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方都背叛了工农 -- 审度

1978年,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按下鲜红手印，签下“生死契约”,实行包干到户，打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一枪”。

而之后，小岗村的发展似乎不尽人意，坊间都在说，小岗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是“起了个大早，赶个了晚集”“一朝越过温饱线，二十年跨不进富裕门”。就是在这样的发展困境中，沈浩来到了小岗村。

一位讲解员向中国青年网记者介绍，十年前，来小岗村可没这么方便，那时候，从小岗到县里必须要绕行镇上，比现在至少要多走20多公里，现在之所以会这么方便可离不开沈浩。

　　去往小岗村的这条快速通道，可以直通省道307线。这样，进出村就不必绕行镇里了。但是，修这条通道，必须在京沪铁路上建一座高架桥。“为了一个村修公路要让火车停下来，简直不敢想象。”为了这件事，不知道沈浩跑了多少次北京、上海、合肥等地，跟铁路等交通部门协商了多少次。终于，小村官让大铁路“破例”了一次，在高架桥合龙的时候，这一段铁路专门为此停运了40分钟。2008年6月底，小岗村快速通道正式通车。

沈浩在小岗村一干就是六年。据了解，在安徽全省12000个选派干部中，他是唯一连干两任的。他也是村民通过按红手印请求上级留下来的村干部。

　　村民按手印“扣”下来的村干部，感动了整个中国！

　　在沈浩第一个任期将满时，小岗村党员、干部、群众写了联名申请书，为了挽留沈浩，他们第一次按下红手印。

村官做的好不好，老百姓最有发言权。小岗村村民在申请书上罗列了沈浩来到小岗村所做十大实事。用当地百姓的话说还有“大量的实事工作不胜枚举”。中国青年网记者宋莉摄

　　2009年9月22日，沈浩在小岗村的第二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186户村民在挽留沈浩的请求书上再次按下红手印，并于9月24日递交给安徽省委组织部和省财政厅。这是小岗村民为挽留沈浩第二次按手印，也是小岗村历史上村民们第三次按手印。

2009年11月6日，沈浩因积劳成疾，猝逝在工作一线，年仅45岁。为了让世世代代小岗人缅怀他们的“当家人”，为了让沈浩亲眼见证小岗村的变迁，11月7日，村民们又以按手印的方式，请求让沈浩长眠在他热爱的这片土地上。

中国网事：小岗村的四次红手印

新华网

2018-04-25 13:17

新华社合肥４月２５日电（记者王圣志　刘美子　水金辰）红手印，这一中国农民质朴而坚决的表达，曾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４０年前，安徽凤阳小岗村村民为了治穷，第一次摁下“包产到户”的生死契约，而后又为挽留一位改革路上的带头人三次摁下红手印，让这片厚重的土地迸发出一个时代的传奇。

第一次红手印：一夜跨过温饱线

１９７８年一个冬夜，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一间低矮破旧的茅草屋里，１８个衣衫褴褛的村民就着昏黄的油灯，酝酿着一件“可能会坐牢”的“惊天大事”。

４０年前，小岗村是以“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而闻名的三靠村。经常闹饥荒，农民大多外出乞讨。

“一家妻儿老小，几天不烧锅。我父亲饿得下不来床，就想吃一口芋头干，但我弄不来。”“大包干”另一位带头人严宏昌噙着泪回忆道。

为了活命，１８个村民摁下红手印，共同起誓，瞒上不瞒下，瞒外不瞒内，把田地分到各家，搞起了包产到户。

“哪怕坐牢，如果能亲眼看到他们吃上一顿饱饭，我认了。”“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俊昌说。

红手印一摁，土地就被寄予了最大的期许，这极大地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小块因“分地”而丰收的田地悄悄地出现在荒凉的大地上。

没有不透风的墙，１９７９年４月的一天，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到小岗村所在的梨园公社检查时，发现了这个“惊天秘密”。

“陈庭元看见年轻的两口子在地里干活，问怎么就你们俩干活呢，看样子你们是分到户干的吧，两人没说话，陈庭元也就心知肚明了。”凤阳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怀仁说。

是立即扼杀还是等等再看，省市县各级政府选择了后者。１９８０年春节刚过，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来到小岗。在严宏昌家，万里和他谈了将近四个小时。

“一开始他就问‘我能随便看吗’，我说能。他先不表态，不说好也不说坏。我心里是不安定的，他要说一声不对，那我马上就要进监狱。但是他看完第一句话是‘我早就想这么干了，就是没有人敢，你干对了’。”严宏昌说。

１８枚红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１９８０年５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公开肯定了“大包干”。１９８２年，中央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粮食总产量１３．３万斤，相当于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７０年粮食产量的总和；人均收入４００元，是上年２２元的１８倍。２０多年吃救济粮的历史就此结束。

２０多年后，小岗人再按红手印，这次是为了挽留一位改革路上的带头人。

严德友，严俊昌之子，小岗村发展现代农业带头人。在沈浩的帮助下，他流转了１００多亩土地进行了葡萄种植，每亩收益是种粮的１０倍。严家父子俩逢人就讲：“现代农业是小岗人的救星！”

寒来暑往，又是三年，小岗人满怀着对富裕的渴望和对深化改革的期盼，再次按下了挽留沈浩的红手印。“红手印不是随便按的，只有老百姓认可了，才能按下这红手印。”“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说。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沈浩累倒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小岗人第三次为沈浩按下红手印，让他长眠于此。

1955年成立互助组时，因地处岗地，起名“小岗互助组”，小岗由此得名。

小岗有20户人家，共115人，耕地1100亩，但适种面积只有300亩。

那时，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大家生产积极性很低，社员普遍消极怠工。”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介绍，自1957年开始，全村年年吃国家供应粮，很多时候一年要吃11个月。

就在那晚，他们连夜将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搞起了“大包干”。严宏昌一家分得近30亩地，没有人再偷懒，一家老小没日没夜地在田地里干活。1979年春节前，分到田地的小岗人想的不是怎么过年，而是扛起锄头、挑着牛粪，争着比着往自家的田里跑。第二年秋收后，严宏昌家里稻谷、花生、红薯堆得到处都是。小岗村里没人羡慕他，因为家家都丰收了。

这是在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中至今仍然有据可查的史实：在很长时期内，这个贫瘠村庄一直饱受饥荒之苦。但到了1979年，如同释放了魔力，小岗村的粮食产量由之前的每年的3万斤左右一下子增加到13.29万斤，相当于“文革”期间年均产量的4倍。

分田单干在当时并不符合政策，严宏昌明白，这件事弄不好就得坐牢。小岗人咬紧牙关死守着秘密，却不知这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干活劲头泄露了“天机”。很快小岗分田到户单干的消息不胫而走。公社、县里的调查一个接着一个，要求他们必须重新合到一起。可小岗人铁了心要单干，哪怕不给贷款、不给农资和种子也不屈服。此后，不断传来反对“大包干”的声音。包产到户有着极大的争议，国家会怎么看、怎么办？严宏昌他们内心很忐忑。

在如今已年近七旬的严宏昌看来，小岗改革的火种得以幸存，得益于当时安徽省委的支持，特别是随后党中央的肯定。他回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专门来到小岗村考察，看见家家粮满囤，户户谷满仓，很是高兴。在严宏昌家开的座谈会上，万里对村民们说：“大包干只要能增产，不仅今年干，明年还要干，允许你们试5年。”4个小时的座谈让干部群众吃下了定心丸。“要吃米，找万里”，这句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大地上广为流传的话，与万里对小岗分田到户的支持密不可分。

（采访组成员 乔金亮 白海星 文 晶 执笔 乔金亮）

https://www.czswxcb.gov.cn/content-7-6541-1.shtml

最初，小岗只有24户人家，与大严、小严3个自然村合成“大严村”。1955年成立互助组时，因地处岗地，故起名小岗互助组。

此前，尽管公社遵照省委制定的“六条”，已经按小岗人住家的情况划成了东西两个作业组，严宏昌却认为这还是在吃“大锅饭”。因为一个作业组，仍有10户，五六十口人，仍然是“你来我也来，上工带打牌；你走我也走，工分七八九”，这哪叫干活？哪能收个好庄稼？在他承包的那些建筑工地上，人人都有明确的包工包量，各人的熟练程度不一样，技术水平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样，薪水就会差上个两三倍，那才能调动起大家想多干活，想方设法去钻研技术的积极性。

这天严宏昌找到严立学，要他给公社写份报告，请求把作业组进一步划小，将小岗生产队剖成4个作业组。张明楼看了报告，不猜也知道，这是严宏昌的主意。考虑到这样划小可能会对生产有好处，于是就破例同意了。

可是，分成了4个作业组之后，没出几天，各组内部就闹起了矛盾。

按说，总共只有20户人家的小岗村，谁家的鸡狗叫，一村人都可以听到，彼此间不是沾亲，也会带故，有什么好闹的？严宏昌调查后发现，现在的作业组划小了，每个社员在出勤、记工上谁吃了亏，谁占到便宜，就看得更清楚，各家各户之间的利益冲突自然就更直接、更激烈了。

“再划小！”严宏昌果断地作出了决定：“问题不是出在一家两家，这就非解决不可了！”

但是这次严宏昌没再要严立学向公社写报告，明摆着的事，写上去也不会有人敢批的。可现实的具体问题又必须由他来解决，于是他瞒着公社偷偷地就把全队由4个组划成了8个组。

划成了8个组，大家才发现，这些作业组就成了“父子组”、“兄弟组”或是“邻居组”。大家都认为这是“被窝里划拳——没掺外手”，不可能再发生什么问题了。

可是，首先感到仍然有问题的，就是严宏昌。

严宏昌和严付昌划在一组，严付昌是他亲弟弟，两家一向和和气气，从未红过脸。但两家人现在划成一个作业组，在如何出勤、如何记工的问题上，弟弟严付昌和他的看法就产生了分歧。因为他家是2个劳动力，6口人，弟弟严付昌家有4个劳动力，8口人，如果按照生产队原先记工的办法，分配时实行“劳三人七”，即工分占三成、人口占七成，严付昌家的劳动力多，分配上就吃了亏，严付昌就提出要凭工分不按人口搞分配，这样一来，严宏昌一家人又接受不了。再说严宏昌毕竟当了队长，队上的事就不能不问，弟弟又是个急性子，看到农活缠手，进度太慢，便发了脾气，吵着要分开。

（网络插图，与内容无关）

这事，严宏昌本来是应该想得到的。在外承包工程，为确保工程的工期和质量他也是六亲不认，不会去照顾亲朋好友的。现在弟弟提出要求和他分开干，尽管感情上受不了，可他知道弟弟的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并且是合情合理的。

同样没有想到的是，这时严俊昌和严美昌兄弟俩竟也闹了起来，而且闹得不可开交。严美昌是个直性子，又是个勤快人，每天天刚亮他就把全家人喊起来，早早地就下地干活了，干完一茬活才回家吃早饭。哥哥严俊昌夫妻俩却带着8个孩子，孩子一多，事情就多，每天就不能和严美昌一家人一齐下地。严美昌这天终于沉不住气，冲着严俊昌嚷起来，坚决要分开，不愿再捆在一起了。严俊昌也很生气，但想想却又不占理。

严宏昌和严俊昌二人是亲叔伯兄弟，平日无话不谈，于是严俊昌就把自己的苦恼跟严宏昌说了。严宏昌一听，心里咯噔一跳。

他这才发现，组划小了，各自对自己的利益看得更直接；这样划分，依然存在着平均主义的问题，只是“大呼隆”变成了“小呼隆”；“大锅饭”变成了“二锅饭”。

这天晚上，摸着黑，严宏昌登门去请教关庭珠。他说：“大爷，我年轻，对庄稼活不在行，你看这队里的生产怎么弄才好呢？”

关庭珠沉吟了好一会，望着他不说话。

“大爷，你尽管说。”严宏昌看出老人似有什么顾虑。

关庭珠说：“这话我说出来很容易。其实这事也不在你会不会干，是敢不敢干。”

严宏昌越听，越发急，就说：“大爷，只要大家能度过春荒，不饿肚子，杀头我也认！”

关庭珠说：“这事闹不好还真是‘杀头’的事。办法有一个，三个字：责任田！”

严宏昌眼睛一亮，他知道关庭珠说的是20世纪60年代包产到户的事。

闹饥荒那年，他已12岁，正在读小学六年级，小岗人搞起了“责任田”，后来强行收回了，没等小麦完全成熟，小岗人就连夜开镰收割；种的豆子还没结荚呢，也只好摘回家当蔬菜吃。那一年的损失虽然很大，但谁都看得出，“责任田”里长出的庄稼就是不一样，一亩胜过以往几亩的产量！

严宏昌想到这，禁不住脱口问道：“大爷，你是说包产到户的‘救命田’吧？”

关庭珠说：“正是。要想让大家不吵不闹，把田当田种，把庄稼当庄稼侍弄，只有一家一户地干。它是‘救命田’，也能要你的命，上边不支持弄不好班房有你蹲的。”

严宏昌在外闯荡多年，对国家大政方针上的一些变化，平日他还是十分留意的，他知道，现在不再兴“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了，上上下下都在拨乱反正，强调实践的重要，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已经证明“责任田”就是好，那就应该允许干。当然他知道这事不会很简单，但只要对小岗人有好处，他是不怕有风险的。

接着他找到严俊昌，谈了自己的想法。严俊昌一听，忙劝：“这事要慎重。美昌闹着要跟我家分开干，再闹也是兄弟俩的事；一个生产队把田全分了，这事就大了。”

“既是好办法，为什么不可以试试？”严宏昌极力说服严俊昌。

当时严学昌与严宏昌还是门挨门的近邻，严宏昌就把他的这种想法，也说给了严学昌听。严学昌倒是十分支持，只是说：“真干，查到了不得了。”

严宏昌说：“咱先瞒着，等到干出成绩了，再向公社汇报。”

“怎么进行呢？”严学昌见严宏昌下了决心，也来了劲。

严宏昌说：“一个串联一个，单线联系，先把工作做在前头。”

说得严学昌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就像搞地下党似的。”

严宏昌最后又去找严立学。生产队的领导班子只有三个人，现在严立学的态度便显得至关重要了。不曾想，严立学竟是非常地坚决，他说：“这事你尽管操办。”

这以后，严宏昌还找了严家芝，这是他十分敬重的一位老前辈。严家芝一听要搞过去搞过的那样的“责任田”，顿时喜笑颜开，并且表现积极，主动提出去串串其他的几家，帮助他做做这方面的工作。

严宏昌的信心更大了。这时他想到了严国品。虽说严国品现如今已升任大队会计，每天要去严岗上班，可他的家仍在小岗，小岗生产队真要搞起分田到户，瞒他是瞒不过去的。这事不仅应该让他知道，还必须争取他的支持。

这样，严宏昌又去找了一趟严国品。

几家跑下来之后，严宏昌心里终于有了数。

到了这时候，严宏昌觉得该召开队委会了。他约了严俊昌和严立学，他对严俊昌开门见山地说：“小哥，你和立学要是没意见，咱就开个社员会，大家如果都同意了，干脆就趁着冬闲把田分到各家各户吧。”

严立学马上接话：“我完全同意！”

这次严俊昌没再犹豫，表了态：“我没意见。”

谁知，就在召开社员会之前，严国昌和关友德二人已经去江南要饭了。不过，严国昌是严立坤的父亲，而关庭珠又是关友德的叔父，严宏昌就请在家的严立坤和关庭珠分别代表一下，这样小岗生产队20户人家就一户不拉地全有人到会了。

1978年11月24日，晚饭过后，在没有电灯更没有路灯的小岗村，已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这会儿，要是在城里，也许正是热闹的光景，但此时的小岗村却已寂然无声，很多社员早早就钻进了被窝。

随着一阵此起彼伏的狗吠声响起，就只见小岗生产队的十八条汉子先后出了门。他们迎着打村后刮过来的凛冽的西北风，一个个袖着双手，缩着脑袋，陆陆续续向严立华家摸去。

不一会儿工夫，严立华家冰冷破败的茅草屋里就聚满了人气，散发出劣质烟草呛人的焦煳味。大家彼此寒暄着。摇曳不定的煤油灯的光亮把蹲在地上或坐在床上的一堆人影，夸张地映照在凸凹不平的土墙上。

（王少伦油画作品——包产到户）

严宏昌见人到齐了，大伙的情绪也很高，就有些激动地说：“今天把各位找来开个会，看看搞好明春队里的生产，都有些什么好办法？”

会的宗旨，其实大家早已心知肚明，所以严宏昌开场白的话音落后，好一阵鸦雀无声。

打破沉寂的，是严家芝老人。他见大家不言语，就有点发急，快人快语说道：“啥好办法？要想叫大家不吵不闹，都有碗饱饭吃，只有分开一家一户地干！”

严家芝将这层窗户纸一捅破，小小的茅屋里，顿时变得热闹起来。

一个说：“刚解放时，大伙都是单干，那时的人与人和和气气，家家户户存有余粮。分田到户肯定比捆在一起、混在一堆强！”

一个说：“分开单干，再干不好就谁都不能再怨，只能怪自己不正干！”

这时，就只见大高个、大脑壳，年龄在这里也算是最大，平日又最爱开玩笑的关庭珠，亮开了嗓门说：“要搞过去那样的‘责任田’，我保证就凭锹挖钩刨，收的粮食也吃不了。可这千将有头，万将有尾，问题是，谁又敢带这个头呢？”

关庭珠分明是在帮严宏昌叫阵了。

不出关庭珠所料，紧接着，大家便七嘴八舌地喊起来了：“哪个敢带头，咱们就干！”

严宏昌在大伙的期待中往起一站，说道：“这两天，我一直在想，大伙绑在队里队长动脑筋，分到组里组长动脑筋，分田到户就会人人动脑筋。只要大家保证做到两点，我就敢带这个头。第一，小岗人过去年年都吃国家的救济，从明年夏秋两季开始，打得头场粮食，要先尽着国家公粮和集体提留交齐，谁也不能装孬种；第二，我们是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这事先干不说，至少不准对上级和外面任何人讲，谁讲，谁就是与全队人为敌。如果答应下这两条，我就敢干，我就敢捅破这个天！”

接着，他将自己寻思了多日的一个想法，说了出来。他说：“老辈人过去搞过‘包产到户’，田分到各家各户之后，打下的粮食和油料作物还得统一交到生产队，由队里再统一上缴国家的征购任务，统一扣除集体的提留，一切还要由生产队统一结算，算出各家各户的工分后，再统一地分配。这等于‘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这次咱要干，就干脆一步到台口：包干到户！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给集体的给集体，剩下都是自己的。土地和耕牛全分到户，不再由队里统一安排、统一分配，这样也可以防止我们队干部贪污挪用、多吃多占。”

在场的谁也不想做孬种，马上抢着说：“就这么干！真犯了事，把你逮了去，还有我们这么多人呢，咱排着队给你去送饭！”

曾因日子过得好了一点就被批判成“资产阶级暴发户”的严金昌，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他说：“分开干，吃饱饭，就是杀了头，也能当一回饱死鬼！”

关庭珠亮着大嗓门，接过话，说道：“我看再加上一条，今后队长因为让我们包干到户坐了班房，他家的农活就由我们全队包下来，小孩也由全队养活到十八岁！”

一个个村民激动地跳起来，赌咒发誓：“保证不外讲，谁讲谁不是娘养的！”接着纷纷表态：“宏昌一人有难，全队人都得往前站，大家承担！”

最后严学昌提议道：“空口无凭，我看咱们还是立个‘军令状’！”

“对！”

“留个字据！”

“写上几条，大家都捺上手印！”

严宏昌被眼前这种肝胆相照、热血沸腾的场景深深打动。他取下兜里的新农村牌水笔，把一包淮北牌的香烟倒出，准备就着烟纸写下契约，却被严立学劝止。严立学觉得香烟纸太小，再说在烟纸上写这样重要的东西，既不严肃也不正规。严立付一听，觉得有道理，忙说：“我家有纸”，说着，就出了门。他家就住在严立华的隔壁，他原就是生产队的记工员，儿子又在小溪河中学念书，几张纸还是找得到的。很快，他就拿来了两张十六开的白纸。

严宏昌取过纸，几乎没有多想，更没考虑文字的修饰，他只是想把自己说的和大家说的意思归纳起来。于是写道：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缴和公粮，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

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写好后，严宏昌在牵头人的落款处，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觉得，“肉吃千口，罪落一人”，自己责无旁贷地需要承担起这份风险。

在写到大家的名字时，本来，应该把严俊昌和严立学两位队干部的名字先排上，可他提笔却把关庭珠写在了第一排的第一个位置。他当时只想到关庭珠老人对这事最支持。接下去，就想到关友德和严国昌两人还在外地要饭，没有到会，今天虽然缺席，却应该有人代表他们捺手印，这么想着，就把关友德排在了第二位。

就这样严宏昌想到一个，写上一个，顺手写下去，最后把小岗生产队20户人家的代表悉数写出：

严宏昌

关庭珠、关友德、严立付、严立华、严国昌、

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关友章、严学昌、

韩国云、关友江、严立学、严俊昌、严宏昌、

严美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申。

名单写齐后，严立学也把红印泥找来了，大家一窝蜂地围上去，一个接着一个地在自己的名字上捺上血红的手印。缺席的一老一少，也分别由关庭珠和严立坤代补了手印。

严宏昌最后落上日期，写出的是1978年12月。

当时没人发现这个日期有什么不对。小岗人平日用的多是农历，农历和阳历有时会差上一两个月；严宏昌这天想写的是阳历，他也只是毛估带猜。

两天后，他到小溪河集上买墨水精，看到供销社门市部的挂历，一测算，才搞清楚，“秘密会议”的日子应该是阳历11月24日，星期五；农历为戊午年，十月二十四日，“小雪”的第二天，已经是“立冬”后的第十六天了。