“革命”而战的悲壮与自豪感，另一方面又着实害怕。如果某次人家忘了或来不及招呼我，我会在懊恼之余又有些庆幸。
家里对我如此“好事”极为担心，多次劝阻无效。到这年8月武斗由冷兵器发展为热兵器，流散到民间的武器使武斗级别陡然上升。家里慌了，提出由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去贵州看外婆，我明知父母的用意，但自己对愈演愈烈的武斗的确越发怵头了，于是便借台阶下楼，离开枪声四起的南宁而当了“逃兵”。直到10月间才回来，又重新参加了四中“革联”的活动。
当时第一次武斗高潮已过。“四·二二”在“五次接见”后一度在政治上处于上风，虽未能成为掌权派，但毕竟扬眉吐气了一阵子。战友们相见，大家都很高兴，然而我内心却很为自己当了“逃兵”而感到惭愧，毕竟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成了“缺席者”。
金雁/插画
这种局面很快就告结束。进入1968年后，“四·二二”面临的形势又严峻起来。到4月间“新四·二二”成立后，一场新的更为残酷的内战又在酝酿之中，小规模的冲突已日益频繁。我们当时已预感到会有大变，却以为未必会超过上一年8月内战的水平。
就在这时，家里决定妈妈带我再去外婆家探望，并把妹妹接回来（上次返回时妹妹留在了外婆家）。于是我又于5月间离开南宁到了浙江宁波（外婆已于此前迁居于此）。这次离邕心里倒没什么“逃跑”的感觉，然而到宁波后不久广西即局势大乱，铁路中断，甚至连通信也不正常了。
那些天，我们全家常为等不到留在南宁的父亲的来信而焦急万分，度日如年。到七八月间，我才从报纸上关于《七·三布告》①的报道和宁波街头的“文革”小报上隐约地感到：“四·二二”完了。8月间我们收到父亲的来信，催我们速返。后来才知道这是大镇压结束后、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前各单位要进行清点，尤其是“四·二二”成员，清点不到恐怕要被当成“逃亡分子”，所以父亲这么着急。
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们乘坐的列车在晚点很长时间后到达南宁站。下车后的景象令我终生难忘：当时经历一个月来激烈巷战后的南宁又遭邕江特大洪水袭击，全城大部分被淹，断垣残壁间成为鱼虾遨游之所，尤其是原“四·二二”控制的所谓“解放区”位于滨江一带，被淹尤惨。
不少退入地道中坚持抵抗的“四·二二”残余人员惨遭灭顶，些群众包括原自治区副主席、民革负责人李任仁先生在内也被淹死，当时称为“水火之灾”②。
我们摸出漆黑的火车站，一下台阶即陷入及腰的水中。当时全城停电，交通断绝，已成河状的朝阳路两旁的大楼寥无人迹，茫茫夜空中只听得几处高音喇叭在宣布“……歼灭伍匪（那场内战中双方均称对方为“匪”：四二二称联指为“联匪”，而四二二由于支持伍晋南（文革前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韦国清的政敌），便被称为“伍匪”。很久以后，广西官方还一直把这场内战称为“剿匪”，表彰了许多“剿匪英雄”，各地都搞了“剿匪烈士墓”。
不久我母亲去融水县出差，看到广西得势的组织下狠手整治四.二二，到处都是被杀的尸体、被砍的人头，惨不忍睹。还曾经写了一首诗：“山头白骨犹纵横，多少人家泪欲吞，谁信刀砧鱼肉事，竟由站队种祸根。”直到80年代“处遗”，“烈士”被取消，墓被平毁，四二二死亡者也不再是“反革命”、“匪”了——双方都被定性为“非正常死亡”）的伟大胜利……”。
《融水见闻》
第二天赶到学校，只见满校园除了“打倒”、“枪毙”“革联”坏头头的标语之外，就是原“革联”战士写的“退出革联，反戈一击”的声明。一个伙伴告诉我，人人都得写，你也写一份吧……
但我终于没写。倒不是我特别“勇敢”特别效忠于革联，而是我看到对方当时沉浸在全胜之后的亢奋之中，忙着收拾本校从“解放区”押回来的俘虏、开斗争会、成立官方红卫兵团、筹备革委会成立事宜，以及在“新生的红色政权”中分配交椅，根本顾不上对我们这号“老初一”学生进行清点——我们这些直到“毕业”当了三年“新生”的人，由于并未正式“同窗”，除了小学时代的同学与本派的“战友”，对方一派的人往往根本不认识，素无交往，也就不像高年级学生在政治斗争中往往因昔日恩怨而纠缠而蓄意整人。
武斗中的俘虏
倘若我不是个初一的无名小卒而是高年级学生或骨干分子，那是溜不过去的。同时“革联”既没有留下什么档案，“反戈一击”的声明又实在太多，彼此覆盖，谁也闹不请“革联”到底有多少人，是否都写了这种声明。当然，“革联”已经不存在了，我写与不写，还有什么意义呢？
之后很快成立了各级革委会，学校建立了“红卫兵团”——这个“红卫兵团”已不是原来那种群众组织，而是官办性质的“优秀学生”组织，其地位类似当时尚未恢复的共青团。“团部”相当于校团委，年级班级设连、排，则团总支、团支部之类也。我们的对立派四中“三·七”的成员都自动转为红卫兵团员，其他人则须像过去申请入团那样，“争取加入组织”。……
一年后我们“初中毕业”了。这一年没有实行“一片红”（即全部下乡），而是进厂、升学、下乡皆有。进厂当工人要看成份及“政治表现”——后者在当时实际上就是指你是否属于掌权一派的战友，我显然不会有份。但升学的名单上有我，因为我属“班”上年龄最小之列，当时规定满16岁可去插队，不满者可继续读高中，我符合这一条。
但是我不愿升学，要求去插队。“班主任”杨老师颇感意外，几次要我慎重考虑，还到过我家去征求家长意见——为此我敬重她。因为他不属于那种千方百计地“哄”人下乡以显示自己工作有方的人，而这种人当时是太多了。当证实了我确已下了决心并且家长也同意之后，杨老师又劝我写一份“决心书”以便校方对此宣扬一番，同时还劝我写申请加入红卫兵团——相当于入共青团。当时学校的确有几位积极要求下乡而“火线入团”的同学。
我与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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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两者都谢绝了。因为我虽然仍有理想与信仰，但已不愿再做“红卫兵”了。我虽然也相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大道理，但我要求下乡部分地也是出于一个“小九九”：我不相信再读两年（当时高中为二年制）后我的分配前景会比现在好，而且当时我父母已被列入名单等待“下放”农村，如果我再读书，到时也会随家转学而离开南宁。与其到那时下乡，还不如现在可以与我的伙伴们——他们都在下乡之列——继续在一起。
1969年9月，我终于以“非红卫兵”的身份离开了“母校”——那个我并未留下学习记忆，却以血与火的洗礼铭刻了我一生的南宁四中，到“广阔天地”去寻找新的生活，沉重的浪漫结束了，浪漫的沉重又摆在我这个15岁少年的面前。
*****
【注】
①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广西发布措辞严厉的《布告》，指控某些群众组织（实即“四.二二”）抢劫“援越物资”、中断铁路等，并授权区革筹与军区进行镇压。这是文革中第一次公开发布这种大规模军事镇压告示。以后“七三”成为联指一派掌权十余年间广西特有的政治图腾，各个城市都出现了“七三区”、“七三路”、“七三广场”、“七三百货大楼”、“七三剧院”等等命名。直到“处遗”后才取消。
②当时与如今一直有传说，这次罕见大洪水是镇压者打开上游水库人为造成的，目的是摧毁四二二的地道战。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因为除了最近刚刚动工的百色水电枢纽外，南宁上游的整个邕江水系并无可供如此肇祸的大型水库。不过，这场洪水对于摧毁四二二的最后抵抗的确起了作用。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慢慢由南京传到上海。
华国锋深信“四人帮”早已失去人心，就是在他们经营十年之久的上海，广大工人、群众和干部对他们的倒行逆施也早已不满。广大民兵不明真相，一旦“四人帮”真下了“打”的命令，他们未必不会听命。他反复讲，一定要将“四人帮”和广大群众分开。现在部队向上海运动，虽然是早已决定的，但是容易造成误会，不利于做上海民兵的工作。为了说服大家，他用了一个“逼”字，这个字语义深刻，领导者站在主导地位，应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更不是“逼”出民变，再派兵镇压。这个决策十分英明，保证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不动一枪一弹，没有发生流血事件，更没有发生内战，保证了国家的稳定、统一、团结。
当历史平稳度过危机之后，人们常常以为历史就应该是这样的，其实历史的发展，必然里也有很多偶然。
华国锋曾回忆：我让江苏省委和南京军区的同志先回去。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慢慢由南京传到上海。
10月9日晚上，知道马天水已给上海打电话，徐景贤、王秀珍已答应到北京来开会后，华国锋、李先念等中央几位领导人又找彭冲、许家屯和南京军区的两位负责人谈了一次。10日上午，飞机起飞，中午，彭冲、廖汉生、丁盛等回到南京。彭冲在省委常委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传达了华国锋、叶剑英的讲话，传达了中央的精神。
10日晚，徐景贤、王秀珍到达北京。华国锋不让他们参加政治局打招呼会，由马天水、周纯麟向他们传达“四人帮”已被隔离的情况。徐景贤、王秀珍顿时傻了眼了。但是，他们情绪抵触，提出的问题比马天水还要多、还要荒谬：“这件事可能是青年人搞的。我们前几天在北京时，还没有听说有这些事，为什么突然把他们（指‘四人帮’）一起都抓起来？”
徐景贤不得不谈了10月8日以来，他们在上海调动民兵，搞战备部署的情况。其目的就是武装叛乱，不过他是用“战备部署”来遮掩。
接着，徐景贤要求与上海通一次电话，说“可能出事”。经请示同意后，徐打电话给上海的冯国柱，说：第一，他和王秀珍已经安全到达北京；第二，一切要等我们回来再定。之后，他们回到各自的房间。
而上海那边接到徐景贤的电话后仍然我行我素，准备叛乱。
10日深夜，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背着周纯麟在一起密谈。他们现在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处境和未来的命运。
王秀珍向马天水说：中央负责同志什么时候见我们？
马天水并不清楚中央的安排，推测说：明天要见了吧！
徐景贤说：到时候我们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请示的？
马天水说：“四人帮”篡党夺权问题还感材料不足，很难说服人。
徐景贤说：《光明日报》10月4日的文章和姚文元有什么关系？我看不出有什么关系。
王秀珍说：王洪文是有一些生活问题，其他还有什么问题要中央负责同志给我们讲讲。
徐景贤、王秀珍自知武装叛乱罪责难逃，早说可以落个好态度，都说：上海动用民兵要讲一下。
马天水不同意，反问：是不是一定要汇报？
11日早晨，徐景贤到两位秘书房佐庭、张家龙的房间里说：“昨夜没有睡好，晚上做梦，真他妈的，民兵动起来了，电台向全世界广播了，像巴黎公社一样搞起来了。”又说：“王洪文、江青材料是充分的，张、姚的材料不足。”又说：“他们不识货，姚文元很刻苦，看书学习很用功。”（连载二十八）
文章摘选：李海文《“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
这种假话文章到今天其实充斥国内浏览器平台，都是来回转发，以为可以洗脑人民，但是今天的问题遮不住了，唐一军的被抓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吗，根本不可能，只会让人民觉得乌鸦一般黑，感动的老百姓只会存在于古代，封建社会时期，而在今天妄想通过这种周总理式的的歌功颂德获得老百姓的认可，简直是开玩笑，这不是中宣部一般的傻。
这个是说所谓河里的通行说法，哈哈哈，所谓人民欢呼打倒四人帮已经久了，其实这显然是保皇派官僚主义份子的一次重复历史的重复的反弹罢了。都是好演员。
这点对于熟读历史的毛主席是不可预见的吗？当然不是，也不是毛主席没有选择清除计算清楚，只是他试图通过一种较为柔和的方式选择一个次优的后果，哪想到邓小平选了最差的方案，本来可以像印度那么不要脸，左右逢源，结果邓小平选择了一边倒。
这是毛主席给官僚集团的选择，这也是没有办法克服的事情，偏巧，那时候人民都被抓了，所以确实没反抗起来。华国锋的小技俩，毛主席也不可能看不到。
毛主席真是神，真看到了，就如同重庆谈判后的东野反击一样，就和华野在中原的艰苦奋斗一样，毛主席真是算计到了，就和毛主席在大决战最后阶段，精巧安排各个战场一样，好吧，还有郭景云35军和傅作义的互动关系问题。毛主席是战场内外，政治舆论都考虑得极为细致了。
这种军事技巧性的整体综合安排，体现了毛主席超高的能力和水平。说三大战役是分开的，都不足以体现毛主席的能力的神奇之处。核心在于整体性抱和核心技术问题，这绝对不是随机应变出来的结果，那样的，毛主席就更神了。
那么，毛主席的文革也是如此。比如抓捕五大领袖，或者说文革后被清算，所以我说韦国清似乎是支持文革的，尽管造反派试图削弱韦国清，但是可惜特还是广西王。
这也是韦国清的厉害。在改开后，他还是投了，有点投机。他的投机不同于许世友，也不同于林彪黄永胜、丁盛他们。
丁盛他们基本可以确认，就是坚决支持文革，丁盛比黄永胜要坚决一些。黄永胜可能是更信服林彪，多过一点毛主席。也可能是水平还是不够，但是辞政治局常委还是挺见功力。
所以，我肯定的认为文革广西吃人一定不是造反派的问题，一定是保皇派，至于周总理宣布支持造反派，我没看你的资料，看了我也得仔细琢磨，不仅是今天，就是当年的造反派自己也有时说不清楚。还有回过味来的百万雄师这种保皇派，也是有时候认不清楚，他们很着急，希望为自己正名，这是导致了混乱的。
咱们是客观者，可以相对理性的研究，同时，粉碎时，官僚集团的强大，很容易看到，这是几千年的文化历史成果。
毛主席对抗的是真正的几千年的腐朽落后历史，其实吹英王，多少有点吹这块的意图。
这个难度有多大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千家注杜，一家注李。这种历史的巨大的差别，真的看不出来吗？很显然啊，这哪是李杜之争啊，就是官僚和人民的争论啊！！！
为什么，肯定是官僚们愿意研究有官职的杜甫，不是自由身的李白啊。
这就是所谓官僚一搞，确实就搞死了造反派的根源吧，老百姓骨子里的不掺和政治导致了人民的退缩，引领者已经大部分被抓了啊。没有组织和领导者，丁盛包括上海四人帮余党们不敢承担搞起混乱的责任，也是原因之一。
王洪文被抓确实是原因，所以王洪文他们做好了被捕的准备，但是没敢挑战。
四**在上海的亲信对上海人封锁消息，并决定转移到民兵指挥部办公8日晚，徐景贤、王秀珍、朱永嘉、廖祖康等人开会商议。朱永嘉说：“要拉出民兵来干！打一个星期也是好的，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越有利，让全世界都知道，大不了像巴黎公社那样！”他们决定立即紧急动员民兵，并成立了两套班子。徐景贤下达了手令：“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二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同时，徐还向上海警备区一师长下手令，要求调两个连，一个听电台指挥，一个“听从市*的指挥”。
上海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钟定栋等人接受任务后，制订了两个方案。其一为“捍一”：控制首脑机关、报社、电台、机场和市区桥梁、车站、码头、交通要道的兵力部署。其二为“方二”：以江苏、浙江为作战目标，从上海外围到市中心设立三道控制圈的兵力部署。具体内容有：全市准备动用武装民兵3.3万余人、炮85门、机枪78挺、枪支2.7万余支、弹药296余万发；民兵干部彻夜值班；基本指挥所在江南造船厂，预备指挥所在中国纺织机械厂，10月9日11时进驻完毕；开设电台15部，组成两个联络网；动用汽车125辆、摩托车100辆；在上海与江苏、浙江交界处设六个控制圈；派出武装渔轮巡逻，控制黄浦江渡口；规定反空降方案和口号、暗令、标记。同时，上海市公安局的薛干青、徐成虎也连夜组织1300多人的武装民警，还组织了紧急演习。
就在10月8日晚12时，王秀珍还在民兵指挥部召集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戴立清等上海老反，宣布：北*右派*变了，修**义上台了！我们要对着干！打三天、四天也好，让全国知道，也教育后代！
……
9日晚，****局得到上海小组的报告，上海有武叛的迹象。当晚8点多钟，召周纯麟到玉泉山5号楼。周刚坐下，李**就详细地询问了上海警备区兵力部署和上海民兵的情况。接着，他严肃地问：周纯麟，你估计一下，“四**”被隔离的消息公布后，他们上海的党羽会出现什么情况？周纯麟思索了一下，说：“我估计有三种可能，一种是大干，一种是小干，一种是没什么大的问题，比较平静。但是大干的可能性不大。”
13日下午，写作组的王知常没有参加常委会，他忙着打电话给财贸组负责人黄金海，催促立即大干，把大标语贴出去，把民兵拉出来。黄金海提出要与马振龙、王明龙、戴立清、施尚英商量一下。王知常限时下午2时半以前答复。到了2时半，王知常又去电话问怎样决定？“你们干，我带人一起来。”
黄金海说施尚英在江南造船厂，不在总工会，还要找他商量一下。
王知常非常激动，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这样动摇！算了，算了，我们辛苦培养几年的力量也不要拿出来了。但又说：好吧，等你们到4点钟，你们动，就打电话来。
到了4点钟，王知常又打电话问怎么样？黄金海说：我们几个还没有碰到一起，定不下来。王知常说：算了，算了，束手待毙吧！
13日晚8时，马天水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集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市公安局、市民兵指挥部头头会议，继续传达**打招呼会议主要精神。传达后会场内议论纷纷。
黄金海、王知常这些看到大势已去，才不得不收起武叛的人员、物资。
当年著名的红色高棉取脑器，当时谁信了，能在今天谈谈感想吗，能在今天谈谈当年是怎么信的吗？呵呵呵。
通宝推：燕人,
本帖一共被 2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就着假日归客的话查资料，查到了德梅齐埃家族/100元的越过 乌尔里希·德梅齐埃
播报
乌尔里希·德梅齐埃（Ulrich de Maizière，1912年2月24日——2006年8月26日），西德军人。1966年至1972年担任第4任联邦德国国防军总监。
中文名乌尔里希·德梅齐埃
外文名Ulrich de Maizière
国 籍德国
出生日期1912年2月24日
逝世日期2006年8月26日
职 业军人
主要成就1966年至1972年担任第4任联邦德国国防军总监
目录
1服役时期
2退役后
服役时期
播报
编辑
德梅齐埃家族是法国流亡的胡格诺派教徒贵族家庭的后代。乌尔里希·德梅齐埃1930年参军条件合格后，被分配到第5步兵连为士官候补生，1933年被任命少尉。1937年转到第50步兵连。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以上尉连队副官随军进攻波兰。1940年任C集团军威廉·冯·里布上将的参谋。1941年1月任18步兵师战备部长（副参谋），参与列宁格勒作战。1942年1月，调职陆军总司令部，以少校军衔从事新师团的编制事务。期间，与后来成为首任联邦军队总监及作战部长的阿道夫·豪辛格少将（Adolf Heusinger）相识。
1943年2月再次调职东部战线，晋升中校，任新编制的第10装甲掷弾兵师主任参谋。同年夏参加库尔斯克会战，后被反坦克炮弹碎片击中受伤。1945年2月调回陆军总司令部任作战部主任参谋。5月8日德国投降，被英国军队俘虏。
1947年被释放，在一家乐器销售公司销售图书及乐器。不久德国重新建军，1950年12月，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授权前纳粹陆军中尉布兰克秘密进行重整军备事宜。德梅齐埃也受到召集信件。1951年2月，德梅齐埃以军事顾问的身份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欧洲防御共同体的有关协商会议。1955年5月，西德国防军正式组建，1956年12月德梅齐埃晋升少将，1958年担任第1掷弾兵师A1战斗群（后为第2装甲旅）司令官，1959年4月任改名为第1装甲掷弾兵师代理师长。1962年4月担任汉堡的德国联邦国防军指挥学院（Führungsakademie der Bundeswehr，缩写FüAkBw）院长，1964年晋升为中将，10月担任陆军总监。1966年8月国防军总监海因茨·特莱特纳辞职，德梅齐埃接任，直至1972年3月退役。
退役后
退役后，德梅齐埃居住于波恩，1973年至1994年任国防部的《联邦军成立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乌尔里希·德梅齐埃的兄弟克莱门·德梅齐埃（Clemens de Maizière）是东德基民盟创始成员之一，他的侄子洛塔尔·德梅齐埃是民主德国最后一任总理。乌尔里希1944年结婚，生有二男二女，次子托马斯·德梅齐埃2009—2011年担任德国内政部长，2011—2013年任国防部长，2013年12月17日再次任内政部长。
托马斯·德迈齐埃
德国内政部长
同义词托马斯·德梅齐埃（托马斯·德梅齐埃）一般指托马斯·德迈齐埃
托马斯·德迈齐埃，德国政治人物，生于1954年1月，2009年10月起任德国政府内政部长，2011年转任德国国防部长，2013年再次出任德国内政部长。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是默克尔最亲信的幕僚之一。
中文名托马斯·德迈齐埃
外文名Thomas de Maizière
国 籍德国
出生日期1954年1月
德国总理默克尔2011年3月2日在柏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名他接替辞职的古滕贝格，转任国防部长。德国各界相信，他能完成联邦国防军目前艰难的改革任务。 [1]德国总统武尔夫3月3日任命原内政部长托马斯·德迈齐埃接替卡尔-特奥多尔·楚·古滕贝格，担任联邦政府的新一任国防部长。2013年回任德国内政部长，被视为总理“接班人”。
托马斯·德迈齐埃受到重视，和洛塔尔德梅齐埃是吉祥物并不奇怪。
受到重视的是特殊的德梅齐埃家族，不是东德的德梅齐埃。
“我永远都是一个东部政治家”
“默克尔比我年轻20岁。我始终无法摆脱东德，我永远都将是一个东部政治家，这就是我们之间20岁年龄差距造成的不同。我无法摆脱掉过去的经历，这会让其他人感到失望，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必须说，自己人生的一切都是错的。我受过不少指责。但我的感觉是，那一阶段交给你的任务已经解除了，现在我终于可以回去过自己的生活。”
丘吉尔有句名言：“历史是胜利者写的。” 提起德国统一，多数人只会联想到科尔、戈尔巴乔夫等昔日风云人物。事实上，自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下，到1990年10月3日东西德正式合并期间，有一个东德人也为统一进程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就是东德的最后一任总理洛塔尔·德梅齐埃（Lothar de Maizière）。
你可以说德梅齐埃算是个失败者，因为他只当了半年差10天的总理，他统治的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便从地球上消失了；他的主要历史使命，就是为东德“料理后事”。
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胜利者，因为他如愿地看到德国的统一；他早在1956年就加入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成为统一后的第一个执政党；当年在他手下担任政府副发言人的安格拉·默克尔，现已成为德国总理。
德梅齐埃身上有不少有意思的地方：他是个在图林根州出生的德国人，却有一个法国名字；他原本是科班出身的音乐演奏家，柏林交响乐园的第一提琴手，后来因为从政而身份显赫，如今又摇身变成一个执业律师。
赎买统一:西德发给东德每人百元
佚名 2016-07-27 11:24
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曾受过良好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训练，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并顺应而行。他注意到生活惩罚那些迟到太久的人，正如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所说，历史从不对任何宪法宣誓效忠,这与卡尔•马克思、罗莎•卢森堡以及其他人的经典论述十分契合，他们认为，政治家的作用可能减轻新体制诞生的剧痛，但永远无法逆转历史潮流。
克里姆林宫肯定很早就猜测过，历史正在计划重新统一德国，因为1989年春已经谣传，苏联可能会就此做出让步。美国新闻界拾起这些传言，接着就展开了关于重新统一的广泛讨论，大多数全国性报刊都参与了这一场讨论。当说到戈尔巴乔夫打算恢复斯大林曾在1952年开始过的尝试，并作出关于重新统一的提议时，曾提到过拉姆斯多夫(德国自民党的领导成员)1987年5月的言论。所有这些皆被官方否认，戈尔巴乔夫表示这将属于历史的进程，便抛开了该话题。在欧安会的赫尔辛基大会上，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预言，柏林墙将矗立100年。然而，从上所述可见，尽管共产党领导人否认，但是他们正在做准备，当时间接近时，去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
东欧革命和德国统一完成得难以置信的轻松，个中原因部分缘于根深蒂固的历史宿命论，以及共产党人对革命进程彻底的几乎是虔诚的尊敬。卡达尔、雅鲁泽尔斯基、胡萨克、日夫科夫和昂纳克的政权不流血地垮台，并为民主政府所替代，倘使那些干部们自己未曾受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训练，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当革命大众走上街头，领导者们意识到人民运动是完全反对他们的，逆历史潮流而动便显得毫无意义。在那个“星期一示威”过程中，从未有过的迫切呐喊“我们就是人民”，在莱比锡城上空回荡，震撼了共产党领导阶层乃至其核心。
莱比锡没有发生枪击，因为共产党反对昂纳克似乎准备接受的流血。追随取代昂纳克的埃贡•克伦茨的人们宣称，他们当时是一支温和的力量，俄军指挥官当然拒绝使用武力。在大多数其它东欧国家发生的一切没有区别。谁会相信共产党统治者会如此轻易地放下武器。
虽然，中国和罗马尼亚是普遍模式的重要例外，但是，他们还只是例外。令人奇怪的是，在许多国家革命者和统治者之间，没有发生暴力和残忍的冲突。尊重历史进程的宿命论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源于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坚定信仰，也可能是确保这些革命者没有流血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德国统一政策是这种宿命论的受益者之一。当政策制定者敲响克里姆林宫大门时，他们发现它们已然打开——事实上，比唐宁街10号和爱丽舍宫的大门更为开放。的确，苏联作出让步的程度超过了最乐观的估计，无论是两国政府间解冻的速度，还是达成“2+4”条约的条件。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尽管德国外长曾公开要求成为北约的一个受到限制的成员，苏联竟同意让统一的德国成为北约一个不受限制的成员。
十分明显，苏联愿意作出让步，这就使得德国外交取得了极大成功。然而，在对谢瓦尔德纳泽的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看来，这样的让步应归咎于苏方的无能，如此就显得幼稚了。其实应该是他们对“铁的经济法则”的必然性，作出了相当明智的反应。
论证共产主义宿命论促进了革命，并不意味着这是根本原因。是那些被剥夺了权利和被判贫穷的人民自己，最终将共产主义扫地出门。在民主德国，他们施加压力始于莱比锡的1989年9月4日“星期一示威”，随后迅速扩散到其它许多城市和乡镇。最后，甚至谨慎的柏林人也示威了。开始是成百，然后是数十万，最终是上百万的人，为了他们的权利而示威。一周接着一周，他们平静但坚定地走上街头，他们的口号变得愈来愈迫切、愈来愈自信。一开始，示威者是游街；接着，发展为攻击政府和国家安全部；最后，要求重新统一。“我们就是人民”变成“我们是一个民族”。
东德人民反抗的原因，基于极权统治下的政治压制，加上其体制下的经济落后。当政府放松了传媒政策，当人们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他们的西德亲戚们富裕的生活水平之后，不满情绪剧增。如果共产党政府能够灌输给人们一种克己的、可能使他们抵御物质繁荣诱惑的理想主义，那种由于生活水平差异引起的问题，可能不会那么严重。然而，恰恰相反，它不停地断言共产主义体制在物质商品生产上的最终优越性。东德政府采用极其投机和有问题的资料，表明工人的生活水平在许多方面等同甚至优于西德工人。十分明显的不足之处就是，东德提到的所谓劳动生产力的高增长率。它所宣称的这些，很快掩盖了其不足。（关于这些增长率非常具误导性这一点从未提及，因为产品质量的微小变化被任意转换为过分高估的数量变化。）随着他们的注意力继续指向生活的物质方面，最终甚至最坚定的共产党人，也不会看不到在生活水平方面的的确确存在着巨大差异。1989年，东德的平均实际收入最多是西德的三分之一。
抵消反抗的最后办法，是加强对去其它东欧集团国家旅游的限制。东德政府被迫施加更严格的限制，因为某些这类国家愈来愈被当作通往西方的跳板。在1989年内，数以万计的人以这种方式成功地逃离，甚至在柏林墙推倒之前，东德当局似乎就对这种情况渐渐失控。没有语言障碍意味着，东德人总有着强烈的动机移民去西德。 从1949年东德建立到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兴建期间，总共有270万人移民。在后来的28年间，那道铁幕有效地将移民数量降至60万人。然而，当1989年5月匈牙利在铁幕上打开第一个缺口之后，对偷渡者便失去了控制。铁幕上缺口遍布，人们开始大批离去，甚至比柏林墙建立之前还多。
对那些假扮成旅客并设法取道匈牙利逃往西德的东德人，紧缩签证条件和加强边境控制，收效都甚微。逃亡者的反应是成群涌向联邦德国在布拉格和华沙的大使馆,其数量令当局除了驱散他们外别无选择。东德政府封锁逃亡路线，取得了部分成功，但是该成功引发了“星期一示威”。这些示威迫使政府在1989年11月9日开放通往西德的边境。
决定开放边境大概是希望，允许人们拥有自由旅游的权利会稳定共产党体制。但是，这种希望被证实是错误的。与稳定相反，它导致更大批的人离去。很早以前当蒂伯特(1956)和其他人启发他们说，人们会用他们的脚来投票表决，东德体制中原本就存在的自信心缺失进一步加剧。在边境开放后的几个月，数以千计的东德人跑到西德去了。
来自东德的移民没有给西德造成实际问题。尽管普遍流传着相反的意见，但是，每年他们的数量从未超过来自其它东欧国家的德国人。（见图1.1）自1987年以来，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政策使来自东欧集团国家的移民潮陡增，迫使西德政府建立住房计划和其它服务以照顾到这些人的需求。众所周知，有超过200万的潜在移民正住在苏联。这些人被官方划分为德国人，他们的祖先被斯大林驱逐到西伯利亚，其中部分来自“伏尔加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其余则来自其它苏维埃共和国内德国人的飞地。人们也知道，根据西德移民法，还有成百上千的人可算做德国人，他们正住在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联邦德国当局很清楚地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将苏联移民政策自由化可能导致移民潮，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一点为以下事实所证实，即西德特别强调来自东德的难民潮，以此加速“2+4”谈判。
然而，边境的开放对于东德而言，是一场大灾难。首先，它加剧了经济问题。在公共服务和工业领域内许多关键职位突然变空了，而且短期内没有机会填补这些空缺。其次，共产党国家一下子失去了其起初赖以控制人民的镇压手段。当有麻烦时，东德人民现在可以选择逃往西德。于是，他们对当局的威胁变得具有免疫力，而且他们不再惧怕因反抗所导致的那种结局。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以下一个事实，成百万自己不愿迁往西德的人们利用了新的旅游机会，带着对物质商品增强的欲望返家。 西德政府免费赠送每个人100西德马克，使他们尝到了西德消费社会的甜头，并且亲眼看见他们曾经在电视里看到的西德并非海市蜃楼。那种想分享一个富裕国家赐福的欲望增强了，并且证实与东德持续存在的现实格格不入。
当边境第一次开放时，大多数人都没能预料到未来发展的走向和速度。几乎没有什么人想到重新统一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发生得如此之快。（“统一”一词尚未被使用过。）然而，许多人推测是否（用维利•勃兰特的话）“同根生”可能发展为“共成长”。
当东德的新任总理汉斯•莫德罗在1989年11月13日的政策讲演中，建议在两国之间推行一种“条约共同体”时，就已经向统一迈出了第一步。然而，真正引向重新统一政策的是“十点建议”，这是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在1989年11月28日向吃惊的联邦议院提交的。该计划采纳了莫德罗关于“条约共同体”的建议，但是更为深入，谈到了 “联盟结构”以及在德国的两部分之间建立 “联邦”。尽管用词选择谨慎，“十点建议”被证明是在德国及许多其它国家内广泛讨论重新统一的标志。数月里，这个话题成为政治层面、学术顾问以及媒体的主要讨论内容。第一个采纳“十点建议”的是联邦德国经济部顾问委员会。12月16日，它建议 “在一个共同的政治框架下”统一德国的两部分。
“十点计划”的发表是一个聪明而大胆的政治举动。科尔事先并未与英国和法国政府协商。他是想避免他们影响该计划的内容，并想绕过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各种发言中所预示的拖延战术。科尔的这一举动是聪明的，因为它意味着欧洲联盟最终只能抱怨该计划的形式，而不是其内容。其内容与人们口头上经常支持的德国重新统一思想十分契合，它也与关于德国的各种条约和协议里的声明相契合——例如1952年的德国条约，1954年西方大国考虑德国进入北约时做出的宣告，以及1956年欧洲共同体罗马条约。德国条约还特别包括了把德国的重新统一作为一个政治目标。
在这些情况下，法国和英国不可能不同意德国统一，尽管这与他们真正的心意相违背——尤其是密特朗，他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在极力寻求有效的反统一政策，还拜访了东德领导人和戈尔巴乔夫。在短暂的拖延之后，英国和法国政府同意西德关于开会的建议，在该会中两德和四个占领国（英国、法国、美国和苏联）将谈判废除那些仍然保留的占领法。他们继续支持这个目标，直到它得到1990年9月12日的“2+4”条约的认可为止。
关于统一，美国没有这种保留意见。对德国革命的巨大热情之潮迅速地波及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以下事实，即大约有6000万美国人乃是直接由德国移民繁衍而来的。现在大量德国人正致力于从独裁政权中争取自由的斗争，许多德国血统的美国人又一次高兴地承认了他们的祖先，尽管在此之前他们都对此事选择了保持沉默。学语言的学生成群涌入歌德学院，而且现在经常出现在电视上的德国国旗，又变得十分值得尊重。除了那些纳粹时期的逃亡者对此事可以理解地有所保留以外，有证据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强烈赞成德国统一。美国政府尽其全力依照美国人民的意愿而行，并有力地支持德国的政策。
在发表“十点建议”和达成共同体条约之后，德国事态迅速发展。东德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改革，不顾一切地挽救行将崩溃的国家。现在，允许东德公民拥有私有的生产数据，也允许与西德办合资公司，而且西德银行可以在东德建立分支机构。属于国家的生产资料被移交给新成立的归还信托机构，托管局, 它的正式任务是维持、重组和私有化东德产业。尤其重要的是，决定举行东德历史上的第一次自由的议会选举——随后于1990年3月18日举行。
屈于环境的压力，东德政府尽其所能挽救自己，但是，政府朝改革方向迈出的每一步，仅仅增加了人们的期待，而并没有丝毫地增加政府已然微弱的幸存机会。有一阵子人们似乎满足于被允许观看西德电视，接着他们似乎满意于国内改革，此后他们希望与西德建立邦联。最后，当形势看似接近时，目标转向完全的统一。同样地，人们的同情心迅速地从一个政治集团转向另一个。一开始，效忠的对象是那些参与建立“90同盟”的作家和神学家，旋即转向社会民主党，最终指向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1990年年初，民意测验还显示社民党处于领先，但是在选举中，压倒一切的多数选票跑到了那个劝服人们相信最有可能使经济好转的党派。1990年4月12日，基民盟的东德主席洛塔尔•德梅齐埃组阁了东德第一个自由选举的政府。
社民党的联邦议员英格丽德•马特乌斯•迈尔曾一直要求建立一个货币联盟，并且采用西德马克作为东德官方的交易手段。科尔很快采纳了这一建议，并承诺尽早使之实现，这成了基民盟在选举中获胜的决定性因素。尽管各个议会党团和联邦银行强烈反对，科尔还是成功地履行了他的承诺，于7月2日有效地将“东马克”转换为东德人想要的“西马克”。
货币联盟的条件表述在两德之间所谓的“第一个国家条约”里。该条约亦推行“经济和社会联盟”。东德实行西德的社会保险体系（尽管不是其社会福利的水平）和大多数经济法。允许两德自由贸易，东德的大多数价格还在条约生效前就已放开，并取消了奢侈税和价格补贴。
迈向统一决定性的最后一步是第二个国家条约，即“统一条约”。该条约于8月31日签字，10月3日生效。
最初的想法是，该条约可利用西德基本法第146条所提供的可能性进行草拟，并结合两国机构的积极要素形成一个全新的国家。然而，这种办法可能需要一个复杂的谈判过程和统一之后的一个长期实验阶段，而在此期间多数现存的法律可能会被修改。因时间的压力，预先排除了使用该战略。而是决定利用基本法第23条作为统一的基础。该条款给予东德及其任何地区如下权利，即如果它接受西德制定的条件，有权利以平等的伙伴地位加入西德。以23条方式统一减少了谈判成本，即只要做出过渡性的安排，以使共产国家体制适应西德法律体系。几乎没有什么例外，会不加改变地接受西德现存的法律，而这些目前正在前东德的领土上实行。扩张后的领土叫作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统一之前西德使用的名字一模一样。
统一条约中最重要的转型法是有关国有经济转为私有。德梅齐埃政府曾经赞成给那些被剥夺了财产的所有者予以经济赔偿，因为它想促进新的投资，并为东德人民保留尽可能多的国有企业的价值。然而，受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强烈影响的联邦政府决定要求“实物归还”（即把物质财产还给它原来的主人）。引进自由贸易之后，东德经济崩溃，加之已经有人怀疑德梅齐埃曾与国家安全部合作，这一切降低了东德讨价还价的能力，以致于无法抵抗西德的压力。
只有苏联有足够的讨价还价的威力，以保证它的愿望能够实现。它自愿签订了从属于以下协议的2+4条约，即在1949年东德建立前被它剥夺的财产不再退还原主。于是，实物归还仅仅适用于1949年后被共产党人剥夺的财产。（美国后来成功地推进了一步，认为1933年到1945年期间被纳粹剥夺的财产亦应归还。）
除了关于剥夺财产的让步外，二战的战胜国还要求了一系列更进一步的让步。其中包括负担将被遣返回国的苏联军队的住房经费、限制德国武装部队为37万人，最重要的是，德国最终放弃它在奥得-尼斯河以东的领土。
统一后不久德国正式放弃了它对东部领土的要求，与波兰的边境条约正式完成，并且在《统一条约》中声明德国统一将“在该条约生效之日完成”。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东勃兰登堡和东普鲁士的大部分——尼古劳斯•哥白尼和伊曼纽尔•康德的故乡——不再属于德国法律意义下的德国。事实上，当二战期间及其后不久约1000万至1200万德国人从东部领土被驱逐时，夺回该地区的现实机会就已经消失了。然而，没有和平条约意味着，德国先前不必正式放弃它的领土主张，即使是在勃兰特政府于1972年与波兰签署放弃武力的协议时亦如此。 德国正式放弃东部领土是不得不为统一付出的代价。许多德国人宁愿选择一个真正的战前德国的重新统一；但是，这被证实是不可能的，而且从德国历史看来这也许是一桩好事。
本文作者为格琳德-辛恩，代表作为《冰冷的启动：从国民经济视角看德国统一》，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当年越过柏林墙是因为西德的发100元钱，因为100元就是100元，敌人说民主自由这么清新脱俗，也是哈哈哈。
说到底还是文化的事情，不仅清洗，还把清洗吹的天下无双，不仅搞个100元购物游，还把购物游吹成民主，也是世界洗脑的奇迹！！！
家园 从解放军进入上海市谈谁会憎恨毛时代 昨天谈了解放军进入上海睡大街千古罕有，今天人们不理解。
但是，经历过五子登科的上海大小商人等等一定知道，这群人可以算当年的精英了，也是因为有一些足够的疲惫，想法，导致他们滞留在了上海，不是全部跑台湾或者香港了。
比如借助西方（英美、法国）留住在上海，意图殖民地化。当时，跑香港的也有很多，占据大部分，意图观望，仅仅资金，就和台湾一样多。台湾人数也不算少，但是大部分大商人不喜欢台湾，留在香港的要超过台湾，但是资金量，港台差不多，都是五亿美金。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也是港台发展的基础。
好在在上海剩余的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比较多。留下了一部分投机的商人和不能走的商人，。
除了缓和对西方关系，收买他们也是理由，所以我军睡了大街。
也许他们不喜欢共产党，但是事实他们得面对和感激，就是战后共产党那时对他们很客气，客气不是保留他们的剥削。全部没收，他们也没有啥可说的，吊死人都算正常，指责他们资助国民党就行。
这类人吃过见过，他们会对共产党更不满么，应该不会。
只有一定的阶级恨吧，所谓知道社会的经济规律，身段更灵活一些。
共产党勋贵也不会太不满，因为他们从延安走来，从极其艰苦的生活过来，虽然有小灶，但是也知道好坏，实际上，他们并不太在乎生活水平。这也是建国初领导大多节俭的根源，子弟也不敢说啥。
他们不喜欢的是他们还没有成为世袭勋贵的基础，这个才是问题。
所以真正总是指责文革生活水平的往往是一些背叛了阶级的农家子弟，他们的认为有了和平就会天上掉馅饼。这是非常可笑的，完全忽视客观物质基础！！！
总是不太理解这类先生的思维，他们认为不是共产党，中国能够发展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
除了西方援助，香港台湾大陆资产，在美国的抵押物，等等等，还有啥，勤劳朴实善良能当饭吃的吗？难道抗战民国中国人部勤劳朴实善良吗？
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缅北也没有富裕啊？
总之，抵押物都是大陆的，这些资产作用到港台，自然比大陆全体更有效果。毕竟弹丸之地。
香港的大陆商人最后大多去了美国加拿大，他们伤心难过反共反华不奇怪，一群大陆农民子弟非得反华反共这就是教育和宣传的巨大失败了！！
这是极为极为恶心的事情。就为几口吃的，至于这么眼瞎吗？
家园 就西方吸大麻，解放军入城，赢者通吃谈文革，学习历史，吸取教训 西方吸大麻，要求世界吸大麻，这是道理吗？当然不是，但是西方就要中国也开始吸，现在看得很清楚了，甚至西西河里也有人不仅心动。
这是说明宣传的厉害，我们不想习大麻，也得把宣传做上去。
当年解放军入城，秋毫无犯，似乎今天的人们都已经习惯了，大家对南京路上好八连，都觉得习以为常了，这倒是好事，但是当年的进入上海睡大街的意义，大家也应该从历史中多感触一下。
记得最近是有一些片子，设涉及了这个问题，还描写了宋庆龄，但是这些片子怎么都不如以前的战上海触动人心，我想，这是导演和演员都不那么用心，没有感激的结果吧？
https://v.qq.com/x/page/x0810b50m7k.html
河里有一些先生总是认为天上掉馅饼，一段时间后就应该如何如何，但是从历史上看，解放军是近乎独一无二的，作为一个正常的中国人应该心存感激，真正的感激。
实际上，就在解放前一年，都不是这个情况的，比如，豫东战役，粟裕就设计了邱清泉留驻开封，但是邱清泉贪图欧寿年兵团，没有自己进入开封，留给了孙元良兵团，直接追赶去了我军陈唐兵团。当然了，我陈唐兵团对开封肯定是几乎秋毫无犯，但是孙元良兵团可是展开了，可惜没有影视资料，那么，必然是什么，五子登科啊！！
虽然邱清泉给粟裕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是，好在粟裕搞定了豫东战役，借助的就是这个心理。
潜伏里这段说的很清楚。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5MzA5OTY2MA%3D%3D.html
穆连成当然是个汉奸坏人，但是以为国民党都只是针对坏人汉奸吗？并不是，五子登科岂是那么简单啊，好吧，其实这是中国历史的常态，赢者通吃，这些就是胜利者的。但是我军我党当然是出于收买邀人心，但是作为弱势者，应该有起码的敬畏之心，应该知道真正的感激，这是直到今天大家都应该记住在心里，学习在心里的事情。
作为一部影片应该拍出这种感激，这是中国历史几千年都没有解决的事情，蒋介石在大陆在台湾干的那些事就清晰的体现出了这一点。
所以，多少需要时间，但是也应该记住共产党毛主席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的美好。
所以战上海，解放军入城，没有敲诈那些商人，没有跑掉的那些，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事实上是抗战后，国民党五子登科了，他们也么有说啥！
在今天，大家都知道上海资金丰厚，解放军不好太过分，但是我军夸张一些可不可以有？实际上即便英美，也不好怎么样，因为国民党就是那么做的。
但是我们解放军选择了睡大街。我一边写着，一边真的觉得很感慨，我感觉今天的孩子没几个能够体会这种深意，这是教育和中宣部双重失败的结果。
至少我从这个影片片段没看出太多的感动，只是感觉唠叨。只是这个改变，中国就用了两三千年啊！
那么文革的改变不足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希望我们的宣传能够真正上来，不是靠吹牛皮、厉害国炫耀自己的愚蠢。
我们为什么没有选择赢者通吃，我们资金并不充裕，但是我们有足够的信仰的力量，这使得我们可以自信我们的操作。
这就是文革的宣传模式，拥有巨大的击退西方宣传的力量。
薛菁华的成名作，便是《红色娘子军》，而在其中，薛菁华扮演的吴清华，用自己“倒踢紫金冠”的经典造型，加上她高挑动人的身材，青春的脸颊，以及娴熟的舞技，使得薛菁华在一出场，人们就被这个身穿红衣的高挑女演员所吸引，可以说，一战成名的她，在那之后便有无数的追求者围在她的身边，对于演员明星而言，往往一部剧、一个动作，就是她成功的开始，这是娱乐圈亘古不变的定律。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5217934284959941220
法国版红色娘子军
芭蕾舞三大流派有法国和苏联吧。
家园 主席料到但也无能为力了 政治安排留下的左中右结构也是基于文革的最优解了。他是孤独的，即使是四人帮左派但是在政治人事等各方面素质达不到他的标准，无法成为其帮手，批四人帮也是怒其不争气。但他又要维护国家统一稳定，没有右派也是不行。奈何华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又傻又坏，自甘堕落，彻底右转。
家园 相比稻，毛才是真正的“摸着石头过河” 至少WG就是毛尝试在不发动暴力革命的方式净化执政队伍，是过去五千年都没人尝试过的事，这不是“摸着石头过河”是什么呢？
相比之下，稻就是在硬抄洋大人和二鬼子的答案，而且是光抄答案，连个为什么都不问问。
TMD谁才是“摸着石头过河”？！
看看现在，现在还在护毛的，大概率是真心护毛；而现在护稻的，有几个是真心的？那就看看再过十年二十年，稻被三七开，五五开甚至九一开了，再有几个真心护稻的就知道了。
家园 结果最好了，毛主席不想立接班人，叶剑英故意推动立华国锋 这是一个群体的制造封建遗存模式。
四人帮能力合格，政治差一些，因为不愿意见血，犹豫。也是符合常理。
团结确实是毛主席的核心政治理想，这点也是我党成功的基础。
如果组织存在，那么毛主席成功可能性就更大大，但是，叶剑英群体成功的占领了封建思想意识形态，突破了现代政治规范。
毛主席熟读历史，杀人、军事政变都可以留下人搞，但是，他不愿意。所有的封建资本主义他都不想走，树立了社会主义政治行为规范在中国历史上。
这点毫无疑问。
家园 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候，正确的出路未必总能够得到心悦诚服的响应 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候，看似正确的出路未必总能够得到群众心悦诚服的响应。对于领袖人物而言，他在领导人民“攀登”的时候，必须适合警惕频繁回顾。以使他的追随者们在亦步亦趋的道路上不至于落后太多——领先一两步，他将赢得下属由衷的拥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领先四五步，也许他就将遭受接近半数人民的背叛；领先七八步或以上，在他举头回顾试图做出号召时，会发现没有任何的追随者——在新的幻像中，他只是下属人民的又一个被供奉于神龛的图腾，而失去了所有的效忠。
家园 确切的说不是主席太领先群众 而是说，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长期探索和实践的过程
这是人类从未有过的事业
主席也只是知道走资、走封建的老路是死路，但如何走出条活路不仅人民不清楚，主席也不确切
主席是人，不是神！他也有局限性，他只是不想烈士的血白流，毅然开启了文革这个伟大的实践。
家园 毛主席很确切必须走文革道路，否则 官僚就会堕落了，必然堕落，这是靠吹牛控制不住的。
恢复了传统，就是恢复了传统中官僚捞钱的文化，带来了官僚效率的必然降低和腐朽。
老百姓也不是不知道，只是没勇气对抗。需要被赋予造反的权力。
走封建和资本主义道路对中国太不友好了，因为中国重新成为大国的根基太虚弱了，这不是靠吹大萌满清，能够解决的。
家园 人类的进步是应该及时发现这些进步发展这些进步，而不是 回避，装作无视。
认真分析到底是不是，一旦确认，学习之，使用之，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那不是历史进步，中国是特殊的国家，但是不该走特色。
在上升期，好说好说！但是在下降期，如果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河里有人在说淮海战役，看看美国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